地方跨文化傳播探究論文

導語：地方跨文化傳播探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論文摘要：在評述跨文化傳播的典型研究視角的基礎上，提出從地方性知識的視角研究跨文化傳播的新思路。文章主要對地方性知識視角的分析功能、分析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進行了探索式的闡述，認為借助地方性知識的視角能夠彌補跨文化傳播中研究視角不足，為跨文化傳播研究帶來新的內容和特征。此外，還對地方性知識視角的研究局限和必須注意的問題做了簡要的分析。

論文關鍵詞：地方性知識；跨文化傳播；視角

人類對跨文化傳播活動的關注與思考由來已久。歷史上，人們很早就對跨文化傳播研究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大都是從跨文化傳播研究中起步的。跨文化傳播本身研究的是文化與傳播的關系，因研究對象的不同形成了兩個分支：其一，強調文化對國際傳播的影響；其二，強調傳播對文化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在介紹、研究跨文化傳播方面有分量的著述卻非常稀少，國內的跨文化研究大多屬于新聞傳播領域和外語領域，缺乏批判精神和形而上學的哲學關懷，從哲學和文化視域對其進行系統的有創新性的研究依然是一個有待開拓的學術疆域。北京大學關世杰教授在考察了近十年來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后指出，“閱讀一些中外相關著述，提出某個觀點或理論+一些論據+結論”是中國學者研究跨文化傳播常用路徑，“因而，著述中通論式的多，專論式的少，寬泛的多，深入的少。這與筆者的看法不謀而合，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中創新性視角的缺乏，的確是導致此領域研究薄弱的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因此要提升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水平，有必要探索一條適合跨文化傳播研究的視角。

1典型研究視角的局限性

我們知道，跨文化傳播是一種伴隨著人類發展的歷史文化現象，是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更是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各種文化正是由于吸收不同文化的有益因素，使自己不斷得到更新、豐富和發展的。跨文化傳播研究所尋求的是在“互相參照”的過程中認識文化的特性，使各種文化都能通過對話而獲得思想新資源。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互相參照”的主體是民族和國家。跟人類所有的傳播現象一樣，跨文化傳播離不開“國家、民族”和“市場”的雙重介入，國家之問、民族之間、階級之問乃至性別之間形成的權力關系影響甚至操縱著跨文化傳播，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不同文化問的交流和沖突更加嚴重。強勢文化在全球的擴張必然帶來一些弱勢文化的萎縮，文化霸權正在威脅著世界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全球化促進了文化的交流，也導致單向的不平等的文化傳播。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必須從根本上反思這種權力關系及其影響。

在反思跨文化傳播的各種權力關系中，“后殖民主義”是學者們經常使用的典型研究視角。的確，后殖民主義的理論體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學者對于資本主義文化的反省和批判，更揭示了人們對于冷戰結束后資本主義發展特征的思考與認識。這一理論引入我國后，給我們提供了研究跨文化傳播的廣闊視野，同時也為探討不平等的跨文化傳播提供了一個較為適宜的角度。目前，我國學者在研究中西跨文化傳播時也以它為理論向導，在對西方傳媒與西方輿論的認識和評判中，時時顯露這一理論思維方式的運用。然而，毋庸置疑，后殖民主義視角在跨文化傳播研究中的應用也存在著某些局限性。后殖民主義是在綜合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基礎上對國際文化傳播中的不平衡現象的表述，對此，我國學者始終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場，反對西方國家的文化傳播霸權，保護民族文化的。同時，“后殖民主義”表述對中國人來說還包括了許多民族情緒：它包含百年屈辱留給中國人的對西方文化的敵對、仇視和恐怖的情感；它是“帝國主義”印刻在中國內心深處的心理陰影；它是一種民族主義而非殖民化的文化抵抗；它還帶有自卑情緒的文化保守主義。如果將后殖民主義的研究視角泛化于跨文化傳播研究中，難免會導致研究者在審視西方文化和本民族文化以及雙向的交流傳播時欠缺理性思考。另外，“后殖民主義”的理論也僅僅適用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文化傳播，而涉及發達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文化傳播時則變得無力。因此，在全球文化風暴刮起時，“后殖民主義”只能作為一種堅定的文化立場，不能作為對跨文化傳播的認識模式或普遍化的研究視角。

