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蟻群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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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和蟻群理論模型蟻群理論

最早是由仿生學家提出的。仿生學家經過大量細致的觀察研究發現，螞蟻個體之間是通過一種稱之為外激素（pheromone）的物質進行信息傳遞的。螞蟻在運動過程中，能夠在它所經過的路徑上留下該種物質，而且螞蟻在運動過程中能夠感知這種物質，并以此指導自己的運動方向。因此，由大量螞蟻組成的蟻群的集體行為便表現出一種信息正反饋現象：某一路徑上走過的螞蟻越多，則后來者選擇該路徑的概率就越大。螞蟻個體之間就是通過這種信息的交流達到搜索食物的目的（李永捷，2007）。意大利學者Dorigo，Maniezzo，Colorni等人通過模擬螞蟻尋路的群體行為，最先提出了蟻群算法，并用于求解復雜的組合優化等問題，獲得了較好的效果。將其應用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國內相當文獻還很鮮見，只有李永捷等在2007年做出過初步研究。本文假設在由各種形態的勞動力組成的勞動力市場中存在著一個復雜的動態信息網絡，這個信息網絡是由勞動力之間的就業信息流構成的信息集合，在這其中他們根據這些信息流來選擇他們的就業路徑。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單個勞動力的信息收集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對稱的，搜尋過程呈現出一種模糊、無序的特點，而且會受到來自很多歧途（干擾）因素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就業服務管理機構通過對勞動力之間搜尋信息流的控制和糾正來調整勞動力市場就業搜尋之間的無序性、模糊性，減少勞動力的無序搜尋和歧途（干擾）搜尋，通過對信息流的過濾和整理，引導勞動力市場中的信息收集呈現出一種有序、真實的特點，保證這個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質量。勞動力在就業市場的狀態劃分為3類：潛在態勞動力（A）、準備態勞動力（B）、就業態勞動力（C）、而就業態勞動力又可以細分為穩定就業態勞動力和動蕩就業態勞動力。整個勞動力市場的信息網絡就由這3種狀態的勞動力所產生的信息交流構成，因為這三類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以及他們為整個勞動力市場所提供的信息之間的不同（如圖1所示），所以他們對勞動力市場中的信息網絡所發揮的作用也不盡相同。圖1中的潛在態勞動力（A），在本文是指農村中已具備勞動能力但尚未有出外打工想法的勞動力，他們會關注整個勞動力市場中信息網絡的情況，并且這些信息網絡中的信息會對其以后的就業選擇產生一定的影響；準備態勞動力（B），是指具備勞動能力，并準備馬上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農村中準備外出打工人員，他們已經開始通過信息網絡中各種搜尋途徑來搜尋有就業可能性的信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和整個信息網絡產生信息交流量呈不斷增加的趨勢；就業態勞動力（C），在本方是指正在外務工和有外出務工經驗的農村勞動力，他們通過先前的經驗儲存大量的就業信息，同時也對周圍的勞動力提供大量的就業信息，在整個網絡中他們貢獻和獲得信息的能力都比較強。如圖2所示，在這3種狀態的勞動力中信息網絡呈現一種不斷增加的趨勢。由A、B、C三類勞動力組成了一個復雜的、動態的信息交流網絡（如圖2所示）：圖2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在這個網絡中他們依靠勞動就業信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網絡中的勞動就業信息呈現出一種動態變化的趨勢，同時勞動力也是自由流動的，所以整個網絡是多變的、動態的。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須通過采取一定的作用手段來調整信息網絡，從而減少歧途搜索的干擾，以規范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能通過真實的信息網絡，經過最短的時間，通過最短的搜尋路徑，支付最低的搜尋成本找到適合自己的就業崗位，使整個勞動力市場出現最優均衡。

