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田水利建設勞力與資金問題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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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熙豐興修水利的勞力問題

在興修水利上，最棘手的問題是資金與勞力。這幾乎是所有水利建設都要遇到的難題。正如曾鞏所說：“至于修水土之利，則又費材動眾，從古所難。”[1](卷13《越州簽湖圖序》)先看勞力問題。水利建設，一般工程比較浩大，歷時較長，需要勞力多。據史載：堵塞黃河小吳口，計役314．4萬工；[2](P7634)開漳河用700萬工日、滹沱河八九百萬工日。[2](p6275)如此浩大的工程，自然需大批勞動者。郟亶籌劃蘇州一項水利工程，需歷時三年，預計用20萬勞力。[2](P5960)①修二段河，“所聚人夫十余萬”。[2](p5576)元豐六年(1083)，治理洪澤河，預“計工二頁五十九萬七千，役民夫九萬二千一月，兵夫二千九百兩月”。[3](《方域》”之10)水利建設常常受到自然條件和生產條件的制約，需要避開汛期和農忙季節。故興修水利通常要集中勞動力、集中勞動時間，在當時落后的生產力條件下，其難度與勞動強度可想而知。如何因民所利而興利，是擺在宋神宗、王安石面前的一件大事。

王安石變法時期，采用了募役、差調并重，有償勞動、無償攤派相結合的辦法，鳩集農田水利建設勞動力。具體說來，有以下幾種情況：

1．利用軍隊號稱宋代募兵之一的廂軍，是代民充任雜役的各種專業兵的總稱。章如愚說：“古者，凡國之役；皆調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營繕，民無與焉。”[4](后集卷41《兵制門·州兵》[5](p4639)一般無征戰的廂軍，“名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5](p6466)其中番號為“堤防”、“堰埭”的廂軍，應屬于專門興修水利的專業兵。據《宋史·兵志》載：建隆以后的200多個廂軍番號中，駐扎于成都的防河兵、杭州的“捍江都”兵、通州、泰州的“捍海”兵，[5](p4658,4664)從字面上看應屬于水利兵。宋仁宗景祐(1034～1038)中，浙江“置捍江兵士五指揮，專采石修塘”，“每指揮以四百人為額”，至南宋理宗寶祐三年(1255)尚有300人。[5](p2396、2397)在宋神宗熙寧以后的廂軍中，“關河”、“廣濟”、“堰軍”、“捍江”(3指揮)、“防河”等番號也都是水利兵。[5](P4672,4680,4684,4690)在熙豐時期，上述專業水利兵當然要參與水利建設。熙寧三年(1070)八月，宋神宗批示：天下水利興修所役過“若干兵功”，歲終應呈報司農寺。[2](p5224)次年，開修漳河，“役兵萬人”。[5](p2351)熙寧六年，樞密院誣奏：“淤田兵多死，每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經查，“死事者數不及三厘”。[5](p2371)熙寧九年，修御河用廂軍“一千七百余人”。[5](p2356)熙寧十年七月，據文彥博報告：曹村護理黃河的埽兵士多在“別處占使”，“見在只有兵十七人實役”。[2](p6942)參與興修水利的廂兵，除了專業水利兵外，應當包括臨時調遣的非專業廂軍。元豐二年(1079)，調發壯役兵2000，京東廂軍1000，濱、棣二州修城揀中崇勝兵5指揮，共約5000人，赴洛口興工役。[2](p7220)次年，歲調“客軍”(即非專業兵)9000人，專門修治黃河、汴河等。[2](p7425)元豐六年春，堵塞曹村黃河口，有20萬兵參加。[6](卷15《塞曹村決河》)是役，當包括不少臨時抽調的非專業兵。

廂軍是宋代募兵的一種，是職業兵、雇傭兵，有薪水，靠國家供給養。因此，無論專設的水利兵或臨時差調的廂軍，都屬于召募性質。不過，由于史載不詳，無法知道熙豐時期有多少水利兵、有多少兵參與水利建設，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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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二千萬”，《長編》本卷后校勘為“二十萬”。

