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農村信仰問題與策略研究

導語：遼寧農村信仰問題與策略研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為了解遼寧省農村信仰情況，獲得基線資料，為有關部門提供決策依據，課題組對遼寧省沈陽、大連、錦州、朝陽、營口等地村民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我省農民的信仰狀況不容樂觀。本文針對我省農民信仰存在的突出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對策思考。

關鍵詞：遼寧農村；信仰問題；研究

近年來，農村經濟發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農民的精神信仰如何？本課題組針對農民的生存狀況、文化活動、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等方面進行抽樣調查。共發放問卷1500份，確立有效問卷1212份，采用SPSS11.0進行資料輸入和統計學分析。

一、遼寧省農村信仰現狀和特征

從總體上看，被調查者1212人，其中男性634人，女性578人。在男性當中，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三大宗教的人數共計197人，占男性被調查者的31%；在女性當中，三大宗教的人數共計214人，占女性被調查者的37%。男女信教群眾合計411人，占被調查者1212人的33.9%。

從年齡結構上來看，被調查者1212人中，（1）年齡在18-30歲的被調查者共計400人，其中男性196人，女性204人。其中信仰三大宗教的共計122人，占被調查者的30.5%。（2）年齡在30-50歲的被調查者547人，其中男性290人，女性257人。信仰三大宗教的男性105人，女性110人，共計215人，占被調查者的39.3%。（3）年齡在50歲以上的被調查者265人，其中男性148人，女性117人，信仰三大宗教的男性45人，女性52人，共計97人，占被調查者人數的33.6%。

從文化程度看，被調查者1212人中，（1）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被調查者424人，其中信仰三大宗教的164人，占被調查人數的39%，其中深信的62人。（2）初中文化程度的被調查者458人，其中信三大宗教的144人，占被調查者人數的31.4%，其中深信的23人。（3）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被調查者233人，其中信仰三大宗教的72人，占被調查者人數的30.9%，其中深信的11人。（4）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調查者97人，其中，信仰三大宗教的28人，占被調查者人數的28.7%，其中深信的8人。

從信教群眾的收入調查來看，工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24人；500-1000元的101人；1000-2000元的354人；2000-3000元的158人；3000元以上的575人。信教群眾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于務農和外出務工。還有部分信眾依靠經商。家庭主要支出用于基本生活，子女的教育，少部分用于建房。

調查顯示遼寧農村信仰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農民信教人數眾多。對1212名村民抽樣調查，信佛教、道教、基督教三大宗教的人數占33.9%。但是在宗教信仰者當中，真正虔誠信奉的人并不多，只占宗教信仰者當中的25%；第二，無信仰的人數眾多。對1212名村民的調查中，無信仰者占被調查人數的38．6％。這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民眾普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盛況形成鮮明的對比；第三，農民的精神信仰也表現為多元性和多變性。農民對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天主教等教派都有所信仰，還有不少人信鬼神，信蛇仙、黃仙、狐仙等。農民們所“迷信”的對象，不但是多元的，而且是變化的，哪個神“靈”就拜那個神，這個神不“靈”了就不再拜這個神了；第四，農民的精神信仰表現為一定的利益取向。調查中農民列出了包括：消災祈福、保佑平安、治療疾病、健康長壽、發家致富、學好行善、增長智慧、精神寄托、身心愉快等十幾種動因。總之是為了日子過得好一些，順一些，完全是為了解決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困難。

二、遼寧省農民信仰問題的原因分析

信仰是生活和實踐中人們對某種宗教或對某種主義極度地信服和尊重，并以這種信服和尊重為行動的準則[1]。我省農村村民信仰問題的實質上是信仰缺失。所謂“信仰缺失”，有兩層意思：對個人來說是缺乏可以作為個人精神支柱的宗教或宗教化了的信仰體系；對國家來說則是缺少一個能夠代表民眾信仰、凝聚民眾共識的道德基礎與精神支柱[2]。遼寧省農村“信仰缺失”表現為信教人數眾多，無信仰者人數眾多，而作為為國家建立、倡導的官方信仰體系，只有不足三層的個體信仰它。目前，我省農村不少地方群眾的政治熱情下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能夠深入人心并指導社會成員的行動。封建迷信思想泛濫，宗教思想抬頭，信教群眾呈上升趨勢，各種地下宗教、邪教力量和民間迷信活動死灰復燃，不僅正在破壞我國農村文化的原生態，而且正在改寫群眾的價值觀，醞釀著嚴重的政治矛盾、宗教矛盾，給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帶來危險，給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造成隱患。

