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國封建社會人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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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會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是很低的。拿我國來說，從第一次有正式全國人口記錄的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1839年間，全國人口從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增到四億一千二百八十余萬，凈增三億五千三百二十余萬，每年僅遞增0.1%。鴉片戰爭后，人口增長也很緩慢，從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間，全國人口從四億一千二百余萬增到五億四千余萬，凈增約一億三千萬，年平均增長率約為0.26%（這里和后文列舉的舊中國各個時期的人口數字，都不精確，也不全可比。但借它們來說明各個歷史時期人口變化的大致趨勢還是可以的。）。這就是一般說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特點（的高—高—低類型的人口再生產。

然而，我國封建社會人口自然增長率低只是總括而言。如果畫一條封建社會人口變化的曲線，就立刻可以看出它并不是平滑地緩慢上升，而是具有在一段時期內大起大落和在整個封建時期內作臺階式“躍遷”這樣兩個特點。大體上說，一個歷時較久而又比較強大的封建王朝(如兩漢、唐、兩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長十分迅速，大約到中期達到高峰，而后停滯，到新舊王朝交替時期則急劇下降，人口的變化呈現大起大落的現象。另一方面，整個封建時期人口的增長則呈現為臺階式的躍遷。戰國中期的人口可能大約為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這是第一級臺階；從漢到唐，人口似乎沒有超過六千萬，這是第二級臺階；從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約增長到一億左右，這是第三級臺階；從清代乾隆初年開始，短短100年的時間里人口即從一億多猛增到四億，隨后又陷于發展遲緩的狀態，這是第四級臺階。如果把解放后30年間全國人口從五億四千余萬激增到九億七千多萬，也就是幾乎增長一倍的情況也算進去，可以說我國人口已經躍遷到第五級臺階了。

在分析中國歷史上人口消長的原因時，人們常常指出生產的發展與破壞、災荒、戰亂、醫藥衛生條件差、傳統的多子孫思想與早婚等等，這都不錯，然而似乎都還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根本。人類自身的增殖或再生產雖是自然現象，但主要是社會問題。一方面，勞動人口是社會生產力的組成部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比例及結合形式，決定了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特點和趨向，而勞動者的消費水平也由生產力發展水平及所處的社會制度所決定；另一方面，剝削階級和他們用以行使統治權力的官吏、軍隊等人口，以及為剝削階級服務的人口及寄生人口等的數量及消費水平，也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制度所決定的。這樣，人口的發展或再生產一方面是社會生產方式的內容，一方面又主要由社會生產方式所決定和制約。因此，討論人口問題，不能不從現象進一步探究它的終極的、經濟的原因?！懊恳环N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頁。），它大致包括四個方面：(一)人口再生產的規律；(二)有勞動能力的人口被利用的問題；(三)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在各地區與各部門的分布(生產部門與非生產部門，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等)；(四)不同階級的特殊人口問題及其相互作用。而這些方面歸根到底主要是由既定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或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所決定和制約的。

人口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它不僅受社會生產方式的決定和制約，而且也對社會的發展，首先是生產的發展起著加速或延緩的作用。

那么，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口規律是什么?它怎樣受封建生產方式的決定和制約，怎樣隨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而變化?它對封建社會的發展起著什么作用，這種作用在封建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漢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鼎盛時期。這時，我國的封建社會業已經歷了一段時期，它的發展道路與基本特點，已經開始比較清楚地顯現出來，人口問題也是這樣。我們的探討，就從漢代開始。

西漢前期人口的迅速增長

戰國中期的人口大約在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左右，由于多年戰亂和秦代苛重的賦役與嚴酷的刑法，又經過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戰爭，漢初人口據推測可能只剩下六百萬左右或稍多一些（梁啟超：《中國歷史上人口之統計》。）。然而，西漢前期人口增長十分迅速，盡管經過漢武帝中后期的頓挫，昭、宣、元時又有所增長，到了距漢初200年后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國人口達到5959萬，平均年遞增率約為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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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西漢特別是它的前期會出現這樣高的人口增長率呢?

一定領土能夠養活的最大限度的人口，是與每一種生產方式及其不同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西漢前期，人少地多的情況很突出?！胺蚨忍锓且婀眩嬅裎醇右?，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余”（《漢書》卷4，《文帝紀》。）；“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漢書》卷24上，《食貨志上》。），生產和人口都大有增長的余地，這就為人口的迅速增長提供了可能性。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的，有利于提高人口出生率和降低死亡率的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是一個重要因素；戰亂之后，生產和人口的發展帶有恢復性質，增長較快，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還是要到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個體性質與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當時的具體表現中去探求。

作為封建社會主要生產部門的農業，其特點是自然經濟條件下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個體小生產。與歐洲封建社會相比，漢代農村公社的殘余基本消失，個體小生產的特點更為突出。

個體小生產農業的勞動力的耗費是巨大的，要維持勞動力的巨大耗費并抵消由于生活水平低所帶來的高死亡率，就只能用早婚和多生育的辦法來縮短人口再生產的周期，從而維持并增加勞動人手。漢代婦女出嫁年齡一般只有十四五歲，就是由于上述的經濟方面的原因而形成的社會風習。維持與增加勞動人手的另一個辦法，是盡量減少家庭成員作為純消費人口的時間，力求盡早投入生產。封建社會的個體小生產農業一般技術簡單，所需學習時間短，又有大量輔助性的勞動，這就使少年兒童從事勞動不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漢代規定七歲到十五歲為“使男”、“使女”（見居延漢簡中的有關記載。），可見少年兒童至少七歲就開始參加勞動了。少年兒童作為純消費人口的時間很短，對人口的增殖也是一種刺激因素。

