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人口都市化與社會結構變遷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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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帶來的思考

【內容提要】20世紀60年代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孟德拉斯提出了法國“農民的終結”的認識觀，以后20年法國城市化與農業發展的進程證實了這一結論。當代中國正處于都市化的發展高潮階段，未來的20到30年間面臨著“都市社會的來臨”和“農業社會的終結”的考驗，城市數量將從目前的600多座發展到1300多座，城市人口將從目前的占全部人口的30%增加到65%，將有5億多農民走進城市。這是人類發展史上的巨大的社會變遷。當代中國正面臨著全新的社會變遷與人口遷移格局，使傳統都市化的模式與農業發展理論受到挑戰，因此，總結、分析、認識人類社會及未來中國都市與鄉村社會結構變遷的趨勢，對于中國都市化道路及鄉村變遷的模式選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都市農業/結構性農業/都市化

【正文】

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在1964年出版了《農民的終結》一書，他在這一著作的開篇指出：“二十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保ㄗⅲ海鄯ǎ軭·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譯：《農民的終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孟德拉斯是巴黎第十大學社會學所所長、法國科學研究中心農村社會學研究組負責人和法國應用社會學協會主席。）他在20世紀60年代就論證了法國都市化過程中的都市與鄉村差異縮小的發展事實，到了20世紀80年代，法國社會結構的變遷證實了孟德拉斯的觀點。在《農民的終結》一書出版20年后的1984年，作者在為該書新寫的一個《跋》中說：雖然法國還有農業勞動者，但是他們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孟德拉斯認為，《農民的終結》一書是給在法國存在一千多年的農業“文明的死亡證明書”。他還很感慨地說：“對另一些人來說，我是農民的陳舊價值的懷舊歌手。宣告農民的終結在讀者中引起懷舊的傷感：盡管作者努力做到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樣‘科學’，但他永遠無法控制他在讀者中激起的感情共鳴?！保ㄗⅲ海鄯ǎ軭·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譯：《農民的終結》，第297-298頁。）

當代中國正處于都市化的發展高潮階段，在未來的20到30年間，中國的城市將從目前的600多座發展到1300多座，城市人口將從目前的占全部人口的30%增加到65%，將有5億多農民走進城市。特別是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進，西部民族地區的城市化進程也必然加快。這是人類發展史上的巨大的社會變遷。要想讓農民富有，就必須減少農民，這已經是發達國家成功的經驗。中國的都市與農村正面臨著全新的社會變遷格局，傳統都市化的模式與農業發展理論正面臨全新挑戰，因此，總結、分析、認識人類社會及未來中國都市與鄉村社會結構變遷的趨勢，這對于中國都市化道路及鄉村變遷的模式選擇是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

一、傳統農業社會的終結是都市社會結構變遷的真正結果

在當代中國特定的社會經濟形態轉型與都市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中國社會變遷主潮集中體現在都市化和都市現代化的進程之中。事實已經證明，只有使億萬“鄉村人”轉化為“都市人”，才能使中國在完全意義上實現現代化。因為所有的現代化都取決于人的現代化，而“鄉村人”轉化為“都市人”是塑造社會整體意義上的現代人群體的前提?！疤幵诂F代化進程中的社會成員，為符合其作為職業者和選民的角色，他們必須變成有良好教育的、積極的、靈活的、有成就意識的人、從‘傳統的人’過渡到‘現代的人’”。（注：［德］沃爾夫岡·查普夫著，陸宏成、陳黎譯：《現代化與社會轉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頁。）很顯然，停滯不變、封閉的鄉村社會幾千年的歷史證明，在鄉村社會結構中是不可能完成從“傳統人”到“現代人”的過渡的。

目前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大國，而且農業屬于農村，而不是農業屬于工業或都市。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走改變農村社會結構和農業經營結構的道路，即創造與都市社會結構變遷及都市化進程相適應的、與現代市場經濟關系相適應的“都市性結構農業經濟”的模式。而要創造這樣的模式，必須首先改變農村人的生存方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這一過程的目標和結果形式即為都市化和都市現代化，而其外在表現形式就是億萬“鄉村人”向“都市人”轉化。

