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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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采取兩種措施解決道德水準下降的問題，一種是倫理制度化；另一種是意識形態化的精神建設，兩種措施均沒有取得明顯效果。第一種措施低效的原因在于沒有抓住道德的根本：引導人在超越和意義體驗的基礎上追求向善，所以不能取得實效。第二種措施以總體化、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精神引導，失去了個體意義體驗的支撐，因而處于懸空狀態。當前道德建設的根本是建構基于個體意義體驗的人生信仰，這種建構需要解決三對矛盾：實用理性與意義關切、社會分化與社會認同、意識形態與信仰之間的矛盾。

關鍵詞：道德；德性；信仰；意識形態

在我國，改革開放尤其是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以來，人們普遍感受到道德水準的下降。如何提升道德水準呢？一類措施是倫理制度化：把道德規范“成文化”、或提升為獎懲制度和法律條文。如：設立見義勇為基金，規定對見“死”不救的處罰；對隨地吐痰的制度化處理；職業道德的制度化，如醫生不得收紅包、教師不得進行有償家教，政府官員財產收入申報等；建立學生道德銀行制度。但是，現實生活中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的普遍缺失，以及人與人之間不斷增大的摩擦和交際成本表明這些措施并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另外一類措施是意識形態化的精神建設。政府進行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宣傳、灌輸，力圖在人們的內心世界中植入主流的、統一的價值觀。如不遺余力地進行各種主旋律的宣講，經常性地推出先進典型，以及根據社會情境塑造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神五精神等來占領人們的內心世界，希望以此植入一個信仰的體系，為道德建設提供精神支撐。但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各種主旋律、典型和精神滿天飛，卻喚不回道德風氣的好轉。上述兩種措施收效低微的原因何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從規則倫理與德性倫理的關系以及德性的前提說起。

一信仰和意義是德性形成的內部基礎

（一）德性是道德的本位

道德建設中存在著制度本位論（如規則道德、規范倫理和倫理制度化）和德性本位論。制度本位論持有這樣的理論前提：道德建設應當關注和落足于外在行為，而不是個體的內在品質，倫理學的任務就是研究如何制定道德規則。只要道德主體做出的外顯行為是合道德的，其動機并不重要。這種觀點的深層假定是“行為是完全獨立于人們對世界結構所抱的看法的”[1]，這個假定實際上是貶低了人的精神、否棄了人的自主性，把人心降格為一個“刺激－反應系統”。此外，規則本位論也無法保證長久和永恒的道德效果。因為，規則約束的在場性畢竟是有限的，不能監管到人的復雜多樣的全部行為，當個體處于不被監視的情況下，規則就無法保證道德行為的發生。

德性作為道德內化于自我所形成的內在品質，是一種向善的精神定勢，能夠穩定地決定道德行為的發生。向善指的是在自我利益與整體的利益（包括他人、社會以及自然的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主體會讓渡自我利益成就整體利益。而向善的趨向是由德性的超越性保證的。德性的超越性指的是對個我一己之利益的超越，把自我利益融于整體利益之中，尋求超越自我而與整體同一，它使德性具有利他的向度。

我們認為德性才是道德的本位。因為：首先，道德所包含的基本矛盾是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社會利益的矛盾，道德的本質是利他性。德性的向善性和超越性體現了道德利他性的本質，依憑德性的倫理才具有完全的道德意義。其次，德性可以穩定地、一貫地決定道德行為的發生，落實到德性的道德建設才是最終可靠的，德性還可以使人的行為既合乎道德又出于道德。

至此我們可以這樣回答上述第一種措施既倫理制度化：制度不是道德的本位，德性才是道德的本位，倫理制度化沒有抓住道德的根本：在超越和意義體驗的基礎上追求向善，所以不能取得實效。

德性是道德的本位，建構德性是道德建設的目標。那么，德性是怎么形成的？德性的形成要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

