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構成互動關系成為一種理論現象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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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文學主體論；文學主體性理論現象的形成；方法；知識社會學研究

論文摘要：研究文論形態及現象的形成，方法顯然是重要的。文學主體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后不久就赫然成了一種令人矚目的理論現象。從特定角度看，這完全可以說是一個知識社會學事件。相較于“內在理路”和社會歷史研究法，運用知識社會學方法對這一理論現象的形成進行考察，能夠為我們的研究帶來一些新思路。在知識社會學視野之下，可以較為明顯地見出主體性文論現象與1980年代哲學領域里的主體性問題討論一道在當代中國社會思想史中的意義和價值。當然，這一理論本身也存在著諸多問題。

文學主體性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后不久，即在與當時社會、文化構成的深刻互動關系中逐步發展成一種理論現象。在此，問題的關鍵是首先需要確認文學主體論由一種單純的知識形態生長為一種理論現象的事實;同時，我們還必須認識到，文學主體性理論現象即主體性文論現象的形成并不突兀，除了其倡導者以及承繼者的主觀理論努力之外，也有賴于80年代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帶有集體意味的主體論氛圍乃至主體論社會心理的滋生和凝結。這是“”后中國特有的一種思想面貌，沒有“”，也許在當時的中國就不大可能形成影響深遠的文學主體性理論現象。

研究包括文學主體論在內的文論形態及現象的形成，方法顯然是重要的。有論者指出，世界各民族對自身歷史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出歷史解說與思想重構兩個方向，前者著眼于分析傳統的形成，或者說致力于對傳統的形成過程作知性的把握;后者則致力于揭示傳統的普遍意義。當然，價值或思想重構也是相對于歷史解說而言的。不過，對傳統的形成過程作知性把握的歷史解說又表現為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如余英時倡導進行“內在理路”的解釋川，意在從傳統文本中顯示的問題人手，探討思想史中觀念與方法的承繼與變遷;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一個方面著眼于社會歷史背景，注重對思想的意義作外部解釋;此外，當代的一些西方學從知識社會學角度人手，把社會科學訓練引人這一領域，從而給歷史解說帶來了新的活力。

筆者以為，如果把第二種方式(它包含著對馬克思理論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的誤解或者說對之進行了簡單化的處理)向深處開掘成社會歷史研究法，那么對文學主體性理論形態及理論現象形成的探討同樣可以采取以上三種方法。當然，這三種方法盡管存在著各自的主要指向，但它們之間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存在著一定的聯系。

然而，如果把一種理論看成是一種知識，那么揭示這一知識得以形成的內在理路或者采取社會歷史研究法主要探討其“出場”的社會歷史狀況以及它可能存在的對于改變現實的理論訴求，并不能把一種知識與社會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完整地納人研究的視野之內，而這正是知識社會學方法所具有的優勢。尤其是當某一理論，如我們在這里討論的文學主體性理論，由于其影響較大而在其被提出后隨之成為了一種理論現象時，更有必要采用知識社會學方法對它進行研究。

盡管有論者認為“真正意義上的知識社會學研究是由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開始的”但顯然誰也不會否認馬克思的思想對于知識社會學形成的重大價值。德國著名社會哲學家卡爾?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就主要來源于馬克思的社會決定論，當然，曼海姆認為自己比馬克思走得更遠。可以確認的是，正是在對馬克思的思想和其他社會思想學說的深人研究和探討中，曼海姆發展出了自己的知識社會學理論。

