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西方兩種民主模式與我國民主制度的完善

導語：詮釋西方兩種民主模式與我國民主制度的完善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內生型民主制度是實行該制度的國家在特定的歷史、文化、宗教、經濟等因素的基礎上，經充分發展后而形成的。外生型民主制度國家數量眾多，呈現出政治不穩定、經濟政策不連續、政府效率低下、腐敗問題嚴重、民族矛盾尖銳等特點。我國民主制度的完善，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權利;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加強各方面的監督，使政府的行政運轉依法進行。

關鍵詞:內生型民主;外生型民主;民主制度完善

根據制度生成基礎的不同，我們把現行民主

制度國家分成兩種類型:內生型和外生型[1]。內生型民主是一個國家自身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產物，各方面的國家制度建設比較完善，有能力適應日益變遷的政治環境，政局較穩定，經濟社會發展較健康。外生型民主，不論是主動移植還是被動接受，它的產生受外來因素(主要是西方)的影響都很大。從現實來看，這些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大多效果不甚理想，不是政局不穩，社會發展失衡，就是經濟發展不足。

當前，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對我國現行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的呼聲很高，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推進這一進程，選擇什么樣的發展路徑。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國的政治發展只有像英美等西方家學習，植入它們的制度模式，走多黨制、三權分立的政治發展道路才是唯一選擇。筆者對此不敢茍同。本文從內生型與外生型民主發展模式，談談我國民主制度的完善。

一、內生型民主國家民主制度的形成

內生型民主制國家的民主政體，是在該國特定的歷史、文化、宗教、經濟等因素的基礎上，經充分發展后而形成的。英國現代民主制度屬于內生型，其確立是近千年英國政治演進的必然結果。

1.議會的形成與完善

自11世紀以后，英國國王的權力不斷加強。13世紀，約翰王統治時期(1199-1216年)，經常增加額外的捐稅，對外戰爭經常失敗，還干涉封建法庭的權力，使國王與貴族的關系日趨緊張，尤其是干涉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選舉，與教皇發生了沖突，被教皇革除了教籍，并停止了全英國的禮拜，約翰王無所依賴不得不向教皇屈服。分離傾向日益明顯的強大貴族勢力乘機聯合教士、騎士和城市市民開始了反對國王的斗爭。1215年，約翰王被迫接受了他們所擬的大憲章。大憲章保證貴族和騎士的領地繼承權，由貴族和騎士組成王國的“大會議”，只有得到這個會議的同意，國王才能向封建主征收額外的稅金。這就意味著在英國長期以來至高無上的專制王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約束。

15世紀上半葉是英法百年戰爭的最后階段，以英國的徹底失敗時期，緊接著爆發了持續30年的玫瑰戰爭，英格蘭政治一片混亂，王朝更替頻繁，最終以亨利·都鐸即位，結束約克王朝，開創都鐸王朝。這其中交織著王權的發展變化、封建貴族集團力量的強大、議會的產生與發展。王權的加強引發了封建貴族集團的反叛，促使他們以御前大議事會來爭取權利、制約王權，從而催生了議會。在這個三角關系中，開始是封建貴族集團以大議事會來對抗國王，維護自己的封建權利，但隨著政治經濟的發展，封建貴族集團實力不斷衰落，大議事會中的騎士、市民階層代表逐漸成為議會中新的制約王權的中堅力量，與此同時國王的權利也得到加強，王權挺過了這場封建危機，從對大封建主效忠貢賦的依賴轉為與市民階層、新興貴族、商人共榮來繼續發展，到16世紀，英國的政治逐漸成為國王與議會斗爭的舞臺。

英國議會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始終交織著權力的沖突與分配，且過程漫長而曲折。從這個過程來看，英國早就形成了一種限制王權和注重議會政治的民主傳統。

2.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市民社會的形成

英國早在13世紀就已經開始了其商業化的過程。14～15世紀，帶著對東方世界的極大向往，對金銀、對財富的強烈渴望，西班牙、葡萄牙派出了航海者去探求到達東方之路。而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加快了對美洲的開發。新航路的開辟，引起了歐洲社會的巨大變化，引起了商業革命，促進了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世界地區市場格局，使歐洲成為世界市場的一個中心，使得海外貿易的路線由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沿岸。由于英國恰好處于大西洋航運中心線的位置上，促進了英國商業化的迅速發展。英國的港口、市場、集鎮隨之發展起來，并進而引起了英國固有的階級關系的變化，不僅促進了新興資產階級的發展，而且逐步形成了發達的市民社會。

同時，英國的商品經濟在農村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15世紀晚期，英國土地市場的形成，土地買賣的出現，標志著商品經濟在農村的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隨后的殖民擴張中，英國加快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為商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本，也促使了其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們為了維護市場交易的安全，開始日益注重法制的調節作用，法治的理念也不斷深入人心。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達市民社會的形成是英國民主政治產生的法治基礎與社會基礎。