2．征調氏夫征調民夫，是鳩集興修水利勞動力的慣用手段。宋制：調發丁夫治河“歲以為常，皆用正月首事，季春而畢”。[2](P186)宋代廂軍雖是充當百役者，但其中水利軍數量畢竟有限，許多水利工程仍需征調大量的民夫來勞作。宋仁宗時宋祁曾說：廂軍“月費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挺逃匿，化為盜賊者不可勝算。朝廷每有夫役，更藉農民以任其勞。”[7](卷101《上仁宗論三冗三費》)廂軍所負之役，往往落到民夫頭上，水利之役自不例外。

在宋神宗之前，調民夫興修水利，歲皆有之。宋仁宗時，荊湖南路監利縣“瀕江漢筑堤數百里，民恃堤以為業。歲調夫工數十萬，不足，取之旁縣”。[8](卷38《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銘》)

熙豐時期，亦常調用民夫。熙寧初年，張峋知鄞縣，是縣廣德湖經久不治，“西七鄉之農以旱告”，張峋“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愿致其力”，“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于工之余”，修水田二千頃。[1](卷19《廣德湖記》)①鄞縣廣德湖改造，取于民愿，因力而致，但也屬于差調民夫性質。熙寧年間，郟亶提舉兩浙水利，經度蘇州一項水利工程，提出鳩集人夫計劃時說：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若每戶出工七日，則可調發百萬夫。[9](卷19《水利上》)②熙寧六年(1073)六月，“詔河北春夫不得過五萬人，歲以為式”。[2](p5970)熙寧七年九月庚寅，詔：“河北旱災，民方艱食，惟河防急切及修城，許量調春夫”。[2](P6242)同年十一月王寅，知諫院鄧潤甫言：“淤田司引水淤酸棗、陽武縣田，已役夫四五十萬。”[5](p2371)元豐六年(1083)，黃河決于曹村埽，調發民夫50萬修治。[6](卷15《塞曹村決河》)征調民夫，帶有攤派性質，但以一鄉一縣或一州為單位，利用農閑季節集中勞力，集中攻堅，不失為解決水利建設勞工問題的策略之一。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昆山縣主薄丘與權說：“古制：役民興作，經費寡而售效速”，[9](卷19《水利上》)即謂此義。不過，過多地攤派征調，難免擾民。提舉兩浙水利官郟亶，在蘇州主持水利建設，“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為擾，多逃移”，甚至引起吏民“騷亂”，郟亶被追官。[9](卷19《水利上》)[2](P5960,5824)這是攤派民夫致民“騷亂”之一例，說明了征調民夫不利的一面。

3．募饑民興水利使用廂兵治水，廂兵數量有限；征調民力興水，有擾民招亂之憂：欲解決農田水利建設勞工問題不得不另想辦法。熙豐時期，不少水利工夫源自所招募的饑民。此即所謂的以工代賑，將救饑恤災與農田水利建設相結合，是解決勞工問題的好辦法。

宋神宗時，與兵役實行招募制、職役實行雇傭制并行，河役等雜役也實行召募制。與差調明顯不同，召募原則上既要“取民自愿”，還要付給一定報酬。盡管在實行中會存在強迫和少付或不付酬金的現象，但比起完全無償征凋、硬性攤派多少有點進步，值得肯定。宋神宗以前，一些地方官嘗試過利用招募方式鳩集勞力。如景祐中，范仲淹知蘇州時，興修水利，適逢荒歉，于是“日以五升，召民為役，因而賑濟”。[10](卷11《上呂相公并呈中丞咨目》)歐陽修在潁州時，也曾實踐過。[11](卷3下《興工作以食餓夫》)但是，這種鳩集勞力的方式在宋神宗時得到大力推廣。熙寧五年(1072)二月。宋神宗詔賜兩浙轉運司常平谷10萬石，賑濟浙西水災州軍，“仍募貧民興修水利”，[2](p5586)說明這種工賑在此之前曾經推行過。次年六月，正式詔頒工賑法：“自今災傷年分，除于法應賑濟外，更當救恤者，并豫計合興農田水利工役人夫數及募夫工直，當賜常平錢谷，募饑民興修。如系災傷。輒不依前后敕賑濟者，委司農寺點檢奏劾以聞。”[2](p5966)此法規定招募饑民興修水利，募夫給工值，由常平錢谷專項充給。同年，負責兩浙水利興修的沈括請求：“常、潤二州歲旱民饑，欲令本路計合修水利錢糧，募闕食人興工”，得到宋神宗批準。[2](P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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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是役“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