個體小生產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是不高的。漢代小自耕農平均一家五口，兩個勞動力，一般種地不到三十市畝，平均年產糧四千市斤左右，其中用于全家口糧約在二千四五百市斤左右（參看作者《漢代農業生產漫談》一文。），再除去種子、少量飼料，賦稅、祭祀等固定支出，能用于衣服、生活用品、農業生產資料等開支的剩余產品不過七八百市斤原糧，折錢少時不過二三百文，多時也不過二三千文（漢代各地不同時期糧價相差很大，一般情況下低的約為每石粟十文到二十文[《九章算術》卷四]，高時五十到一百文左右[如居延漢簡中所載]。）。這是一個很低的數字，往往還需用壓縮口糧的辦法才能勉強維持簡單再生產，很難進行擴大再生產(例如當時大鐵耜一具約值百文以上（《中國農學史》(初稿)上冊，第118頁。），牛一頭在一千文以上到三千多文（《九章算術》卷七、卷八。)，一遇疾病、喪葬、災荒或其他意外，就有破產的危險。

在技術發展緩慢，勞動生產率低，剩余產品有限，生活條件艱苦，擴大再生產不易的情況下，要通過使用先進的工具和技術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來發展生產是很困難的，時間也需要很長。發展生產的主要途徑是投入更多的勞動力，或增墾耕地，或精耕細作提高畝產，即在勞動生產率與每個勞動力提供的剩余產品量不變的情況下，增加社會的產品總量和剩余產品總量。換言之，無論是生產的量的增加(增墾耕地)還是質的提高(通過精耕細作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都是靠投入更多的勞動而非以減少勞動來取得的。

可見，通過人口的增殖以獲得大量的勞動力是個體小生產農業內在的經濟的要求，是個體小生產農業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正因為是這樣，個體小生產農業可以容納比較稠密的人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511頁。），而人口的增長往往就標志著封建社會生產力的增長，人口的減少，則標志著生產力的衰退。

對于個體小生產農業來說，“土地所有權是這種生產方式充分發展的必要條件”，而自耕農的自由所有權，“顯然是土地所有權的最正常形式”。在封建社會里，自耕農的土地所有權仍要受到封建生產關系的不同程度的束縛，但比起其他各類農民與土地的關系來，它是比較接近于自由的土地所有權的。因此，在封建社會里，凡是自耕農的比重大，或有助于從農奴、依附農、佃農等對土地的實際所有向自耕農的對土地的自由所有權前進的每一步變化(如地租形態和賦役制度的變化，封建人身依附關系的削弱、封建剝削和壓迫的減輕等)都有助于個體小生產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參見《資本論》第3卷，第6篇，第47章。），從而也有利于人口的增長。

由于戰國以來所形成的歷史條件，也由于秦末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封建政權和地主階級，一部分農民獲得了土地。西漢前期，小自耕農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史稱當時“未有兼并之害”（《漢書》卷24上，《食貨志上》。），土地兼并方興未艾，還沒有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小自耕農經濟還可保持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小自耕農的生產條件與生活條件比依附農民或租佃農民一般要好一些，除去封建國家的賦役及高利貸和商人的盤剝外，一般不再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剝削。因此，小自耕農經濟所能容納的人口往往可能接近個體小生產農業生產水平所能達到的人口的最大限度，其存在和發展是促進人口增長的重大因素。

至于同樣具備個體小生產農業特點的“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的封建依附農民或租佃農民，由于剩余產品甚至一部分必要勞動產品被地主階級所攫取，其境遇一般比小自耕農更差。他們更多地是用降低生活水平的辦法來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在這種情況下，增殖人口就成了維持生存的重要手段，往往越是貧困越要增加家庭人口。盡管高出生率被生活條件惡劣所帶來的高死亡率所抵消，但在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后的西漢前期，他們的境況比后來略好一些，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也是會有所提高的。

我們再看封建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另一個方面——封建所有制對當時人口發展的作用。

地主階級是一個不事組織生產的階級(少數經營地主例外)，只是坐食地租。他們所關心的，與其說是生產的提高，不如說是爭取控制更多可供剝削的勞動人手。這樣，地主階級為了自身的剝削利益，一般說是要求人口增殖的。自然，這種增殖不能使地租剝削率和剝削量降低。越過這個限度，地主階級就寧愿采取讓農民餓死的辦法來減少人口了。

地主階級擴大所供剝削的人口數量的要求，在西漢前期十分強烈。這時承戰亂之后，生產凋蔽，社會財富很少，“民無蓋藏”，可供剝削的東西不多。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地主階級為了加強自己的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以“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作為指導思想，以“休養生息”作為最高國策。具體到人口問題上，首先是使流散人口“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見《漢書》卷1下，《高帝紀下》。），使勞動力與土地重新結合，并且重農抑商，抑制兼并，防止勞動力與土地再度分離。其次是采取輕徭薄賦，獎勵所謂“孝悌力田之家”等辦法，從恢復與發展農業生產方面來促使人口的增加。再次是直接鼓勵人口的增殖，像高祖七年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漢書》卷1下，《高帝紀下》。），就是鼓勵人口增殖的積極措施，而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書》卷2，《惠帝紀》。），則是用對晚嫁加稅的辦法從消極方面來促使人口增殖。這些措施，帶來了“蓄積歲增、戶口浸息”（《漢書》卷23，《刑法志》。）的積極后果。

這樣，盡管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在人口問題上的階級利益不同，但在西漢前期的具體歷史條件下，都是要求人口增加的。二者形成的合力，就造成了人口增長的趨勢。由于當時生產和人口都有很大的發展余地，在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和生產與人口發展帶有恢復性質的條件下，隨著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人口就迅速增長起來?？傊?，當時封建生產關系基本上是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的運動在當時是促進人口迅速增長的力量。封建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阻礙作用以及對人口發展的阻礙作用還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在人口的迅速增長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較少受到限制的個體小生產農業特別是其中的小自耕農的人口規律。

西漢中后期人口發展的停滯

封建社會中地主階級是統治階級。地主階級對人口發展的作用，除去上述的為擴大剝削量而要求增殖人口外，還有其他的方面。如果說，西漢前期地主階級的作用主要表現為有利于人口的增長，那么，從西漢中期也就是漢武帝時開始，地主階級的以下兩種作用就越來越占有重要地位，從而給人口的發展帶來復雜的情況?？偲饋碚f，是使得人口發展趨向于停滯，并在一段時期中趨向于減少。

