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農村勞動力轉移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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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農業的發展,解決好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使農村勞動力從傳統的農業部門向現代經濟部門轉移,這是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協調城鄉關系的重要方面。農村就業問題是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也是協調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因此,從農村就業問題入手,積極探索解決農村就業問題的基本方法、途徑是有效緩解當前“三農”問題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矛盾的一條思路。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現狀;問題;對策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現狀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農村就業結構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非農就業比重上升。2004年從事農林牧漁的就業比重為61.57％,比2000年下降6.81％;工業就業10.94％,比2000年提高2.37％;商、飲、服務業就業比重為5.44％,比1999年提高1.79％。2004年,全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約10260萬人,比上年增長約440萬人,1998～2004年年均轉移農村勞動力380萬人,平均年增長率為4％。[1]預計今后幾年農村轉移新增勞動力將在400萬～500萬人,增長4％-5％。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基本趨勢表現為,本鄉內非農就業比例下降,流向城市就業的農村轉移勞動力比例上升,縣級城市和小城鎮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能力有較大增強,農村勞動力跨省就業的趨勢明顯。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能力繼續減弱,以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為主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逐漸被外出務工和農村個體私營經濟就業方式所取代,外出務工人員就業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穩定性增強,勞務輸出組織化程度明顯提高。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就業經過了漫長而艱苦的體制變革、觀念更新,家庭經濟就業、自主創業、城市就業這三種基本的就業形式,構成了中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多元結構。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在1979～1999年的20年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高達14％,即在GDP年均近9.6個百分點的增長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GDP增長的貢獻達1.4個百分點。[2]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效應

農業剩余勞動力由農業轉移到勞動邊際生產率相對更高的非農業部門中就業,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積極推動效應。

1.增加產出總量,推進經濟增長。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中就業,將大大提高其勞動邊際生產率水平,從而增加國內生產總值水平。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效應一般可以推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2％～12.8％。在未來30年中,如果勞動力轉移的勞動力市場等障礙得以消除,使城市和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大致相等的話,勞動力的部門間和地區間轉移可以對CDP年均增長率貢獻2～3個百分點,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正面效應將會更加充分地表現出來。

以這種方式推進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并不需要增加額外的物質投入,只需對城鄉就業結構作出調整。

2.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業發展。由于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來,人地關系大大緩解,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上升。隨著農民的勞動平均產出水平上升,農民的收入水平也會隨之提高,農民收入中高于維持生存所需的部分,可用于追加農業投資,農業本身也有可能得到較快的發展。1965-1977年是日本農業剩余勞動力迅速轉移的重要時期。1965年日本每個農民年收入為14.6萬日元,1978年,每1萬名農民擁有的汽車量達到了65.7輛。隨著農民收入的增加,日本農民的生活條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實現了生活城市化和電氣化。在中國,1994年農村中純農業勞動力的年純收入為1826元,兼業者為4160元,非農業勞動者則為5200元,三者之比是1:2.28:2.85。以勞動日收入計,每個純農業勞動力每日的純收入平均為8元,約等于每個非農業勞動力每日純收入的53％。2004年,農村剩余勞動力年平均務工收入6471元;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而工資性收入人均為998元。可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有利于推動農民增收。

3.擴大非農業利潤,加快工業化進程。農業剩余勞動力由傳統的農業部門轉移到現代經濟部門,有利于促進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城鄉勞動力的市場競爭,使現代經濟部門的工資水平上升勢頭變緩,企業相對人工成本下降,利潤相應上升。同時,新轉移到非農業部門就業的農業剩余勞動力還會為現代經濟部門創造出新增利潤,刺激現代經濟部門追加投資、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加快工業化進程。

三、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面臨的主要問題

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面臨許多困難,有些問題正在阻礙農村勞動力就業,進而成為解決中國就業問題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1.城鄉結構矛盾明顯,妨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和規模

一是我國城市化進程明顯滯后于工業化進程。2004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52.9％,其中工業增加值為45.9％,但是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只有41.8％。[3]城市化進程滯后于工業化發展速度不利于服務業的發展,而農村勞動力轉移恰恰最容易進入城市服務業。二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鄉居民身份差異給農村勞動力的自由遷移增加了成本和風險,影響了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市場準人條件不平等、社會保障不充分等等構成了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歧視和排斥。三是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不高,就業競爭能力較弱。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在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的同時,就業結構變化導致了勞動力供給結構與勞動力需求結構出現較大差異,缺乏技能的勞動力供大于求。目前我國農村人口中文盲人數龐大,農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技術素質偏低。我國農村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人數高達3億,占農村人口的20.7％;小學文化程度的占38.8％;受過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僅占5％。四是隨著城市失業數量的增加,農村勞動力與城市勞動者在就業市場中的競爭愈加激烈,過高的城市失業率會加大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尋找工作的機會成本。按照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7％左右,在現有經濟結構狀況下,每年將新增就業崗位200萬到800萬個,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萬到1500萬個之間,再加上農村還有2億多富余勞動力,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銳。另一方面,傳統行業出現大批下崗失業人員,許多人再就業困難;而新興的產業、行業和技術職業需要的素質較高的人員又供不應求。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國際經濟波動和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對我國的影響更加直接,勞動力素質與崗位需求不相適應的矛盾更加突出。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和就業結構性矛盾交織在一起,解決農民工就業問題更為艱巨。