②郟亶經度兩浙水利始于熙寧五年十一月癸丑，止于六年五月乙丑，見《長編》卷240,245,第5824、5960頁。

他還說：“浙西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瀆多皆堙廢，今若一出民力，必難成功。乞下司農貸官錢，募民興役”。宋神宗又詔從其請。[2](p5990)[12](卷73《水利》)沈括是農田水利專家，又是浙人，“知其利害，性亦謹密”。[12](卷73《水利》)他吸取前任官郟亶好大喜功、征調民夫、招怨敗身的教訓，懂得“民力饒裕、易于興工”和“民間曉然知其為利”而“樂于趨役”[2](P5990)的道理，其募民興修水利的主張，正基于此識。而“每以勸農事為急”[12](卷73《水利》)的神宗、王安石則是有求必允、全力支持。熙寧六年九月，淮南東路、兩浙路又以災傷求賜，宋神宗下令各撥常平司糧3萬石，募饑民興修農田水利。[2](p6011)是月辛酉，又詔增兩浙、淮南東路各3萬石，“并依戊申詔旨施行”工賑。[2](p6014)同年十二月，再次詔賜淮南西路轉運司常平米3萬石，募饑民興修水利。[2](P6059)熙寧七年，持續旱災，災民很多，為防止民流田廢乃至農民起義，宋神宗詔令“災傷路委監司各分地檢計，合興農田水利及堤岸、溝河、道路栽種林木土功之類可以募夫者，并具利害以聞”。[2](p6111)同年十二月，淮南東路轉運司乞增賜上供糧10萬石，“募饑人修水利”，詔“與上供糧五萬石”。[2](p6298)南方工賑盛行，北方也比較常見。熙寧七年(1074)八月，詔“京西轉運司具賑濟流民事狀，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次第”。[2](p6234)同年九月，詔從河北西路轉運司之請，“災傷路召募缺食或流民興役，朝廷賜米外，其于農田、水利及修城壕者，悉給常平錢谷”。[2](P6242)是年，知耀州閻充國，募流民治漆水堤。[5](p2372)

募饑民興修水利，尤值珍視。它可將賑饑與興利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比單純地賑饑效果要更佳。王安石批評定州煮粥救饑說：“若聚人每大口日給一升，小口給半升，即饑民須廢業待給，如此則容有不暇炊煮者。今救饑偯飯凡半年，若以作飯之米計口偯與，令各營生，官所費無加，而饑民得實惠，不妨經營衣食，猶勝于聚，而粥飯不能救死，徒成疫癘也。”[2](p6458)因此，王安石主張“募人興修水利，即既足以賑救食力之農，又可以興陂塘溝港之廢”，[2](p5777)即“今[令]及未困，募之興利”。[2](p6458)正是基于此種認識，在王安石主持變法的幾年中，工賑得到了大力推廣，而其罷相后，尤其是在神宗獨自操持新法的幾年中，史書罕有記載。①

據載，熙寧某年，“歲惡民流”，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蔣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三溝，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5](P10916)工賑之效由此可知。朱熹評論說：“諸興修農田水利，而募被災饑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糧食以常平錢谷給……既濟饑民，又成永久之利，實為兩便。”[13](卷17《奏救荒畫一事件狀》)南宋人董熠稱贊“工賑”是“以工役救荒者也”，治流民根源而“易為力”之法。[14](卷上、卷中)紹興六年(1136)九月，溫州進士張頠言：工賑“一舉而兩得；”[3](《食貨》7之43)在南宋，工賑也非常流行。②這些事例說明，王安石之大力推行工賑，從理論上、實踐上講都是可行的，其影響也是深遠的，體現了他一貫主張的通過發展生產而增加賦入的開源思想。