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試圖分析知識與存在之間的關系，力求獲得對社會存在與思想之間關系的系統理解。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在于人們努力發展那些在現代思想的危機中已變得明顯和重要的多重相互聯系，尤其是發展理論與思維方式之間的社會聯系，將它們作為自己適當的研究領域。知識社會學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取代傳統認識論，而是努力修正它，因為傳統認識論沒有充分考慮思想的社會性質。對于曼海姆而言，知識社會學理論是一種關于實際思維受社會或存在決定的理論。他強調，實際思想的出現，在許多關鍵方面都受到各種各樣超理論而非純理論因素的影響。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普遍認為，思想的改變只能在思想的層面(內在的思想史)上被理解—這與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存在諸多的相通之處。曼海姆認為，這種舊方法妨礙著我們認識社會進程對思維領域的滲透。此外，與馬克斯?舍勒一樣，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強調知識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在這種思想前提下，曼海姆試圖用因果鏈將知識與外部世界聯結起來，認為知識就其發生學意義而言，既取決于人們的社會地位、身份及階級利益等因素，也根植于特定的文化類型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曼海姆在知識發生學的研究中，是重視對思想主體的考察的。他說得很明白:“在由存在決定的思想中，其思想過程部分決定于思考主體的特征。當然，曼海姆也認識到思想和觀念并不是一個人的孤立靈感的結果，一個群體的集體歷史經驗是構成其深刻洞見的基礎。

曼海姆強調，知識社會學一方面是一種理論，同時也是一種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P.239)。研究曼海姆的理論專家A.P.西蒙斯曾在《卡爾?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中用了較長的篇幅對作為一種解釋方法的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進行過專門研究(PP.106一32)。因而，當我們在上面簡要闡述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理論時，也討論到了他的這一理論的方法論特征。R.K.默頓指出:“在知識社會學中，所有方法一致的中心點是這樣一個命題，從思想不是內在地決定的來看，并且就思想的某一方面從認識以外的因素中產生出來而言，思想是有一個存在基礎的。”曼海姆以社會學視角研究有關思想，始終都從討論其存在基礎出發。顯然，當曼海姆強調知識社會學也是一種歷史—社會學方法時，他接受了歷史主義的觀點。其實，德國歷史主義也是曼海姆創立知識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思想源流之一，遵循歷史主義的思維路向是曼海姆知識社會學方法的基本特征。

文學主體性理論自被劉再復提出之后，學界即展開了熱烈而廣泛的討論。如前所說，由于這一知識形態與當時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聯，不久，它也就赫然成了一種令人矚目的理論現象。從特定角度看，這完全可以說是一個知識社會學事件。由此，我們可以從知識社會學角度對這一理論現象的形成進行考察。顯然，這可以為我們的研究帶來一些新的思路。通過上文對曼海姆知識社會學及其方法論特征的簡要揭示，筆者認為，運用知識社會學方法對文學主體性理論現象的形成進行研究，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探討:第一，總體討論文學主體性理論“出場”的存在基礎—包括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兩個向度—揭示它們對時代觀念的制約及其對文學主體論得以現實化的推動;第二，從第一中分化出來，關注劉再復作為一個社會個體(個體主體)的身份定位和價值選擇，并且在此基礎上重視對劉再復的這一定位和選擇與構成其個人思想基礎的集體目的之間的張力關系;第三，從知識與社會的雙向互動關系人手，考察文學主體性思想的播散及其成為一種理論現象的有關問題。

第一個方面的問題。以上面談及的三個維度為參照，檢視以往學界習慣性地運用內在理路研究法和從社會歷史角度探討文學主體性理論形成問題的做法，不難發現，論者在研究中關注的其實是以上所說的第一個層面的問題。

總體來看，與采取知識社會學方法進行問題討論的內在要求相比，他們的研究盡管缺少一些社會學特征或社會科學訓練，但研究問題的著力點是顯明的，那就是集中指向對文學主體性理論得以產生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的考察。只是這種考察是局部性的，而不可能顧及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的各個方面;當然，這種全面的探討在非社會學乃至包括社會學在內的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似乎也是沒有必要的。‘正因為研究者們的慣常做法事實上主要是殊討在知識社會學研究視角下，文學主體性理論得以產生或得以現實化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問題，故而在此為了行文的簡潔和討論問題的集中性，我們就沒有必要再運用知識社會學方法針對這一維度進行近乎重復性的研究了。