2.農民工的就業環境不寬松

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的行業、工種限制雖然正在逐步取消,但仍存在其它制度性的限制,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歧視還未完全消除;城鎮公共就業管理服務體系對農民剩余勞動力開放還需解決觀念、體制和物質技術條件等問題,讓農民工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就業服務還需做大量工作。近幾年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工資收入雖然有所上升,但農民工在城鎮的生活成本也在迅速增加,農民工務工收入在扣除住房、子女教育、生活消費等方面支出后就所剩不多了。享受不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資源和服務以及大量額外支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工流動就業的積極性。

3.農民工的工資待遇和權益維護與其實現穩定就業的需求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當前農民工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的問題依然嚴峻,表現最為突出的問題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資,強制加班加點和超時工作,勞動和衛生條件惡劣,不按規定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等。國家統計局2004年所做的調查顯示,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4小時。據有關方面調查,2004年上報的拖欠農民工工資總額為336億元(至2004年底償付比例為98.4％)。2005年,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人數占農民工總數的28.7％,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占13.8％,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占10.0％,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占農民工總數的12.9％。由于統計口徑和調查誤差等原因,農民工實際參保率很可能還要低。

4.農民工社會保障普遍缺乏

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社會保障體系薄弱,不少企業不為進城就業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繳納社會保險費,企業將社會保險金負擔轉嫁給勞動者個人而形成超額利潤,這一方面使資本積累加快,另一方面使勞動者貧困加深。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者缺乏社會保障的競爭模式,必然使GDP分配中資本的分配比例過大,而消費分配的比例過小。同時也造成了企業競爭的不平等,影響了市場經濟體系的形成。

四、促進農村就業的主要措施

農村就業問題是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也是協調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因此,從農村就業問題入手,積極探索解決農村就業問題的基本方法、途徑是有效緩解當前“三農”問題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矛盾的一條思路。作者認為,應當重點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農業生產率,增加農業剩余,加快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拉尼斯和費景漢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就在于如何把農村的偽裝失業者全部轉移到工業部門中去,要做到這一點,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是保證工業部門擴張和勞動力順利轉移的必要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生產率不斷提高,但同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國農村由于農業生產率低,農產品的增加主要是依靠大量的勞動力投入,嚴重制約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因此,我們必須大力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提高農業的機械化、現代化水平,使我國農業生產率迅速得到提高,從而使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從土地上轉移出來。2.重視產業的轉移與承接。農村勞動力流動與產業聚集有著密切的關系,哪里產業聚集效應大,哪里吸引的勞動力就多。反過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又加速了這些地區的產業聚集。但是,伴隨這種正反饋機制的形成,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又出現了一種新的二元經濟結構,這對中西部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不利的。

只有當中、西部地區有自己強大的產業聚集,實現東、中、西部產業趨同,地區差距才可能縮小。[4]因比,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大的地區,要認真研究產業集聚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得到足夠發展后,會向下一個具有比較優勢的地區轉移。因此,做好產業承接,有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在本區域內轉移,這既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關鍵所在,也是加速本區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必然選擇。但是,產業轉移除受比較優勢的因素影響外,制度、市場等因素也非常重要。如果一個地區雖有比較優勢,但是制度成本高,市場發育滯后,產業轉移也會受阻。

另外,經濟欠發達地區相對便捷的基礎設施和相對成熟的產業鏈比不上東部地區。因此,中、西部地區要大力推動制度創新,擴大對外開放水平,優化投資環境,加快市場機制的培育和發展。

3.加快城市化進程,擴大就業需求。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向現代經濟部門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因此,我們要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市化發展道路。大、中城市的經濟規模較大,產業門類較多,聚集效應強,消費水平較高,為解決農村就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推動城市化,要不斷加快現有大、中城市發展,繼續調整和完善經濟結構、提升產業檔次,提高城市的經濟效益,完善區域性中心城市功能,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提高各類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綜合管理水平,充分發揮大、中城市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作用。小城鎮是實現城市化的重要路徑。我國多數小城鎮現有人口規模小,經濟發展空間較大,吸納就業能力較強,農民進鎮成本低,可以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提供現實需求。還要看到,多數農民是在搞好土地承包經營的同時兼營二、三產業,相當數量的農村勞動力還不完全具備離開土地進入離家很遠的大、中城市的條件。小城鎮具有與農村聯系緊密的區位優勢,便于直接發揮輻射和帶動功能,促進水利、道路、環保、農電和通訊等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讓大多數農村勞動力仍舊居住在村里,讓那些在村外工作的人每天往返上班,比單純將勞動力從農村遷移到新建的小城市和城鎮更加便捷、有效。發展小城鎮要以現有的縣城和有條件的建制鎮為基礎,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體現特色,注重質量,逐步完善,把擴大就業需求,引導農村勞動力轉移作為優先目標。為此,要大力發展小城鎮經濟,引導鄉鎮企業合理聚集,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社會化服務。根據小城鎮特點,立足本地資源優勢,以產業為依托,培育龍頭企業,大力發展特色經濟,逐步擴大產業規模。完善小城鎮的投融資、用地、戶籍、購房、發展二、三產業等相關政策,大力扶持小城鎮發展,拓寬小城鎮投融資渠道,吸引民間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吸引企業、外商以多種方式參與小城鎮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和經營,發展小城鎮的各項公益事業。在保護耕地和農民合法權益的情況下,妥善解決城鎮建設用地。