推行工賑法，除獲得救饑與興利直接效益外，還可在一定程度上堵塞兵冗之弊，是解決宋初以來冗兵問題韻重要途徑。饑民一般是廂兵的直接來源之一③，饑民入伍次數減少，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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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據《宋會要·食貨》7之18至30、《長編》、《長編紀事本末》等史書，工賑法盛行于熙寧年間，而罕見于元豐年間，或與主持變法者變換有關。

②《宋會要·食貨》7之40至77．8之1至32，均有記載，從略。

③參見拙文《“易進難退”兵制與北宋前期之冗兵》，載《煙臺大學學報》2003年2期。

軍的數量也就相應地減少。熙寧四年(1071)，廂軍兵額為227627人，[2](P5556,5384,6375,8397)①比治平時少27萬、比慶歷時少20萬(5)(p4576)。由此可知，熙寧時期工賑又收到裁冗減費(即節流)的效果。綜上所述，熙豐時期水利建設的勞力來源有三：即軍隊(包括水利兵和部分非水利軍)、差夫、募夫(主要是饑民)。與北宋前五朝相比，募夫作為勞力的比例要明顯大一些。就宋神宗一朝而言，由于水利建設主要集中于熙寧期間，所以募饑興役的次數多、地域廣，既有利于發展生產、開辟財源，又可收控制冗兵、節裁冗費之效。

二、熙豐農田水利建設的經費問題

一般而言，水利建設經費包括：民夫報酬或募夫的工值、木石等建筑材料費與土地占用費。②諸項開支為數不小。熙寧九年(1076)，知制誥熊本說，修御河“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奇。今后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約費錢五萬七千余緡”。[5](p2356)元豐三年(1080)二月，知州王孝先說，“淤田、營田司自熙寧七年至十年費錢十五萬五千四百余緡”。[21(p7352)元豐六年(1083)，修浚洪澤湖，預計用麥米11萬斛、錢10萬緡。[3](《方域》17之10)

熱衷于農田水利建設的宋神宗與王安石對水利開支并不吝惜。王安石認為，“興農事自不費國財，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則亦因民財力而用也。”[2](p5172)熙寧五年(1072)十一月，王安石與宋神宗討淪水利經費問題，王安石建議：“陛下若捐常平息錢助民興作。何善如之!”宋神宗慨慷地說：“縱用內藏錢，亦何惜也。”[2](p5832)由于水利經費得到保證，熙豐時期水利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這一時期水利經費來源與籌集，概括說來，蓋有以下諸項：

1．攤派于民攤派水利經費自古皆然，宋神宗時也不例外。熙寧二年(1069)十一月十三日詔降的《農田利害條約》中規定：水利經費先“糾率眾戶”，“民力不能給者”許“連狀借貸支用”，百姓應“出備名下人工物料”，而不出或不按時出者即“有違約束者”，要給予“科罰錢斛”。[15](p263～264)熙寧三年(1070)，李竦計算一項水利建設的工料經費說：“以頃畝多少為率勸誘出備工料”。[3](《食貨》7之22)熙寧五年至六年間，提舉兩浙路水利官郟亶經度蘇州一項水利工程：“自三等(戶)已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9](卷19《水利上》)沈括代替郟亶提舉兩浙農田水利，采取按田畝出錢的辦法，“令一畝田率二百錢，有千畝即出錢二百千”[2](P6557)，郟亶、沈括攤派經費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抑制富戶。因此，郟亶遭到當地有力之家“踐蹂”，[2](p5824)沈括也遭到田產在蘇州的參知政事呂惠卿的強烈抗議。[2](p6557)。同理，農田水利法遭到當時反對派的抨擊、詆毀，農田水利也被列入司馬光所說的朝政“六大缺失”之一。[7](卷117《上神宗應詔言朝政缺失》)