地主階級對人口發展的第二個作用是從它對農民的剝削與壓迫的殘酷性而來的，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方面，地主的地租剝削率一般在50%左右，在當時的生產水平下，這不僅要奪走農民的全部剩余產品，而且侵奪了相當一部分必要勞動產品。這就使得農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只能在甚為貧困的生活中勉強維持簡單再生產，并且往往陷入連簡單再生產也維持不下去的境地。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一方面促使依附農民或租佃農民用多生子女的辦法來增加勞動力，以維持生產與生活，另方面則因貧困與繁重的勞動而加大了死亡率，二者互相抵消，到了農民極度貧困的時候，就造成了人口的下降。

第二方面，地主階級除了極力增大對每戶依附農民或租佃農民的剝削外，更多地是用兼并土地的辦法來擴大其地租剝削總量。土地兼并，漢初已經存在，但土地兼并成為嚴重問題，則是在武帝之后，這時，“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稘h書》卷24上，《食貨志上》。當時封建政府采取過一些措施，但土地兼并仍越來越嚴重。這就使得越來越多的小自耕農失掉土地，變成地主的依附農民和租佃農民或者流民，從而使小自耕農的人口增殖受到嚴重挫折。

第三方面，是封建國家的賦役剝削。在漢代，我國進入封建社會時間還不長，賦役制度中，更明顯地反映封建前期特點的以人口計征的人頭稅和徭役比重較大，當時以實物繳納的田租最初為十五稅一，景帝以后定為三十稅一，每戶每年繳糧從十石左右減為五石左右，加上藁稅，只占賦役負擔總額中的少數。負擔更重的是人頭稅和徭役，人頭稅中的口賦，七歲到十四歲每人每年二十錢，算賦，十五歲到五十六歲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錢，二者合計每戶每年納錢三百文左右。徭役中的過更是固定的代役錢，每丁每年出錢三百，關于漢代徭役兵役及代役錢的負擔，其說不一，此處從賀昌群先生的解釋。（見《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研究》，第23—25頁。）一家如有一到二人服役，僅口賦算賦和過更三項，每戶一年的負擔即為六百文到近一千文。折粟最少六石，多到五十石以上。如果糧價低落，農民就需拿出更多的糧食交稅。再加上每丁每年要服一個月力役，一生要服兩年兵役、力役以及其他賦稅，負擔就更重了。這種以人口計征為主的賦役制度，特別是其中的人頭稅，不僅征及男丁，而且兼及婦女與少年兒童，使得一家人口越多，非勞動力與半勞動力越多，負擔越重。因此對人口的發展是起阻礙作用的。它造成人口的隱匿與流亡，更限制了人口的增長。漢初采取與民休息政策，賦役負擔尚不太重，并且時有減免，但從武帝起，戰爭頻繁，兵役大興，開支浩大，賦役剝削大大加重，“以訾征賦，常取給賤民”，“田家又被其勞”，“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鹽鐵論》卷3，《未通》。郭沫若校訂本。），賦役負擔竟占到農民收入的一半，使得農民大量流亡，僅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流民即達二百萬，其他年份，也不在少數?？谫x從七歲改為三歲起算，又每口加三錢，以致人民“生子輒殺”（《漢書》卷72，《貢禹傳》。），賦役的加重，大量士兵死亡或長年征戍不歸，大量農民的流亡，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土地兼并加劇與農民的愈益貧困，造成了“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漢書》卷75，《夏侯勝傳》。）的局面。這個估計大約過高，但人口的損耗肯定是嚴重的。

地主階級對人口發展的第三個作用就更復雜一些，它是從地主階級基本上是一個消費的階級而來的。地主階級剝削的地租，基本上不用于擴大再生產，而是供自己的消費。如果地主階級只是滿足于一般性的生活消費，其對社會財富的耗費還是有限的。但是剝削階級的本性使得地主階級的貪欲沒有止境。隨著生產的發展，自己力量的壯大和地租剝削量的增加，他們的貪欲越來越膨脹，他們對農民的剝削也就越來越殘酷，他們也就更多地追求奢侈性的消費，浪費大量的社會財富。由于優越的生活和傳統的多妻制(地主階級多妻制的另一個消極作用是阻礙了農民的人口再生產)，地主階級人口的自然增長率遠較農民為高，這就大量增加了社會上的寄生性的消費人口，從而造成了社會財富的更大浪費。

地主階級腐朽性的增長，奢侈性消費的擴大以及這個階級人口的迅速增加，對人口的發展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

第一方面，必然大大增加對農民的剝削量。漢代地主階級的奢侈性消費，主要是手工業品和手工勞動，這方面耗費的人力與社會財富是極其巨大的。所謂“一杯FDA9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鹽鐵論》卷6，《散不足》。）漢代日用手工業產品與農產品相較，價格本來就相當昂貴，而奢侈性的手工業品，價格更高。像《西京雜記》中所說的散花綾，匹值萬錢，約值粟一百到五百石以上，相當一個到三四個農民一年的產量，至于遠地或國外販運來的珍異價格之昂，就更不必說了。地主階級為了滿足自己的奢侈性的浪費，必須增加對農民的剝削，使農民陷于“褐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鹽鐵論》卷1，《通有》。）的悲慘境地，這就必然導致人口發展趨于停滯乃至減少。

第二方面，為了滿足地主貴族奢侈性消費的需要，生產奢侈品的手工業及經營這類產品的商業特別是長途販運商業畸形發展起來，這類工商業所需勞力和人手遠較一般工商業為大，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就是一例。這就導致了從事官私工商業的人口大量增加。另外，隨著地主貴族的日益奢侈腐化，為他們服役的奴婢仆隸的人數也大大膨脹。據估計，當時官私奴婢合計人數恐不會少于二百三十萬人，（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冊，第150頁。）這些奴婢大都不事生產，用于農業生產的尤其少。工商業的畸形發展和奴婢仆隸的膨脹，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增長。西漢城市規模超過了戰國，如臨淄就從戰國時的七萬戶增到十萬戶。（《漢書》卷38，《齊悼惠王劉肥傳附齊厲王傳》。）工商業、奴婢仆隸和城市增加的人口大部分來自農村，造成農業人口的相對減少。