考察跨文化傳播應具有世界眼光。無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化傳播領域存在多少種理論、分歧與辯論，有一點是非常肯定的，即世界上的各種文化構成了一種復雜、重疊和離散的秩序，這種秩序使得研究者不能簡單地套用以往“中心——邊緣”模式認識世界各種文化現象，而應該用綜合與發展的眼光去探討，平等地看待世界上的各種文化，只有這樣，才能抓住跨文化傳播的精髓所在。無論是從實踐還是理論，跨文化傳播在21世紀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多種文化互學、互動、互滲、互補的時代、各種文化在沖突與融合中共同進步的時代、人類新文化交匯與整合的時代。跨文化傳播的這種變化也促使我們必須尋求一種適合這一變化的跨文化傳播研究視角。而近幾年來社會科學中地方性知識研究，順應世界這種變化，顛覆了我們以往對知識、文化的傳統看法，盡管這一成果主要分布在人類學和哲學領域，但是無疑打開了我們研究跨文化傳播的視角。下面筆者將從地方性知識視角的分析功能、分析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展開探索式的闡述。

2地方性知識視角及其對跨文化傳播的分析功能

地方性知識這一概念的提出與21世紀跨文化傳播有相通之處，這些相通之處到底表現在哪里?要解開這個問題，讓我們首先回歸到地方性知識提出的背景與含義當中。地方性知識的提出有著深刻的學術和文化背景。根據學者葉舒憲的概括，在人類學理論的發展史上，一直存在著所謂“普遍主義和歷史特殊主義之間的方法之爭”。普遍主義者相信能在研究中發現或者尋找人類文化的共同結構或者普遍規律；而歷史特殊主義者則強調各種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差異性，主張通過具體的田野調查和個案研究，揭示和解釋不同的文化現象。他們不再追求普遍性的解釋和說明，而只進行特殊性解釋、經驗性解釋。特別在20世紀60年代，人類學領域興起了更為尊重地方性知識和文化的象征人類學和闡釋人類學，以回應隨結構主義興起的不見人、不見特殊文化的獨有精神品性的普遍主義。

如果說結構主義背景下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之爭是地方性知識出現的學術背景的話，那么全球現代化的過程和思潮則是地方性知識產生的文化背景。全球化和現代化成為時代潮流，蕩滌著一切地方性、民族性，使得文化變得愈來愈趨同。這種全球化和現代化也提供了一種統一的所謂“現代性”的敘事框架。因而，現代性也是自然而然地成為敵視地方性的一種歷史發展進程和思潮的特性。在這種強大的思潮發展的同時以及發展之后，許多有見識的西方學者看到了現代性的問題和弊病，他們開始在自己的關于其他民族知識的研究中逐漸認識到其他民族知識的重要性和認識文化多樣性的意義。“地方性知識”的觀點就是在這樣的針對現代性的文化背景下涌現出來的另類文化。

根據清華大學吳彤教授的歸納，以吉爾茲為代表的人類學觀點來看，地方性知識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地方性知識總是與西方知識形成對照，知識的兩極是西方以外的知識與西方知識，也就是知識的一端是西方知識，另一段則是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性知識。二是地方性知識指代與現代性知識相對照的非現代知識，此處所指的地方性知識有兩個緯度：當代可能不總起作用的知識和在當地起作用的知識。三是地方性知識一定是與當地知識掌握者密切關聯的知識，是不可脫離who，where和context的知識。

由此看來，跨文化傳播與地方性知識有相通之處，首先，地方性知識的提出否定了西方應當主導世界文化格局的觀念，認為西方以外的地方性知識同樣是構成世界文化格局的組成部分。其次，既然知識的本性是地方性的，那么全球范圍內的各種文化就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在跨文化傳播中要持有公正的態度，尊重西方國家之外的其他地區的文化。再次，在跨文化傳播當中我們應當注重地方性知識生成的語境。