孟德拉斯在他的《農民的終結·導論》中說：“19世紀的社會科學表明，它們對鄉村的事物的不了解令人驚訝。它們的分析和解釋的努力都是針對工業經濟和都市社會的。”這一論述完全可以用于當代中國某些社會科學領域，不僅對都市缺乏了解，而且對中國農村更少了解。我們可以這樣設問：21世紀中葉的中國現代化是以農村為標志，還是以都市為標志？這一設問在當代的現代化理論來看似乎有些怪異之嫌，但事實上，這正是中國當代社會結構變遷理論缺少的一個重要視角。如果在21世紀中葉中國農民仍占全國人口的80%，中國就不可能實現整體現代化。比較而言，西方學者在這一問題上是有明確認識的：“農民是相對于都市來限定自身的。如果沒有都市，就無所謂農民，如果整個社會全部都市化了，也就沒有農民了”。（注：［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譯：《農民的終結》，第2頁。）這一認識觀的最終結論應該是，人類社會未來的現代化的結果應該是有農業工人而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換一個角度來說，沒有都市化和都市現代化，就不可能有社會發展意義上的現代化，鄉村的生活方式與生產格局不改變，即使達到某種較高收入指標，也不能稱為是現代化。

面對當代中國都市社會結構變遷中的種種社會問題，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些問題的發生與存在與城鄉差別的存在和擴大有直接關系。要正確認識中國當代社會結構變遷的問題，必須認識、研究當代中國鄉村的農民問題，必須注意研究中國農村社會結構中的深層次問題，只有從典型的傳統農業社會的鄉村經濟關系出發，充分認識傳統農業社會結構的負面功能，才能真正揭示“農民的終結”的重大意義和最根本原因，認識都市化和都市現代化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結果和過程的深刻意涵。當代中國農村所保存的傳統農業社會的特點內涵非常復雜，在此僅舉其比較牢固的傳統意義上的負面社會因素，大體有五：

1.宗法血族關系對舊傳統的傳承。傳統農業社會“是建立在自己社員的血統親屬關系上的”。（注：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4頁。）這種宗法血族關系的最大特點是：維系社會舊意義上的親情關系的發展，并為封閉性經濟與社會關系的存在創造條件，使舊的文化習俗得以傳承。中國傳統農業的宗法血族關系從原始社會就已經開始，在西周時代通過政治血緣宗法關系進一步強化，在三千多年的時間里雖然發生多種變異，但其“基本內核”沒有變。當代中國的河南、山東、湖南、廣西、河北、山西等省份的一些比較落后的鄉村，宗法關系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并有某種程度的新發展趨勢。在經濟發達地區如江蘇的蘇南地區，宗法關系直接介入經濟和政治領域，在某些地方和企業形成家庭經濟體系。宗法關系在鄉村的外部表現形式有村落的同姓化、親緣化，而且具有游離于政權之外的權力。宗法血族關系在農村主要功能有：其一，保證了封建倫理習俗的延續；其二，維護了傳統文化與觀念，如在婚喪嫁娶中舊的傳統的文化與行為在一定程度得以強化實施；其三，在積累舊文化中，創造新的愚昧抵制科學創新和科學傳播；其四，與文明社會的法權相抗衡；其五，用傳統家庭血緣的方式參與企業管理和市場競爭。當然，當代中國戶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這種關系。

2.生產要素簡單化和低層次化使農村缺乏突破自我的“文化力”。傳統農業在發展過程中，之所以表現了在低水平上循環的特質，主要就是生產要素的簡單化。即：(1)土地；(2)簡單生產工具如鋤頭、犁等；(3)勞動力大多數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在中國農業發展的幾千年中，上述3種要素幾乎沒有發生變化。直至21世紀初，在中國還有一些鄉村仍保持典型的傳統農業的生產方式。在生產經驗的傳承方面，有關農業生產知識仍然是以“習得”的方式獲得。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的農業發展與傳統的農業社會有著巨大的區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農業由社會最不發達部分的單純經驗的和機械地沿襲下來的經營方法，在私有制條件下一般能夠做到的范圍內，轉化為農藝學的自覺的科學的應用?！保ㄗⅲ厚R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96頁。）