農民所供養的脫離農業生產單純消耗社會財富的人愈多，農業就愈加萎縮。農業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的條件也就從而趨于惡化，因此歸根結底最終導致了人口增長的停滯乃至倒退。

漢代中期以后，與上述人口增長停滯乃至倒退的趨勢并行的，是一些地區，特別是黃河中下游地區，出現了人口的相對過剩。

這個地區耕地有限，從戰國以來就人口稠密。《商君書•徠民篇》講到秦從三晉地區招徠農民到關中生產，就說明了這點。西漢時這個地區包括關中約占全國土地12%，而人口則占68%以上，（萬國鼎：《中國田制史》，第138頁。）已經接近甚至達到當時封建生產方式發展水平所能容納的人口限度。在地主貴族商人的剝削及土地兼并盛行的情況下，農民生活十分貧困，勞動力與土地分離的現象相當嚴重，尤以天災時為甚，這就使得一部分農業人口游離出來成為過剩人口，除去大量死亡外，這些過剩人口一部分流入城市，轉為工商業勞動者或淪為奴婢仆隸，另一部分則成為流民，這是當時人口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可見，地主階級對人口發展的作用是復雜的，有促進人口增長的一面，西漢前期就是這樣，但也有延緩乃至阻礙人口增長的一面，西漢中后期基本如此。這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生產的個體性質與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人口問題上的具體表現。同志指出：“地主階級這樣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的窮苦和落后，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保ā哆x集》第二卷，第587—588頁。）這個論斷，基本上也適用于我國封建社會的人口問題。

漢代階級斗爭與人口問題

從漢武帝中后期開始，地主階級的腐朽性、反動性日益增長，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尖銳起來，它在當時的具體表現是：貴族、官僚、豪強地主土地兼并的加?。环饨▏冶?、賦役的加重；富商大賈對農民盤剝的酷烈；剝削階級的奢侈淫逸與農民生活的日益貧困。結果是大量農民失去土地，淪為依附農民或租佃農民、奴婢或流民，階級矛盾尖銳起來，農民采取各種形式進行反抗，直到發動起義，社會處于動蕩之中。

以漢武帝為代表的封建國家，出于其與豪強地主及富商大賈的矛盾和鞏固封建統治，保衛國家與增加財政收入的需要，采取了限制土地兼并及算緡、告緡、鹽鐵官營等抑制豪強地主與富商大賈的政策，并且由于保證賦役與加強國防，采取了賜給貧民少量公田及移民就寬鄉與實邊等措施。這些政策措施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并沒有解決當時最嚴重的兵役與賦役苛重的問題，因此并沒有扭轉人口發展停滯乃至下降的趨勢。直到武帝晚年，各地農民起義給了統治者不少震動，才使他們把眼光轉到農民問題上來，從而迫使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罪己之詔，罷輪臺之戍，把苛重的兵役賦役減免下來，并下詔宣布：“方今之務，在于力農”（《漢書》卷24上，《食貨志上》。），采取推廣“代田法”等發展農業的措施，農民這才緩過一口氣來，有了休養生息的機會。昭、宣之世繼續了這種政策，人口的發展又從停滯倒退走向增長，終于達到西漢末年的一千二百萬戶，五千九百五十九萬余口之多。

但這時封建國家所做的不過是減輕當時最為農民之害的兵役賦役，取得暫時小康的局面，至于反映地主階級腐朽反動趨勢的土地兼并、奢侈浪費等問題，一直沒有也不可能得到解決。土地問題、工商問題、奴婢問題成了西漢后期的三大社會問題。西漢統治者雖然發了不少議論，也想了一些辦法，但不起多大作用，終于在王莽末年爆發了農民大起義。農民所進行的十幾年的英勇斗爭，把社會從崩潰中挽救出來，使生產得以繼續下去，人民得以生存下去。然而，這場斗爭付出的代價是十分沉重的，其中之一就是大量人口的死亡。劉秀初建東漢，“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者十裁二三”，（應劭：《漢官儀》。）大約不過一千余萬，到33年后即他統治的最后一年(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也不過四百二十七萬余戶，二千一百多萬口，只各相當西漢末的35%。全國又重新面臨著與西漢初期相似的局面，而人口也在與西漢初期相似的條件下迅速增長起來，到了50年后的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全國人口增加到了九百二十三萬多戶，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多口，已經接近西漢末年的人口數字了。

促使東漢人口迅速恢復的因素，主要是農民在起義中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奪得了一些土地，使勞動力與土地重新結合起來，并且部分勞動力擺脫了依附農民或租佃農民或奴婢的身份，使小自耕農的比重又一次增加。另一方面，東漢政權懾于農民戰爭的威力及為了鞏固統治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產從而也有利于人口增長的政策，例如實行度田，“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后漢書》卷1下，《光武帝紀下》。）分給貧民一些公田；對少有田業而無力耕種者，貸以種子、農具、耕牛；解放奴婢；減免賦役；賑濟孤貧；勸課農桑等等。此外，還獎勵人口的增殖，如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詔：“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谷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保ā逗鬂h書》卷3，《章帝紀》。）元和三年(公元86年)詔：“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蓖?。這些措施，對生產和人口的發展都起了積極作用。從一個較長的時期來看，應當說是農民的階級斗爭對人口的增長起了促進作用。