2．鼓勵富民出資在私有制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宋代，土地多為私人、尤其為少數大地主所擁有。政府所進行的農田水利建設對下層老百姓固然有利，然受益最大者莫過于大土地擁有者。若上述按戶等高下、資產多少攤派對富戶有明顯的強制性的話，那么曉之以理、勸其出資，則是取其自愿。熙寧二年(1069)頒降的《農田利害條約》就明確規定：“如是系官錢斛支借不足，亦許州縣勸諭物力人出錢借貸，依例出息，官為置簿及催理。諸色人能出財力、糾眾戶、創修興復農田水利，經久便民，當議隨功利多少酬獎。其出財頗多、興利至大者，即量才錄用。”[15](p264)熙寧五年十二月二日，宋政府重申這一政策。[3](《食貨》7之25)于是，便有自出錢興修水利的現象。史載：金州西城縣民葛德出“私財修長樂堰，引水灌溉鄉戶土田”，宋神宗詔授金州司士參軍，賜度僧牒10道。[2](p6217)[5](p2371)熙寧八年二月，司農寺上言“乞更酬獎”葛德之舉，宋神宗再次頒詔賜度僧牒10道。[2](p6348)熙豐時期一道度牒不過130貫[16](p743)，10道才為錢1300貫，數量不大，僅僅是對私人出錢興利的一種獎勵，但體現了政府能兌現承諾的精神。這在封建時代同樣顯得可貴。從現有文獻記載來看，私人出資興修水利比較罕見，宋政府兩次頒詔“獎諭”葛德，就說明這種義舉十分少見，更說明富人主動出資者稀有，在熙豐農田水利建設中作用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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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長編》卷228，熙寧四年十二月丙寅，第5556頁。又見《長編》卷350，元豐七年十二月末，第8397頁。但《長編》卷221，熙寧四年十二月辛丑，第5384頁，記神宗語曰，“廂軍五十余萬”。而《長編》卷262,熙寧八年四月甲子，第6375頁，記王安石語曰，“今廂軍誠少，禁兵亦不多。”據此。熙豐軍數22．7萬是可信的。

②此據施正康：《宋代兩浙水利人工和經費初探》，載《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3期。此文雖論述兩宋兩浙地區，但可以大致反映水利經費開支項目。

3．政府拔支組織大型水利建設，改良興造農田，是國家經濟職能之一。對農田水利頗感興趣的宋神宗與王安石，對籌措水利經費付出了切實的行動。或無償調撥，或給予借款，次數之頻、數量之大、形式之靈活，非其它朝代所能相比。其撥款形式主要有以下幾類：

第一，動用“陂湖遺利錢”。“陂湖遺利錢”是國家“公田之賦”。據曾鞏稱：越州有鑒湖，溉田“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至于洽平之間，盜湖為田凡八千余戶，為田七百余頃”。[1](卷13《越州簽湖圖序》)[5](p2406)宋政府自不會輕易地讓私自圍湖造田者恣意逃稅，不知從何時起開始征收田租。陂湖屬于國家所有，鑒湖田租當是“公田之賦”。這筆收入比較可觀，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有人說：“越州有鑒湖，租三十萬，[在]法許興修水利支用”。[3](《食貨》7之33)①引文中所述“[在]法許興修水利支用”，當指熙寧之法。據記載，熙寧七年(1074)四月八日，沈括說，“先奉朝旨許支兩浙陂湖等遺利錢興修水利。近勘會本路先管遺利錢額，及再差官根究．興修見未周遍，已見貫萬[疑為‘石’]不少。”[3](《食貨》7之27)越州湖屬于“兩浙陂湖”，因此“在法”即是指熙寧七年的“朝旨”。朝廷允許支用陂湖等遺利錢以興修水利，是官府支持水利經費的一種形式。

第二，官府借貸。宋代借貸業比較發達：就債權對象而言，有私人之間借貸、官民之間借貸、官府之間借貸；就性質而言，有商業借貸、消費借貸和生產建設借貸。宋神宗時，農田水利建設多屬于官府間、生產建設性借貸。熙寧二年(1069)所公布的《農田利害條約》就明確規定：

應有開墾廢田、興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貼圩焊之類，工役浩大、民力不能給者，許受利人戶于常平廣惠倉系宮錢斛內，連狀借貸支用。仍依青苗錢例，作兩限或三限送納。[15](p264)