二、蟻群理論的啟示及對貴州省就業服務機構的分析

（一）基本蟻群理論的就業服務機構作用

那么，蟻群理論在勞動力轉移中能起到什么借鑒意義呢？我們知道，蟻群是借助信息素來進行協作覓食的，信息素就是螞蟻在尋找食物過程中分泌的一種化學物質，可指導后面的螞蟻行進的方向。在這個過程中，螞蟻釋放的信息素濃度跟路徑的長度有關，路徑越長信息素濃度越低；相反，路徑越短信息素濃度越高，螞蟻趨向于濃度高的信息素方向移動。同樣，勞動力根據信息網絡中的信息的強度來選擇自己的就業搜尋路徑，支付一定的搜尋成本。勞動力就業搜尋和螞蟻覓食搜尋一樣在開始階段充滿了不確定性，但隨著搜尋過程的推演，最后根據信息素的集中而形成一條搜尋最短路徑。但是，勞動力就業搜尋與蟻群覓食搜尋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蟻群的搜尋是自然動作的結果，它們所要經過的障礙是在信息素以外的外生網絡；而勞動力就業搜尋中的障礙主要是來自信息網絡以內的歧途（干擾）信息的影響，這些因素的交織作用使整個勞動力搜尋存在多條路徑，而且有的歧途路徑比正確路徑更短，支付的成本更低，且勞動力在知識、信息、判斷等處于一個相對弱勢的地位，因而造成勞動力選擇歧途路徑的局面出現。比如婦女農民工外出就業現象。當同村某位女性勞動力外出務工，很快就衣錦還鄉，其實是在外從事不正當的行業，如“三陪”等，不明就里的其他女青年就會受其歧途信息素的影響，受騙上當，或就此走上不正確的外出務工道路。在民族地區，由于少數民族特有的民族習俗，人們在民族內部之間的信任與紐帶更為緊密，我們通過典型調查，以貴州民族地區為例，80%以上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來自于同族的親戚、朋友、老鄉的推薦，在這樣一個非正式社會網絡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渠道的人情社會，更容易受到歧途信息的影響，導致農村勞動力整體轉移的惡性循環。比如非正規就業典型“撿垃圾村”、和電視報道的“假貨村”、“小偷幫”等等。為避免農村勞動力在轉移過程中受到誤導，保證其轉移的數量和質量，就業服務機構在其中可以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就業服務機構在整個就業搜尋過程中要盡力排除那些歧途（干擾）信息，引導勞動力選擇正確的就業搜尋路徑。在整個就業搜尋過程中就業服務機構所發揮的作用，首先表現在規范勞動力市場的構成，為歧途（干擾）因素進入信息網絡設置障礙；其次是鼓勵勞動力市場中的信息自由流動，但要通過一定作用降低歧途（干擾）因素的影響；同時，通過對信息的控制，減少構成歧途搜尋的信息素數量，并減少勞動力為獲得正確信息的支付成本，縮短正確搜尋路徑的長度。歸納起來就是在勞動力交流形成的信息網絡中，就業服務機構要加入一定的作用力來加強正確信息的留存，減少歧途（干擾）因素的停留，在最優選擇路徑上形成正反饋機制，加強對最優路徑的選擇。同時，如何縮短勞動力的就業選擇路徑，提高勞動力就業搜尋的成功率是就業服務機構的重要工作。

（二）貴州就業服務機構的現狀及問題