與西漢相較，東漢在人口問題上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

第一，東漢人口的布局比之西漢有了變化。由于農民起義主要爆發在長江以北，這些地方在戰爭中人口減少甚多。而南方地區較少受到戰亂之苦，再加上南下的移民，因而人口有較大的增長，在全國人口中的比重大大上升。荊(除南陽郡)、揚、交、益四州，西漢末有2259709戶，11017474口，（《漢書》卷28，《地理志》。）分別占全國的18.5%。東漢永和五年(公元140年)這四州(益州加上劃歸涼州的武都郡)共有3708067戶，16602072口，（《后漢書•郡國志》。）分別比西漢增64%和50%，在全國戶口中分別占39.7%和34.6%，比西漢增加一倍左右。這就為以后的吳蜀及東晉南朝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外，由于戰亂及政治中心由長安移向洛陽，司隸校尉部所屬的關中地區的京兆、右扶風、左馮翊以及涼州地區人口比西漢大為減少，京兆尹所轄地區較之西漢小有出入，計算時略去；涼州東漢時劃入的武都、北地二郡計算時除去。從西漢的978440戶，3718373口降為東漢時的.187009.戶，842762口，只各當西漢的19.1%和22.7%，在全國戶數與口數中的比重也從西漢的8%和6.2%，降為2%和.1.76%.。（《漢書》卷28《地理志》及《后漢書•郡國志》。）這樣，農民戰爭也使得人口的布局發生了變化。至于黃河中下游，則仍是全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這里“有十畝共桑之迫”，（仲長統：《昌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崔寔：《政論》。）同樣，也仍是土地兼并最烈，農民負擔最重，人口相對過剩及隨之而來的流民問題最嚴重的地區。

第二，東漢的農業生產力水平與西漢相較未見有明顯的發展，而這樣的生產力水平是有一個容納人口的最大界限的。從生產關系方面看，在西漢后期存在的三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奴婢問題經過農民戰爭及東漢初解放奴婢的措施，大體上緩和了。工商業由于農民戰爭的打擊及隨豪族地主經濟發展而來的自然經濟色彩的加重而趨于萎縮。奴婢問題和工商問題已不像西漢后期對人口問題有那么大的影響了。至于最根本的土地問題，雖在東漢初年有一定程度的緩和，但隨著地主階級力量的恢復和發展，很快又尖銳起來。特別是這時地方豪強勢力膨脹，向門閥化的方向發展，從而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加強了。如前所述，這個變化是不利于人口的增長的。

由于農業生產力發展的限度和地主經濟的特點，東漢人口發展的節奏與西漢有所不同。如果說西漢的人口發展經過漢武帝時的頓挫之后，到后期雖然呈現發展停滯的趨勢，但仍有所增加的話，那末，東漢在最初80年人口迅速增長之后，人口的發展就一直處于停滯的狀態，大約維持在九百多萬戶，五千萬口左右（《后漢書•郡國志五》引《帝王世紀》云：沖帝永嘉元年口六千一百余萬，與其他記載不合，可能偏高了。）。比西漢末的人口還要少一些(當時由于豪族地主的發展，隱匿依附農民的現象比西漢嚴重，因此上述數字比實際人口數要少些，但相差不致太大)?？梢哉f是大約接近了封建生產方式發展到當時階段所能允許的人口的限度。

東漢后期，統治者的腐朽奢侈比西漢有過之而無不及，對農民的剝削壓迫也日益加劇，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相對人口過剩也突出起來。于是又出現了與西漢晚期相似的農業生產衰落，土地兼并加劇，農民生活困苦的局面，終于爆發了黃巾農民大起義，并造成了人口的再一次猛烈下降。

由此可見，一個封建王朝統治期間出現這種初期人口迅速增長——中后期發展遲緩、停滯——滅亡時猛降的現象，是由封建生產方式所決定和制約的。換言之，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生產的個體性質與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人口問題上就表現為個體小生產者的人口發展規律與地主階級在人口問題上的作用的矛盾。這一矛盾的發展，同封建生產方式的矛盾的發展一樣，集中地表現為農民與地主的階級對抗，而且最終要通過大規模的激烈的農民戰爭，并且付出人口大量損耗的沉重代價，才能獲得緩和與部分的解決。

大規模農民戰爭之后，生產力多少有些進步，封建社會還是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有所前進。因此，這種循環不是封閉的、圓圈式的，而是螺旋式的，即在循環中上升、發展、前進。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這個特征表現在人口問題上，就出現了各個主要王朝的人口發展盡管都經歷了迅速增長——增長遲緩或停滯——.迅速下降這.樣的類似的循環的途徑，但就整個封建時期而論，.人口的發展卻.出現了幾個臺階式的躍遷，顯現了在循環中的前.進。

封建社會人口的臺階式的躍遷

經過黃巾起義和漢末軍閥混戰，人口大減。“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詩》。），曹魏人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三國志》卷16，《魏志•杜畿傳附杜恕傳》。），戶口的凋殘，可以想見。直到西晉統一全國的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人口也才只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余戶，一千六百十六萬余口。（《通典•食貨典》。又《三國志》卷22，《魏志•陳群傳》裴注引《晉太康三年地紀》，作三百七十七萬戶。分別只相當西漢末的20.1%和27.1%。）由于門閥地主大量隱庇人口，這個數字肯定要比實際人口數少許多，但人口損耗是肯定的。隨后而來的是五胡十六國的大動亂，北方人口在戰亂中大量損耗。然而到南北朝末期，全國人口又達到了六七百萬戶，（汪篯：《隋代戶數的增長》，載1962年6月6日《光明日報》。）隋代進一步增長到近九百萬戶，四千六百多萬口，接近東漢時的水平。隋煬帝的暴政及隨之而來的隋末農民大起義，使初唐人口又降到不滿三百萬戶。經過唐前期140年的發展，到玄宗天寶年間，人口再一次增長到九百零六萬多戶，五千二百多萬口，與西漢末年相去不遠，形成中國人口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高峰。從漢到唐，我國人口的發展經過幾次大起大落，但總的情況是維持在最高一千萬戶，六七千萬口左右。這樣，就形成了繼戰國之后中國人口發展的第二級臺階。