那么地方性知識的提出是不是否定了當代文化帝國主義的存在呢?對此的回答是否定的。按照人類學的觀點，地方性知識的普遍化是導致文化帝國主義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來，文化對話的各方所提供的知識，最初都是地方性知識，當一方在對話時將自己的知識普遍化時，造成了對話各方文化的緊張。尤其當地方性知識的普遍化是伴隨著全球化而來，勢必會產生文化相遇時某種地方性知識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先在性的問題，導致了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強弱之分。某些地方性知識由于處于保守的境況中，在空間和時間上都處于守勢狀態，最終被強勢文化所占據。我們從世界歷史的發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從空間關系來看，現代之為現代，是一個“發現”現代或“制造”現代的文化體系提供特定意義上的“現代”的人類活動時段。西方文化之所以就此具有某種強勢支配的理由，是因為西方文化凸顯出“現代”特質。地方性知識的普遍化導致了所謂的“全球性知識”，使得某些在其存在的地域起作用的知識演變為一種同情性的全球性知識。按照學者任劍濤的解釋，這種同情性的全球性知識，一方面被初具典范性的全球性知識所掩蓋；另一方面，成為絕對邊緣化的地方性知識體系，即在文明文化的對話過程中僅僅被列為人類學的對象的古典地方性文明文化體系。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性知識這一概念的提出，重在說明知識的產生、形成、傳遞，以及辯護的情境均離不開具體的地方性情境。在以往的跨文化傳播的研究中，忽視了文化傳播的參與性、機會性特征，甚至根本就沒有考慮文化也具有具體性、情境性的本性。事實上，只要我們把地方性情境考慮到文化傳播中去，就會發現，文化傳播的內容正是這樣的地方性知識。

眾所周知，歌劇和話劇《白毛女》在我國的解放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當被俘的國民黨士兵看了該劇之后，他們的思想很快地發生了根本轉變，他們積極地加入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行列，掉轉槍口對準國民黨軍隊，教育的效果相當好。但是，電影《白毛女》給抗美援朝中被俘虜的美國士兵看了，士兵們卻說，楊白勞欠債還錢合情合理，欠債自殺不值得同情，根本產生不了在國內的那種效果。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中的“三仙姑”是最不受中國讀者喜歡的角色，但在美國讀者中卻是最受歡迎的人物。有的對外宣傳品“講我們的下鄉知識青年如何艱苦創業，人在水田里拉犁。這在我們看來是艱苦奮斗，但拿到外國去看，就會覺得知識青年、知識分子在中國就是不值錢，太可怕了”。如果考慮到地方性知識的情境性，就不難理解上述傳播現象。

3地方性知識視角的分析思路：以晚清譯書業為對象

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興起于英美的象征人類學與闡釋學，強調社會科學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達到普遍化的結論，而應去發現個人和族群的獨有精神品性。如象征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側重于從儀式的象征解釋中去把握特定社會秩序的再生產，闡釋人類學的代表人物吉爾茲則將文化視為一張由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越來越多的人類學者借助于對文化他者的認識反過來觀照西方自己的文化和社會，終于意識到過去被奉為圭臬的西方知識系統原來也是人為“建構”出來的，從價值上看與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識”相同，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只不過被傳統認可(誤認)成了惟一標準的和普遍性的。用吉爾茲的話說，知識形態從一元化走向多元化，是人類學給現代社會科學帶來的進步。雖然“一般性理論”仍在我們中有其信眾，但其實質已逐漸空，這種企望已漸被視為虛妄。