而要妥善地解決這一問題，必須追本溯源，找出民眾信仰缺失的原因所在，這樣才能對癥下藥，制定有效的對策。導致民眾信仰缺失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社會轉型期，農民原有的信仰、價值觀念經受了巨大的沖擊，他們感到茫然，無所適從，在現實中感到不安全，在市場經濟下的現代社會，價值和利益是大多數行為的根本立足點和出發點，他們有了致富和發展自我的內在要求。但由于農村的半失控狀態和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較低，農民無法尋找到快速致富的路徑，于是，開始尋求心靈寄托而選擇了宗教；第二，農村基層組織功能的弱化，客觀上為宗教信仰組織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圍繞農業稅的征繳、宅基地的審批、計劃生育的執行等問題，不少地方村干部以權謀私，群眾利益訴求渠道不暢通，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在“有困難求助于誰的調查”中，多數農民選擇親戚朋友，然后是當地政府、銀行機構和宗教組織；第三，生存需要成為弱勢群體選擇宗教信仰的重要原因。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仍然較低，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因病致貧、返貧現象時有發生；第四，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留守的婦女與老人由于自身文化素質、年齡、經濟條件等方面的限制，普遍感到精神生活空虛，宗教組織每周一次的教堂聚會，除了講經說道之外，還有教唱圣歌、彈琴等各項活動吸引村民，為了尋求精神寄托而選擇了宗教；第五，改革開放30年間，我們曾過分地強調經濟取向，忽視了社會成員共同政治信仰的培育，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主導地位受到挑戰，各種亞文化乘機興起，反文化抬頭[3]。加之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推行，客觀上為各種宗教信仰提供了極好的機會。

三、解決農民精神信仰問題的建議和思考

（一）農村經濟落后是農村出現信仰缺失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時期的農民不再信奉那些被宣傳得極為崇高的理論，需要切切實實的利益來誘導。鄧小平曾指出，“空講社會主義不行。”“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只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積極性”[4]。因而，讓農民逐步富裕起來，讓農民的生活質量不斷提高，是解決農民信仰缺失問題的根本措施。

（二）提高全體農民素質是解決其政治信仰和宗教問題的基本辦法

德國著名教育家凱興斯坦納曾指出，國家的教育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造就公民[5]。“教育是政治態度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6]。調查顯示，只有25.4%的村民“所在地經常舉辦教育活動”。“接受培訓或者文化學習”的村民只占36.8%，有創業能力的只占25.7%。農村文化基礎設施落后，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匱乏。因此，治理宗教信仰問題，要把繁榮農村文化作為重要的切入點，目前，我省不少地方已出現如秧歌隊、老年健身協會、讀書會等文娛團體在農民中很有影響力，吸引更多的農民群眾參與進來，形成積極向上的文化氛圍。但在一些地方，農民精神文化生活貧乏，農民們只好自己解決自己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空虛問題，除了大家熟知的打撲克、打麻將，賭博和各種迷信活動。對此，政府和社會有必要對農民的精神信仰進行正確的引導，通過各種形式教育農民，提倡科學，反對愚昧崇尚積極向上的精神信仰，避免精神信仰中各種錯誤的發生。

（三）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加強黨在農村的凝聚力、戰斗力和創造力

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的基礎,是黨團結和帶領農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最重要載體。我省農村宗教工作離不開農村基層黨組織。必須加強以黨組織為核心的基層組織建設，努力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用實際行動取信于民。

（四）加強信教群眾工作，加大對宗教干部的培訓力度，健全預警機制

指出“做好信教群眾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務”，“要真心實意關心信教群眾特別是生活困難的信教群眾，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組織支持他們積極發展生產、改善生活、勤勞致富，使信教群眾切實感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和溫暖。”[7]

宗教問題極其復雜，需要培養一支過得硬的宗教干部隊伍，政治上靠得住，學識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的合格宗教教職人員隊伍，切實加強宗教工作，妥善處理宗教關系，發揮宗教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積極作用。

社會變革時期，各種矛盾突出，不法分子會利用宗教迷信四處作祟，要健全預警機制，依法管理宗教事務，使宗教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