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社會學研究與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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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從社會學角度研究貧富差距，提出社會學實際上是相對于經濟學而言的，社會學強調的是社會效益，核心是公平問題，而貧富差距又是人們首先所關注的。從社會學的視角看，既然任何社會都做不到財富的絕對平均分配，那么，我們就應該尋求一種合理的差距。什么是合理的差距呢？這就涉及到了財富分配與一個國家的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收入差距太小，每個人都獲得同樣的份額，社會就沒有動力，就好比水沒有“落差”就不能流動一樣。因此，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在“刺激勞動積極性”和“關注社會公平”兩種策略中作出選擇，都要把刺激發展的動力機制和保障公平的福利機制調節好。否則，要么出現經濟動力不足的問題，要么出現貧富差距過大的情況。

「關鍵詞」社會學/貧富差距/轉型/社會穩定/社會公平

對于貧富差距問題的研究有多種角度，筆者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貧富差距的。因此，本文就先從社會學談起，然后進入本文的主題——貧富差距的問題。

一、社會學與貧富差距研究的關系

社會學這門學科，是1830年在法國創立的，至今已有170余年歷史了。170年來，社會學界能人輩出，對社會學這一學科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大的方面。

第一是理論貢獻。170年來，社會學創造了眾多的理論，像近些年來國內知名的福科、吉登斯等人，他們都是這一領域的。這樣的知名人物有好幾百人。他們所創造的眾多理論細化起來講，有點兒像數學、物理的公式，不過在表現形式上則是用理論描述出來的。經濟學也創造了很多模型。社會學與經濟學的模型有一點不同。經濟學模型比如供需曲線模型等等，很注重量化分析。社會學對此也注重，不過社會因素比經濟因素要復雜，所以，建立模型難度更大一些。社會學這門學科往往是對比著經濟學而言的。經濟學抽象出了很多純經濟因素，社會學說你關心得還不夠，還有很多因素你沒有注意到或者不能解釋，于是，它提出的因素可能就更多一些。這就使得社會學在建立模型方面更困難一些。

社會學第二個貢獻主要是在方法方面。在社會科學的諸門學科中，有關社會研究方法領域，社會學是最有優勢的。也就是說，基本的社會調查方法、社會統計方法，包括各種量化或者定性的研究方法，社會學在這方面是比較擅長的。所以，社會學家是應該比較深入地作方法研究的。比如，筆者研究收入分配、貧富差距，就比較注重方法。研究中國的貧富差距、收入分配，一定要有好的辦法，以獲得人們收入的真實數據；而在中國，收入的真實數據不是那么好獲得的。所以，就一定要先學會研究方法。這是社會學注重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社會學相對經濟學而言，其特點是什么呢？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現象的，在任何社會，經濟都很重要。所以，鄧小平講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際上講的是一個國家的物質支撐體系問題。因而，經濟學一定要在創造財富中發揮作用。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強調經濟效益和利潤。企業家不能創造利潤，經濟學家講了半天不能推進中國經濟發展，那么，他的經濟學就不是好的經濟學。社會學講什么呢？社會學實際上是相對于經濟學而言的，社會學強調的是社會效益。社會學常常批評單純經濟觀點，認為創造利潤固然是對的，但是一個社會僅靠創造利潤就行了嗎？創造的利潤歸誰呢？今年，中國城鄉居民的存款余額已經超過10萬億元了，民間聚集的財富是不小了，但問題是，低收入的人口還有不少，農村的收入不僅數額與城市居民有巨大差距，而且，近年農民收入增長的幅度明顯下降，城鄉生活消費的差距近年居然達到歷史最高期。這就證明，光創造利潤還不行，后面還存在一個問題，即分配模式是否公平的問題。筆者以為，社會學基本是在解決第二個問題，即公平和不公平的問題。總的來說，社會學是在這個模式下探討問題的。雖然社會學探討的問題很多，不管是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制度、社會改革，等等，公平一直都是核心問題。

