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勞動意識與概念

導語：馬克思的勞動意識與概念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區分不同層次的“勞動”

對馬克思的“勞動”是不是意識形態概念的回答，取決于如何理解“勞動”，而“勞動”的界定是一個可能比意識形態概念的界定更為麻煩的問題，因為古往今來對它的理解太多也太復雜。根據馬克思對“勞動”的基本表述，本文具體分成以下三個層次，而“勞動”是否是意識形態，則取決于在何種層次以何種意義來看待它。第一層次是人類學視角，即“生存勞動”是人的自我持存的手段和基礎，體現的是“勞動”的基本含義。這個觀點雖然在以前的思想史上也有人談及，如斐洛就認為，“勞動具有一種類似于食物的作用”［4］(P15)，但只有馬克思做了系統提出和明確闡述。馬克思說:“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現在也和幾千年前一樣)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5］(P256)馬克思論述的“勞動”首先是一種事先建立，一種再生產，即是對生存的生產。人必須再生產自己才能持續存在，作為類存在物也才能得以延續，自我永續是“生存勞動”的應有之意。人以使用、制造工具的勞動實踐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語言來首先獲得生存(即衣食住行=人的持存)，并以此區別于其他動物。這也是延續了黑格爾的說法，即動物并不汗流滿面地勞動，它直接地通過自然滿足自己的需要，與此相反，人的杰出之處在于他間接地自己生產自己的面包，把自然僅僅當作手段來使用［6］(P218)。“勞動是造物主，是人類生活和社會的開始和終結，意識的唯一決定因素，人性和最終現實的連接，事實上它形成了最終的人類現實。”［7］(P168－169)“勞動”不僅與人的存在直接同一，而且也使人類得以走出動物界，取得了超生物的存在，包括超生物的肢體(工具)、大腦(語言)、思想、情感甚至到社會組織。正由于此，在馬克思看來，就人的存在無非是在世界中的一種活動而言，“勞動”絕對是屬于人的存在，“生存勞動”不是與諸如游手好閑或者游戲相區別的個別經濟活動，而是人創造自己的生活并同時塑造世界的基本方式和方法。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社會中，“生存勞動”近乎被人們忽略不計。顯然，這樣的“勞動”(labour)，就其最初級意義而言，“意味著受生活必需品的奴役，這一奴役是人類生活條件固有的”，這樣的活動被阿倫特定義為“玩的反面”［8］(P16)。按照馬克思本意來說，首先，從實踐哲學層面上看，主張從“生存勞動”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活動過程及其對于主體的根本性塑造、至關重要的影響角度來看待“勞動”，它就是頗具神圣性的創生體，具有強大的創新力。因此，可以被視為一個自由存在，具有生存本體論意義，用基爾克果的話來說，“勞動僅是自我生成的意義所在”［9］(P236)。但是，作為人的謀生活動，作為滿足自然生存基本需要的單純手段，它可以被看做是一個絕對自然事實，沒有被建構性，因而不具有意識形態性質。其次，從認識論層面上看，“生存勞動”是經驗統攝，它不是實體性存在，而是一種功能性存在或屬性存在，有三項基本規定:第一，不能獨立存在，必須依賴于“主體”;第二，邏輯上是謂詞，只能表述主詞;第三，在定義上、時間上、認識秩序上都是第二性的。它能建構人的感覺，進而使得認知成為可能。這種必然存在但又兼具認識性的“勞動”，時刻需要反思和質疑，也不具有意識形態性的存在。第二層次是經濟學和政治學視角，“生產勞動”歷史性地改變了人類存在方式和社會發展模式，體現的是“勞動”較高層次的含義。