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變革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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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專制上的松動

研究書法史，首先繞不過君王政權。就此而言，社會經濟、文化、藝術而或是宗教都可以視為政治的伴生物，在不同的學派、科類之間，在某種程度上，政治都使其模糊了邊界，打破了分野。

眾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為加強其個人獨裁統治，在政治上殺戮重臣，廢除宰相制度，在思想文化領域構筑了強硬與嚴密的文網。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國子監撤去孔廟中孟子牌位①；洪武二十七年，命劉三吾等人重審《孟子》，刪掉違禁之語八十五條，同時又迭興文字獄，法外施刑，知識士人元氣大傷。明成祖朱棣以靖難起家，殺戮士人絕不心慈手軟。誅十族，瓜蔓抄，表明這位好武的燕王，陰狠殘暴不輸乃父。然正是此公，造作《圣學心法》，自詡“惟行中之為貴”。永樂十三年，用朱學觀點篡編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成為科舉功令的準繩②，八股文章成為科舉入試的敲門磚，士人們又一次涌向這狹窄擁擠而又死氣沉沉的科舉之途上。

政治的統治在封建社會是專制的，政治斗爭更是殘酷無情的。歷朝歷代的政權之爭、繼統之爭，黨派傾軋無不說明此，然而政治的斗爭亦是社會歷史進步的推動力量。明孝宗弘治年間，某些開明的統治方式受到了重視，在宣德、正統年間，作為相權變形的明代內閣權力對君權給予了可能的制衡，至明英宗于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在“土木堡之變”中被俘，君主權威大為削弱。至16世紀，明王朝更是社會矛盾突出，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從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至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的七十年間，西北邊陲無年不戰事，萬歷元年（公元1570年）之后，遼東戰事又起，建州女真部落成為明王朝的主要威脅。在明王朝直接行使統治權利的地區，人民大眾與皇權官僚專制政府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以至16世紀之后，無年不民變。再，明王朝專制政治體制內部矛盾日趨尖銳，以至經常發生皇族叛亂、軍隊反水、士兵嘩變等重大事變的地步，從以上幾處便大概可以理解明中葉政治統治專制的松動所造成的政治影響、經濟影響與思想解放，造成了以王學為中心的中晚明的社會整體變革思潮，據此理解晚明書法變革潮流的政治成因，當涵蓋于內。

二、理論上的準備

被后世稱為新儒學的“程朱理學”，在明代前期與政治權利、經濟利益越來越多地連接到了一起，一方面經由考試科目，把思想變為文本；另一方面則經由政治權力把原則變為制度，表面看上去儒家學說、程朱理學進入權力中心，而深層意義上，它們則失去了政治權力之外的、相對獨立的、民間社會和士紳階層的批評立場，也就逐漸喪失了自我超越和不斷更新的空間。于是，“思想成為文本，文本蛻化為文字，文字僅僅作為符號被人背誦，背誦的意義而僅僅在于交換”③頂戴花紅，那麼，這種知識與思想脫離了社會生活的思索和心靈境界上的涵養，犧牲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深刻與睿智，自然與社會生活發生分離。于是，經典被奉為教條，創新被禁錮代替，本質精神反而被扭曲消解。

正是孔孟之道與程朱理學在如此失墜的狀況下，思想界才逐步迸發了那一絲絲的火花。從吳與弼到陳獻章，從羅欽順、崔銑、王廷相等到王守仁，都在從不同角度沖擊程朱理學。在所有的學說中，王守仁（號陽明先生）之心學無疑是這個時代交響樂章的最強音。

從某種意義上說，王陽明之說的基本關懷、思路和語詞仍然是沿襲理學而來的，然而它卻吸取了陸九淵尊重心靈對于真理和價值的判斷，認取主觀內在的“心”為道德形上本體，把道德本體完全建立在人的心靈之中。正因他里道德本體于人的心靈之中，就使得人的道德理性與人的自然感性糾纏在一起，混淆了界限，倫理與心理情感交融合一。這樣一來，“良知”作為陽明心學的“心本體”，即是道德標準，理性標準，又是感性標準，它使得感性與理性、自然與道德、人心與道心、人欲與天理糾結為一，難以區分。④

以此來觀照書法藝術，陽明心學正是實現書法藝術境界的不二法門。書法藝術近于感性，強調自然，是“自我意識的表現”，是“生命本體的沖動”。在書法創作中，主題的思想、情感、愿望、理想等等都投射與作品之中，非常接近于陽明所謂的“心本體”。

王陽明從主觀上倡行“良知”這個心本體，以“致良知”的工夫論來實現他想要破除的“心中賊”——用虛偽的道德來掩蓋惡行的偽善。這正是動搖了傳統意識形態的權威，因而，王陽明去世后，心學被作為“偽學”遭禁。但是其學的生命力在下層民眾中迅速廣泛傳播開去。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有云：“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無論是泰州學派還是浙中學派，一方面皆是利用人們的“崇圣”心理，廉價地向民眾出賣“圣賢”的名號，因而在下層民眾中贏得了大批的信奉者。另一方面，王學訴諸人道德良知的學說，卻發展為“異類思路”，并且迅速發酵膨脹起來，其內在的感性主義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漸漸溢出了王陽明設定的邊界。