魏晉南北朝隋唐與兩漢雖然同屬中國人口發展的第二級臺階，但其內涵卻有所不同。如果說，兩漢的人口接近當時封建生產方式發展所能容許的界限，那么，魏晉南北朝隋唐則是孕育著躍遷到下一個人口發展的臺階的條件。

之所以這樣說，是基于下述三種情況：

第一，是農業生產發展的水平。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農業單產與兩漢相較，沒有顯著的提高。魏晉時期甚至比兩漢還要低些。這是因為戰亂頻仍，人口減少，工具畜力不足，技術沒有很多改進，以致耕作趨于粗放；但另一方面，地多人少的情況突出，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墾田面積比兩漢要多，這也加強了耕作的粗放性，二者相衡，單產雖然較低，但每人占有的耕地較多，因此農業勞動生產率大體還維持在兩漢的水平上。到了唐代，單產同兩漢水平差不多，而每人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積略微超過兩漢，這就使農業勞動生產率比兩漢時要高一些。這也是唐代能成為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第二個鼎盛時期的經濟基礎。

每個農業勞動力占有的耕地面積比兩漢多，而供養的人口卻與兩漢基本相同，這個事實可以從當時農業區域與人口布局的變化得到說明。從三國開始，黃河中下游的農業衰落，人口減少，這個地區的人口大量遷向邊緣地區，主要是江南、荊襄和巴蜀，此外還有遼東。五胡十六國的混戰，又造成一次大的人口流動，江南荊襄巴蜀地區進一步得到開發，其次是遼東、雁北、河西(這個地區東漢時人口大大減少，這時又恢復到西漢的情況，甚至還有過之)。唐朝長江以南的農業區域繼續擴展，經濟日趨繁榮，江淮地區的糧食成了唐朝政府、軍隊供應的主要來源。我國歷史上南糧北運的局面就是在這時形成的。江淮地區終于代替黃河中下游成了我國的經濟重心，人口的布局也隨之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黃河中下游的農業和人口沒有很大發展，五胡十六國時期戰亂的破壞，及少數民族落后的游牧經濟的影響，使得這個地區的農業發展停滯并在一段時期內發生了倒退，而江南等新開發地區，則由于耕作粗放，一時也還不能容納更多的人口，這就形成了農業區域盡管擴大，農業勞動生產率在唐代還有所提高，但容納更多的人口在一個時期內還只是一種可能性。這就是唐代人口與兩漢基本相同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這個時期復雜的民族關系與民族斗爭對人口問題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一方面，五胡十六國以及南北朝時期激烈的民族斗爭使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口大量死亡流徙；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的落后的生產形式也使得先進的農業發展受到阻礙。像五胡十六國及北朝初年，黃河中下游的許多原來的農業地區變成了牧場就是一例。少數民族的落后的生產關系也阻礙了農業的發展。這是當時農業粗放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對生產的破壞從而對人口增長的阻礙作用，在一段時期內是相當嚴重的。但是另一方面，從歷史發展的總進程來看，少數民族大量進入中原地區并且把自己的生產形式由游牧變為農耕，促使了本族人口的迅速增長并與漢族迅速融合，這對中原地區總人口的增長又是有利的。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又使得中原地區與少數民族原來居住地區納入同一政權統治版圖之內，加強了中原地區對少數民族原居地區的經濟文化的影響，再加上接納了漢族移民，少數民族原居地區的經濟特別是農業也有所發展，從而促使了這些地區人口的增加。像鮮卑慕容氏統治的遼東地區；鮮卑拓跋氏統治的河套、雁北地區；氐族、羌族統治的河西地區等都是如此。再一方面，中原地區的民族斗爭的后果——大量人口南徙及漢族政權在南方的重建，促進了南方的開發，使這個地區有可能容納更多的人口。以上這些，又是民族斗爭從一個長時期來看對人口發展所帶來的積極后果。

第三，地主階級和封建國家對人口發展的作用這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門閥地主經濟的發展及農民對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關系的加強是阻礙人口發展的一個因素。但這時封建國家的賦役剝削中，徭役及代役錢的比重下降了，實物租的比重上升。魏晉南北朝的農民賦役負擔以田租和戶調為主，到隋唐時，原來的徭役也基本上采取納庸代役的辦法，變成了實物代役租。至于漢代成為農民沉重負擔的口賦算賦等人頭稅已經取消，賦役的承擔者已不包括少年兒童，并從以人丁計征為主向按土地計征為主的方向發展，這對農民人口的增殖是起了有利的影響的。

由以上這些變化來看，盡管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人口與兩漢同屬第二級臺階，但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的發展卻為中國人口躍遷到第三個臺階準備著條件。

宋代社會除去兩宋之際相對來說比較安定，農業生產有新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糧食單產提高了。畝產平均在兩石左右，合今一市畝產二百市斤多點，比漢唐的一市畝一百四十斤左右提高了約三分之一。之所以提高，是農業精耕細作的集約化程度加強了，特別是江南地區耕作方法有很大進步，那種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法已基本絕跡。另外，由于江南地區的開發，適于這個地區種植的高產作物——水稻，在糧食作物中的比重增加了。當時兩浙地區稻谷畝產高達三石，合今一市畝產三百二十市斤以上，太湖流域畝產高的有達六七石的，合一市畝六七百斤。另外，復種指數也提高了，吳中地區的稻麥兩熟制和雙季稻的種植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卷上，《物產》。）。

另一個方面是農業區域進一步擴大了。雖然北方地區人口、糧食生產沒有大的發展，但長江下游和四川已充分開發，閩、廣、兩湖地區也成為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

在這樣的農業生產水平的基礎上，盡管每人所占耕地面積比魏晉南北朝隋唐時少，但由于糧食單產及總產都有所增加，能夠供養更大數量的人口。因此，兩宋人口比過去有較大的增長。兩宋戶口統計不甚可靠，最多時的北宋末年達兩千萬戶，但卻只有四千三百多萬口，平均每戶只2.1口，戶數與口數之比是很不合理的。其所以如此，大約是為了逃避差役而析戶或少報了口數。據估計到北宋末年時加上遼夏，當時人口應接近一億，此后南宋加上金夏，人口大約也是此數。這比漢唐要多出將近一倍，形成了中國人口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高峰，第三級臺階。