馬克思認為，“勞動當作使用價值的形式要素是一個和一切社會形態都獨立無關、不以它們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一個永久的自然必然性”，“形成價值的實體的勞動是等一的人類勞動，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的支出”［10］(P367)，并且一再強調“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非常深刻的基礎，只要它哪怕只停頓一年，費爾巴哈就會看到，不僅在自然界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整個人類世界以及他(費爾巴哈)的直觀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沒有了”［11］(P50)。在馬克思看來，既然人類所有價值(商品價值和服務價值)主要是由“生產勞動”創造的，而非來自上帝、理性、供求關系、語言交往、人際利害等供給，廣大勞動者就有權獲得應有的合理經濟報酬。此外，馬克思關注人不僅只是自由自覺的活動者，更是以自己擅長的勞動及其成果參與廣泛社會交換體系的交換者。也只有在需要、勞動、交換標志著生產的自然邏輯這一意義上，才能把“生產勞動”主體還原為普遍人類主體，而非以個體為范型。無論是從哲學還是從社會學層面而言，馬克思關注的都不是個體主體，而是具有內在矛盾或悖謬的復雜的社會世界。因此，絕非是法蘭克福學派和阿爾都塞學派所言說的“勞動”僅僅是經驗的自然性事實而非社會性事實。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主要著眼于物質生產領域，強調物質“生產勞動”，雖然他也注意到非物質性勞動，認為“人類勞動不外是勞動力的支出，不問其支出形式”［12］(P462)，例如店員的勞動、客運勞動等，而且承認這些勞動也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第三產業并不發達，因此，馬克思沒有重點研究第三產業“勞動”。此外，為揭穿資本家養活工人的傳統謊言，也使得馬克思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工人階級的“生產勞動”上面，未考慮資產階級的“管理勞動”，這也是一再被現代學者們所詬病的原因。《資本論》時期的馬克思關心的是:人不應是在對某物的“生產勞動”中與自己本身同在，而是僅僅在不與“生產勞動”發生關系時才與自己本身同在，是自由的。在私有制條件下，人只是在吃、喝、生殖等動物性功能中感到自己是人，而在被迫“生產勞動”時感到自己是動物，這就被壓制在為人的級別之下了。因此，“勞動成為‘雇傭工人’的生存形式，而教養的占有則成為‘有教養者’的特權”［13］(P315)，這時，勞動者迫切需要一種將“勞動”和“教養”合二為一的嶄新社會制度。在該制度中，“社會主義的合法意義相對于國民經濟學來說就在于，國民經濟學停留在自私自利的需要體系那里，而社會主義則調和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把集體精神設定為目標。經濟學忽視了市民社會精神的和人道的一面，因為它只是闡發了存在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外在的關系”［14］(P368)。因此，馬克思認為，財富的創造、生產力的發展，不應以“敵視人”、“對人漠不關心”的方式取得，經濟秩序(勞動、需要和生產關系)和政治秩序的合理化運作，也絕非某些特定階級的專利，應該是現代個人主體在社會共通性維度上的一種普遍化實現和群體在普遍性維度上的實現。第三種是解釋學意義上的“自由勞動”，體現的是“勞動”最高層面的表征形式。從現存意義上說，它是一種超驗的理論預見，但從人類發展而言，又是一種現實的必然規定。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條件下，人的現實存在與人的類本質相矛盾。“勞動”的對象化不但不是人的本質的確證，而且是人的本質的喪失。自由是虛幻的，僅僅存在于必然的現實世界的彼岸而與必然相對峙。在未來社會中，起初服務于個人直接需要的“生存勞動”和“生產勞動”，成為一種抽象普遍的“自由勞動”，即沒有人再加工他自己需要的東西，相反，每一個人都不是忙于實現他自己一定需要的滿足，而只是忙于滿足自身的普遍可能性。