社會學在探討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上，它研究的模型是什么呢？我們有一個研究領域叫社會分層，英文是“Stratification”，最初是從地質學引來的一個概念，含義是地質上的層化現象。人們發現，社會群體也是分成層次的。中國有文字（甲骨文）記載的歷史已有3000多年了，文明史號稱有5000年了，而研究發現，還沒有哪個歷史時期沒有分層現象的，分層普遍存在。就是人類以前的時期，比如大猩猩，也有分層，也有領袖人物，當然，往往是身體比較強壯的。據研究，大猩猩的首領衰老以后，群體里就會有其他猩猩向它挑戰。這時候，猩猩之間就會發生一場非常殘酷的廝殺，之后又有一個非常強壯的大猩猩稱王，大家都臣服它了，它就成為領袖了。我們將研究社會的這種方法叫做觀察法和實驗法。

我國自古以來就特別注重社會分層，流傳至今。我們組織會議，常常為怎樣排名次發愁。中國社會是一個比較講究等級身份的社會，這一點是沒有辦法的，古已有之。孔夫子講“禮”，實際上講的就是社會秩序、次序的問題。民間的，比如落草為寇的水泊梁山好漢們也要隆重地排一排坐次，108位，坐次都是很清楚的，第一就是第一，第二就是第二。可見，分層這種現象在社會上是普遍存在的。

當我們從這個角度來分析社會的時候，一般來說有三個系列的社會層次地位是最重要的。第一個叫做經濟地位，也可以叫做財產地位。有時候財產不好研究，我們就只好研究收入，用收入來折射財產，總之，它們是反映人們經濟地位的。從這個“向度”，就分成了有錢、沒錢，富有、貧窮，高收入層、中等收入層、低收入層，這是很好測量的。第二個我們稱做權力。權力是指控制他人的能力。級別高的管的人多，權力也比較好分層。第三個方面，其實人們生活中都有的，但是大家不一定能感覺到，就是“社會聲望”。財產、權力跟聲望不是一回事，一個人有權、有財產，但他不一定社會聲望高。我們知道，美國歷史上有一位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很有錢，他當時的資產在世界排名前幾位。他的后代多次嘗試競選美國總統，但是，屢戰屢敗。他有財產、有權力，可是怎么就沒人投他的票呢？這沒有辦法，這是聲望，聲望高，有人就投你的票；聲望低，則別人就不投。伊朗當年有一位宗教領袖霍梅尼，開始他沒什么財產，也沒有政治權力，后來社會聲望地位逐漸升高，成為一個有巨大影響的宗教領袖，結果他把國王推翻了，就是因為他在伊朗的伊斯蘭教民中有很高的聲望。所以，不能否認聲望這個東西也很厲害。但是“聲望”這個東西比較怪，是他人對一個人的評價，完全是一個主觀的東西。上述三者是不能互相等同的。我們研究社會分層，其實可以從不同角度去研究，為什么本文主要談貧富差距呢，為什么不談另外兩個問題呢？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經濟是基礎，你要是對經濟方面解釋不清，其他方面就更不好解釋。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地位尤為重要，財產、收入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所以，在三種地位中，貧富差距的問題或者說是經濟方面的差異，是人們首先所關心的問題。

二、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現狀

談到貧富差距，人們往往會問：中國的貧富差距究竟達到什么程度了？要想準確地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有一個貧富差距的測量方法。國際上通用的一種測量方法，叫“基尼系數（Ginicoefficient）”測量法。這是一個叫Gini的意大利人首先提出，用來計算經濟差距的。其最大值是1，最小值是0，這與經濟學上的“洛倫斯曲線”實際上是一個東西。它通過測量財產或收入在人群中是怎樣分布的，來反映不平等程度。假設在一個國家中，有100個人，假設將這個國家的財產平均分成100份，那么，絕對平均的分配當然是一人一份。這時候的基尼系數就是“0”。我們再看另一種完全對立的情況，就是絕對的不平均分配。還以這個假設為例：在這100個人中，有一個是國王，99個是臣民，假設99個人的財產都是0，只有國王一人得到了100%的財產。這時候的基尼系數是“1”。我們知道，實際上，無論絕對平等還是絕對不平等都是不可能的，國王拿走了全部財產，99個人都餓死了，那國王也別活了。根據基尼系數的原理，任何一個國家的不平等程度都可以通過0到1之間的一個數值表現出來，數值越高，貧富差距就越大。