3.傳統農業社會生產形式的單一性導致社會結構的封閉性和社會結構變遷的某種停滯性。這種停滯性表現為生產形式固定化、文化活動的單一化、消費方式的低層次化、主要農業產品單一化和農業產品在某種范圍的生產非商品化，在當代中國的一些地方還存有以物易物的現象。這種停滯性在西方學者眼里是“鄉村什么也不創造，它的一切都來自都市，服裝、習俗、歌曲”，孟德拉斯還加上“機器和技術”。在很多傳統的農業社會關系中，都市的文化是遠離他們的，是被現代都市文明遺忘的角落。從社會的開放結構來看，凡是不發達的經濟都是封閉性經濟。而任何封閉性經濟關系，都不存在高級的生產要素和產品流通。最重要的是在封閉的農業經濟中，多數人收入等于產值。

4.小規模農業經濟形成多重不平衡性與不穩定性。當代中國農村發展的不平衡性是一個基本常識，從理論上講，不平衡是具有必然性的，但對于中國農村的不平衡“點”應該尋找。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最深層關系是，有些地區不能維持自身的發展已經是一個長期現象，如有的地區年年發生災害，不僅自身不能養活自己，而且使得發達地區有很大一部分農業產品和其他商品成為“社會救災產品”，這種不平衡在市場經濟關系中還有繼續發展的勢頭。沿海與內地農業差距指數在1952-1989年間從0.99上升到1.36。幾十年中雖然有比較大的波動，但總趨勢是差距越來越大。（注：參見李若建：《建國后沿海與內陸發展差距展望》，《未來與發展》1992年第1期。）在多重的不平衡中，應該更多注意的是農業勞動投入的不平衡。因為傳統農業的生產形式與內容的單一性，必然出現“農隙”。（注：“農隙”伴隨中國傳統農業，已經存在了數千年。見《左傳·隱公五年》。）“農隙”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農業規模小，單一的生產形式使農業本身沒有深加工，農業勞動忙閑不均。農閑時，大量沒有專業技能的農業人口涌向都市，造成都市社會結構變遷中的最大問題。

5.傳統農業技術含量低及教育程度偏低所形成的價值觀的低層次化。低教育的農業人口呈強勁增長趨勢，而農業勞動力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中長期不變，因而造成傳統農業社會的“均衡經濟陷阱”。在土地數量不變的情況下，農業人口增加形成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總的壓力，雖然社會財富總量年年增加，可是社會平均財富呈遞減趨勢。在這樣的條件下，有幾個必然的社會矛盾現象：(1)農業人口持續增長與數量不變的土地之間的矛盾，農業勞動力必然出現剩余。21世紀初中國農村將有3億左右勞動力從鄉村中游離出來，如果都市不能有效地涵容農業人口，將形成一個十分特殊的社會問題。(2)人均產值下降與消費增加的矛盾。(3)傳統農業社會農業人口收入波動有時趨向“最低生存費用線”，新增加的農業勞動力不能創造有效維系生存的產值。

綜合傳統農業的特點，我們可以看到傳統鄉村貧困的根源：(1)農業經濟體內勞動力過剩；(2)低層次的生產力造成生產形式的固定化；(3)農業勞動力處于不充分就業或隱性失業；(4)農業土地數量在工業化和都市現代化中減少；(5)由低收入、低消費決定的教育低下，使科學技術沒有有效傳播的載體。

傳統農業本身就是一個造神的機器，傳統農業社會結構所體現的宗法關系、封閉性和低教育的群體更容易創造迷信和不發達、不完善的多元宗教形式。粗略統計，在中國傳統農業文化運行的幾千年中，為后代創造了近三百種“神”，還不包括少數民族和各種單項崇拜“神”以及現代各種“功”所創造的“神”。當代社會經濟形態的轉型，使富有與貧困的群體并存，發展機遇與新風險共在，人們的祈富心理千姿百態。為滿足僥幸致富心理，為了達到某種低文化群體偏執的心態要求，傳統農業文化中的各種“神”又應運而生。而且頗具現代意義的是，在都市里那些“通易經”、“懂天命”的人，多來自教育落后的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個體農民。（公務員之家整理）

