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我國的道德失范及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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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經濟體制都要有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例外，本文分析了在社會轉型時期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及其歷史特殊性，強調了在社會轉型時期加強道德建設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在構建社會道德體系中應該注意的問題。

關鍵詞：社會轉型;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種經濟體制的生成和運行，都離不開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或道德基礎，市場經濟體制也不例外。我國目前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之中，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在道德建設中面臨著新的困境，傳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及計劃經濟時代提倡的“大公無私”等道德規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道德規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觀走向了極端，禮儀缺失、不講誠信、損公肥私的情況屢屢發生，封建迷信、黃、賭、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構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成為了制約我國社會成功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問題的產生

社會轉型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進化，它是指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特殊的質變狀態，是社會結構劇烈的、整體的和根本的變化。我國的社會轉型首先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種過渡又首先表現為一種經濟體制或資源配置轉變過程。但是僅從資源配置的角度是無法全面把握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深刻含義的，實質上，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一個包括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變化的整體性過程。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計劃經濟相聯系的，而高度集中的決策體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對命令無條件地服從構成了這種制度的基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初期曾經發揮過相當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動員了有限的社會資源，加速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并在生產力較低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實現了社會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證了社會的公平、穩定和發展。

從計劃經濟這種通過各種指令控制整個經濟社會運行的特征來看，它比自然經濟有所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經濟的狹隘性、保守性和小農意識。但是這種過分強調外部約束的體制框架又較大程度地抑制了創造性主體—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且這種約束是在極少物質激勵的條件下進行的，進而制約了整個經濟、社會中組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結果是助長了惰性，依賴性，中庸主義，平均主義。活力喪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別是當經濟的發展水平提高經濟規模變大，利益主體增多，利益目標多元化時，單純的精神激勵已無法超越人們內心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就必然產生各種有意或無意的抵制效率的行為。經濟越發展，計劃經濟條件下那種動力不足，結構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義盛行的弊病，就越發明顯，以致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久而久之，經濟發展必然陷于停滯。

而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市場經濟體制則是一種更為理想和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場機制要求每一個主體都具有較強的獨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較強的依附性，并且承認每個主體都具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利益，在此基礎上，每個主體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將被最大程度地激發出來，從而使自己的行為趨于更為理性的選擇，并在追求這種個人利益的過程中極大地增進社會的福利，促進社會的發展。這也正是亞當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場機制取代計劃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就成為了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一種必然選擇。這樣，我國就面臨著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成功轉型的問題。

二、轉型時期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

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動力，我國的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與此同時，禮儀缺失、不講誠信等道德失范現象也成為了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

道德規范是對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所形成道德關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規范從一部分習俗規范演化而來，以信念、習慣和內心情感等內在因素為基礎，以善與惡、誠實與虛偽、榮譽與恥辱等觀念作為評價尺度，在輿論和教育等強制力下發揮作用。人們遵行道德規范往往基于基本價值觀的認同，從而表現出是自覺行為。而所謂道德失范，也叫違規、越軌，是指社會群體或個體偏離或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主要是指對社會發展和進步有負面作用的破壞性越軌行為。要弄清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必須基于對由社會轉型引起的強烈社會變化對置身其中的實踐主體—人的主觀世界及價值觀的沖擊的分析。

經濟文化的落后，不僅使我們國家的現代化歷程晚于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而且存在著體制落后與人的發展水平低下這一根本矛盾。在我國的舊體制下，個人的價值觀被極度扭曲，人們對個人利益的追求被極度否定和壓抑，人們在活動方式和思維方式上表現為極強的依賴性，主要是依賴外界標準調節自身行為，缺乏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和獨立選擇的能力。而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大解放和西方文化的大舉進人，使人們的思想空前的活躍，并且面臨著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念的強烈沖擊，當新的社會關系和文化模式尚未生成、真正具有現代性的實踐主體尚未形成時，面對社會的多元狀態，個人難免無所適從，容易做出多元選擇，甚至與現代化目標相背離。市場經濟體制客觀上首先是對獨立、自覺、成熟的現代化主體的呼喚和塑造，在利益機制和競爭機制的推動下，促使人們擺脫各種人身依附和權力依附，向富有個性和創造性的獨立個人轉化。然而轉型時期理論準備的不足和制度文化建設的滯后，致使人們在市場經濟追求“效率至上”和“自由放任”的原則面前，極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尋求自我價值，發揮主體性和創造性的過程中，從過去個性與需求被極度壓抑，轉至對個性的追求極度膨脹。個性的過分張揚導致了個人難以正確處理理想與現實、手段與目標的關系，從而迷失了個人發展的方向，出現了將個人利益凌駕于集體和社會利益之上、為達到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擇手段的現象。此時，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個體的主動性變成了隨意性，積極性變成了破壞性，“一只看不見的手”失靈了。由此可見，市場經濟的目標設定更偏重于經濟的合理性而非社會的合理性。如果缺乏對市場機制倫理目標的審視、規范和修正，市場經濟活動的結果可能會使其內在的社會合理性受到削弱，甚至走向道德目標的反面。單純的市場目標容易導致將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豐富的關系簡化為單純的商品交換關系或世俗的功利關系，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時候，容易使人在擺脫了舊體制下“人的依賴關系”的同時，又陷人“對物的依賴關系”之中，從而產生一種人的創造物反過來支配人、奴役人的“異化”現象，使人們喪失對終極理想和目標的追求。