首先我們看看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貧富差距究竟有多大。歷史上的數據比較欠缺，能夠找到的基尼系數的最早測量是世界銀行做的。1978年，世界銀行有個考察團到中國來，他們測量當時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16，這個數值在當時全世界幾乎是最低的。世界上，即使是貧富差距小的國家和地區，一般也都超過0.2的水平。那么，為什么中國人能把城市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縮到這么小呢？仔細想想，當時城市里是低工資和票證制度，社會管理者實際上是通過糧票、布票等各種票證平均地分配食品、物品和生活消費品等。所以，當時是通過計劃經濟體制、通過城市里非常發達的組織管理體系，把生活必需品平均地分配給每一個人，從而實現了幾乎是平均的分配。

當然，以上所說的是城市居民之間的差距，如果計算當時農民之間的差距，則要高一些。也是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農村居民個人收的基尼系數是0.22.如果將城市與農村合在一起，計算全體城鄉居民的基尼系數則更要高一些，是0.31的水平。這說明，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距，在改革開放以前也是很高的。不過，當時的全國貧富差距0.31的水平，在全世界比較起來，也還算是比較低的。然而，80年代以后，中國貧富差距的指標就開始迅速上升了。198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趙人偉等人的調研證明，中國城鄉全體居民基尼系數指標上升到了0.382的水平。

1994年，一次全國性的大規模調查數據分析證明，當時中國城鄉居民合計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3～0.44的水平。這在當時引起了各界的普遍關注。為什么達到這樣的水平會引起普遍關注呢？換言之，0.43～0.44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程度呢？這就有必要與其他國家做個對比。我們知道，大多數發達國家，貧富差距不是特別大，一般都維持在基尼系數0.4以內的水平。美國的基尼系數算是偏高的，一般是0.37～0.40之間，多數年份不會超過0.40.北歐國家的比較低，比如瑞典、丹麥，都是0.25左右。基尼系數最高的是南美洲國家、一些非洲國家和南亞國家，像巴西、智利、秘魯、阿根廷等，這些國家的基尼系數不少超過0.5，個別的甚至超過0.6.根據國際經驗，基尼系數維持在0.3～0.4的水平比較好，稱為“中等不平等程度”。所以，筆者在1994年的研究中提出，中國的貧富差距開始超過國際中等不平等程度。如果說有警戒線的話，那么，基尼系數0.4可以認為是一道警戒線，超過了，就是貧富差距大了一些。從研究人員的反應看，1994年以后，關于重視貧富差距問題的呼聲也確實高一些。另外，雖然我國的貧富差距還不是最高的，但是我們是從一個相對平均主義的國家一下子蹦到了貧富差距比較大的狀況，如此快的增長速度是值得憂慮的。

那么，近年來，特別是到了新世紀的情況如何呢？從調查的數據上看，貧富差距的程度還在上升，筆者90年代后期的調查證明，基尼系數達到0.45～0.46的水平。近來的一些調研證明，也還是處在一種攀升的趨勢上。這種上升的趨勢在具體的資源分配中表現為三個特點：第一，財富集中化的程度有了較大的上升，即城市經濟特別是集中型大城市經濟都比較繁榮，相比較之下，邊緣地帶的發展特別是農村的發展、農民的生活狀況卻令人憂慮。第二，城鄉分化和區域之間的分化問題比較突出，城鄉差距達到了幾十年以來的最高值。第三，低收入群體和社會保障體系有脫節的現象。這些狀況，確實需要我們加以認真對待。