在傳統的鄉村里，土地被視為惟一的財富。是的，土地是財富，而且是十分重要的財富，但是它不是社會惟一的財富，更是一個可以運作使之增值的具有多種功能的財富。把土地視為僅有一種功能，這一觀念和心態所表現的本質是缺乏“資本觀念”和資本的再生產觀念，與傳統農業的“重農抑商”思想異曲同工。這種文化心態還有“君子應安貧樂道”、“守窮”等“守道”的文化內涵。把土地視為惟一的財富而不是把它視為資本，還因為缺乏科學知識。事實上，這一心態是與中國的傳統農業伴生而來的。在貴州某山區，世代以耕種土地為業。20世紀80年代后期，這個地方修水庫，村莊周圍的土地大批被淹在水下面，一部分剩余土地在隔水庫相望的對面山上。這里的農民沒有因水庫而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而是用傳統方式造一只小船，每天用小船裝上牛，到對面的山上去耕種土地，生活十分貧困。當一些科技人員到這一帶考察時發現，可以轉化為貨幣的山貨特別多，而且只要這里的農民能夠在水庫里養魚或打魚就會變得很富有，可是在當地農民眼中，能讓他們活下去的只有土地。事實上，自古以來，單純依靠土地生存的民族，都是長期處在“匱乏經濟”條件之下的民族。對土地的眷戀蘊涵著傳統生活方式對人走入新的生活方式的羈絆。在廣西貧困山區，盡管自然條件十分不利于人的生存與發展，而且使人只能維系最低生活水平，可是讓當地居民從山上遷下來時，卻很艱難。

“二元社會結構”理論創始人W·A·劉易斯在描述“二元社會結構”的一般特征時說，社會中既“擁有雄偉的建筑物、自來水和交通之類的現代都市”，又有“大量生活在完全另一個世界的鄉下人。資本和新思想并非稀薄地分散在整個經濟中，它們高度集中在若干點上，并由此向外擴散”。（注：［美］W·A·劉易斯著、施煒等譯：《二元經濟論》，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頁。）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突出矛盾，就是一部分農業人口自身不能養活自己——“產出小于消費”，造成中國長期以來一部分農業勞動力“就業不充分”或是所謂“剩余勞動力”群體，他們必然要從不發達的農業游離出來走進都市。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迅速地甩掉了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而社會主義在向市場經濟邁進的過程中，怎么能以小農經濟為依托來發展社會經濟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通過人口流動歷史規律和現實流動農業人口的行為分析，某些地區因農業經濟發展呈衰退趨勢而出現的農業游離人口，其流動具有盲動性，其負面影響也特別大。有關資料統計，中國還有數千萬農業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農業人口的大流動必然存在。農業人口流向城市的必然性，有很多相關理論進行證明，比較流行的是“推拉理論”(push-pulltheory)，即城市生活方式作為一種拉力，而農村的貧困作為一種推力，只要城市與鄉村的對立存在，這種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就必然存在，而其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生活方式的吸引。因此，減少農民便是一個民族國家的興旺之路，（注：參見周大鳴編著：《現代都市人類學》，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頁。）必須尋求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解決農民出路的途徑。

二、“都市性結構農業經濟”的構建

孟德拉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業發展提出這樣的問題：“令人奇怪的是，生產土豆和肉食品，似乎比制造火箭和衛星更為困難。”（注：［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譯：《農民的終結》，第7頁。）從其科學屬性來說，生產土豆與制造衛星缺乏嚴格的可比性，但是至少說明，資本主義在解決農業問題上，走了一條與社會主義完全不同的道路。即在資本主義發生初期，就通過農藝學及相關科學的發展，把農業作為科學與工業進程的一部分。

中國的農業在人類文明之初曾是最先進的，但是，在純粹農業發展數千年后，農業仍然作為一種獨立的經濟結構而存在著，面對世界范圍的工業化進程，中國農業沒有匯入工業的發展之中，而是與工業“滯后式平行”的方式循著“兩條軌跡”發展著，這是中國農業之所以落后的最根本原因。就農業本身而搞農業，這一方式在中國奉行三千多年。但是，在現代社會把農業置于工業發展之外，作為傳統的國家“兩部門經濟”的存在形式，使農業只能是處在一個低水平上循環進化的過程中，而不能產生“質”的飛躍。一個十分清楚的邏輯關系是：中國實現現代化→必須首先改變都市與鄉村的人口比例→使更多的農業人口走進都市生活→都市社會結構變遷加快→提高都市化水平→使更多的農業人口實現文化心理結構的現代化→創造都市性結構農業經濟體系→這一社會與經濟結構性轉型過程與改變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相輔相承→最終使“鄉村人”成為“都市人”。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曾預言東方社會的歷史是鄉村都市化。鄉村都市化就是要消滅城鄉差別。沒有了城鄉差別也就沒有了傳統意義上的鄉村，也就沒有了屬于鄉村的農業。為此，應該創造并選擇“都市性結構農業經濟”的發展方向，這才是中國真正的希望所在！

