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危機之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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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整個世界逐步納入了一個高速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現代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它極大地改變著二十世紀后半期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方式，并通過巨大而暢通無阻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將現代化的產品及其影響力播撒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把地球連成一個關系緊密的“大社區”，從而使人類社會開始進入了一個“全球化”時代。

有幸生活在世紀之交的人們，在充分“享受著”現代化給人類帶來的巨大成果的同時，也時刻承受著現代化給人類造成的恐懼和不安。在人們的“成就感”占優勢的時候，他們在地球的各個村落和城市中燃起篝火，慶祝他們征服地球、征服宇宙的偉大勝利；此時的政府領導者常以激動人心的言辭和掩飾不住的“族群榮譽感”來激勵他的勇士們；當他們冷靜下來，審閱另一部分科學家關于地球生態和人類內部爭斗的報告時，面對滿目瘡痕、不堪重負的地球和危機四伏的人類組織，一種無形的不安和恐慌籠罩在心頭。這是大自然對地球人類的警示，一個滅頂之災的早期信號，一個歷史性偉大轉折的前奏。它告誡地球上的蕓蕓眾生，人類以往那種粗放式的生存和發展方式已經不能適應地球與人類共生的需要，要求各國政府共同籌劃自己的、地球生物的和地球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組織各國政府、各種社會機構、社會團體行動起來，協調人類、生物、地球和宇宙間的共生關系以及人類內部的協作機制，節制人類自身的過分欲求和惡性爭斗，抑制人類對其他生物、對地球的過分利用與開發；減少各國之間、一國內部的各級政府之間、各類企業和各種社會組織之間及其內部的巨大內耗和浪費，在它們之間建立起新型的合作伙伴關系，以增強人類社會組織的內聚力，提高單位組織效能和人類整體組織效能。就是說，有組織的破壞，必須通過高度組織化的管理，才能使地球和人類得到拯救。

一、從戰爭廢墟上走來的“大政府”

近現代市民社會的行政管理是以“官僚制”為基礎的，基于官僚制組織的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是：牗牨牘法制化、職業化行政管理；牗牪牘官僚組織的技術化、職務權限的明確化和指揮命令系統的一元化；牗牫牘薪俸貨幣化和發達的貨幣經濟；牗牬牘行政事務量增質變和行政手段的集約化；牗牭牘重視以文書為核心的行政能力和專門能力等等。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兩次世界大戰加速了西方各國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官僚化進程；在此前后獲得新生的民族、民主國家政府也面臨著爭取人民支持的嚴峻課題，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各國政府及其首腦們，都以重建國計民生、振興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重塑政府形象為己任。當時的西方先進國家正面對著一片廢墟和飽經戰爭創傷的窮苦大眾；而那些剛剛掙脫法西斯的殖民者鐵蹄的新興民族、民主國家的人民，面對著更加凄慘的處境。無助的人們都以期待的目光觀望著他們的政府，希望政府能夠給予全面的幫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系列福利國家政策使政府“無形的手”變成了“有形的手”，一個個近乎全能的“大政府”如雨后春筍般在世界各國成長起來。而這種“巨型政府”一旦產生，就使一些人可以統治另一些人的制度具有某種令人尊敬的外表，因為它畢竟使社會有了固定的結構，從混亂中建立了秩序。在這一新秩序初始化階段，那些長期受盡戰亂之苦的貧民百姓對它報以極大的熱情和希望，并積極投入到由政府組織的恢復經濟、重建家園的現代化進程之中。

實際上戰后的“大政府”對人們生活的影響遠不至于此，它幾乎包攬了人們一生“從搖籃到墳墓”過程中的所有事務，并在提供全方位的社會服務的同時，實現其對社會的全面管制。這種大政府是一種巨大的“萬能政府”，其組織特征主要是：