熙寧五年(1072)十二月二日、元豐元年(1078)四月，重申這一規定說：

開廢田、興水利、建立堤防、修貼圩焊之類，民力不能役者，許受利人戶具合費用數目，貸常平等錢谷，限三年兩料輸足，歲出息一分②。[2](p7069)[3](《食貨》1之29、7之25、7之30、53之12)，[5](p2373)

這一規定是官民之間的借貸，利息僅為一分，但畢竟是有償有息借貸。

熙豐農田水利建設中的借貸常常為官府之間的借貸。熙寧八年(1075)四月，詔從王安石之請說，“江寧府昨借常平錢米修農田水利，如限滿未足，更展一年”。[2](p5400)③此則史料記述的是江寧府與提舉司之間的借貸關系。同年十二月，“詔司農寺以河北兩路坊場錢或借免役寬剩錢二十萬，給河北水利司”使用。[2](p6633)元豐二年(1079)四月，又詔司農寺出坊場錢10萬緡給導洛通汴司使用。次年二月，又詔給導洛通汴司坊場錢20萬余緡，用作興修經費。[2](p7231,7354)河北水利司、導洛通汴司為興修水利的機構，這幾則史料記載的是司農寺與之借貸或轉借關系。就史料記載來看，熙豐時期圍繞水利經費而發生的官方間借貸關系，一般不提利息與利率，大概官方間關于水利經費的借貸沒有利息，僅還本即可，即屬于官府間互相轉借、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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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97《河渠七》，第2406頁，記南宋初為10萬斛。

②《長編》卷289，元豐元年四月壬戌，第7069頁；《宋史》卷95《河渠五》，第2373頁；《宋會要·食貨》53之12，《宋會要·食貨》1之29、7之30。關于出息問題，史載不一致。《宋會要·食貨》7之25記為“二分”，其它均為“一分”。既為長期貸款，又是鼓勵性借款，可能為“一分”息。

③“昨”指“熙寧七年正月”，據《長編紀事本末》卷73《水利》第2344頁，記賜江寧府常平倉5萬石修水利。

第三，賜給水利經費。皇帝“賜給”水利經費，一般都無需償還。其實這些錢谷都來自百姓，只不過以“皇恩”的名義部分返還給百姓。但這種“賜給”對象是農田水利興修者，即投資于生產建設，還是值得肯定的。前文已論述，國家為解決水利勞工伺題，將救饑與農田水利結合起來。同理，為解決經費緊張之勢，政府用有限的錢谷將救死扶傷與農田水利建設有機地聯系起來，一舉兩得。

宋仁宗時，名臣范仲淹算過這樣一筆帳：饑荒時，國家用9000石或15000石米作水利經費，興修水利工程，保證旱澇有收，則蘇州一年可以納兩稅米30萬石，又可提供“官私之糴”米數百萬斛。政府投入與產出比至少為一比二十或一比三十。[10](卷11《上呂相公并呈中丞咨目》)這個道理，王安石與宋神宗都十分清楚。王安石曾說：“募人興修水利，即既足以賑救食力之農，又可以興陂塘溝港之廢”，一舉兩得。[2](p5777)宋神宗對于工賑也明確表態：“縱用內藏錢，亦何惜也。”[2](p5832)[5](p2370)因此，在熙寧時期，以“賜給”名義下詔撥支錢谷、募民興利的情況甚多。

熙寧五年(1072)二月，詔賜兩浙常平谷10萬石。賑濟浙西水災州軍，“仍募貧民興修水利”。[2](p5586)熙寧六年六月，詔：“自今災傷年分，除于法應賑濟外，更當救恤者，并豫計合興農田水利工役人夫數及募夫工直，當賜常平錢谷，募饑民興修。”[2](P5966)“當賜常平錢谷、募饑民興修”是一原則性規定，故無明示數量多少。同年十二月，賜淮南西路常平米3萬石，募饑民興修水利。[2](p6059)熙寧七年正月，詔賜江寧府常平米5萬石興修水利。[2](p6077)是年二月，河陽府報告說，連年災傷，常平倉賑濟斛斗不足，乞兼發省倉，“詔賜常平谷萬石興修水利及賑濟饑民”。[2](p6082)同年八月，詔從河北西路轉運司之請，“災傷路募召缺食或流民興役，朝廷賜米”。[2](p6242)同年十二月，詔淮南東路于司農寺內“與上供糧五萬石”，“募饑人修水利”。[2](p6298)熙寧八年三月，又賜京東路常平米5萬石，募民興利。[2](p6361)