改革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取消對農民工的種種不合理限制,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

4.消除農村勞動力就業的政策歧視,賦予農民工平等的勞動保障權利。進城農村勞動力是城市的建設者和財富的創造者,城市政府對農村勞動力的限制和歧視,實際上是對城市本身發展的阻礙和限制。從協調城鄉經濟發展、緩解“三農”矛盾、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充分就業的基本思路出發,當務之急是實現有利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創新。首先,要實現農村勞動力社會地位的平等,打破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管理,取消對農村勞動力的各種限制,建立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的新型戶籍管理制度。其次,以促進非正規部門發展來帶動非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由于就業成本低、富有效率等特點,是適合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一種重要的就業形式,在中國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因此,政府應適當地發展非正規部門列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努力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提供公平的市場競爭條件。盡快完善有利于非正規部門發展的政策,為它們提供小額貸款。大力開展創業培訓,為非正規就業提供信用擔保支持,逐步形成創業培訓、項目管理、開業指導、小額貸款、政策扶持相結合的促進非正規部門發展的工作機制。國家可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辦法,推行非正規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險補貼政策,采取國家補一點、個人出一點的辦法解決他們的社會保險問題,使他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失有所助。

5.構建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體系,改善勞動力市場環境。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化程度較低,市場體系不完善,市場分割十分嚴重,農民進城就業壁壘重重,對緩解短期勞動力供給局部短缺矛盾極為不利。首先,要完善勞動力市場體系,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體系,構建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有效機制,改善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環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資和職工社會保障與福利標準,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保證勞動者及其后代平等的教育和培訓的權利。消除就業歧視,使農民享受市民待遇,打破城市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之間身份、戶籍、住房、培訓、醫療衛生等待遇的制度限制,使農民進城就業者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其次,要建立勞動力供求預警機制。過去我們比較多地關注勞動力需求不足,對勞動力供給關注較少。面對我國勞動力供求的新形勢,尤其是勞動力供給的局部短缺,政府和企業應提高勞動力供求預測意識,及時根據勞動力供求變化,掌握更全面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制定相應對策,維護勞動力市場供求穩定。再次,以改善勞動力供給為目標,努力完善收入政策。一是以工資指導線為宏觀手段,按照企業名義工資率逐年增長水平應等于全國平均長期勞動增長率的要求,引導工資合理增長。同時,加強工資和價格的控制,在特定的經濟條件下,政府借助于法律或行政手段對工資、價格實行管制,如對價格和工資進行凍結;另一方面,推行以激勵為基礎的收入政策,即對工資增長率超過工資指導線的企業課以重稅,對工資增長率低于工資指導線的企業予以減稅。學習西方發達國家裁員與減薪替代經驗,以減薪的辦法減輕簡單裁員對勞動力市場帶來的震蕩。如一些西方大的跨國公司開始注重社會形象和社會責任,他們在需要裁員時,先與職工代表商議用降低10％的工薪福利的辦法替代10％的裁員計劃,如果1年以后公司業績仍沒有好轉,才考慮實施裁員計劃。最后,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力度,依法維護勞動力市場秩序。通過輿論引導和政策推動,加強宣傳力度,嚴肅勞動保障執法,凈化勞動力市場環境,規范企業用工和工資支付行為,嚴格社會保險費用征繳,強化企業勞動保護和勞動者自我防患意識,完善勞動者對侵權案件的投訴舉報與受理制度,健全勞動保障爭議調解和仲裁機制,依法依規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要真正實現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實現集約型經濟發展戰略,必須提高勞動者素質。高素質勞動力意味著高工資、高福利、高產出,意味著勞動力資源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業市場競爭迫使城鄉勞動力努力提高自身素質,這種競爭也是提升產業結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根本轉變的關鍵。各級政府要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安排足夠的經費用于普通勞動者培訓,使財政政策真正有利于鼓勵和引導農村勞動力提高素質。同時,鼓勵和引導用人單位積極承擔起職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任務,以提高農村進城就業者的職業技能水平。

參考文獻:

[1]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年鑒2005.

[2]中國經濟網[EB/OL].,2005-10-20.

[3]中國統計年鑒2005.

[4]袁志剛.經濟全球化下的就業政策[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