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之文學批評風格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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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試圖探討今天幾被遺忘的現代批評家李長之的批評風格，并簡析其成因。文章主要從感情的批評主義，浪漫的批評風格，精細廣博體系及調合中國傳統批評與西方現代批評等幾個方面，分析李長之文學批評風格，從而肯定其做為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非主流批評的特殊貢獻。

論文關鍵詞:李長之;感情的批評主義;傳統文化;西方古典哲學

李長之這個名字現在已不為許多人所知，即使文學圈內人，不知的恐怕也不在少數。然三、四十年代，他卻是聲名顯赫的學者。司馬長風把李列為30年代五大批評家之一，他說:"30年代的中國，有五大文藝批評家，他們是周作人、朱光潛、朱自清、李長之和劉西渭。由于種種原因，沉寂多年的李長之已從歷史的塵封中向我們走了過來擦去他表層的灰塵，我們會發現這個名字是如此的鮮亮，甚至有些耀眼。30年代初，李長之在清華園求學時就同季羨林、林庚、吳組湘以文章才氣被稱為清華“四劍客”。25歲時，寫出了《魯迅批判》，奠定了他作為一個學者批評家的位置。當時著名的日本學者竹內好對該評論推崇備至，許多觀點被介紹到日本。此后，李長之有近百萬字的論文以及近乎年出一書的速度發表評論，涉及文史哲各個領域，顯示了獨特的批評風格。著名的有《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苦霧集》、《夢雨集》、《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畫論體系及其批評》、《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中國文學史略稿》(1-3卷)等。

20世紀是一個批評的世紀，批評流派，批評方法紛繁眾多。單30年代中國文壇就有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社會一歷史批評、印象主義批評等顯示李長之自甘獨步的是他標舉的“感情的批評主義”。文學批評是對文本的解讀。艾布拉姆斯稱“文學批評是有關解釋、分類、分析和評價文學作品的一種研討。這種解讀、分析首先應是客觀公正的。對于一名批評家而言，批評的公正性、客觀性是最基本的要求，正如魯迅所言:“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李長之認為要做到客觀公正，面對作品“除了得一個‘是什么’的答案以外，還要追求‘那為什么’的來歷”。然后對一個作品的好壞，下以褒貶。在此基礎上李長之提出他的感情主義的批評的主張。他說“我倒以為該提出似乎和客觀相反，然而實則相成的態度來，就是感情的好惡。我以為，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觀。因為不用感情，就不能見得親切……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評一種文藝時，沒有感情，是決不能夠充實、詳盡，捉住要害。我明目張膽的主張感情的批評主義”。批評家應“跳進作者的世界”和“作者的悲歡同其悲歡”。這是一種頗具藝術心理學特征的批評解說。體驗標志著批評主體在批評過程中的特殊方式;體驗借著主體與對象的交流達到對生命的占有。由此他進而主張“以寫出感情的型，作為最高文藝標準”。分析一部作品象層層剝筍，最后“便只剩下令人把握的感情，感情的對象都已經抽掉了。這種沒有對象的感情，可歸納入兩種根本的形式，便是失望和憧憬，我稱這為感情的型。在感情的型上，……它正是不受時代的限制的了，如果文學的表現到了這種境界時，便有了永久性”。他的批評主張在一種遠離政治的基調上生發對思想自由的意見。擺脫了文藝社會學的機械束縛，強調批評主體的能動感受，批評過程與體驗過程統一，傾向于情理結合，情中見理，理中滲情，向文藝心理學和美學的領域發展。

馬蒙泰爾認為:“只有感情才能判斷感情，把感人的東西讓精神去作判斷，無異于讓耳朵去判斷和弦。PM《魯迅批判》用審美的眼光，實踐著他“感情的批評主義”，眼光銳利，感情熱烈。用“感情判斷感情”處處顯示出一個天才的批評家對一個天才作家作品的灼見卓識及兩個感情豐富的心靈的溝通。“阿Q已不是魯迅所詛咒的人物了，阿反而是魯迅最關切，最不放心，最為所焦灼。……阿Q還不安分，也有他生活上糊涂的幻想，有人了解，而且垂聽，又加以斟酌的么，也沒有的，除了魯迅。批評家用自己的靈魂，情感去體驗、感受，用感情的火去溫熱每一行文字。

與感情的批評主義相聯系的是浪漫風格。浪漫的最大特點是情感化、理想化。批評家李長之同時具有詩人的氣質，自稱是“近于屈原一流的”。他本身就是一個抒情詩人，以詩人的氣質去賞析批評，情緒自然是浪漫的。在《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中，他寫道:“齊人的調倪風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叢集于司馬遷之身。周、魯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到了司馬遷手里，便都讓他樂就樂，哀就哀了!……以《詩經》為傳統的‘思無邪’的科條是不復存在了，這里乃是《楚辭》的宣言:‘道思作頌，聊以自救!’‘發憤以抒情!’司馬遷直然是第二個屈原。抒情性的筆調，飽含著激情與浪漫。思辯與抒情相濟相生，批評是本分，抒情是靈魂。在談到孔子對司馬遷的影響時，更是放言直書，氣勢充沛，灑脫又瑰麗;飛揚而又充滿靈氣。“總之，由于孔子，司馬遷的天才的翅膀被剪裁了，但剪裁得好，仿佛一絕世美人，又披上了一層華麗精美而長短適度的外衣似的;由于孔子，司馬遷的趣味更淳化，司馬遷的態度更嚴肅，司馬遷的精神內容更充實而且更有著蘊藏了一個偉大的巨人遙遙地引導著一個天才，走向不朽!