中國農業一直游離于商品經濟之外，雖然沿海都市及地區的農業在近代以來有一部分開始踏入簡單商品經濟關系中，但是始終是處在“商品經濟的邊緣”。現代社會的發展，使農業已經不可能成為“獨立靠天生存的自然系統”，而應該是通過市場經濟關系，依靠工業與高科技為發展基礎的經濟系統。如果能確立這樣的認識前提，中國農業社會的轉型才不僅僅是站在都市社會之外，而成為都市社會轉型的“不大轉動的外圍”。

近幾年來，由于市場關系中人們對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加之工農業產品價格比不合理，相當一部分農業勞動力“棄農經商”，這種情況在發達地區有，不發達地區也存在。發達地區的農業勞動力所認識的是工商業的低投入高產出；不發達地區的農業勞動力所認識的是自身的“比較貧困的概念”。從理論與實際需求的關系來說，越是發達地區，越需要良好的農業條件作為其發展、生存的前提。因此，無論本質關系上還是理論認識上，加快都市社會結構變遷，加快都市化進程和水平，是在整體上轉變中國農業社會的經濟與社會結構關系，使中國步入現代化的決定性因素。

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擺正農業與都市工商業發展關系，盡快使農業形成“工業農業模式”。其基本的理論認識及方式選擇應該遵循這樣的原則：

1.都市社會結構變遷最終是以實現城市化和都市現代化為目標。加快社會整體的城市化、城鎮化水平，以城市化為中心構建農業經濟，形成四種模式：一是大都市圈經營性農業經濟模式，如上海地區的農業，可稱典型的大都市農業；二是都市經營性農業經濟模式，主要指大中城市郊縣農業，可稱為都市所屬農業；三是城鎮經營性農業經濟模式，可稱為城鎮農業經濟；四是商業性農業經濟模式，可稱為規模性的商業農業經濟，以各種各樣的農業經濟公司、農業經營的服務公司和托拉斯為其主體形式。這些可歸結為一個總體概念，即“都市性結構農業經濟模式”。這一目標的發展指標之一，是在未來50年內使中國的大部分地區的都市人口占整個地區人口的50%以上。

2.為了適應發達地區都市的高速發展，發達地區應該盡快形成規模農業。規模農業是工業化、機械化發展的基礎和結果，沒有規模農業，中國的經濟就不會有持續的發展能力。

3.要盡可能地加速農業的商品化和經營集團化、托拉斯化的進程，并形成專業性農業經營模式，至少在發達地區可以首先實行這一經營形式。使經營土地的人成為懂得商品經濟規律，懂得高科技的社會群體。這樣可以少走資本主義初期走過的彎路，使農業生產者不僅是農業經濟的生產者、創造者，而且也是都市經濟的創造者和生產者，同時又是都市生活方式的享受者。正如孟德拉斯所說：“當農業勞動者不再把自己作為生產者，并開始考慮自己的生產銷路時，他的整個世界都改變了。種地養家的農民和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農業生產者具有完全不同的視野?！保ㄗⅲ海鄯ǎ軭·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譯：《農民的終結》，第175頁。）

4.創造都市型結構農業。值得理論界思考的是，當代中國農業的發展，不能是再用傳統農業方式創造新的傳統農業，即用落后創造新的落后。有些學者仍然在用傳統的方法指導現代農業，甚至用現代的方法裝點傳統農業，這猶如在一雙傳統的“三寸金蓮”上繡上現代符號，或者是在“三寸金蓮”上裝上一個集成電路，但是，讓被束縛的“三寸金蓮”騰飛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須打破舊的結構關系，創造新型的結構與功能，才能使傳統農業走向新生。在與西方發達農業比較中，尋找一個可以參照的模式，把中國的農業放在都市經濟的結構框架中來發展，最終把農業轉化為工業的生產形式，而形成有持續發展能力的“都市性結構農業經濟模式”。