德性的形成有兩個前提。首先是認識前提，德性的認識前提是認識到個人與世界是一體共生、一損俱損的，自我利益與整體的利益是相互交融的，整體的和諧發展有利于個體的生存和發展，個體當下的具體言行對于整體的可持續發展從而對于個體自己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當個人為了成就整體利益而犧牲自我利益時，自我利益就融入到整體中并化成了永恒，所以，當他做出道德的行為時，他覺得這不僅是“為他”的行為，同時也是“為己”的行為。

認識到自我與世界的一體相關性并不必然帶來道德行為，許多道德準則和其中的道理人們都明白，但人們仍然是常常不遵守道德規則，“知而不做”的原因是缺乏道德情感。沒有情感伴隨和浸潤的道德認識和觀念是死的，只能淪為枯燥說教，只有那些能夠激發主體強烈的情感體驗的知識和觀念才能推動主體去踐履之，所以，道德情感是德性中的動力系統。德作為一種向善的較高境界，在認識向度上要形成對自我與世界一體相關性的把握；在情感向度上則要形成對超越個我一己而與“天地萬物為一”這樣一種存在狀態的體驗、領悟，這就是意義感。意義，作為一種高尚的心靈體驗，是人從他所面臨的在場性的具體生活中超越出來，洞見萬物一體、萬有相通之世界本然狀態時所體驗到的歸屬感、圓滿感，是自我與世界相融相通的一體感。意義感帶給人的愉悅推動著人邁向與整體的相融，并在實踐中轉化為成就整體利益的道德行為，所以說，意義作為德性的情感向度，是德性中的動力系統。意義感一方面可以經常性、穩定、自律地促發道德；另一方面還與德性這個較高的精神境界在性質和內涵上相一致。

問題在于，什么可以保證人能夠認識到自我與整體的一體相關性、體驗到自我回歸整體的意義體驗呢？信仰。信仰是一個終極的價值體系、一種通達永恒的精神設置。當我們按照信仰去生活、去觀察和體驗世界時，就會發現人與人之間是相融相通的關系，就會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意義充盈的世界中。在信仰的指導和意義感的推動下，主體會持久而又不自知地在實踐中實現自我與世界的同一性，讓渡自我利益而成全生存共同體的整體利益，這恰好就是我們所說的道德行為的穩固的發生。

基于此，我們認為，信仰和意義是德性形成的內部基礎。

德性是道德的本位，我們的道德建設應當立足于建構德性。而德性的建設又要從信仰著手，這是我們以上分析得出的結論。把這個結論與上述第二種措施，我們發現一個矛盾：第二種措施恰恰就是通過意識形態化的方式做人們的信仰和精神工作的，力圖重建信仰以支撐道德，為什么又難以提升道德呢？回答這個問題是本文接下來的任務。

二與個體的意義體驗和人生信仰相脫節：政治化精神建設低效的原因

（一）我國當前道德建設的背景：傳統倫理的瓦解、革命倫理的隱退和現代性道德的不成熟

1在我國當前的社會環境中，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成型和現代性的逐步建構，以宗法血緣關系為基本紐帶、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傳統儒家倫理文化與價值觀念，正處于逐漸瓦解之中。現實已經證實了這一點，每一位細心觀察生活的人都會對此有深切的感受。儒家傳統倫理的瓦解使人們失去了舊的價值支撐，這在導致德性失落的同時，也使德性建設的一個價值資源被割斷了。

2革命倫理的隱退。人們通常認為，從建國后至改革開放的幾十年中，中國社會有著強大、濃厚的信仰，那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但我認為對此要做具體分析。

第一，這是一種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信仰。它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不是立足于人生意義的，馬克思主義被“圣經化”或者“教條化”了，民眾不是在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深刻的研究、理解和體會的基礎上信仰之，而是在不懂馬克思主義的情況下信仰馬克思主義。這種信仰不是本真的信仰。