第二個方面的問題。在以往關于文學主體性理論產生的研究中，這一問題關注得很少甚至在有些論者的專題研究中完全被忽視，筆者以為，這種研究現狀需要被改變。

考察劉再復作為一個社會個體在20世紀80年代的身份定位和價值選擇問題，意味著我們的研究對前文已經提及的曼海姆所說的“在由存在決定的思想中，其思想過程部分決定于思考主體的特征”這一思想的關注和認同。但是，筆者并不準備在此對劉再復在80年代的身份定位和價值選擇進行充分的專題討論，而是想徑直指出，劉再復主體性原則思想的確立是與其一己的身份定位和由此決定的價值選擇密切相關的。而且，筆者認為，從總體而言，提出文學主體性理論時的劉再復是一個平民型知識分子，更準確地說，是一個平民型的公共知識分子。這就是劉再復在那個激情的年代亦即1980年代自主的根本性身份定位，由此也就決定著他最終的價值選擇。

筆者以為，劉再復的身份定位和價值選擇具有自主性，他的思想選擇首先也是自主的。劉再復在閱讀到李澤厚的《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哲學論綱》一文之后，禁不住內心的激動，并隱約地感到，他將要在文學理論領域中進行一次具有顛覆性和建設性的變革。顯然，要進行這場從根本上針對機械反映論的顛覆性和建設性的變革，沒有足夠的理論勇氣和自主的理論探索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他在80年代把學術重點放到對人的問題的研究上也存在著一個明顯的自主性理論探索過程。

然而，我們還要看到，無論是劉再復的身份定位、價值選擇，還是其思想選擇，盡管都存在較為明顯的自主性特征，但顯然又是受到廣闊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集體目的制約的。這也就是說，我們在關注劉再復的身份定位和價值選擇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劉再復個人選擇的受動性，認識到其個人選擇與構成個人思想基礎的集體目的之間的張力關系。個體知識分子的聲音是孤獨的，它必須自由地結合一個運動的真實情況，民族的盼望、共同理想的追求，才能得到回響。

80年代，劉再復生活在“合唱”的語境中。90年代的他曾如是說:“我的個體存在以往被群體存在所淹沒，我的本質也被群體的本質所規定。這大概就是指他的個人選擇受到了集體目的的規定。正如曼海姆理論所表明的那樣，構成知識信念的主要是社會而非個人。曼海姆主張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重心應該放在社會環境中，而不是限于個人的思想，個人是不可能單純地從他自身的經歷中形成世界觀的。他還說，思想和觀念并不是偉大天才的孤立靈感的結果，一個群體的集體歷史經驗是構成天才深刻洞見的基礎。筆者注意到，采取內在理路研究法和從社會歷史角度研究文學主體性理論的學者在他們的探討中，事實上已然廣泛地涉及對文學主體性理論賴以產生的集體歷史經驗、社會環境等的關注，雖然他們也許不曾使用“集體歷史經驗”等這樣的字眼。相對而言，他們對劉再復的個人選擇與構成其個人思想基礎的集體目的之間的張力關系卻缺乏更多和更直接的探索，盡管他們的習慣性關注也隱含著說明這一張力關系的若干要素。這主要是由于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以上一些重要問題并沒有真正進人他們中大多數人的研究視野。這是甚為遺憾的。

通過以上簡要的探討，筆者的結論是:文學主體性理論的提出，一方面是劉再復在前人理論構造(包括“文學是人學”的文學觀念的當代確立和哲學領域里的主體論問題討論等)基礎上個人理論“突圍”、擴張的結果;另一方面，作為20世紀80年代人道主義話語的構成部分，在更大程度上它是在中國社會普遍興起的對以主體性為核心內涵的現代性價值訴求的運動過程中群體互動和社會協商的產物，因而也就是歷史的產物。由此，特別是從劉再復在集體目的規約下的思想選擇中可以看出，他作為一個80年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提出文學主體性理論時的較為自覺的現代性價值認同。就劉再復文學主體性思想的根本性理論指向看，是對作為社會個體的人的主體性的呼喚、確證和伸張，因而，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進行人的設計。這也就是說，文學主體性理論的提出是與劉再復對人的現代化問題的思考扭結在一起的。可以認為，人的現代化是80年代主體論者的根本目的，現代性價值訴求是他們共同的歷史性的思想選擇。