宋代人口較前代增長，還同唐后期以來隨農業的發展而來的工商業的發展有關。兩宋商品經濟，特別是長江中下游農業區域的商品經濟比前代有進一步的發展。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加深了，為農業服務的礦冶業和日用品的生產販運相當發達，反映商品經濟發展的鑄錢業也很發達。像江西信州的鉛山場，廣東韶州的永通監，據說都有坑丁十余萬（《宋會要輯稿•食貨》之三四；《金石續編》卷十四，《韶州新置永通監記》。）。湖北蘄春的鑄造鐵錢的工場，可容300人。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商業除了城市，也延伸到了市鎮和農村。城市特別是工商業城鎮的數量及人口都有很大增加。唐代在8世紀中葉，全國十萬人以上的城市有13處，北宋中葉增長到46處。同期全國各州商稅年額在五萬貫以上的有57處，可見城市工商業的發達。其中如北宋的開封，南宋的杭州，在當時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工商業與城市的發展，容納了大量的人口，成為宋代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封建生產關系的變化，也是宋代人口增長的一個原因。從唐以來，門閥地主的勢力日漸衰微，農民的人身依附關系逐漸有所削弱，租佃關系越來越發達。到了宋代，部分地區出現了定額租，乃至少量的貨幣地租，這是適合當時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也意味著農業勞動力與土地的結合又緊密了一步，農民向個體小生產所有制的正常形式——自耕農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又前進了一步。而如前所述，自耕農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是個體小生產經濟條件下所能容納人口的最大限度，這是兩宋人口增加的又一個原因。

適應農業中生產關系的變化及商品經濟的發展，從唐代后期的兩稅法開始，封建國家的賦役制度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一是征取對象從身丁為主改變為戶等資產(主要是土地)為主。二是以實物為主改變為錢物均收，而丁役也較多地采取出錢雇役的辦法。三是唐代客戶(包括佃戶在內)還要承擔政府的賦役，而宋代客戶(即佃戶)就不再承擔賦役了。這些適應唐宋間社會經濟變化的賦役制度的變化，也是有利于人口增長的一個因素。

明清時期，農業的精耕細作又有發展，平均畝產提高到二百五十斤左右。比之宋代又提高了約四分之一。清代最后奠定了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疆域，加強了各族之間的經濟聯系與交流，也使得農業地區擴展到了云南、內蒙古、西北，到清代后期，東北地區也得到了迅速的開發。墾田面積從清前中期的七億多畝這個數字不精確。增到解放前的十四億多畝。長江中下游的農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兩湖地區成了可與江浙地區比美的大糧倉。宋代“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至此演變為“湖廣熟、天下足”。高產作物除水稻外，又從國外引進了玉米、白薯、土豆等，對糧食畝產和總產的增長起了明顯的作用。租佃關系進一步發展，農民人身依附關系也有所削弱。還有工商業和城市的發展，包括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凡此種種，都使人口有可能進一步增長。但是，對人口增長影響最大的，則是封建政府的賦役制度的變革。從明代的“一條鞭法”把賦稅徭役統一征收，并從征取實物改為全部征銀起，到清代康熙規定“從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再進而至“地丁合一”、“攤丁入畝”；賦稅的征收全以土地為單位，封建徭役及從徭役轉化來的代役稅及人口稅，從此基本上從賦稅制度中消失了。而在賦役制度中，徭役、代役稅和人口稅對人口增長的束縛作用是最嚴重的，不堪忍受徭役、人口稅等負擔而生子即殺、自殺的記載史不絕書，宋代不僅因無法應付差役而被迫析戶的現象普遍存在，而且還由于逃避差役和身丁錢，出現“村童半壯丁”（沈說：《庸齋小集•仁福道中》。），即雖成丁猶作兒童裝束的怪事。到了清代，賦稅的征收既與人口數量不再相關，不再對人口的增長起直接的束縛作用，這就不僅使得隱匿人口大量登入戶籍，而且也大大刺激了人口的增殖，再加上比較安定的社會環境，中國的人口就從清代初年的一億多經過一百多年猛增到四億以上，從而形成了中國人口發展史上的第四個高峰，也使中國人口迅速躍遷到第四級臺階。

由上可知，中國人口發展之所以呈現臺階式的躍遷，主要是由于四個因素：

(一)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這集中地表現為耕地面積的擴大和單產的增加，尤其是單產的增加，使得在農業勞動生產率基本未變的情況下有可能容納越來越多的人口。

(二)封建生產關系的局部變化，即地租形式的變化、租佃關系的發展、農民封建人身依附關系的削弱等等，使得個體小生產農業日益向其正常形式——自耕農的自由土地所有制發展，而與這些變化相適應的封建國家賦役制度的變化，也對人口的增長起了促進作用。

(三)人口布局的變化，一是非農業人口，特別是工商業與城市人口的增長，一是農業區域的擴大，這主要是多民族國家疆域的奠定與漢族向邊緣地區特別是向南方的發展的結果。

(四)民族交往與民族融合的擴大，而這往往又是民族矛盾與民族斗爭的后果。

這些因素交互起作用，而又往往是與封建社會的部分質變連系在一起的。因此，我們應當從封建社會發展階段的遞變來探求人口發展的臺階式的躍遷的原因。也不妨說，人口發展的臺階式的躍遷往往是封建社會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一個標志。雖然二者在時間先后上并不一定緊密吻合，但其連系則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中國人口躍遷到四億以后，到了近代，又呈現了發展遲緩乃至停滯的狀態，形成了中國人口發展的第四級臺階。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10年間人口共增33%，平均每年遞增0.26%。在這段時期前后，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口在100年間大約增長了一倍，比較起來，我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是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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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如此，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結構，使中國從封建社會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從而使中國的人口發展出現了新的情況。這個方面我們不去多談了，這里只談另一個方面，即封建社會初期形成的個體小生產經濟，經過兩千多年，到了近代，已經接近了它發展的盡頭。