3.解決農民問題

中世紀，土地在法律上都屬于英國國王所有，國王把土地賜予他的臣屬，在全國形成大小不同的封建領主，各領主再分給更小的領主，處于最下層的領主再出租給農民耕種。早在12世紀，隨著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圈地運動就已經出現，但是規模很有限。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從15世紀30年代開始，圈地運動越來越頻繁。1455～1607年，共圈占土地約516673英畝，其面積約為總面積的2.76%。1593年，英國政府廢止了禁止圈地的法令，圈地規模進一步擴大。圈地運動歷經16～17世紀，一直延續到18世紀，甚至個別地方延續到19世紀初。1776～1815年間，英國圈占了數以百萬英畝計的土地，圈地價格從最初的最多不過每英畝1英鎊，最后提高到所有地方都達到5～25英鎊。

通過圈地運動，近代英國改變了原有土地所有制度，在農村產生了大批的農場與牧場，這不僅促成了英國農村新興貴族的形成，而且有利于人員、資本、商品在英國境內的流通，進而促進了資本主義在近代英國的發展。圈地運動同時把大批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為英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階級基礎。

4.宗教因素的影響

英國人崇尚宗教，他們認為，宗教是在一切事物中顯著地體恤和保護全人類的無所不在的仁慈的主所賜予我們的最有價值的恩典;正義和仁慈是宗教的本質，沒有宗教不可能使人清除自己對私欲的種種迷戀。

16世紀30年代，歐洲新教運動興起，羅馬教皇及天主教勢力衰落。英王亨利八世出于維護自己政治、經濟和宗教統治的目的，與羅馬教皇決裂。16世紀60年代，卡爾文教傳入英國。卡爾文教宣揚，從事工商業活動是上帝賦予其選民的神圣使命，只有那些發財致富的人才能成為上帝的選民，才能得救?？栁慕淘谟环Q為“清教”。清教教義不僅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信仰清教的不僅有資產階級和新貴族，還有手工業者、農民和平民。因此，它能起到動員和組織革命力量的作用。

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斗爭以宗教派別之爭的形式出現在歷史舞臺上，而且貫穿始終。從革命前的反封建啟蒙運動，到革命的直接導火線，對革命進程的影響，直到“光榮革命”也離不開宗教的因素。清教運動為英國現代民主制度的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5.暴力革命

從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直至1688年“光榮革命”的最終勝利，英國經歷了資產階級(以克倫威爾為代表)與封建舊貴族(以復辟斯圖亞特王朝查理二世為代表)的殊死較量，最后，在雙方的妥協下，才建立起既有封建性又具有較強的民主性的君主立憲制度。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是君主立憲制確立的政治前提。1688年的“光榮革命”，用和平的手段推翻了君主專制統治，建立起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聯合專政。革命后由詹姆士二世的女兒和女婿，即瑪麗和威廉承襲英國王位，共同統治英國。但是，他們是根據議會的條件登上王位的，并許諾要服從議會的法律。新的國王是由議會締造的，沒有議會，新國王不會登上王位。這樣，議會和國王的關系就完全反轉了，不再是議會屈從于國王，而是國王從屬于議會。

無論是流血的斗爭，還是不流血的“革命”，英國民主制度的確立，自始自終都貫穿著各種力量的反復較量，離不開“暴力”二字。暴力革命是英國現代民主制度得以確立的手段。

綜上分析，經歷漫長過程而形成的英國民主制度，它至少涵蓋了五個方面因素:即王權和貴族之間關系的某種平衡;“生機勃勃的城市居民”以及土地貴族轉向農業商品經濟;土地貴族與城市上層居民在一定時期聯手反對王權;解決農民問題;暴力行動[2]。相比之下，由于法國不具備英國那樣的社會基礎，封建勢力強大，它的民主政治發展就曲折得多，從大革命開始，歷經幾次反復，直到19世紀末現代民主制度才得以形成的。

從世界范圍來看，內生型民主國家大致都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一是政治相對穩定。通過權力的相互制衡，政權能夠平穩交接，能夠有效防止腐敗和特權;二是個體政治權利得以實現。選舉制度的完善，使人們能夠參與到國家的政治進程之中，提高了人們的政治參與熱情;三是實現了經濟的長期平穩發展。對政府權力的限制，減少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增強了市場的活力;四是社會相對穩定。由于人們的訴求能夠通過適當的方式得以表達，情緒能夠得到相應釋放，社會矛盾相對平緩。