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可知，在貴州省全年常住人口中，漢族人口為22198485人，占63.89%；各少數民族人口為12547983人，占36.11%。在這樣一個少數民族人口占到1/3的省份中，具體研究民族地區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具有現實意義。貴州省各級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主要依托于各市、州、地的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深入到農村各鄉鎮的稱為社保所，但其職能主要在社會保障方面，對于引導最基層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鄉鎮乃至縣城就業局的力量很微弱，導致貴州省農村外出勞動力組織化程度仍然較低，大多是自發的轉移。主要依靠社會關系、血緣關系尋求就業機會，如依靠親戚朋友介紹外出打工。通過中介機構的有償介紹、職業技術學校的培訓轉移和政府勞務輸出辦公室組織的集體性成規模的勞務輸出所占比例較小，有組織的輸出只占1/8左右。例如，貴州省在廣東就業的農民工中，除少量是通過政府部門有序輸出和定點勞務扶貧外，多數是通過以老帶新等方式輸出的，致使農村勞動力轉移組織化程度低、風險大、成本高，大多處于自發、無序、零散的轉移狀態。根據蟻群理論，我們知道就業中介組織在勞動力轉移中應該取到積極的引導作用，尤其是政府的就業服務機構，更應該行使這樣一個公共的職能，避免農村勞動力自發無序轉移中的干擾歧途信息的產生，而是由政府中介就業部門傳播正確的、最為經濟合理的信息素讓準備外出的農村勞動力去跟隨。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是一個系統工程，從掌握勞動力資源、就業培訓、提供就業信息到維護合法權益，都需要政府部門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務。但是，政府的這種職能非常缺乏，還不能完全地掌握農村勞動力資源及轉移就業的基本情況，包括文化程度、年齡結構、技能特長、地域分布及轉移就業的方向等。政府沒有建立完善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市場服務體系，導致農民工就業信息不暢，有組織外出的比例比較低。目前的中介服務機構從規模和管理上仍不能很好地滿足貴州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需要。一方面，縣、鄉、村三級具有管理和指導農村發展職能的組織和機構基本沒有承擔起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充分而準確的就業信息的義務，也沒有發展起專門的商業性職業中介組織；另一方面，城市作為容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主要地區，也缺乏指導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的機構和組織。在當前的行政管理框架下，城市政府只對城市勞動力的就業負責，而不對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城市就業負責。所以，盡管進入到城市的農村勞動力中有相當一部分存在搜尋就業機會的困難，但大多數城市都沒有建立起專門為農村流動勞動力就業提供信息服務的部門。不僅如此，在城市勞動力就業出現壓力時，城市政府管理部門一般要對農村流動勞動力采取排斥的做法。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尋求一個合理的解決辦法。