除了詔賜錢谷外，還詔賜度牒之類。元豐二年(1079)，河北水利司缺經費，出主簿、齋郎告牒募人入錢，久無應募者，于是“賜澶州度僧牒六百五十”道，[2](P7282)以每一道130貫計，約為錢84，500貫，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助。

皇帝詔賜的錢谷一般是不用償還的。但也有個別現象，似乎要償還。如熙寧七年(1073)正月，詔“賜江寧府常平米五萬石修水利”。[2](p6077)但是一年后，即熙寧八年四月，又詔令“江寧府昨借常平錢米修農田水利,如限滿未足，更展一年”。[2](p6400)當然，二次詔令是否所指一事，恐仍須進一步考證。即便如是，恐也是個別現象。

上述關于籌集水利經費諸方式中，借貸與賜給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幾乎所有借貸、賜給錢谷的事例，多集中于熙寧期間，這不是摘取材料之故，而史載確實如是。這個現象說明，贊同支持農田水利建設的宋神宗，于熙寧年間一再詔令賜給、借貸錢谷，鼓勵興修農田水利，與王安石的努力和爭取分不開；元豐期間，王安石罷相，單獨主持新法的神宗顯得力不從心或無暇顧及農田水利建設，導致農田水利建設大大減少，水利經費開支也隨之減少。故史載自然甚少。二是，詔令借貸和賜給的錢谷，多來源于常平倉。這說明常平倉在熙寧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此前諸朝常平倉谷少本小，很難發揮支援生產建設的作用。宋代常平倉之所以能在熙寧時發揮突出的作用，與王安石的常平新法的實施有著密切關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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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馬玉臣：《王安石對宋代常平倉的改革及其影響》，《煙臺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三、余論

總之，農田水利建設中“從古所難”的勞力與經費問題，在宋神宗、王安石的努力下得到了較好地解決。平心而論，其解決勞力與經費問題的途徑，并無太多的創新之處，都是北宋前期于局部地區所實施過的，只是在宋神宗時期進行了“揚棄”，并在全國通行之。從這個意義上講，熙豐變法，既非王安石所說的“祖宗之法不足守”[12](卷59《王安石事跡(上)》，又非司馬光等人批評王安石“盡變更祖宗之法”[17](卷60《與王介甫書》(第一節))，而是對“祖宗之法”的某種“揚棄”。這一點當引起研究熙豐變法者注意，否則，會夸大變法的影響。此其一。

其二、常平錢、坊場錢、免役錢等，在熙豐時期農田水利建設經費的籌措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些錢投資于生產建設，誠可謂“因民所利而利之，則亦因民財力而用也”[2](p5172)。由此可以說，熙豐變法取得了綜合效益，青苗法、免役法等與農田水利法一樣值得肯定。

其三、熙豐時期農田建設在勞力和經費的籌措上，采取了靈活多樣的形式，如“以工貸賑”、按戶等(或資產)出錢、鼓勵富戶出資以及政府低息或無息借貸等，都值得我們借鑒。

正是由于勞工與經費得到了妥善地解決，熙豐時期農田水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績。這誠如王安石評價所說，“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2](p6440)關于熙豐時期農田水利建設的成績，學界已作充分研究，無須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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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勞力與資金，是王安石變法中農田水利法著力解決的兩個問題。王安石與宋神宗主要通過征調民力、調遣軍隊與招募饑民等途徑來解決勞力問題。而水利建設中的經費問題，則主要以按戶等攤派、鼓勵富戶出貴與政府低息或無息貸款等方式來解決。這些途徑雖無太多的創新，但促進了宋神宗時期的農田水利建設。

[關鍵詞]王安石變法；農田水利建設；劈力；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