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這種貧富差距拉大的狀況呢？是不是說貧富差距拉大就是絕對的壞事情呢？如何是這樣的話，那么，改革開放以前的貧富差距確實很小，但是，為什么多數人愿意回到那種狀況呢？從社會學的視角看，既然任何社會都做不到財富的絕對平均分配，那么，我們就應該尋求一種合理的差距。什么是合理的差距呢？這就涉及到了財富分配與一個國家的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收入差距太小，每個人都獲得同樣的份額，“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社會就沒有動力。就好比水沒有“落差”就不能流動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基尼系數過小也不一定就好。這就是改革開放以前社會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一個國家貧富差距拉大的時候，經濟增長往往也比較快，中國二十年來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國際上的經驗也是如此。這里面是有一定道理的。美國貧富差距比西歐、北歐大，但是它的經濟發展速度也比歐洲快。筆者以為，其基本原理在于，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在兩種策略中作出選擇。一種策略是促進經濟增長，為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就要搞一些刺激生產的改革，就要裁員、拉開差距，利用獎勵、高收入等刺激勞動積極性。而另一種策略是關注社會公平，認為社會上不應該有太多弱勢群體，應該讓多數人都保留在工作崗位上，降低失業率，鼓勵企業為弱勢群體作貢獻，即使失業了也應該有收入。于是就搞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福利保障搞多了，既然不勞動也能有收入，勞動積極性就會下降，經濟動力以及社會動力就會減弱。總之，任何國家都要把刺激發展的動力機制和保障公平的福利機制調節好，否則，要么出現經濟動力不足的問題，要么出現貧富差距過大的情況。

三、貧富差距與社會穩定

貧富差距問題之所以引人關注，主要因為它關系到社會穩定。社會學家關心的是：這樣一種貧富差距會不會引發社會問題？常常有人向我們詢問，目前的貧富差距會不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呢？什么樣的貧富差距會引發社會動蕩？實際上，社會科學的復雜性就在于社會的客觀事實與人們的主觀心理、社會感受交織在一起，并且相互影響，所以，對于它的測量無法像物理學的試驗那樣精確。水在1個大氣壓下加熱到100度就沸騰了，社會科學現象卻不是這樣，貧富差距的客觀指標也不是這樣。像前面講的基尼系數0.4為警戒線，也只是說一種可能性。有些人認為，有一個數值，達到這個數值社會就會出問題。其實，社會現象異常復雜，不像自然現象那么簡單，并不存在這樣一個絕對的客觀指標。一個社會穩定不穩定，會不會出事，有三個因素的影響十分明顯。第一個因素是失業率。如果大批人沒有工作，甚至達到了很高的比例，社會就會出問題。有人做預測，說失業率超過10%就會出問題，其實歐洲一些國家就曾經達到過這樣的水平，也并沒有出大問題。根據筆者非嚴格抽樣的全國調研數據，1998年，我國城市失業就達到過這樣的水平。當時中國國企改革，大批人員下崗，如果把下崗和失業都包括在內，就超過了10%，但當時也沒出什么影響全社會的重大事件。筆者曾經提出“潛在就業”、“家庭互補論”、“生存機會”等觀點，論證為什么不會出大問題。第二個因素是通貨膨脹率。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動蕩，筆者認為就與當時的高通貨膨脹有關系。通貨膨脹使得貨幣貶值，它損害了社會中幾乎每一個成員的利益，再加上中國人好存錢，所以，對于通貨膨脹過于敏感，對它的容忍度不高。第三個因素就是貧富差距。貧富差距對于社會穩定的影響情況更為復雜。它與人們的心理承受力是聯系在一起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對于貧富差距的承受力并不一樣。像南美洲、非洲一些國家，貧富差距歷來很高，有時失業率、通貨膨脹也很高，但是，似乎文化上、心理上的承受力也很高。中國人對貧富差距承受力是高還是低呢？中華民族在文化傳統上和社會心理上均比較復雜，不能簡單地說高和低。就筆者的理解，一方面，中華民族是一個彈性很大的民族，有時承受力很低，不是特別能承受不平等的民族，歷史上農民起義從來沒有斷過。據統計，中國是世界上農民起義次數最多的國家。農民起義，都是為了經濟原因。所以，不能說中國是一個對于貧富差距心理承受力很高的民族。尤其在中國哲學里，有不容忍冒尖的一面。中國有句話叫做：“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就是說，你冒尖，就把你干掉。中國人是有這個心理的，槍打出頭鳥，出頭椽子先爛，等等，中國人確實有一套這樣的哲學。在我們這里，主張夾著尾巴做人，這是中國人的基本哲學之一。中國的毛筆字，講究藏鋒不外露，總覺得張揚不是好事情，自己藏著、“貓著”會好一點兒。如果能容忍差異的話，大家就去競爭，就去冒尖，但是中國人認為冒尖不好，很危險。另一方面，有的時候中國人對于差異又有極大的容忍力。清王朝存在了近三百年，對于中原的漢族來說是異民族統治，然而，中國人也接受了，有一段時間還表現出很滿足的樣子。所以，中華民族對于差異、差距的看法彈性很大，在某些情況下容忍力很強，有時候又很弱，難以捉摸。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分析中國就更要特別謹慎，要分析社會背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所謂穩定不穩定，最關鍵的，還是要使全體中國人的基本生活條件得到保障，要使這個民族多數人逐步富裕起來。從這一點上看，我們國家目前是穩定的。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來，廣大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筆者曾經作過一個全國調查，并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一位教授就俄國、東歐的數據做對比。在調查中，我們都詢問了同樣一個問題，就是請被調查者回答，與十年前比，他們自己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結果發現，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自己的生活水平還是上升了，俄國、東歐的數據恰恰相反，多數人認為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用這個數據一對比，就清清楚楚的可以判斷出來，中國社會還是穩定的。