用地方性知識的視角探討中國近代歷史，得益于美國學者柯文提倡的中國中心論。長期以來，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皆不能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模式。在美國，戰后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主流受到費正清等人的影響，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在西方沖擊到來之前已經停滯。只是在近代西方的沖擊下才發生“千古變局”，轉向以西方普世的價值觀為取向的現代化之路。美國學者柯文總結道：西方中心觀在研究中表現出三種思路：一是“沖擊一反映模式”；二是“傳統一近代模式”，認為西方是萬世師表，包括中國在內的后現代國家只能以西方現代化的價值為終極目標；三是帝國主義模式，認為資本主義的擴張和侵略是中國近代以來長時間社會崩潰、民族災難、社會停滯發展的禍根。在批判上述三種模式后，他提出了“中國中心觀”的觀點，具體方法原則是：“(1)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并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中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2)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開區域性與地方歷史的研究；(3)把中國社會再按‘縱向’分解為若干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歷史(包括民間與非民間的歷史)的撰寫；(4)熱忱歡迎歷史學以外諸學科(主要是社會科學，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論、方法與技巧，并力求把它們和歷史分析結合起來。”瑚這種內部取向(internalapproach)的研究方法考慮到了中國復雜的歷史環境，在這種環境里，從中國社會內部結構產生的各種巨大的勢力不斷發生作用，不斷為自己開辟前進的道路，盡管外來影響在不斷加強。正如柯文所言：“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尋求中國史自身的‘劇情主線(storyline)’，他們奇妙地發現確實存在著這條主線，而且在1800或1840年，這條主線完全沒有中斷，也沒有被西方搶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貫穿19乃至20世紀的一條最重要的中心線索。”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學者陸續將地方性知識觀念運用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有：《經學、政治何宗族——中國帝國萬親常州今文學派研究》(艾爾曼)、《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州文化”觀的形成》(程美寶)、《儒學的地域化的近代形態》(楊念群)。

以地方性知識分析中國的近代史，是否意味著這樣的分析視角可用于晚清譯書業的分析當中呢?我們知道，跨文化傳播是主體之間的精神交流和信息交流，它的載體是符號，符號構成了文化傳播的文本、信息和話語。就符號的形式而言，有學者將符號的意指形式分為三類：聲音形式、形象形式、文字形式。在跨文化傳播中，第一、三種形式可體現為同聲傳譯和文字的翻譯。l8跨文化傳播倚重的翻譯是語言與語言的溝通中介，是文化傳播的活性轉換器，翻譯的重要性體現在二度編碼上。以地方性知識角度考察這晚清譯書業這一特殊的跨文化傳播形式——筆者稱之為跨語際傳播，對其含義的把握應根據與近代翻譯史相關的地方性知識要素。

晚清譯書業關涉中西地方性知識，它是一種由壓抑了并貫穿于東西地方性知識間的不對稱的權力關系而產生出來的跨語際傳播。探討晚清譯書業的發生、發展就是要探討文本、詞語、不對稱的權力關系如何在中國地方性知識和話語情境中被移植、再現并取得合法性權威地位的歷史。晚清之時，中西方原本隔絕的地方性知識在近代中國相遇，猛然問在中國地方性知識的面前出現了一個“他者”。因此，對“他者”的考量，就成為我們認識自己和他者的起點，而這一切又是或多或少地是建立在西方譯本上的。當時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正是用西方的文本、詞語和不對稱的權力關系“發現”和構建現代中國的國家形象的。

從地方性知識的角度看，近代中西方文化的沖突，本質上是中西方這兩種性質相異地方性知識普遍化造成的。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知識，依然固守“華夷格局”，它要求周邊及遠近各國，在“君臣父子”等儒家學說框架原則下，同中華帝國建立和平、穩定的關系。而西方知識則伴隨著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展，將其價值觀念普遍化。兩種具有普遍化的知識的相遇呈現出權力的不對稱，這便是晚清譯書業所處的情境。

依據地方性的觀點，我們可以把晚清譯書看成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向另一種地方性知識的“旅行”。這場旅行在近代中國經過了三個階段：首先，譯書業存在著出發點，或者類似于一組起始的環境，在此思想得以降生或者進入話語之內。如晚清對譯書業的認可是通過荒謬的“西學中源說”。其次，中西方知識的通約存在著一個被穿越的距離，使得一方的思想進入另一種時間和空間，并被賦予了新的重要性。如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即用易經中的“天演”一詞對接了西方的“進化”一詞。第三，存在著一些接受的條件，或者是抵抗的條件，抵抗的條件對抗著被移植過來的理論或思想，同時也使得對這種理論和思想的引進成為可能。正是越過上述的時間和空間，晚清譯書業這一跨語際傳播在遭受了抵抗和批判之后，最終取得合法地位的話語被作為“事實”來表征著某種思想或理論，它們作為新的話語權力，直接對歷史、社會和文化產生效應并施加影響。隨著文本、語言的話語權力在譯人語中得以確立，所有的表述也就被當作“事實”來接受了。