個體也只能在抽象掉他自己需要的情況下，以成為滿足所有其他人需要的總體合作者方式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自由勞動”的價值不再是直接在于其生產，而是在于它間接地通過所有“勞動”彼此之間普遍的依賴性而也允許滿足自己的需要，這種“勞動”顯而易見必然是社會性的。相對于既不必也不能“勞動”的動物和植物而言，“‘勞動’既是人的義務，也是一種倫理砝碼，憑借‘勞動’，人成為自然的主人;憑借‘勞動’，人使自己自由;憑借自己的‘勞動’掙得自己的需求、并恰好也在食物的籌措中保持了人的尊嚴。可以說，沒有一種‘勞動’不體面，惟有它才促進和解放人性”［14］(P84－85)。可以說，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勞動”和“享受”才不會被割裂，“勞動”才能恢復其本來面目，成為第一需要，是一種享受，是完全自由的［15］(P87)。顯然，馬克思意義上的三層次“勞動”是依次繼起的關系，從人類學意義上被建構起來的作為最低層次的“生存勞動”具有自然事實的絕對性，不具有被建構性，也就是不具有意識形態的性質。法蘭克福學派、阿爾都塞學派和鮑德里亞判定意識形態性的“勞動”應是在第二層次上言說的，其批判鋒芒也可延伸到第三層次上的“勞動”，卻無法觸及到第一層次上的“勞動”。因此，本文言說的也是二、三層次的“勞動”。

兩種不同的啟蒙與意識形態

現行的意識形態概念是在近代啟蒙與科學對立的意義上做出的，只有戒除一切主觀的、情感化的介入，才會使意識形態作為與之對立的概念呈現出來。眾所周知，意識形態概念的界定比較復雜。一種觀點認為，意識形態不是對世界的歪曲，是按照本階級或階層的立場與偏見對社會現實進行了簡化、抽象和刪節，其中蘊含著某種特定的狹隘視角或價值先見。因此，它對異于自己的視角、見解的寬容度肯定是有限的。另一種觀點是，意識形態是不寬容、不自由、不開放、有限制的觀點，非意識形態則是寬容、開放、自由的觀點，這近乎設立了一種不受任何想象、主觀立場、片面訴求等影響，因而能真實再現理論處理的對象的純粹本質的科學。哲學上分兩種啟蒙，一種是對內啟蒙，如蘇格拉底式的，即啟蒙者自己面向自身，知曉自己的無知且不懈地去追求知識。換句話說，真正的啟蒙是首先對自己的。另一種是對外啟蒙，如古希臘的智術師派和近代馬基雅維里派，即致力于以掌握真理的先師面向公眾傳播自己的真理，啟蒙民眾，從而將個人思想或少數人思想轉化為公眾的觀點，進而轉化為公眾的權力［16］(P18)。本文討論的是兩種意義上的啟蒙。“勞動者”一詞最早出現在3世紀，是特指那些被奴役、被壓抑和被蔑視的奴隸，“體力勞動”因此也成為社會中最低下、最為人看不起的活動［17］(P10－11)。柏拉圖、大加圖都認為奴隸是“物”而非人，對“體力勞動”持一種普遍歧視的態度，這一直影響了西方封建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東方儒家所持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觀念產生的巨大影響是:“體力勞動者”也“被認同”這一觀點。近代開始在商品生產的意義上理解“勞動”，肯定“勞動是一切價值的主要來源”，“勞動”一躍成為一種最值得尊敬的活動，尤其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為工人階級正名，工人的“生產勞動”開始具有了正面、積極的意義。“在一個完全‘社會化’的人中，勞動與工作之間的差異將會徹底消失，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成為勞動，因為所有東西都被理解為勞動力的產品和生11活過程的功能，而非其世俗的客觀特征。”［18］(P63)根據對啟蒙的上述認知，馬克思的二、三層次“勞動”并不必然完全與意識形態對立，而是可以在啟蒙意義上為后者開辟一定的發展空間，只是這關系是可能性的，而絕非原來以為的那樣是必然的。第一，“生產勞動”在對外啟蒙意義上是一個意識形態概念。馬克思堅信，消除“異化勞動”就是反對生產資料的私有產權;肯定工人的勞動價值就是堅持“勞動者至上”。