第二，這是一種表面繁榮、實質貧乏的信仰。這種信仰的形成不是遵循由生活信仰到道德信仰、再到終極信仰的形態遞進性的信仰形成規律；沒有和主體的自我相關聯的情感體驗伴隨其中；它是依靠偉大人物的感召力而不是植根于主體的意義系統基礎上的；沒有個體的理性、獨立、自主這個心理基礎，信仰主體的理性在信仰形成過程的作用打了折扣；人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原因部分地是因為對新生活的接受，這是一個逆向的過程；形成的機制是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化的灌輸、宣傳、強制；的反常社會形態消解了人們對這種信仰的認同和理解。

第三，這種信仰派生了革命性道德。五四以來，按照李澤厚的說法，我國社會的一個典型特征是革命壓倒了啟蒙。革命是各種社會活動的核心，革命年代中形成了以革命為中心和目的的倫理，可以簡略地稱為革命倫理。源于革命時代的這種革命性倫理，依靠領袖權威和道德英雄主義精神的感召，以及社會化的政治動員和思想宣傳而得以在政治突出的總體性社會中樹立起來。這種道德，不是一種常態的道德，因為它不以個體的意義世界為關照點。

改革開放以后，這種革命倫理隨著社會重心從政治轉移到經濟而逐漸隱退，失去了對社會的支柱作用。

3中國的現代性處于正在形成的過程中，是尚未完成的、不成熟的現代性。這指的是把現代性的制度嫁接在中國的封建性之土壤中，導致西方現代性蘊含的進步價值觀沒有被繼承，反而畸變出現代性與封建性的新產物，如殺熟現象等。出現這種異化的現代性的原因是：它是沒有經歷過思想啟蒙的現代性。中國時期的啟蒙是未完成的，啟蒙被革命壓倒。建國后的“階級斗爭為綱”不但沒有完成現代性意義上的啟蒙，在某種程度上還加強了封建性，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啟蒙沒有持續下去，此后的市場經濟建設強化了經濟建設而忽視了思想文化的啟蒙。沒有啟蒙為基礎的現代性是缺乏前提的。其它的原因有：沒有成熟發達的公民社會；沒有形成完善的民主政治；沒有培育出成熟的自主性個體；沒有養成契約意識；沒有形成完善成熟的市場經濟。

以上分析實際上是關于三種傳統——中國儒家傳統（重人情和鄉情）、新中國建國后時代的傳統（重政治革命、平等、正義）和改革開放25年來所形成的傳統（以經濟和市場為中心，追求個人的利益、獨立、自由、平等）[2]——在當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舞臺上的較量和勢力對比，事實表明，最后一種傳統逐漸占據上風。這意味著當下中國的價值背景是：在中國傳統儒家倫理已不能為人們的行為提供價值支撐的同時，革命性倫理也在隱退，現代性的全面內涵尤其是它所蘊含的進步的價值觀念也沒有建立起來，這就導致了主導性價值的缺失，并使道德處于無內在價值支撐的空虛狀態，這一方面解釋了當前的道德失范，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當前中國道德建設的背景。

（二）社會主義理想和價值體系因為脫離個體的意義體驗和人生信仰而處于懸空狀態在主導性價值缺失的情況下，中國近年來一直在不遺余力地宣傳以集體主義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理想和價值觀，但是這種政治化的精神建設的效果如何呢？中國當下的社會現實表明以集體主義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理想和價值標準因為已經不被人們信奉在心、踐履在行了，已經處于懸空狀態。說它懸空，是因為它高高在上；說它懸空，還因為它沒有扎根在民眾的行為方式這個實實在在的大地中。其原因在于：總體性、政治化的道德建設與個體內心的意義體驗、信仰脫節。1總體性與個體性之間的矛盾。中國現階段的道德建設，堅持社會本位，以黨和國家意志為旨歸，以集體主義為核心內容，這些總體化的正統的價值取向通過意識形態和其它政治建制化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宣傳、灌輸和規約，個體無權對其質疑，只能被動向其靠攏。這種道德建設沒有為個體留下自我空間，并且用一個總體性的、抽象的“人民”的利益遮蔽個體利益，用一個總體性的“人民民主”取代了個體真正參與和享有的民主，用一個大一統的、具有社會主義理想色彩的道德取代個體的人生意義追求，這種“人民倫理”把“我”消解了，[3]這一方面不利于成熟、自主的個體性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使總體性的、理想化的道德因為沒有個體內心意義體驗的支撐而流于形式。“政府不應規定一套關涉人的本質、生命意義、世界意義的思想體系。一旦它負擔這樣的意義體系，就以政治權力的形式設定了危及個體自由的意識形態”，[4]以意識形態壓制或者取代個體的人生意義體驗，以總體性取代個體性而導致的個體性和人生意義體驗的不成熟，會反過來消解意識形態向個體內化的效力，甚至會使這種總體化的道德建構懸空。