4余論：地方性知識視角研究中必須注意的問題

如上所述，地方性知識視角所具有的獨特跨文化分析功能，如強調了跨文化傳播中雙方文化的平等性，應對限定于生長地域的徹底區域化知識保持應有的尊重，分析了不顧及地方性知識具體情境性而將地方性知識片面普遍化是導致當今世界跨文化交流中不對等的原因等等，無疑為我們理解和把握跨文化傳播中的關鍵問題有著建設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跨文化研究視角的不足。但是，在運用這種視角進行分析時，必須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首先，地方性知識的視角僅僅是作為一種跨文化研究的分析思路，而并不意味著地方性知識對于跨文化傳播的決定論。在把握跨文化傳播中編碼者和解碼者的文化特征時，不僅要分析其文化內部的結構和內涵，而且還要將這種內涵和結構與社會經濟層面結合起來認識。例如，對中國近代儒家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相遇的分析，必須從兩種經濟制度所導致的經濟、政治、文化關系人手。公務員之家

其次，本屬于人類學領域的地方性知識一詞最近一再出現在興起中的科學實踐哲學里，人們也一再把這兩種地方性知識概念混同一談。澄清這兩種地方性知識是地方性知識觀念應用于跨文化傳播的前提所在。

以吉爾茲為代表的人類學的地方性知識概念，是與民間性模式(folkmode1)有關的知識概念，即來自當地文化的自然而然的東西，固有的東西。所謂被奉為圭臬的西方知識系統，從價值上看與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識”一樣，沒有高下優劣之分。由此可見，地方性知識的確認對于傳統的一元化知識觀有著顛覆作用。吉爾茲曾諷刺把一元化知識時代的社會科學稱作“社會物理學”，告誡人們道：社會生活和文化現象本來就不能像物理現象那樣用機械的因果模式去處理。

這樣看來，吉爾茲對地方性知識的理解可拓展到我們跨文化傳播研究當中，世界是多樣性的統一，只強調“本文化”的優越，無視“他文化”的存在，只強調“本文化”的純潔而反對與“他文化”進行交流，就可能發展成為一種以自我為中心、拒斥異質文化存在的“文化孤立主義”。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西方推行的文化霸權和媒介帝國主義是有悖于地方性知識的生存現狀的。

那么，我們在反對西方跨文化傳播中的不平等權力是不是等于在說向西方學習是沒有必要的呢?對于這個問題的解答，從人類學意義上的地方性知識對此解釋已顯無力，科學實踐哲學意義下的地方性知識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比較滿意的答案。

科學實踐哲學中的地方性知識概念，是一種哲學規范性意義上的概念，指的是知識的本性就具有地方性，特別是科學知識的地方性，而不是專指產生于非西方地域的知識。其地方性主要是指在知識生成和辯護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orstatus)，諸如特定文化、價值觀、利益和由此造成的立場和視域，等等。¨所謂的普遍性知識是一種虛構，一種理想。看似普遍性的東西實際上是一種地方性知識經過標準化過程導致的表面的普遍性。

在這里筆者不想贅述地方性知識在科學實踐哲學中的推演，但是筆者在此想強調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學在其標準化的過程中確實走到了其它地方性知識前面，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西方科學知識走向標準化的過程比其他民族和地域的自然知識要好，正因為如此，它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科學語言和方法，被標準化和認可的一些共同遵循的方法和術語。為此，一切其他的地方性知識應該也必須向西方知識學習，盡可能使之標準化，使之得到編碼，擴展自己。使之能夠為其他地域和不同國度的人們學習和掌握。這恐怕是我們積極與西方發達國家廣泛開展跨文化傳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