第一，巨大的行政權力，廣泛的社會職能。

第二，龐大的組織機構和緊張的內部關系。

二、“大政府”與領導形象危機隨著全球范圍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和社會生活諸領域現代化的迅速發展，以及人類開發能力的急劇膨脹，地球變得越來越小，人類組織間的交往日益頻繁，隨之而來的便是管理組織變得越來越龐大，管理行為變得越來越復雜。在我們這個日趨狹小的地球社會中，雖有裝備齊全的管理組織、高效的官僚機構、百里挑一的文官隊伍，復雜的管理制度和程度，但是，人們照樣可以經常聽到許許多多的人們，那些法國人、德國人、美國人、俄國人、日本人、韓國人……，以及那些生活在當今所謂“理想國”中的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人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譴責、聲討、抨擊甚至反對他們的政府。不管你生活在哪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對政府的非議似乎就像在一個農村社區不時傳來的鄰里談笑聲一樣司空見慣。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公民不抱怨他們自己的政府。

在當今世界，人們對“好政府”的期待已經失去了信心，什么樣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牽“好政府”的標準是什么牽一個績效優良的政府應該具備什么條件牽當然，“好政府”不是設計出來的，問題的實質不是設計一個盡善盡美的政府模式，為各國人民提供一個改進本國政府組織及其運行機制的樣板，而是置身于全球化時代的現代化究竟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政府。

我國正處在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經濟體制、政治參與以及社會生活方式，都處在劇烈的變革與發展之中，政府能力和領導形象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在一些領域和范圍內，矛盾和沖突不斷表面化、公開化，從而加劇了政府領導能力危機問題的負面影響。目前，我國政府領導危機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政府職能范圍寬泛、界限模糊，降低了政府對社會的調控能力和領導能力，影響了政府權威的有效性和社會動員能力。

(2)政府法制不健全，自我控制能力低，進而導致權力過分集中、機構人事失控、內部管理紊亂低效、外部形象惡化等等，影響了政府自身的領導能力和社會對政府的信任。

(3)我國是一個潛在的人才資源大國，但在政府內部缺乏一種高級管理人才的培養機制和制度保證。

(4)領導觀念和行為中公私界限模糊，人情主義和非正式關系泛濫，貪污腐化蔓延，嚴重破壞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信任關系。

(5)國家和社會公職人員的法治觀念和公仆意識淡薄，管理和服務水平較低，影響了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總之，在當今世界，政府領導危機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組織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甚至是一個時代特征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正處在一個領導危機的時代。嚴格說來，我們這個時代的領導危機不是領導者個人的問題，因為從來就沒有這樣的“救世主”，而是人類組織管理能力的危機，人類自我領導能力的危機。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政府領導危機，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正處在一個異常復雜的時代，人們所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領導者是這個復雜社會中最為復雜的角色之一，他們置身的政府或組織，都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龐大、復雜的組織……。因此，提高領導者處理“復雜事物”的能力，培養善于處理復雜事物的領導者，是目前嘗試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領導危機，提高人類組織管理能力的最好途徑之一。那么，善于處理復雜事物的人，應該是一批什么樣的人，他們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或能力?根據目前研究的結果，可以初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樹立“復雜事物”意識。哲學家們早就揭示了“客觀事物的復雜性”。

第二，培養對“復雜事物”的識別能力。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時代的哲學家早就揭示了“客觀事物的普遍聯系性”，這給我們識別復雜的客觀事物提供了一個基本線索，循著這一線索，借助于那些已被實踐證明、并對處理“復雜事物”行之有效的現代科學方法。

第三，培養在“復雜事物”中合理選擇的能力。

第四，控制“復雜事物”的能力。我們應該變革傳統和管理哲學，確立與自然、與地球共生，與社會、與時代并齊驅，以及與同事、與人類共圖未來的管理思想，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建立共生共存的良好伙伴關系。第五，轉化“復雜事物”的能力。正如哈林·克里夫蘭在談到“處理復雜事物的人們的錦繡前程”時所說的那樣，“未來的行政首腦很容易被描繪為‘轉變媒介’———加速轉變就是他們的使命，而不論他們是否喜歡，他們終歸是轉變媒介。這決不是輕松的任務。行政首腦在復雜事物的叢林中摸索前進，一邊走一邊制定政策，他們很有理由感到沮喪自艾。但他們也意識到自己的作用就是做出別人難以做出的困難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