2主義與現實利益的矛盾。道德建設要落實于個體內心世界中，就要對個體進行價值引導，這種引導在當前又是以各種意識形態化的主義、精神、理想等為出發點的。但是，這一路徑也是難以行得通的。因為，中國傳統價值中的實用理性在今天依然強韌，市場經濟對利益的極力追捧，使二者相得益彰，突出表現為今天的中國人往往只關注現實生存中的切身利益問題尤其是謀生問題，只考慮現世的生存至多會慮及兒孫輩，對主義和精神是漠不關心的。這種功利主義的生存方式在兩個方面與德性的特性——超越性、讓渡個人利益成全整體利益——相矛盾，這兩個方面是，市場經濟大潮中的現代中國人只考慮當下的實際利益，不考慮超越性、終極性的價值追求，這與德性的超越性是矛盾的；另一方面是，人們往往不顧及他人利益，“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更談不上為生活共同體整體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了，這與德性的向善本性相矛盾。

3社會主義理想與怨恨情緒之間的矛盾。怨恨情緒已經在人們的心中生長著，這與社會分化加劇有關。社會學研究表明，中國當前的社會階層結構呈現金字塔型，絕大多數人口處于中下層，上層和中上層的人口雖然較少，卻占據了多數的資源，這導致社會分化急劇擴大。而最為關鍵的是，原先是作為社會主義政權的支柱的工人和農民階層，現在卻因為下崗和城鄉二元分化的加大而淪為社會底層的主體，占全國總人口之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心中積累著對社會的怨恨，且不說這種情緒是不是正確的，但它實然地存在著。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政治化的道德建設和主旋律的宣傳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公正和大同理想，現實中對待社會分化的態度和措施卻讓底層民眾看不到自己生活處境改善的前景，在這種情況下，以集體主義為核心價值的社會主義理想怎么能夠獲得民眾發自內心的認同和內化呢？又怎么能讓民眾把意識形態化的道德理念植根在自己的意義體驗中并進一步轉化為自己的信仰呢？道德建設乏力和低效由此可以得到有說服力的解釋了。

總之，當前我國總體性、政治化的精神建設忽視了對個體自主性的培育，不關注個體的現實關懷、內心感受，忽視了對個體生存意義的關照，它和基于個體意義體驗的人生信仰相脫節。其后果是由于缺乏個體的認同與內化而使其倡導的主導性價值體系處于“懸空”狀態，并無法最終促成個體德性的形成。這就回答了本文開始處提到的第二種措施低效的原因。

三當前中國道德建設的出路：從個體人生意義體驗出發建構信仰

回答了上述問題之后，接下來要考慮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當前建構道德，要從個體的意義體驗著手建構信仰，建構基于個體人生意義體驗的信仰。如何建構這種信仰呢？本文接下來提出當前在我國建構這種信仰不可回避的而又是被人們忽略了的三對深層次的矛盾，這三對矛盾其實也就提示了當前從個體意義體驗出發建構信仰的出路。

（一）實用理性與意義關切之間的矛盾

實用理性具有如下的特征：第一，它不崇拜任何抽象的理念、信仰和思辨，但仍能保持一種冷靜的、以理節情的生活態度；第二，它本質上是一種講究實用、實際和實行的經驗論的思維方式；第三，它并不是從當今中國社會中產生出來的，而是古已有之的。[5]