四、市場轉型與貧富差距

以上，筆者分析我國貧富差距達到什么程度了，講的是一個社會事實。下面，我們追尋一下原因，為什么會出現這樣大的貧富差距，它是怎么形成的。

研究發現，中國二十年來貧富差距的擴大確實和中國引入市場機制有關系。所謂市場，講的是三個方面：第一是商品市場，第二是勞動力市場，第三是金融信用市場。這是市場的三個最重要的方面。

商品市場的引入，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做試驗。80年代中后期，鄧小平多次講，我們要闖關奪隘，要闖物價關，核心講的就是商品市場問題。所謂商品市場，就是不再通過票證完成商品交換。我們過去能實行那么高度的平均主義，是通過票證體系實現的。當時雖然也有市場，但絕大部分商品的價格是由國家控制的，而不是由市場決定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商品市場是什么局面呢？基本特征是“短缺”。匈牙利一個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概念叫“短缺經濟”，1985年以前的中國就是短缺經濟。1985年，中國剛開始搞商品市場時，馬上通貨膨脹就十分嚴峻。因為商品的價格是由供需決定的，一個東西供不應求，價格必然上升。所以，剛引進市場，價格就開始暴漲，自然就通貨膨脹。當時中國人的搶購心理特別強烈，搶購成風。因而中國在80年代闖物價關時，難度非常大。不過，中國人民的創造力確實還是很強的，居然在短時期內就克服了這個危機。到了90年代中期，中國突然變成一個過剩的商品市場了。由此可以看出，只要給一個緩沖期，勤勞的中國人民確實有無限的創造力。

勞動力市場這一關，目前我們還沒有闖過去。從90年代中期以后，我們就開始做實驗。比如，過去上大學，畢業后包分配，90年代初開始搞供需見面會，讓學生嘗試自己找工作，到現在大學都不包分配了。勞動力實現自由流動固然好，但中國是一個勞動力過剩的國家，勞動力市場一放開，馬上就出現失業下崗問題。這是很大的危機。所以，最近我們也在做這方面的改革，包括加強就業信息的溝通，建造就業信息體系，推進就業培訓，完善就業市場，等等。

至于金融市場的試驗，我們還沒做，但我們現在加入世貿組織了，已經承諾了要做。這個試驗也是有風險的。因為金融市場允許資本的自由流動，國際資本流入流出，銀行不是完全由國家控制。這方面還是要謹慎一些。