因而，在我國的社會轉型時期，一方面，由于舊體制的影響在短時間內難以消除，人們還缺乏對自己行為的合理化判斷，另一方面由于新體制對人們潛在的本能的“物欲”的強烈激發已超越了現有體制文化建設對其中消極因素的抑制，而且在轉型時期，社會個體的素質和狀況在總體水平上不會超越對自身功利的追求，相反，對功利的過分迷戀，反而成為支配個體行為的一種強大異已力量，于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均不成熟，且欠

缺必要理論準備的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出現嚴重的道德危機就是有了其歷史特殊性。由此導致唯利是圖，欺詐、腐敗等為了個人利益而違背良知，無情踐踏他人、社會利益的不道德現象比比皆是，市場經濟對個人利益的合理性肯定演變成為部分經濟主體對“極端個人主義”、“極端利已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機會主義”的盲從。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道德建設的必要性及應注意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定的生產方式必然產生并要求一定的經濟體制，一定的經濟體制，必然產生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法律結構和道德結構，道德不僅是經濟體制的反映，而且是經濟體制建立、發展和完善不可或缺的精神條件和重要因素。中國目前遇到了向成熟市場經濟邁進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問題。市場經濟時代要求法治、提倡個體創造的同時，同樣需要與之相適應、能促進其健康發展的完善的道德體系。

社會轉型是人類發展和進步的必然趨勢。就中國而言，當前正處在二十世紀以來一次最為深刻的社會轉型期，這種社會轉型突出表現在經濟體制、社會組織結構形式以及社會生活方式等方面。這一深刻的社會轉型賦予了人們更為廣泛的社會道德價值選擇空間，給予人們的道德行為選擇以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這樣，就必然會更加突出道德自律的地位，大大提高個體道德自律的內在要求。

市場經濟體制之所以能成為目前人類社會所出現的雖然并非最好但卻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就在于它造就了人的主體性地位，并通過利益機制和競爭機制的驅動，促使人們的才能和創造性得以充分的發揮，由此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巨大動力。但是這種以價值為中心的經濟活動，要想有效而且良好地運作，就必須建立自己的道德基礎。它要求每一個經濟活動主體在其所從事或參與的經濟活動中都應具備與之相適應的個體道德修養，承擔一定的道德責任和義務，遵循一定的道德規范。而在經濟活動中，誠信就是每個經濟主體應遵循的最起碼的道德規范。亞當·斯密早在18世紀中葉，在論述市場機制作用時，就曾經把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完全取代道德分析的。亞當·斯密在1759年發表的《道德情操論》中指出:“自愛、自律、勞動習慣、誠實、公平、正義感、勇氣、謙遜、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規范等，是人們在前往市場之前就必須擁有的。”這至少反映出了市場經濟中的自由競爭并不足以完全保障社會利益的增進，還必須是某種程度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而這除了能否建立起保障市場經濟有效運作的法律和規則的框架外，還需要有能實現公平競爭的道德環境作支持，兩者共同構成了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機制正常健康運行的重要外部條件。由此亦說明，真正的市場經濟應是法治經濟和信用經濟的統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趨利動機是無可厚非的，而這也正是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效率的動力源。但關鍵的問題在于，這種趨利動機的實現方式是怎樣的。完善的市場經濟不僅不應當限制人們的趨利動機，相反，應鼓勵人們趨利動機的生成，但在其利益的實現方式上，則應該要求其合乎法制和道德的規范。如果說法律的規范是在特定場合對規范個體行為發揮作用的他律因素的話，道德的規范則是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從而保證人們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與道德理想統一起來的自律因素。兩者發揮作用的區別在于:法律作用于有形，而道德則作用于無形之中，道德就象是一只維護市場正常有序健康運行的無形的手。