當時批評界流行的是政治和階級分析的批評，離開了大學的特性去評價作家作品。李長之抓住了現實同創作之間的中介，即作家的“精神情感”因素，避免了將文學現象簡單地還原為政治經濟原因的機械論。“感情的批評主義”抱著一腔對藝術的摯愛從事批評，以超脫的審美的態度看待人生。強調滲入主體意識，心理氛圍，這是它不同于社會還原批評家的地方。

李長之文學批評又一突出之處是精細廣博體系嚴整，分析細密。較之極左批評的機械解讀要嚴密、靈活，較之單調、枯燥的“一點二線”刻板闡釋要豐富、精細。這種精細廣博決定于批評家的文學素養、知識結構、視野和胸襟。李長之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在北大、清華讀書時又傾心西方古典哲學。特別是康德的批判哲學，克羅齊的美學理論。向東方求善，向西方求真，求美。然后細尋文內奧義，廣插文外因緣。《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先為李白寫了詳細的傳記。論述了他的求仙學道生活、道教思想體系、李白的從政、李白的情感生活、李白與杜甫、李白之痛苦等。把詩人的經歷、交往及時代文化的影響整體地進行了梳理。爬梳到了李白靈魂的底層。探尋出李白浪漫奔放的形象下面那種“超人的痛苦”。進而分析李白的詩歌的特點，是“清真”、“豪氣”一無形式，“所有這一切，只是由于生命力充溢之故，而這生命力，又經過道教的精神洗禮之故。因此，他豪無塵土氣……(萬物)跑到了他的筆端的也便都有著剔透玲瓏的空靈清新之感了!“這種批評有人稱之為傳記式批評，具有整體意識。對此運用得更突出的是《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全書共九章，從司馬遷的家學淵源寫起，敘述了司馬遷少年時的牧耕，受教于大師孔安國，接觸飛將軍李廣，中年時的壯游(探禹穴、訪曲阜、游燕趙等)，以及入仕之后，李陵一案的牽連。同時從思想上追述了他的批評精神，道家立場，孔子的影響，歸結為他浪漫的自然主義人格，進而到司馬遷風格之美學上的分析，將人格與風格的評析上升到美學的層面。這種細密廣博的人格與風格結合的分析，重視人格與風格的互相輝映闡發，穿透對象的“密碼”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靈魂深處。把創作看成是作家生命的流露，進而理解一個時代，一種文化精神。眾多的評論對象，從屈原、司馬遷、陶淵明直到魯迅，勾勒出了時代與時代的轉承關系，顯示了中華文學的內在精神。顯示李長之廣博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往往把同時代或不同時代的文化偉人和藝術家放在一起進行比照，互相襯托，給人們以開闊的思路。“詩人，任何藝術的藝術家，誰也不能單獨的具有他完全的意義。他的重要性以及我們對他的鑒賞，就是鑒賞對他和以往詩人以及藝術家的關系。你不能把他單獨評價。你得到他放在前人之間來對照，來比較……這是一個不僅是歷史的批評原則，也是美學的批評原則。對比的意圖不在決高下，而是肯定各自的特征。進而了解對比雙方不可取代的價值及應有的位置。李長之的批評對照式時時可見，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展示著見解的深刻，對照有“同中之異”，也有“異中之同”。

對表面風格趨同的作家，李長之往往能在肯定其風格近似處的基礎上指出他們之間的區別。如魯迅和老舍作品都顯出幽默的特點，李長之同時指出了二者之間的“同中之異”:“老舍的幽默是理智的成份多些，即幽默往往是出發自一個居高臨下的知識分子的知識，他是把事情看松活。魯迅是徹頭徹尾的情感的。‘記憶’和‘憎惡’，見出他的決不放過和決不釋然。魯迅的幽默往往是用現成的觀念或名詞，在人冷不防的時候忽然冒出來的，使人恢復一種在潛意識里的同感。又如把孔子和屈原作了多方對照。“孔子是古典的，屈原是浪漫的……孔子是理智的、屈原是情感的”。“和孔子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渾樸的周代鼎彝，是漢代的玉器，是晉人的書法，是宋人的瓷，單純而高貴，雅”“和屈原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漢人的漆畫，是司馬遷的文章，是宋元人的山水畫。雄肆而流動，奇這樣的對照，氣魄闊大，眼界深廣，指出了中華文化史上兩個偉人互相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看似不同的作家中，李長之往往發現他們的“異中之同”，老舍與曹禺，一個是受歡迎的小說家，一個是受愛戴的劇作家，老舍更了解同情于北京市民的艱難，作品貼近現實，認為“窮人的狡猾也是正義”，《駱駝祥子》寫出了對于這個世界上苦難靈魂的共鳴。曹禺有一種鄰于神秘主義的理想主義。《屈原》、《北京人》都很顯著。但李同時指出“他們在精神和性格上也有多少相似。”他們都是帶有進步性的自由主義者，對不同的人間有著正義感。性格上他們都有點知識分子的憂郁、脆弱、多思，“《日出》里的方達生，《四世同堂》里的瑞宣都是一點影子。”