從現實來看，內生型民主制度國家也存在不少問題，如行政權的過度膨脹;右翼勢力膨脹;經濟危機頻發，尤其是近年來的國際金融危機等。

二、外生型民主國家的現狀

在現有世界民主政治國家中，絕大多數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特別是美國的影響，如巴西、阿根廷、羅馬尼亞、尼日利亞、菲律賓、韓國等。美國學者羅伯特·達爾指出，在1970年29個世界民主國家中，有15個民主政權要么是在外國統治期間建立起來的，要么是在從外國統治下獨立后建立起來的，普遍受外來影響巨大[3]。他們中一部分是因為認同西方民主制度，而主動模仿;一部分本身就是某些發達民主國家的殖民地;還有一部分則是外部勢力的強制與策反，甚至是在武力的直接干預下形成。

1.外生型民主國家的特點

外生型民主制度國家數量眾多，制度產生的方式不一，實行民主制度的時間有長有短，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這一類型的國家中，雖有一部分取得了成功，但總體發展不足，概括起來，大致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政治不穩定。外生型民主政治國家，政治穩定性普遍不夠，由于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不同，又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如日本，雖政局穩定，但國家領導人更迭頻繁，并進而導致政策連續性不夠;在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雖沒有發生流血事件，但政局混亂，如泰國，自2006年9月泰國軍方發動政變推翻前總理他信政府以來，泰國政局一直處于不穩定狀態;在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往往會導致流血沖突。喀麥隆原本是非洲獨立后少有的幾個比較穩定的非洲國家之一，自1992年實行多黨制，國內出現民族沖突與動亂。在該國的西北省流血沖突中，執政黨的3名領導人喪生。在其它省內，有的商店被搶、公共設施被燒毀，這種流血沖突在該國大部分地區出現，就連總理的住宅也被燒毀。

二是經濟政策不連續。不穩定的政治體制除了給政治體制本身帶來不利影響外，對經濟的正常運轉也帶來了諸多消極影響，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經濟政策的不連續性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幾乎在每一個改革領域，政府的政策都會根據管理和選舉的周期而在改革與停滯之間左右搖擺。每一屆政府上任伊始，都會制定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但到下一個選舉年到來之前，這些政策大都又半途而廢。以韓國的勞工政策為例，無論是盧泰愚政府還是金泳三政府，上任之初都承諾改革勞工政策，但不久都轉向了支持企業經營者，尤其是財閥。

三是政府效率低下。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政黨間為了黨派利益互相攻擊，政黨本身成為“裙護主義機器”，它主要用來謀取政府職位。政府決策是由技術官僚和特殊利益集團作出的，政客們關心的是為自己的利益集團謀求特權，而對社會問題漠不關心。如巴西政府中一些部門的決策和運作基本上被利益集團所控制，烏拉圭和委內瑞拉的政黨在掌權后往往制定有利于各自黨派的政策，墨西哥、委內瑞拉和巴西等政府部門的職位絕大多數被裙帶關系所覆蓋，這一狀況導致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同時使民眾對政府和政治家產生不信任感。

四是腐敗問題嚴重。很多人都認為，專制體制是產生腐敗的溫床。但從實踐來看，多黨制的外生型民主制度國家或地區，腐敗問題同樣突出。最近的如臺灣的陳水扁貪腐案。通過選舉產生的有任期限制和保護的民主體制，導致候選人一旦贏得選舉，便擁有幾乎全部的行政權利，難以受到黨內和社會的有效制約。一個擁有巨大權利、又幾乎不受黨內和社會有效制約、同時又有任期限制的國家最高領導人走向腐敗，就成為民主制度的變態了。

五是民族矛盾尖銳。在宗教與民族成分復雜的外生型民主國家，教派與種族沖突問題幾乎成為常態。競選時參選者為了在選舉中獲勝，大多喜歡打民族牌，結果往往是導致族群分裂，民族矛盾加劇，種族屠殺時有發生。“9·11”事件發生后，美國先后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雄心勃勃地要實現“大中東民主計劃”，在那里建立符合美國標準的民主模式，然而在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幾無例外地都存在著復雜的民族、教派，甚至部落、軍閥斗爭的問題。

2.外生型民主國家的現狀

外生型民主制度國家，自新型制度建立以后的發展來看，大多不盡如人意，第三世界國家更是問題重重，取得全面健康發展的國家，幾乎找不到一個。從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直至七八十年代，許多外生型民主國家都遇到了諸多麻煩，概括起來大致有如下幾種情況:一是重大叛亂:薩爾瓦多、危地馬拉、秘魯、菲律賓;二是種族與社會沖突(除叛亂外):印度、尼日利亞、巴基斯坦、羅馬尼亞、蘇丹、土耳其;三是極端貧困(即低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玻利維亞、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印度、蒙古、尼日利亞、巴基斯坦、菲律賓、蘇丹;四是嚴重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巴西、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印度、巴基斯坦、秘魯、菲律賓;五是長期通貨膨脹: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尼加拉瓜、秘魯;六是巨額外債:阿根廷、巴西、匈牙利、尼日利亞、秘魯、菲律賓、波蘭、烏拉圭;七是恐怖主義(不包括叛亂):西班牙、土耳其;八是國家過度介入經濟: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匈牙利、印度、蒙古、尼加拉瓜、秘魯、菲律賓、波蘭、羅馬尼亞、西班牙、土耳其[4]。