于是，思想沖破禁欲的堡壘，感性思維居上，一反僵化的學術氛圍與社會意識形態，為中晚明的世俗文化打開了方便之門。心學的后傳弟子們把心學推向了更廣闊更深邃社會的每一角落。

三、社會發展的結果

明代嘉靖、萬歷年間，中國的經濟基礎和文化氛圍正悄然發生著歷史性的變化。中國開始了向現代化轉型的早期階段。先由海上貿易的變化到傳統經濟結構的裂變，手工業從自然勞動分工中游離出來，私人占有的城市手工場初步形成，大批農民離開土地而流入城市，為城市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自由勞動力，雇傭關系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初露萌芽。16世紀初始，市鎮商賈聚集之處慢慢變成了新興的工商業城市，出現了蘇州、景德鎮這樣的中等城鎮，亦出現了北京、南京等商業發達的大城市。資本主義的萌芽在不斷增長，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各地商業往來頻繁，許多人都開始轉向經營商業和手工業，就連王陽明等大儒亦已承認商賈的重要。余英時在《明清變遷時期社會與文化的轉變》一文中，特別強調十六世紀以來的“棄儒就賈”的趨勢。⑤民間社會逐漸擁有較大空間，市民生活風氣也趨向多樣化，倫理的同一性的約束力越來越小，官方控制力也越來越小，世俗文化越來越普遍化，士紳與市民所擁有的財源，也使得思想表達和知識傳播成為可能。

再加上16世紀的西學東漸，特別是自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刻印的《輿地山海全圖》開始，才是從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流，對于中國的思想文化觀念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對于中國的社會前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結語——晚明的書法變革潮流

中晚明的時代，是個獨放異彩的時代，也是個極其腐朽而又愈產生希望的時代，亦是在與“程朱理學”相抗的“陽明心學”泛濫天下的時代，士人們沉迷與時下流行的戲曲、小說、實用技藝、古董、文物、名人字畫等等；年輕的才俊們，不愿再沉埋紙堆，他們更趨向于詩酒流連、瓦舍勾欄，“情理”堤防遭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從情到欲、以欲激情，不僅是藝術家所熱衷于表現的主題，也是思想家論證的命題；不僅奔涌于《歌代嘯》、《牡丹亭》等高雅文藝中，也跳動于《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世俗文藝中；不僅是活躍于意識形態的新思潮，也是彌漫于社會習俗的新風尚。明人審美趣味的從情到欲與心學的感性主義與自然人性論完全合拍，緊相呼應，共同構成那個時代的最突出的文化特征。

晚明的書法變革潮流正是在這種政治經濟思想的大解放與大變動的狀況下出現的。明中葉祝允明摒棄明代前期書壇陳陳相因的通病，主張“閑窗散筆”，抒情寫心，具有鮮明的風格特征，開晚明書法變革潮流之先。

徐渭則最好地詮釋了書法藝術的“獨抒性靈”的主體意識，達到了感性審美的極致。徐渭的書法和他的哲學思想、本身悲慘的人生經歷系系相關。其師王畿與季本，皆王陽明嫡傳弟子，徐渭自然受其影響，在書法上直追本心，提倡真我。多桀的命運，使其內心矛盾恐懼，痛苦交織，導致精神分裂，糾纏他二十年之久；表達在書法上則破鋒、出鋒、澀筆隨意而至，點畫狼藉，如急風暴雨，形成了他撼人心魄的自家面目。用沈語冰先生的評價：“他最大限度地沖垮了古典書法傳統所確立起來的秩序感，并且最大限度地沖擊了帖學書法的古典形態學范型，使書法形態學的范型處于渙散激蕩和風雨飄搖之中，并為新范型的到來創造了條件?！雹扌煳嫉臅ǎ敲鞔咳藢徝廊の兜南笳?，是自我情感的宣泄，是一種儒與反儒的矛盾的融合，是一種俗極而雅的的“雅文化”的代表。

董其昌，雲間書派開山始祖。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陽明心學大行的年代，正是李贄、公安派掀起狂瀾的時代。董其昌將禪宗思辨哲學引入，追求率意平淡的藝術風格，以“吾神”為最高品格，突出書家個性的釋放，自覺地融入到那個時代的社會思潮中。董其昌和徐渭在中晚明社會變革潮流的整個思想語境下于書法藝術方面引領潮流，成為晚明書法變革潮流中的砥柱式人物。

在徐渭董其昌之后，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諸家風格各異，但都突出地表達了個人的感性審美意識和形體審美意識的統一。在他們的書法作品中，形式、筆墨、線質、章法都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八尺到丈二的長幅巨制代替了案頭尺牘，筆法靈動、墨法淋漓，如云煙變幻，如飛瀑傾瀉；氣勢之大，史無前例。他們所創造的打破了傳統二王帖學已趨僵化的模式，呈現出書法史上那個天崩地裂的時代。

釋文:①《明史》卷139《錢塘傳》；(清)張廷玉等撰，中華書局，1974年。又，《皇明小史摘抄》卷上。②《宋明理學史》，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人民出版社，1997年。下卷第7-54頁。③《中國思想史》，葛兆光，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④《心學與美學》，趙士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⑤《明清變遷時期社會與文化的轉變》，余英時，載《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35-42頁。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⑥《歷代名帖風格賞評》，沈語冰，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1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