他贊美體力勞動者體面而光榮，鄙視那些游手好閑、不懂手藝、不勞而獲者。馬克思認為，要想超越資產階級的形式上的平等，實現真正事實上的平等，就必須消滅階級。在這種社會解構中，需要一種價值指向啟蒙大眾，感召人心，使勞動者實現自救。肯定“生產勞動”隱含了“公平、平等”等思想，這既是對傳統習俗的蔑視與反抗，是一種理性認知，又極易達成情感認同，成為無產階級的價值共識，進而成為指引他們通往財富、滿足、成就和享受的首選價值。馬克思認為，處于愚昧之中、尚未進入現代文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民眾只有在接受啟蒙后，才會從幻想、觀念、教條和虛構事物的枷鎖下獲得徹底解放。一旦對民眾進行啟蒙反思，“生產活動”這一事實就會受到政治理念的嚴格規整，變成功能上合法性制度框架的基礎，進而獲得了十足的意識形態性。它包含了如下要求:在人權領域，落實人人生而平等的生命權、健康權、勞動權及其報酬權;在政治領域，需要依法行政的政府、謙卑恤民的權力和做實的人民主體地位;在經濟領域，需要健康的市場秩序、獲得公平交易及財富安全;在社交領域，平等地擁有人格尊嚴、以主人身份參與自治并享受公共福利等［19］(P173)。而它對于個人所施加的決定性影響被忽視后，平等地成為經驗(自為)主體的啟蒙意識形態便可以獲得成功，力主成為自立自為的現代主體論的意識形態特質就會異常明顯。第二，在對外啟蒙上，“自由勞動”作為意識形態概念的必然性。馬克思認為，“自由勞動”并不是世俗存在所追求的超驗價值目標，而是現實狀況的最終運動結果，是懸設著先在的解答。這種答案不是通過認知現實獲得的理論結果，而是一定的社會利益關系的“超理論”強制，因為社會“不可能將現存關系革命化而同時不提及一種價值，在這種價值的名義下所有現存的東西都是被否定的”［20］。從實踐層面看，民眾需要特定觀念和思想來對抗龐雜、恐怖的客體世界，支撐和提升本階級的生存世界和精神世界，就像齊澤克所說，“要建構起現實，主體至少需要一點理想化，從而忍受恐怖的實在”［21］(P79)。民眾也“需要一種有創造性地思考歷史時間另一端主體位置的全新烏托邦思想，一種已經把階級組織、商品生產和市場、異化勞動和超出人類控制之外的歷史邏輯的不恰當決定論置于其后的社會秩序”［22］(P393)。通過這類解答，他們會產生一種與現存集體系統的嶄新的“活生生”的聯系，并且始終保持一種超越時空的對現存世界的信奉和認同。因此，馬克思堅信，“自由勞動”蘊含的“自由、民主、理性”等因子，應成為未來社會建構的共同意識和推動人類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精神力量和現代性社會的價值基礎，并因無產階級行動和目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成為一種普遍價值。第三，在對內啟蒙上，“勞動”的意識形態可制約“新階級”的繼續擴大。巴枯寧提出，一旦部分工人上升為統治階級，必然會成為脫離人民、區別于無產階級的階級，他們壟斷行政權力，具有強烈的政治統治排他性，并擁有分配生產資料的特權，實際占有社會財富，他們已不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后人稱為“新階級”或“少數特權階級”。馬克思認為，“新階級”不會成型，即至多只能作為臨時手段不穩定地出現，而不可能得到穩定的維持［23］(P694)。無可爭議，“新階級”作為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其產生給民眾帶來了極大苦難。但是，必須要明確一點，否定新階級并不意味著否定社會主義本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本質上是同情弱者、追求平等的，它提供了一種“因為平等，我們勞動者可以……”的新思維模式來代替以往的“為了平等，我們不能……”的思維模式。在民眾自我反思意義上，“勞動”概念可成為民眾評判和借以檢驗國家執政合法性的標準，所謂“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這是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理論的根基和特色。