無庸諱言，中國人的反抽象主義的實用理性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在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中起過重要的作用。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依然可以找到現實的例子。如“貓論”，不論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事實上，當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也完全可以用實用理性命名之。“實用理性以現實人生的人倫日用、實際需要為出發點和判斷一切是非善惡的標準，只要對今生今世、此時此地的人生有用有利，就無不可利用之，無不可變通之。”[6]社會上實際流行著的“厚黑術”就是這種實用理性的體現。

實用理性造成了中國人現實主義的生活態度，這種態度不利于意義體驗與信仰的生成。首先，中國人對事情往往滿足于“知其然”，而不追究“所以然”，這樣就只能使人的生活停留在現存狀態，導致被動和保守。其次，中國人由于沒有對彼岸的、超驗的絕對價值的追求，而他們所看重的日常生活中的價值畢竟是相對的，所以，中國人的實用理性也很容易走向實用主義，那就是一切以眼前的個人利益為轉移，缺少一以貫之的原則和操守。[7]再次，實用理性消解了中國人超越在場的有限性進入不在場的無限性的能力，使其不會為了某種超越性的追求而拋棄人眼前功利，中國人不堅執于對某種神靈的信仰，也不存在對神圣性的發自內心深處的信奉。信仰的形成需要的是對人倫日用背后的意義進行反思、體驗、領悟，這卻被實用理性遮蔽了。這個矛盾怎么解決呢？我認為可能的措施是，進行以人文價值和生存意義為核心的思想啟蒙，引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個我一己與社會整體的長遠發展之間的一體相關性形成發自內心的深刻認識和體驗。

（二）社會分化與整體性認同之間的矛盾

“社會信仰得以確立的前提是某一特定社會或文化共同體成員的社會認同或文化認同，失去后者，前者就不可能。”[8]不同信仰之間要具有通約性，而這一點也離不開價值共識，價值共識又以對社會的整體性認同為基礎。但在現代社會中，個人被“單子化”、“原子化”了、社會被“碎片化”了，因而，由單子化的個體所組成的現代社會失去了整合的社會認同的可能。[9]就中國的情況而言，還有一個社會分化加大給社會認同造成障礙的問題。

當前的中國的社會分化正在加劇，人們對社會整體認同感在降低。按照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的研究，我國社會目前正處于斷裂之中。“什么是社會斷裂？就是在一個社會中，幾個時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系。”[10]在我國，既存在著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也存在著后工業社會，不同的地區、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不同的社會里，最關鍵的是，各社會之間的聯系微弱，各人群之間的同類、同情之感在淡化，富人對待窮人的不良態度已經體現了為富不仁。造成社會斷裂的原因是什么？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分化以及“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實踐，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保障的不健全等共同形成之，下崗制度加劇之。“在斷裂的社會中，其不同的部分幾乎是處于完全不同的時代，他們之間也無法形成一個整體的社會，它使社會整合難度加大。……社會中不同部分的要求之間存在較大差異，有時會達到一種無法互相理解的程度。”[11]這導致公民對社會的整體性認同更加困難，對形成價值共識和意義共契，以及全社會共享的信仰體系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當前要從個體意義體認的角度建構信仰，就必須解決社會分化和社會斷裂的問題，建構社會認同。因為，對社會形成整體性認同，才能使個體與社會整體之間建立起高度的自我同一性，這種自我同一性是意義共契和信仰通約的心理基礎。解決社會分化，實現社會整體性認同，“要求斷裂社會中的政府和領導人，必須對來自不同群體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當性的要求，有一種明智的態度，并對其進行妥善的協調。否則，就會埋下社會動蕩的種子。”[12]建構和諧社會也呼喚著社會整體性認同。

（三）意識形態與信仰之間的矛盾

建構信仰回避不了意識形態的問題。意識形態就其存在的形式而言,它是以某種基本的理論為核心，由眾多的思想、觀點、觀念及綱領等內容組成的巨大的思想框架。但就基本內容及其意義而言，意識形態是對理想政治生活的理論設計與實踐計劃。因此，意識形態具有體系性、擴張性、絕對性以及支配與控制性等特征。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是以自己為中心來評判其它意識形態的；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努力確立起自身的信仰。可以說，意識形態的一個基本任務就是對政治生活做出理論上的安排，并要求人們堅信這種安排，依照這種安排所指示的方向、途徑、方法來從事一定的政治生活。