總之，二十年來，我們做了一個市場經濟的試驗。那么，為什么非要引進市場經濟呢？道理并不復雜，從1949年到1979年，我們做了30年計劃經濟的試驗，結果證明，不引入市場經濟，就沒有活力。1949年的時候，中國人均GNP和當時的發達國家相差約2000美元，到了1979年，已經相差5000美元以上了。這樣一種計劃體制確實沒有效率，這是我們一定要引入市場機制的根本原因。引入市場機制確實帶來了一些問題，但是要知道，一種資源用市場來配置，確實比計劃配置的能力強。過去我們總覺得政府的能力很強，畢業分配你們完全聽政府指揮就行了，以為政府的配置是最優的。今天看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配置有巨大優勢，所謂“人算不如天算”。然而，市場這個東西很無情的，過去不靠市場，國企可以得到國家的補貼，不按市場規律去辦，“一平二調”，比如上海的企業有錢，你就多交上來一些，我去補那個窮的，當時大家都是接受的。可在市場經濟下就不是這樣了，一個企業，有本事就發展起來成為巨型企業，沒本事就破產、垮臺。從這個角度看，市場很殘酷，通過市場這樣一種殘酷的分配，當然會形成貧富差距了。能夠適應消費者需要的企業，自然就搞得好，能迅速發展起來，不適應的就瀕臨破產，大量工人下崗，市場就是這么殘酷。所以，在采用市場機制運行時，肯定會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在國際上解釋貧富差距的時候，有一個理論，叫“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理論”。搞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庫茲涅茨這個人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俄國血統的美籍教授。他收集了很多國家的數據，用以分析貧富差距的變化情況。結果，他發現了這樣一條曲線：假設用縱軸表示不平等，橫軸表示人均GNP，一個國家的人均GNP和不平等的關系是一條拱形（倒U形）曲線的樣子。即，一些完全沒有發展的貧窮國家貧富差距也不是特別大，然而在人均GNP500～1000美元時，不平等程度會急劇上升，達到峰值以后，隨著該國人均GNP的進一步增長，貧富差距指標又會逐漸下降。這個理論解釋了世界上很多現代化國家的經濟增長與貧富差距關系的歷史進程。用這個理論來解釋，為什么目前中國貧富差距上升較快呢，就是因為中國處在曲線的上升部分。按照這個理論的解釋，將來人均GNP上升到比較高的水平（比如人均3000美元），貧富差距還會有所縮小。那么，是不是說我們只要等著就行了，按“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的解釋，到了一定時候就會自然縮小呢？筆者認為，事情并不是這么簡單。這就需要對于庫茲涅茨發現的“倒U形曲線”背后的機制作出解釋。

一個國家的財富分配絕對不是通過市場一次完成的，而是要通過多次分配環節才能完成。市場只是分配的第一個階段。在其后還有多次分配。在一個國家建立市場機制的初期，市場機制肯定很不完善，漏洞很多，福利、保障制度建設很差。所以，在這個階段，貧富差距上升速度就會快一些。另一方面，一個國家富裕以后，就可以有更多的資金用于福利、保障，財富就會再次或多次轉移分配。我們一定要意識到，市場確實很厲害，但市場完成的絕對不是最終的公平分配的結果，僅僅通過市場的一次分配肯定是不合理的，還需要多次分配調節。

在改革開放以前，占上風的理論認為，市場很不公平，所以，我們根本不經過市場，通過國家指令，一次完成平均分配。改革開放以后，人們認識到，否認市場分配是不對的。市場的第一次分配有沒有道理呢？當然有，市場要分出勝負，分出強者弱者。我們以前的問題在于不承認這個強者弱者，我們認為不應該有強者弱者之分，就應該把強者的錢給弱者，這是不對的。你得讓市場分出強者弱者，讓成功者有成就感，這樣才能增強一個社會的效率和經濟發展能力。但是，優勝者的收入太高，貧富差距太大，也不公平。所以，完善的市場機制還需要多次分配環節。比如，稅收就是最重要的再分配機制，高額累進稅可以將富人的部分財富轉移到窮人手中；捐款也是很重要的機制，經濟學里講“邊際效益”，對于巨富者來說，財富對于他們生活的邊際效益已經大大下降了，而如果捐款給窮人則會有很高的邊際效益，所以，很多市場經濟國家都建立鼓勵捐款的財稅制度。總之，在完善的市場體制下，分配是有很多環節的，包括稅收調節、社會福利、社會保障、慈善、捐款等。政府在社會政策上應引導財富的多次分配。