三、基于蟻群轉移的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一：民族地區非正規就業的典型———關嶺縣頂云鄉上發卡村關嶺是個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地處貴州西南部，屬于安順市管轄，黃果樹大瀑布周圍的不少景點都在關嶺縣境內。頂云鄉距關嶺縣城六公里，因其1978年率先以秘密形式實行“定產到組，超產獎勵”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做法而聞名，也象征著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正式啟動，頂云鄉也被稱為“中國農村改革第一鄉”。頂云鄉面積81.6平方公里；人口2.1萬，其中布依、苗、黎等民族占76.2%；轄16村委會。雖然改革開發以來頂云的經濟取得了巨大的變化，但因為自然條件的限制，目前仍有9個國家一級貧困村，2個二級貧困村。筆者在對頂云鄉的實地調研中，無意發現了一個體現民族貧困地區農村勞動力非正規就業的典型例子。頂云鄉有一個國家一級貧困村，叫上法卡村，這是一個自然寨，4個組，360人，幾乎都是白苗族。由于這個村地處海拔較高的山頭，自然資源較為貧乏，生活條件惡劣。村民以玉米為主糧，交流都是使用的苗語。地理位置的相對封閉和少數民族意識的濃厚，使上發卡的村民與外界交流不多，且文化教育程度低。因為孩子不多，村里的小學教育也只辦到一年級，教他們說點漢語。若要繼續上學，就得走幾公里山路去另外的村上，造成普遍教育程度不高。絕大部分上發卡村民依靠有限和貧瘠的土地，滿足不了生活的需要，所以每年農忙結束，他們的主要勞動力就外出務工，甚至是舉家外出。但由于沒有文化沒有技能，他們能做的，就是最低級的體力活，如在建筑工地上挖土方，當“背兜”，撿垃圾等。他們的民族意識很濃，對本村本族的信任程度表現得很明顯，也就是這樣，社會資本在他們轉移的過程中的作用就顯得非常的大。其表現就是，他們遷移的目的地、居住和工作地幾乎都是在同一個地方----貴州市郊，他們在貴州市大營坡郊外，就地找個山坡就搭起了棚子，四處分布，都是一個帶一個出來的上發卡村民，相當于他們把上發卡村“搬”到了貴陽。到農忙時或有什么任務時，村干部帶上一幫勞動力就回到頂云，沒事了又全部跟著外出。雖然在外一天也只能掙到30-50元工錢，但也比在家的收入高，且他們也沒有其他的信息渠道、技術手藝，他們相信和依靠的，就是本村熟識的親戚和朋友，所以，一旦有新的勞動力想外出務工，也無一例外的到了同一個地方，從事同一種低級的體力活，并造成惡性循環，形成了“漂浮在城市中的村莊”。這也是民族貧困地區非正規就業的一個典型案例。案例二：貧困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成功經驗———關嶺縣花江鎮提到花江鎮，也許很多不熟悉貴州的人都知道，它以“花江狗肉”而聞名于全國。作為農民勤勞致富的典型，花江鎮農民在同樣艱苦的自然條件和經濟環境下，卻創造了貴州“猶太人”的神話。花江鎮位于貴州省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城西南的214國道上，距縣城約25公里，總面積158.2平方公里，耕地面積2.9萬畝，花江鎮全鎮轄25個行政村、2個社區共252個村民小組，總人口45290人，其中布依、苗、黎等民族占29.7%。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9860人，目前從業人員28765人，其中外出從業人員14100人。外出務工人員主要以餐飲、中草藥營銷和制造業工人為主。花江原是貴陽到貴州黔西南州和廣西的交通要道，正好處于中點位置，所以一般來往車輛都要停在花江進餐或住宿，造就了其飲食業的發達，花江鎮的街道其實就是一條綿長的街道，沿街的上百家的門面幾乎全是餐館，而每家幾乎都經營著花江狗肉，憑其秘制香濃口味而聞名。可是隨著貴黃高速、關興高速路的建成，幾乎所有的客車、貨車都不經過花江鎮而直接上高速路了，花江鎮的前途怎么辦，農民剛富裕的日子怎么辦，是不是又會陷入貧困，曾是讓很多人擔憂的問題。可本次調查的事實的確讓人吃驚，花江經濟不僅沒有受到沖擊，而且還化壓力為動力，本鎮上的生意不好做了，就走出去，反而還打下了全國的市場，讓“花江狗肉”的名氣越來越大，也讓更多的花江人走了出去，共同增收。據花江鎮政府介紹，不完全統計的情況下，花江人在全國各地開的“花江狗肉館”2300余戶，從業人員約9600人，按戶均純收入3萬元保守估算，年總經營純收入6900萬元。經營地遍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但主要集中在中部省市，如長沙一地，就有200至300家的規模。事實上，大部分經營戶一年就可以賺到二十萬元以上，花江鎮資產上百萬的農戶至少有三四百戶。這在貴州農村而言，是非常難得的。花江勞動力的轉移模式，便是蟻群理論的一個現實寫照。因花江狗肉秘制配方，也由于怕外鄉人掌握到其獨特的制作過程與方法，所以才會出現剛才所述的一幫又一幫人結伙外出。如果一個農戶到外開餐館，他不是就地招工，而一定會在花江本地帶上服務人員一同前往。而尋找伙計的途徑，也一定是先找親戚，然后是利用朋友、熟人的資源，最后是找老鄉。開得較大的店，一天經營收入達20多萬元，服務人員就有80多個，最小的店也有5個左右的服務人員，一般都是開一家店帶10—20個本地農民工外出。而這些跟著外出務工的服務人員，稍有些頭腦意識的，在幫工兩三年，學得技術和經驗后，也會自己開館子，然后再帶一幫人出去。這就形成了“滾雪球”式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良性循環。在共同形成的習俗、信任及規范下，花江鎮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也是借用這樣一個產業優勢，以少帶多，以點帶面，親鄰相傳的發展起來，為貧困地區勞動力的轉移和增收致富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案例。