精細廣博體現了他批評的整體性，時時把文化一文藝一教化三者結為一體，將文學與文化時代精神匯通，在文化的整體構架中，揭示文學的真諦。

李長之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又有較好西方現代批評的理論素養。傳統的文學批評和西方現代文學批評都會體現在他的分析解讀中，使他的感悟有別于李健吾的“靈魂探險”式的印象主義批評。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受儒釋道及中華文化重視整體思維的影響。重感悟，相信剎那間的感受，以之為永恒，體式則為評點式，從容安祥，薄言情語，悠悠天韻。西方現代批評，講究理性，邏輯嚴密，長于雄辯分析。李長之前期的《魯迅批評》傳統的影子更濃一些。后來顯出了二者的結合。論《孔乙己》中“奚落、排斥、哄笑，這終于是愚妄者的面目。”論《離婚》眾人圍觀七大人手中“屁塞”，則用“多么刻畫傳神!用字是那么簡潔，峭拔，所以說我凝煉。”所下判語，精彩簡潔又鞭辟入里。沒有繁復的推理演繹，靠批評者自己的審美知覺感受、省悟。《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洋洋灑灑，如風行水上，“李陵案始末”一節寫到“司馬遷的受刑，在他個人當然是一個太大的不幸，然而因此他的文章里仿佛由之加上濃烈的苦酒，那味道卻特別叫人容易沉醉了!又像音樂中由之而加上波折，急驟，悠揚的調子。那節奏便特別酣暢淋漓，而沁人心脾了!靈妙與雄辯共存，傳統的評點與現代的分析調合。嚴密的邏輯推理中時時閃現吉光片羽似的妙語精言，神龍見首不見尾隱喻式的感悟。通過形象、類比等直觀的語言形式引發讀者的直覺性思維把握文本的審美內容。李的文字所到之處無不意氣風發，飛揚靈動，如風行水上。那恢宏的氣魄和情感的結論，又象奔流到海的江水，行于所當行，止于其不可不止，不帶一絲含糊。他曾分析司馬遷的散文風格到:“疏宕而從容，不拘于整齊的形式，但卻十分有著韻致。……大概只有宋元人的水墨畫是和這相近的。這就是所謂奇，所謂逸，而司馬遷都是這種風格之中之更精煉，更純粹，更高貴，更矯健。”這種風格是司馬遷的，又何嘗不是他自己的。

把傳統的靈悟妙識同周密邏輯理性相結合，這應是批評走向現代化和科學化的一條大路。90年代文學批評走入窮途，批評的“失語”、“錯位”癥狀明顯。批評者普遍的浮躁，使之失去了學理性。批評要走出困境，這種傳統與現代調合的方法對我們應是有意義的。

李長之獨特批評風格的形成，首先與之“對什么不能平淡”，富于激情的個性;充分自信“舍我其誰”的氣概有直接聯系。同時他出生在堅實深厚的北方，山東齊魯文化積極進取的理想主義;傾心的西方古典哲學講究周密、精確的思維及浪漫精神以及生活工作在較封閉的校園，學院式自由民主學風，細密嚴謹態度等都對他批評風格的形成有重大影響。

李長之的批評自甘獨步，論由己出。時有驚人之語。思維獨特，善用逆向思維，求異思維，勇于探求與既有批評不同或相異的思維結論。人云亦云同他無緣，于蕓蕓眾生中，似飛蛾撲火般站出發表與眾人相異的見解。這是人類前進和學術繁榮的福音。當然，我們也不必隱諱李某些觀點中的偏激。如他認為:“魯迅在思想上，不夠一個思想家，他在思想上，只是一個戰士”。同時，作為后來者，若還原至當時的歷史氛圍，當革命文藝在順應時代潮流，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展望未來，追求高昂激情，以思想的政治的標準要求文學時，李長之單純的超時代“感情的型”及“道義”的要求，不能不說是思想上的薄弱。對殘酷的斗爭和民族存亡之際，文學的功利性缺乏思考。相對于主流批評，他的批評在特殊歷史氛圍中只能處在邊緣，成為主流的必要補充，而不具備黃鐘大呂式的氣度，有一定局限，但一定程度上也可彌補主流批評相對忽略文學內部功能而給文學史造成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