中國都市社會結構變遷，必須創造合理的區域經濟發展結構，并構建布局合理的區域發展中心，即區域“發展極”，使都市社會結構變遷與鄉村的社會結構形成區域性社會協調機制，并使之成為一個有機的社會系統工程。應該說中國區域性社會結構變遷，在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新的地域社會結構關系正在形成，社會整體的協調發展越來越受到專家學者和各級政府的重視。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珠江三角洲經濟區、長江經濟帶等都在以其特有的功能發揮著作用。但是廣大的沒有區域發展中心——“發展極”——的農業地區的發展沒有政策性的說明。當前的中國鄉村邁向現代化，應該注意區域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中心性原則，即在政策上創造區域性“發展極”是中國農業經濟及鄉村的特殊需求。小城鎮的發展，是中國農民的出路之一。但是，事實證明不是所有的小城鎮都能夠自然發展并形成一定規模的都市，因為有相當多的小城鎮與都市并行了數千年。中國鄉村都市化的理論問題，應該走出原來的理論誤區，很多小城鎮不具備“累積循環因果原理”，因此相當多的小城鎮，只是在原有水平上“停滯維持發展”，不增長，也不擴大，進而不能形成有力而合理的地域生產力布局。所以，有的地方經濟發展長期停滯不前，也與地域結構的生產力布局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只有處于一定條件下的小城鎮才具有都市的“循環累積”發展的功能。在中國的學術界有人把工業化和都市化嚴格區別開來，西方學術界把都市化與工業化看作是“有區別的同一過程”。從現實比較中可以看出，這兩者是互為因果的過程，小城鎮要成為都市必須具備多重條件，雖然學者對這些條件的認識不一，但有一點是起著重要作用的，即在大都市經濟輻射圈——區域“發展極”的功能覆蓋下，小城鎮發展為都市的速度要快得多。因此，在一定區域內，不是所有的小城鎮都能成為都市，只是其中區位條件比較好的城鎮才能發展成為都市。無論是中國歷史上小城鎮的發展，還是當代中國小城鎮的發展都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區域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極”，是地區經濟結構與社會關系的集中體現，一個區域性的經濟結構是否合理，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區域經濟社會與區域“發展極”的合理關系。“發展極”作為都市群的主體部分，往往是一定區域最新成果和創新集團的發展區，往往是一個都市群的創新區，經濟發展最前沿區，有著某種示范作用，必然會不斷地向市場推出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而且還在不斷地創造著新的市場、新的組織、新的管理體制及新生活方式等，只有小城鎮成為大都市區和大都市帶的結構構成部分，區域社會結構的整體變遷與現代化才能夠真正實現。而都市社會結構變遷及社會結構在區域空間意義上的擴張，就是各種各樣的小城鎮能夠成為都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通過都市社會結構變遷，創造“鄉下人”走進都市的社會機制，創造拋棄舊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的新發展空間。

三、都市社會結構變遷及“農民的終結”意義上的都市化戰略與對策

全方位實現城市化，這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必然結果和過程，為“鄉村人”轉化為“都市人”提供有效生存空間是超前戰略的認識基點，也是未來中國能夠出現大眾消費社會關系的前提。經濟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大中小城市應根據所處的條件實行全方位發展戰略。國際上許多都市研究機構的統計材料證實，都市經濟的集聚效應是以規模發展為特征的，我國沒有理由來控制大都市的人口與發展規模，更何況超級都市的再發展既是可行的也是現實的，上海浦東的開發拉開了大都市再發展的序幕，從而也在一定意義上否定了“控制大都市的發展規模”的理論模式。中小都市更應以特有的政策集聚人才、聚集人口，發展自己，擴大規模。在這一全方位的發展中，使中國的農業人口能夠在科學的規劃下，以有序的方式達到人口合理分流的目的，而不是讓農業人口盲目地單純地涌進大都市和特大都市，這關系到21世紀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

從可操作的意義上看，中國農民出路的措施性思考可以有這樣的選擇：第一，二千多個縣城（含縣級市）中的1/3或2/3，在未來30年可以有計劃地增加5萬－10萬以上的人口；在江蘇的縣級城市中，目前為十幾萬人的，可達到40萬－50萬人口；廣東沿海一帶的有些縣城可超過百萬人口。這一層次的集聚在全國將可吸收1億－2億的農業人口。第二，全國所有建制鎮，在相對區域內根據區位優勢，規劃其主要城鎮，使其成為小區域的“發展極”。保守估計，在未來30年中，其中若有1/3城鎮發展成3萬－15萬人口的小城市，那么將有1億－2億人走向都市生活方式，從而使中國的“鄉村人”的生產關系和文化生活水平產生一個質的飛躍。其關鍵是我們能否在政策上給予規定和管理。城鎮與鄉鎮人口的增加在理論上等于使農民就地生存，就近集聚，集約生產，從而形成有中國特色的鄉村人口生活方式都市化和城鎮化。第三，全國現有不同類型的建制市近700個，幾乎所有的市都出現了大量增加人口的趨勢。在近30年中，一部分較大都市新增人口達50萬－100萬以上。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在未來的30年中，其中有2/3的都市若增加50萬人，都市人口可多增加2億多，從現代都市發展的涵容能力來看，這也是十分保守的估計。而對提出建成國際化大都市目標的都市來說，應該創造新型的“都市化區”和都市群，而這樣的“都市化區”人口不能低于500萬，才能體現都市地域生產力最佳效益。如果有20個500萬以上人口的“大都市化區”，就可以吸納1億人口。