四、基于蟻群理論的相關政策建議

（一）充分利用網絡資源，大力發展鄉鎮信息化水平

雖然現在已經是網絡化信息化時代，但在貴州這樣的民族貧困地區，經濟和文化仍相對滯后，我們看到一些鄉鎮政府的信息化水平都很低，更談不上普及到普通農民。筆者建議每個村都設立一個專門的信息員，他們要懂得基本的電腦知識，能利用網絡資源為農民提供各種信息需求服務。比如，可以成立動態管理網絡或勞動力供需信息系統，將國家及地方各級政府、各部門出臺的有關農村勞動力供求方面的法律政策及規定、全國各地勞務市場及人才市場的運行和供求狀況提供給農民，充分運用其信息導向作用，增強少數民族貧困地區農民工“信息導向、按需流動”的就業意識，引導農民工合理、有序流動，讓農民也享受到社會化網絡時代的豐富資源。（本文來自于《經濟研究導刊》雜志。《經濟研究導刊》雜志簡介詳見.）

（二）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

農村基礎設施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生產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質基礎，它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公共產品的性質，政府應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投入者。在發展農村經濟的過程中基礎設施因其經濟效應而受到重視，但在此處我們強調的是其對農民積累社會資本的意義。完善的道路、電力、信息通訊等基礎設施，必然會給農民出行、與外界聯系帶來便利，促進農民在更廣的面上進行社會交往，幫助農民維護社會關系網絡，從而積累社會資本。借助現代化的社會交往媒介，農民可以突破個體在地點、身份、職業上的差異，將人際關系網絡擴展到城市和非農產業領域，這必然會給農民尋求非農就業、提高工資收入帶來幫助。政府應進一步推動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把公共服務延伸到農村去，改變農村的閉塞局面，為農民交流信息、參與社會活動創造物質條件，從而使農民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積累社會資本。另外，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一項長期而繁重的任務，在建設時應注意科學規劃，優先解決農民最急需的生產生活設施。

（三）建立和完善農民工專門的職業介紹中介機構

政府應專門設立并大力發展專門的農民工職業介紹中介服務機構，擴大其覆蓋面，增強其服務功能，使之在有組織地轉移農民工方面發揮主渠道作用。農村地處“邊緣地帶”，信息缺乏是他們擇業的一大障礙。他們獲得信息的主要途徑就是勞動力市場。在目前貴州省乃至全國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較低且不夠規范、工作效率低的情況下，更需要加快培育和完善勞動力市場，利用蟻群理論的啟示，減少農村勞動力求職就業過程的歧途信息素的干擾，可采取樹立外出務工成功案例典型的方式大力宣傳，或一個村、一個鎮集體先組織一小部分精干的勞動力到較發達、較好的產業就職，然后利用這些良好的信息素帶動更多的本地勞動力沿著這個路徑轉移，從而形成自己有序良性循環。另外，對民間資本的中介機構，政府也應實行有效的監管體系和機制。

（四）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發展職業培訓機構

教育、培訓和健康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方面，政府和農民個人都應從這幾個方面入手，努力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水平。教育是人力資本最基本的投資方式，政府要堅定不移地發展國民教育事業，提高國家財政用于發展教育的比例，平衡城鄉之間教育資源的分配，促進整個社會的教育平等。目前的當務之急是保障還在學齡階段的農村未來勞動力的受教育權利，保證他們享受和城市學校同樣的教育資源；減輕農村家庭的教育負擔；盡快取消農民工子女入學的戶籍限制和擇校費。對于已經離開學校的農村勞動力來說，職業技能培訓是增加他們人力資本的主要途徑。從農民工市民化這一長期過程出發，長期系統的就業培訓是他們在城市持續發展和沉淀的必要條件之一。但是，目前大多數培訓是短暫且是一次性的，農民工的需求和現實的就業培訓制度供給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雖然少數企業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對農民工進行了崗位培訓，但是他們的出發點是企業盈利。真正從農民工發展的角度考慮就業培訓的問題應該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之一。國家應建立和發展一套規范的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體系；根據崗位的技能要求有目的的開展培訓，以使農民能夠勝任復雜勞動的崗位，并可以對農民工進行基本法律知識、維權意識、基本技術等培訓。提倡企業開展農村勞動力職業培訓并錄用。由于健康的重要性，政府需要改善農村的公共衛生狀況，增加農村的醫療資源，進一步發展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建立健全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減輕農民看病負擔，保障農民病有所醫。

（五）健全農民對社會活動的參與機制

政府作為制度的供給者之一，可以通過健全社會活動的參與機制，幫助和引導農民參與健康有益的社會活動，為農民積累社會資本提供規范化的制度支持。參與社會活動，既是人物質生活的需要，也是人精神生活的需要。生產性的活動為社會提供了產出，同時也使勞動者得以維持生計；娛樂文化交際活動有助于人保持身心健康、精神愉悅。但受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長期影響，農村的生活相對封閉，農民的社會活動范圍狹窄、形式單一，特別是他們的娛樂、文化等滿足精神需求的活動相對缺乏。農民既不清楚他們生活圈外的活動，也不知道如何參與。這就導致了農民的社會資本匱乏，很難轉變就業的產業范圍。政府部門可以在農村社區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即把豐富多彩的社會活動引入農民的生活圈內，以吸引農民參與。這些活動既可以是精神娛樂活動，也可以是有針對性的非農就業指導活動。對于外界的社會活動，當地政府部門應做好宣傳工作，向農民介紹活動內容和參與方式，鼓勵其積極參與。在社會活動的參與過程中，農民才能擴大社會關系網絡，交流信息。

本文作者:馬紅梅工作單位:貴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