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則創造性地完善社會關系和自身行為。市場經濟活動參與者的個體道德素養，為市場經濟活動中的行為選擇提供道德基礎，并用以維持市場經濟的正常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基本的內在道德信念，決定了人們評價行為是非善惡的基本價值尺度，構成了人們基本的道德人格或良知，并成為人們在與他人交往中基本的行為準則。這樣的行為規范可以保證個體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時所采用的方式是具有社會合理性的，即它是在不傷及他人和社會利益前提下的趨利動機和行為。這有助于減少在外部市場上進行交易時由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道德風險和不確定性，通過降低交易成本，確保經濟活動的有效性和實現利益最大化目標，交易行為中產生的各種契約關系，其履行與否及其實現程度不僅要依靠外在經濟法律制度的保障，還要依靠當事人之間最起碼的誠信去維護。當一種誠實守信的道德規范在全社會建立起來以后，合同或契約在交易中的有效性就會大大提高，從而可以大大減少因一方當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義務而帶來的損失，對法律的需求也會降低，這樣就節約了交易成本，保證了社會經濟活動的有序進行。由此可見，道德意識和法律意識其實并不矛盾，因為，一個具有高度道德修養的人，也必定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也就自然能做到誠實守信。

就我國目前市場經濟道德秩序建設而言，最尖銳的矛盾恐怕在于“失信”及缺乏法治精神。充斥我們市場每個角落的大量假冒偽劣、偷漏騙稅、騙匯、走私、商業欺詐、逃廢債務、財務失真、招投標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重特大安全事故頻發等各種丑惡現象，無不是缺乏誠信、缺乏法治精神，道德良知泯滅的結果，這不僅直接危及他人、社會、國家的利益，更為嚴重的是它將破壞市場經濟得以確立和健康發展的前提，即良好的、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從而阻礙我們國家社會轉型的成功進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極端的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也不是純粹的物質利益關系，只有為社會提供有效產品和服務，經濟主體才能達到逐利的目的，而只有這種符合集體、社會利益的逐利行為才是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允許的，這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產生的客觀基礎和主觀前提。當前我們社會中存在的無論“失信”行為，還是置法律于不顧、“有法不依”、鉆現行體制漏洞的缺乏法治精神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都與道德建設的某些胭如和失誤有關系。對一些已出現的消極現象，僅僅依靠法律是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尚且不說有的問題是現行不完善的法律根本觸及不到的真空地帶。因此，當前構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在轉型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將會受到多元化的挑戰，人們的理想、觀念、道德、情感和心理，也必然是呈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針對這樣的情況，在進行道德建設時，應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首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道德建設，并不是以道抑利。市場經濟鼓勵人們對利益的合理追求，但是要以道德來促成合理合法的利益實現方式或途徑，也即市場經濟在鼓勵追求獨立自主和經濟利益的經濟人存在的同時，并不排斥道德人的存在。

其次，道德的層次有高低之分，道德建設要以引導人們從低層次道德追求轉向高層次道德追求為最終目標。人不僅要有物質需求，也要有精神需求，否則將在追求物欲的過程中形成一種精神無依無托的狀態，失落了精神的家園，物質的豐富也會失去存在的意義。因此，在構筑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時，既要肯定人們對經濟利益的合理追求，鼓勵競爭，引導人們建立正確的社會主義義利觀，即引導人們在低層次上形成講求誠信，平等互利，等價有償的道德規范，同時，也要注意引導人們從容許功利欲求的低層次道德追求向高層次道德追求轉變，即向實現人生的終極目標轉變。這種上升過程，其實也就是人超越自我，實現全面自由發展的過程，這種升華，需要通過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來實現。而自古被稱為“禮儀之邦”的中國，深受儒家思想熏陶，非常重視道德立國，中國先哲孔子曰:“民無信不立”，《論語》中講“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些傳統道德訓示源遠流長，是我國道德建設的寶貴精神資源。因此，社會主義的道德建設應從重新審視與弘揚我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優秀內核—崇尚仁義道德做起，從抓每一個公民的道德意識做起。

9月20日是我國政府確定的“公民道德宣傳日”，每年一次宣傳日的設立是為了更加廣泛地動員公民關心和參與道德建設，以期為社會奠定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礎。擁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必須全力推進道德建設，以解決由于經濟和社會轉型帶來的道德缺失，重建以”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為核心的適應市場經濟條件的新的道德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