五、貧富差距與社會公平

本文在一開始說，經濟學更多強調效率，社會學更多強調公平，實際上，這是對同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視角的分析。在效率與公平的問題上，基本可歸結為三大理論流派：第一是以《資本主義與自由》的作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派別，他主張效率優先，主張充分的自由競爭。他認為，只有充分自由競爭的社會，才能夠體現出比較高的效率；而只有很高的效率，才能創造出更多的財富，人們才能獲得財富的分配。所以，他主張充分的競爭和自由，主張廢除集中管理的社會福利事業。他把效率放在了首位。第二派，以《正義論》一書的作者、哈佛大學教授羅爾斯為代表，他主張公平至上，他的正義論，含義是公平的意思。他認為，如果不能做到使“不平等分配”對每個人都有利，那么，一切社會資源就應平均分配。以上是兩種完全對立的理論。第三派的代表人物是阿瑟？奧肯，他主張在效率和公平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公平和效率兩者雖有矛盾，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找到一個平衡點。奧肯提出疑問：所有的不公平就一定促進效率嗎？他認為不一定，不公平太大，引起了底層工人造反，就既沒有公平也沒有效率了。反之亦然，比如主張公平就過分地對企業主課以重稅，這樣的結果往往造成企業主投資、經營積極性的下降，整個社會生產也會隨之下降，最終使人們獲得的收入減少，這樣在效率損失的情況下會損傷、破壞社會福利基金，最終也達不到公平。

現在，讓我們回到中國的事情上來。我們碰到了兩個基本的群體，富人群體和窮人群體。筆者要回答的問題是，怎樣看待富人群體？怎樣看待窮人群體？這兩個群體的存在是否公平？從社會分層的角度去看，什么樣的財富分配才公平呢？鄧小平曾經說，要讓那些辛勤勞動的先富起來。后來發現，光辛勤勞動也富不起來。辛勤很重要，農民勞動就很辛勤，但現在他們種糧食也掙不到錢。筆者以為，在研究不平等和分層問題上，人們要回答的問題是，既然不平等和分層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什么樣的分層才是可以接受的呢？最為一般的回答是：要讓那些具有相應水平的人，到相應水平的分層位置上去。比如，你經營企業成功，確實因為你有本事，不是因為你違法操作，所以你成功了，這樣的分層位置，大家是能夠接受的。如果不是憑你的本事，那么，大家就會對你不滿意。人們希望素質高的人在較高的位置上，你素質不高，那在低位置上也沒有什么可抱怨的。人們看見富人時，提出的疑問往往是，你那么富有，是靠自己的本事嗎？比如，美國的比爾？蓋茨，雖然他當年大學沒上完就退學了，但他對市場看得很準，看準了一個很好的做軟件的機會，于是，他憑本事把這事兒做成了，目前在世界上，他的財富名列前茅。從比爾？蓋茨的例子可以看出，他的素質很高，機會抓得好，有頭腦、會運作，他擁有財富，一般人也不忌妒他。不服氣的話你也造一個Microsoft去呀，是那么好造的嗎？反之，倘若富有是靠貪污腐敗、走私、販毒、違法犯罪得來的，大家就覺得不公平了。

此外，如果一個富人僅僅是靠先天因素而獲得的財富，那么，人們一般也會認為不合理。筆者的研究證明，我國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來，影響人們獲得成功的先天因素有所減少。后天因素有所增加，這是非常積極的變化。所謂“后天因素”或“自身努力因素”，比如說，你考大學、考證書、辦企業搞經營，這些都是自身努力因素。靠自身努力因素而獲得的財富，人們一般認為合理。用這個指標來看，中國近年來在財富積累過程中，富人的素質水平還是有提高的。根據國務院企業家調查系統的調查數據，中國私營企業主學歷水平確實上升了，有MBA證書的比例也提高了。近來，中國私營企業主里面，大學畢業、研究生、MBA畢業的比例居然還很高。然而，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情況就相反，那時，收入較高的群體的素質是比較低的。數據證明，那時私營企業主平均教育水平很低，甚至低于當時一般城市居民的水平。90年代，私營企業主素質有很大提高，如果不去看文憑而只是看行業，也能看出來，很多私營企業都屬于新興產業。80年代所謂的萬元戶、先富起來的階層，很多是做小買賣的人，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但是到了90年代，“下海”成風，高素質群體中一部分人開始進入商界。這在社會上是一種積極變化。對于富翁層的分析，社會學也常常使用“精英理論”。精英是社會上能力非常強的一些人。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三個基本的精英集團：第一是政治精英集團，第二是經濟精英集團，第三是技術精英集團。按常規運作的社會，只需要一個很小的政治精英集團，但是卻需要一個龐大的經濟精英集團，因為他們可以創造財富。1956年，我們搞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把原來的企業家換掉了，企業靠政治干部管理，外行領導內行，但全是外行領導，很難形成經濟精英集團。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來，中國實際上是在培育經濟精英集團。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應該仇視富人集團。當然，富人集團必須是提高素質的，如果是低素質的，就應該將其淘汰出這個集團。對于這種淘汰機制，社會學叫做“精英循環”。精英循環理論認為，社會應該有一種制度體系，把不具備精英素質的人淘汰，讓具備精英素質的人脫穎而出，進入上層。富人集團不是壞事情，但是，應該有淘汰機制，優者上，劣者下。