這樣，會使“新階級”出于自我隱蔽和辯護的需要，不敢言說和極力遮蔽自身的特殊存在，避免了在社會主義中“新階級”成型的最大可能性。根據這一標準，國家社會主義是由眾多的“勞動者”組成，不存在將絕對分離的場域交給不同階層的人去堅守的狀況。因此，消除無產階級與“新階級”之間的對立就成為國家社會主義最主要的任務之一，這種狀況既排除了后結構主義的過渡行為，同時又能夠避免給任何形式的主體以特權。此外，也規避了他們為確保在思想、政治上的壟斷地位，來任意肢解馬克思學說中的精髓，并將之打造成一個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并使之能夠在任何情況下解釋他們的任何事情。第四，如何保證“勞動”意識形態水平的先進。就像阿爾都塞所說的，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意識形態的有無，而是在于意識形態的可超越性，即啟蒙時的先進思想依靠傳播、啟蒙變成民眾的無意識后還能確保其先進性，并且還要時刻提防繁衍出落后甚至是反動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堅信，“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4］(P9－10)。關鍵是這種“理論”的徹底性是否可以一直在“勞動”意識形態的解釋框架內。一方面，“技術”活動與“勞動”日益合二為一，科學、政治活動也被納入“勞動”系統之中，成為自身便含有內在目的的職業活動，這種“勞動”發展的新模式甚至滲透到文化、思想領域。提倡“尊重勞動”，“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鞏固了現代平等、自由論的勞動者基礎地位，也將接納更多擬進入共同體生活的新型勞動者。另一方面，國家社會主義的啟蒙者掌握著巨大的教化和傳播資源，利用對真理的解釋權，也極力試圖將科學知識與政治權力緊密結合在一起，為執政提供標準的、排他的甚至是日益固化的模板，以該意識形態凝聚本階級成員的人心，極力將后者打造成為維護共同體利益的群體。第五，需要消除徹底啟蒙民眾遭遇到的困境。如果民眾無法保持自我反思狀態，處在被啟蒙中的他們必然處于意識形態的支配之中。這樣的意識形態是必需的，無法徹底消除也不能徹底消除，因為共同體生活的維持必須有某種諭示、意識形態假定與框架。但也是令人擔憂的，因為這就意味著每個人都變成了與他人同質化的模式人，喪失了自由、獨立的基本品格。如何保證既不盲從于他人，也包括不與他人共奉同一種“思想圣物”，不讓這樣一種“圣物”奴役自己，成為施蒂納所言說的，市民階級的原則既不是在先出身，也不是共同勞動，而是平庸性:一點出身、一點勞動。民眾在接受啟蒙教化后，會對預先給定的集體利益具有固定認識，即認同自己的階級所屬和情感所屬。這在特定范圍內(如革命階段)啟蒙無疑是成功的，但如沒有適度超出有限范圍邊界，就不可能塑造出具有思考力的群體。處于徹底啟蒙生存狀態中的人都處于空無中，懷疑一切，否定一切，世俗徹底化甚囂塵上，拒斥和嘲笑任何超驗理想和價值，因此，消除這種由于徹底啟蒙從而使民眾處于質疑一切意義的虛無主義困境，就成為國家社會主義的當務之急。

馬克思的“勞動”概念被界定為:追求生存的整體性，即既是具有公民理念的“政治人”，又是創造財富的“經濟人”，還是自由真實表達的“文化人”;不受外物統治尤其是不受自己所創造的客體統治(非異化)，所有人在目的上平等;自由自主，在自己與他人相同的普遍性生存得到基本保障并不妨礙他人自由的前提下，使自己獨特的個性能夠實現，自身的創造性潛能得以發揮，自身內在的各種主體性品質可以得到全面而健康的發展等。在從追求富國強兵到維系和鞏固社會既定秩序，再提升到促進國民的幸福、有尊嚴的生活的過程中;從單純的促進中國現代化轉向調整、審思現代性的過程中，“勞動”概念無疑始終在中國具有正面的意識形態意義。從它對共同體生活所起的創造性、維系性和批判性作用而言，對其評判應保持在一個適度的歷史主義的尺度和空間。

本文作者：董宏鷹李怡工作單位：華南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