一定領土能夠養活一定限度的最大人口量，是與每一種生產方式及其不同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我國封建社會的不同歷史階段所能容納的人口也是有一個界限的，它大體上是由當時農業技術條件下可墾耕地面積與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及生產關系的狀況所決定。在這個界限之內，人口的增長是適應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的，越過這個界限，人口的增長就要延緩或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了。我國人口發展史上的幾個臺階就是這樣形成的。

漢唐時期，黃河中下游的人口在正常情況下，在當時條件下往往已經接近或達到飽和，從而出現了相對過剩人口，其中一個重要的解決辦法是人口向周邊地區移動。由于當時未開發地區特別是南方地區面積遼闊，并且具備發展農業生產的有利條件，因此黃河中下游的人口相對過剩問題相對來說可以得到緩和。總起來看，這個時期人口的增長與耕地面積的擴大和糧食產量的增長大體上是適應的，對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

到宋以后，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在當時農業生產技術允許的條件下，可供開發的新地區越來越少，人口增長的速度超過了耕地面積和糧食單產增長的速度，這樣，人多地少逐漸成為全國性的普遍現象，糧食單產雖有提高，但由于人口增長快，耕地擴大慢，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開始停滯甚至倒退。兩千年來，我國的耕地面積從漢代的四億八千萬市畝左右增到解放前的十四億余市畝，即增長到三倍，糧食單產從一市畝一百四十市斤左右增長到不到三百市斤，約增到2.2倍，二者相乘，糧食總產約增六倍多，而人口則從漢代的五六千萬增到解放前的五億多，接近十倍，每人占有耕地面積則從漢代的4.8市畝(或9.7市畝)降到2.8市畝，人口的增長逐漸從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因素轉為延緩乃至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人口問題嚴重起來。到了近代，這個趨勢就更為明顯了。

到了近代，我國農業生產已經處于停滯狀態。耕地面積的擴大已經停止。國內雖還有大量宜農荒地，但多處邊疆，開墾條件艱苦，已非個體小生產的傳統農業的經營方法和生產技術所能大量開墾。從1873年到1933年的60年間，全國耕地面積僅增加百分之一(系22省的統計，東北、新疆、西藏等未計在內)，單產則基本未增。農業生產已經無法再進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封建生產關系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沉重桎梏，它與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結合起來，使得個體小生產經濟向自耕農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的發展遇到了無法逾越的障礙。也使得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不起來，工業無產階級增長不快。這一切不僅帶來了生產的凋蔽和人民的極度貧困，也使得大量農民死亡或破產成為游民。這是近代中國人口發展停滯并出現大量過剩人口的根源，使得人口問題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已經不可能在封建制度或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得到解決，也不是發展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惟一的解決辦法只能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民主革命，也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解放生產力，用革命加生產的辦法解決五億人民的吃飯問題，從而也解決人口問題。這個任務，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的幾十年的斗爭，終于完成了，這就為近代中國嚴重的人口問題開辟了解決的道路。

解放以后，封建土地所有制廢除了，地主階級消滅了，農民獲得了七億畝土地，每年少繳納幾百億斤糧食的地租，這對農業生產力是一個解放。農業生產迅速地恢復和發展起來。個體小生產農業的正常形式——自耕農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在解除封建束縛之后實現了，農民的生產條件、生活條件、醫藥衛生條件有很大的改善，死亡率迅速降低，農業人口迅速增長，再加上工商業、交通運輸業等的恢復和發展，非農業人口也迅速增長起來。這就使得我國的人口的再生產從封建社會的高—高—低類型一變而為.高—低—高.的類型，即高出生率，較低的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人口以每年平均2%以上的速度增長，而50年代甚至還要高些。在解放初的一段時期里，促使農村人口迅速增長的，基本上是個體小生產的人口規律。

盡管后不久就實現了農業合作化，農村中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占了統治地位。但是，由于農業現代化的進展緩慢，農業生產基本上還是在小生產的技術和經營方式的基礎上進行的，仍然帶有若干小而全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特色，農業生產的增長仍然是以勞動力的巨大耗費為條件。再加上傳統的封建社會的人多好辦事、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等思想，這就使得占全國人口80%的農村人口的發展仍然是個體小生產的人口規律起著決定作用。由于擺脫了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而社會主義改造又堵塞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個體小生產的人口規律的作用就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建國30年來人口迅速增長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不能不說上述原因特別在農村是主要的。

個體小生產的人口規律發生作用所帶來的后果是，隨著人口無計劃地盲目增長，全國每人所占的耕地逐年減少，從解放前的2.8畝降到1978年的1.6畝，糧食總產的增長雖然不算很低，但被迅速增長的人口所抵消，以致農業勞動生產率始終在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二千斤上下徘徊，甚至還有降低的趨勢，全國每人占有的糧食數增長有限，始終停留在六百多斤的水平線上，從而使農業為整個社會提供的剩余產品無法迅速增長，大大影響了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可見，個體小生產的人口規律與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所決定的社會主義人口規律是大相徑庭而且是互相矛盾的。

可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們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的人口規律并無認識，至少也是缺乏足夠的認識。個體小生產的人口思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支配了我們，甚至把它當成了社會主義的人口思想，錯誤地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片面地強調人多好辦事等就是例子。結果是讓個體小生產的人口規律在相當大的程度繼續發揮作用。而我們有些政策措施不僅不是限制反而是助長了這種個體小生產的人口規律的作用，像農村中不計大小平均分配口糧就是一例。這就造成了30年來人口增長將近一倍，給我國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帶來了不利后果。

目前，我國的人口已經躍遷到了第五級臺階。研究什么是社會主義人口規律，而據以采取各種有效的措施，把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堅決降下來，使這個臺階較長期地延續下去，使人口的發展與生產的發展相適應，不再對社會的發展起延緩或阻礙作用，而是起促進的作用，使之有利于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及文化水平的提高，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