這一設計思路的科學依據是，既然都市化和都市現代化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現代化是都市化的一個結果，就必須對未來30年走進都市的人口進行設計。阻擋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種設計就是通過政策與制度投入，對農業人口走向都市進行“區位細分”，使未來4億－5億農業人口走向都市成為一個有序化的過程。

都市要能夠涵容農業人口，其前提條件是必須加快都市社會結構變遷過程，深化都市社會的生產與生活的分工，使都市目前的以第二產業為主的狀態，盡快轉向以第三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

當代中國正處在社會經濟轉型的農業文化向工業文化變遷的過程中，落后的農業生活與生產環境必然產生相對落后的文化心理結構，而這正是中國四個現代化的主要阻力之一。消除這一“阻力因”只有把億萬中國的“鄉村人”變成“城鎮人”、“都市人”才能使中國人口中的大部分人——“農村人”——在社會變遷中最終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別無選擇。

對鄉村人變成都市人，在孟德拉斯研究視線中已經清楚地看到，他在20世紀60年代法國農村時看到“在很多地區，工人一農民越來越多。那兒的工廠派客車到方圓50公里開外的地方‘收集’農民，接送他們上下班”。到20世紀80年代他又對農村的現狀進行研究，并提出了新的解釋，他指出20世紀80年代的法國：“通訊和交通的發展改變了鄉村社會規模：中等規模的標準從方圓1-3平方公里過渡到10-30平方公里。與此相隨的還有結構的變化：構造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不再是地界和轄區，而是通訊和影響網絡，作為這些網絡中心的城鎮和小都市被并入鄉村系統。”他的這一觀點與在《農民的終結》一書的前幾章中已經論述的貝爾的觀點頗為相似。在20世紀80年代的法國，“鄉下人享有都市生活的一切舒適，統計數字表明，在巴黎人、都市人、郊區人、小都市居民和鄉下人之間，已經不像20年前那樣具有系統的差異”，所有的家庭都有現代化電器和小汽車，而在某些方面在原鄉村地區的居民還有優勢，如住宅空間和冰柜比都市中心區居民要大得多。他認為“鄉下人享有都市的一切物質條件和舒適，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生活方式都市化了。這種生活差距的消除是在70年代完成的。作為逆流，一些異型的生活形式出現了”。（注：［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譯：《農民的終結》，第284、300、301頁。）

與其說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已經是一個郊區化的國家，不如說是一個都市化普及的國家。中國的都市與郊區的社會結構和農民生活方式雖然都在發生變化，但與美國的郊區還有著本質的區別，距離法國式的農民終結還相差甚遠。孟德拉斯提出“農民的終結”說明了這樣一個規律，這個規律就是都市化必然促使人類社會生存方式、生產方式等所構成的都市生活方式的進化，即都市社會結構的變遷，在這個變遷中，農民必將成為過去。在都市社會結構的擴張中，人類社會地域不再分成兩塊，一塊是農村，一塊是城市，而是由都市型生產與生活方式取代農村型的生產與生存方式。以新的交通方式和通訊方式使農村復興，這種社會結構變遷對某些國家和民族來講還較為遙遠，而有些國家已經實現——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改變了！傳統的農村生活居住方式改變了！人們通過現代交通工具與現代通訊工具共享都市生活方式。都市的集聚不以人口的集聚為最終方式，而是以交通方式與聯系方式的現代性為第一特征。

都市社會結構在永恒地變遷，都市在發展，鄉村將消亡，農民將成為過去，田園都市將成為未來。

中國億萬農民成為城市人的時代，才是中國真正走在世界前列的時代。（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