意識形態要追求政治利益，甚至要講究政治權術的，并且它的建構方式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常常忽略對個體人生意義的關照。而信仰總是要追求人生意義的豐富多樣性，要從個體對生活、對人生意義的理解開始，它關注的不是政治的穩定和階層利益的分割，而是我作為一個人為什么活著？我的人生意義是什么？我要成為什么樣的人？意識形態和人生信仰關注的重心不同，形成的機制不同，本來分屬于兩個不同的領域但有交叉，但如果執意將意識形態變成人們的信仰，尤其是以意識形態取代、壓制人們的意義體驗，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意識形態能夠建立在社會成員的意義共契和人生信仰的基礎上，那就是找到了自己生存和發展的根基了。

建國后，我國的意識形態建設一直力圖對個人的人生意義進行設定，力圖取代個體的人生信仰，力圖用崇高的革命理想（共產主義）作為所有社會成員的生活目的和人生意義的支撐，但是在現代社會中，“任何人都不再享有對道德知識及其解釋的壟斷權，政治設定的終極的道德與價值意義準則失去了對個人的思想與行動的控制。”[13]由于不能與個體的意義體驗關聯起來，不能植根在個體的人生信仰中——后者在市場經濟中被拔高，我國的意識形態在改革開放后出現了危機。表現為：“第一，其特征層面的表現是，社會對意識形態所倡導的價值的認同程度在降低；意識形態的實踐品格在削弱；意識形態籠罩社會的涵蓋度在縮小；同時穩定性受到沖擊與質疑。特征層面的缺失必然會影響到功能的發揮。第二，意識形態的功能方面：在政治體制的運作中有相當部分的政治主體的政治行為在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上與意識形態相違背；意識形態的整合作用在削弱，越來越多的社會活動超出了意識形態的整合范圍；有相當多學者認為政治系統的合法性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論證作用在減小。”[14]

要解決意識形態與信仰之間的矛盾，首先，要擺正意識形態與信仰的關系，尤其是在現代性中的關系。意識形態是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取代基于個體人生意義體驗的信仰的，因為，這與社會的多元化和個體的自主性取向是矛盾的。其次，必須對意識形態進行創造性的現代性轉化，使其具有世俗性、理性化和開放性的特點，擺脫政治的狹隘性。

對以上三對矛盾的深入研究和努力解決，是當前建構基于個體意義體驗的信仰之必要路徑，是德性得以形成的基礎。

注釋：

[1][德]弗里德里希·包爾生.倫理學體系[M].何懷宏、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359.

[2]甘陽.新時代的“通三統”——三種傳統的融會與中華文明的復興。根據作者5月12日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北京共識”論壇第四講的演講錄音整理，記錄稿由蘇延芳整理，經作者審訂。論文來源：/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290

[3]金生鋐.德性與教化——從蘇格拉底到尼采：西方道德教育哲學思想研究[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3.323－324

[4]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474

[5]俞吾金.超越實用理性拓展人文空間[J].探索與爭鳴，2002（10）：12－14

[6]人學原理[M].黃楠森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396

[7]人學原理[M].黃楠森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397－398

[8]萬俊人.現代性的倫理話語[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154

[9]萬俊人.現代性的倫理話語[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154

[10]孫立平.斷裂：中國社會的新變化[J].中國改革，2002（4）

[11]孫立平.斷裂：中國社會的新變化[J].中國改革，2002（4）

[12]孫立平.斷裂：中國社會的新變化[J].中國改革，2002（4）

[13]金生鋐.德性與教化——從蘇格拉底到尼采：西方道德教育哲學思想研究[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3.313

[14]黃相懷、陳勝震.意識形態的現代性轉化[J].社會科學家，2003（5）：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