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中國人很早就懂得了這個道理。比如，科舉制度的出現，就是為實現精英循環的。科舉制度是在公元587年隋朝時發明的，延續了一千三百多年。這個制度在當時世界上是最優秀的制度。當時，歐洲是等級身份制，貴族和富有階級靠血統繼承。由于實行科舉制度，中國曾經領先于世界各國很多年。筆者考察了明、清兩代的科舉及第材料，發現貧寒人家的子弟靠科舉成功的比例是相當高的，證明當時的科舉制度確實實現了精英循環。后來，西方社會體制發生了變化，他們把科舉制度學去了，英國建立了文官制度，也就相當于我們的考試取士。而且，西方人克服了科舉制選拔精英人才范圍太窄的缺點，實行并普及了市場機制。“市場機制”這個東西確實要比科舉好得多，相當于在全社會造了一個無所不包的經濟考場，有經營本事的就來考吧，考上了就是精英。實際上，市場也是精英循環的場所。放開市場，讓企業實現精英循環，這是應該的。讓真正有能力的企業家、讓真正的精英人物能夠實現地位上升。所以，筆者再次重申，富裕并不是壞事情，中國總體上還很貧窮，中國的所謂富翁跟世界上的巨型企業家還沒法比。要實現精英循環，就不能只重用自己親近的人，要允許不熟悉的人也有競爭的機會，這才能形成真正的精英；在高級管理者中不是精英的，就應該淘汰，讓有才能的人上來，這才是最核心的問題。所以，我們不應該一般地反對富有、反對財富、反對企業家。

另一方面，對于貧困者，當然應該采取扶助、幫助的政策。這里面，有兩種貧困，即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所謂絕對貧困，比較典型的是在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往往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地區、山區，像云南、貴州、西北地區等。2000年，國家承認的絕對貧困人口約有3000萬人，到2003年，已降到了不足1000萬。所謂相對貧困，比較典型的是城市里面的失業下崗人員。近年來，我國在城市實行了最低生活保障線制度，對城市里的貧困者實行救濟，但是在農村還沒有找到解決辦法。最近，各地政府也在做一些試驗，試圖解決農村貧困問題。但是，由于中國農村人口巨大，難度也是相當大的。總的來看，貧困問題和貧富差距的解決，一方面要對于高收入者收稅，另一方面要通過保障制度給低收入者以補償。然而，最近對于稅收的分析發現，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納稅大戶還是普通的職工層。高額累進稅和個人所得稅還沒有真正起到“劫富濟貧”的作用。治理貧困，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各種保障制度，像最近開始的醫療體制改革、住房體制改革、失業救濟方面，等等，都應該主要考慮低收入者的利益。

此外，筆者以為，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反貪”也很重要。中國的貧富差距里面，確實有很多是違法違紀因素造成的。當然，這部分控制難度也相當大，因為市場轉型過程中，在體制不健全的情況下，會出現很多違法違規的現象。筆者還主張教育的手段。教育顯在的功能是傳播知識，傳統的說法叫做“傳道、授業、解惑”。但實際上，教育有很多潛在的功能：一是可以減少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所有的統計數據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二是可以減低貧困。現代社會，貧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知識、沒有文化、沒有技術而形成的，實際上是“文化貧困”。在貴州和西北地區的山區、少數民族地區，我們曾動員很多人移出山區，幫助他們解決貧困問題，結果他們后來又跑回山里去了，生活依然如故。所以，解決貧困問題的核心還是教育，得依靠基礎教育、技術教育，傳播知識技能，逐漸提高他們的文化、知識、技術含量，改變他們的思想觀念，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貧困人口的落后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