進入21世紀以后，這種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性好轉，這些民主國家大體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政局混亂，暴力事件頻發，如巴基斯坦;政局相對穩定，但經濟發展不足，如印度、哥斯達尼加、津巴布韋等。造成這種亂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不顧國情，片面推行民主改革，導致民主過度與民主過早是其主要原因[1]。

西方倡導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在經濟發達國家，它能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利于社會穩定;在基礎不具備的發展中國家，則可能導致如貧富懸殊、種族矛盾突出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美國學者亨廷頓在總結上個世紀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民主政治變革失敗的經驗教訓時指出:現代性產生穩定，現代化則引起不穩定[5]。對于正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欠發達國家來說，他們所面臨的穩定壓力是巨大的，如果在這種前提下，依然片面推進民主政治改革，則穩定的壓力就會更大。民主制度更多是側重于社會分配層面而不是生產，在生產不足甚至沒有產品的前提下談如何分配，出現社會動蕩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我國民主制度的完善

總理說:“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樣，都要接受實踐的考驗，任何地區和國家，民主制度的狀況、優劣，都要以實踐為標準。”[6]中國的政治發展路徑，必須在反思與借鑒的前提下，堅持正確的政治發展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即中國的政治發展，就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全部政治變革，包括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和基層社區自治制度、政府行政管理制度、黨內民主制度等。中國政治發展的核心目標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其理想狀態是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

完善我國民主制度，在當前最重要的是三個方面:

一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具體來講，一方面要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支持人民代表大會依法履行職能，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職權，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聯系，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支持人民政協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履行職能，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完善民主監督機制，提高參政議政實效。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證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權。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完善決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統。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

另一方面要發展基層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對干部實行民主監督，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必須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重點推進。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擴大基層群眾自治范圍，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鄉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二是要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一方面，要進一步明確和深化司法改革應遵循的原則。一是要堅持和維護司法獨立的原則;二是要堅持和維護司法公正的原則;三是要堅持和維護司法效率的原則。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對于必須改且條件成熟的，馬上改;對于應當改但條件尚不成熟的，要創造條件，逐步改;對于難度大、影響面廣的改革，則要積極探索，穩步實施。另一方面，則要進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的具體路徑。今后改革的重點，應該從宏觀層面的司法體制革新、中觀層面的司法職權配置以及微觀層面的司法行為調整入手，提出具體的改革方略。

三是加強各方面的監督，使政府的行政運轉依法進行。有效防止權力的蛻變和濫用，就必須加強對權力運行全過程的監督，包括對權力的授予、行使和運行結果等環節的監督。一是要對權力的授予過程加強監督。權力的授予主要體現在對干部的選拔、任用、調配等環節上。當前要嚴格執行中央《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堅決糾正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嚴肅查處跑官要官、賣官鬻爵等腐敗行為。二是要對權力的行使過程加強監督。當前要著重抓住那些容易滋生腐敗的領域和環節，深化行政審批制度、財政管理體制、投資體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建設工程招標投標、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出讓、產權交易、政府采購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防范權力行為的非正常干預。三是要對權力的運行結果加強監督。要建立完善科學公正的干部政績考察評判機制，注意克服好人主義、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的消極影響。要進一步健全和落實執紀執法責任追究制度，堅決維護黨紀國法的嚴肅性。

俄羅斯學者亞歷山大·盧金認為，中國在經濟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當代最成功的，但這不意味著它所做的就都是對的。問題是，匆忙的民主化進程是否會毀掉國家的穩定，毀掉已取得的經濟成就，這不是杞人憂天。美國有句諺語:如果沒壞掉就不需要修理。中國現在的狀況也許不是最理想的，但是絕對是她歷史上這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中最好的[7]。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值得世界發展中國家關注。

參考文獻:

[1]鄭永年.亞洲民主亂象讓中國引以為鑒[N].國際先驅導報，2008-07-21.

[2]巴林頓·摩爾.民主與專制社會的起源[M].拓夫，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143.

[3]羅伯特·達爾.論民主[M].周華軍，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4.

[4]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M].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1995:64.

[5]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分析[M].李盛平，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05.

[6];正義是社會主義制度首要價值[N].中國新聞網，2007-03-16.

[7]亞歷山大·盧金.中國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N].消息報(俄羅斯)//浙江在線，2007-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