第三個方面的問題。其實，文學主體性思想的播散在大多數文學主體論研究者的探討中也有所涉及。比如，一般來說，研究者們會談到文學主體性思想的影響，這其中自然存在著對文學主體性思想播散的關注;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在劉再復之后，陸貴山的《審美主客體》和暢廣元審訂的《主體論文藝學》兩部較為重要的論著相繼出版，加深了文藝學美學領域中的主體論間題研究。然而，筆者想在此指出的是，由以上這些看法所構成的文字似乎更多地只是對歷史中既存的一種思想或知識事實進行描述，而沒有明顯的理論自覺，把主體論思想作為80年代的知識類型來考察，也就不可能從理論上討論這一知識類型對社會思潮的推動作用，以及在知識與社會的雙向互動中文學主體性理論得以生長為一種理論現象的事實。知識的生長當然需要動力，“一般而言，知識生長的動力來源于生活世界與知識世界的張力，而這一張力的強弱和伸展方向，則取決于生活世界對知識世界的內在要求和知識世界對生活世界的反映能力與方式”。從“”中走出來的中國社會，在廣闊的生活世界中需要肯定人的主體性地位和個體主體的價值，而主體知識類型正適時和恰當地反映了這一生活世界的要求。這樣，從現代中國思想史著眼，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知識語碼的構造存在一定的同質性，而隨后中國社會結構的整體變動使知識語碼的構造出現了顯著的變化。由知識語碼的重新編織而構成的主體論知識轉型無疑成為80年代生活世界的內在需求，以及中國思想的重要特征。文學主體性思想正是在這一知識語境以及由此萌生和日趨壯大的社會心理期待中得以播散并成為了一種理論現象。當然，在這里，問題的復雜性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為，這其中至少還涉及對受存在制約的知識功能的研究，這些功能既可以用來說明知識的持久性或變遷，也是對知識“力”—它推動某種思想潮流的興起甚至是導致社會現實被改造的極好證明。從對知識功能的關注和強調，使我們可以從知識社會學方法人手，完成現代知識對社會“塑性”乃至控制的闡釋與理解。在此背景下，我們也就能夠認識到，包括文學主體性理論現象在內的80年代主體論知識轉型，對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和推動作用。公務員之家

誠如劉再復所指出的那樣，文學主體性理論的提出以及圍繞著它而展開的爭論溢出了文學論的范圍，它和80年代初發生在哲學領域里的主體性問題討論一道構成了一個時代的思想事件，或者直接說，它是一種顯豁的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相伴隨的思想事件。

作為一種知識理論，文學主體論與當時哲學中的主體性問題討論引發了當代中國思想史中一種以強調主體價值為根本標志的知識類型的產生。

在中國社會全面推進現代化的進程中，為了應對現代化帶來的中國社會整體變遷，思想需要創生，思想也必然會出現創生局面。文學主體性理論和哲學中的主體性問題在80年代的提出暗合了當代中國思想的這一創生要求，也可以說，它本身就是這一社會整體變遷的必然結果。而更為關鍵的是，這種具有某種開創性的思想由于它的現代性價值的根本訴求促成著人們的價值理念和基本存在方式的轉變。這正與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世俗化進程相一致。或者，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還是中國社會世俗化進程中的思想導引劑。王義軍在談到80年代的主體性問題討論時也持相似的觀點，但切人的角度不同。他說:“由于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最優化功能，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是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經濟體制的當然選擇，然而，這一轉變并不僅僅是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變，從根本上說，還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轉變。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超越‘自然經濟’的‘市場經濟’，是人的存在方式由‘人對人的依附性到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歷史轉變。馬克思認為，正是在這種‘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存在方式中，‘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在這個人的存在方式的變革過程中，始自80年代初的主體性問題討論在強化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人們對社會變革和新的存在方式的適應方面，發揮了思想先導的作用，呼應了時代要求。

由此，我們看到，在知識社會學視野之下，如果把文學主體性理論放置于當代中國社會思想史特別是主體性思潮史的進程之中來考察，其意義和價值還是較為明顯的，盡管這一理論本身存在著諸多偏頗，尤其是劉再復關于主體性理解的局限性極為顯豁。當然，這也是需要另文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