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俄蘇歌曲在我國的傳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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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俄蘇群眾歌曲在中國的廣泛的傳播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俄蘇群眾歌曲的傳入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它積極配合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化傳播手段的豐富，俄蘇群眾歌曲在中國傳播的形式也多樣化，特別是50年代中蘇關系升溫而帶來的兩國文化交流．更是使俄蘇群眾歌曲成為了影響中國兩代甚至三代人的藝術形式——一個外國音樂藝術形式會對中國造成全民性影響，這在中國歷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

關鍵詞：群眾歌曲；俄蘇群眾歌曲；中蘇音樂文化交流；歌曲翻譯；文化傳播

俄蘇歌曲傳入中國種類很多：民歌、群眾歌曲、藝術歌曲、歌劇選段、流行歌曲等等。其中，群眾歌曲在中國得到最廣泛的傳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所謂俄蘇群眾歌曲，包括19世紀末2O世紀初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歌曲、20世紀蘇聯建立后一些“由職業作曲家或音樂愛好者創作的供群眾在社會生活中和日常家庭生活中傳播的獨唱或合唱歌曲。”…在近百年的時間中，俄蘇群眾歌曲在不同時期通過不同方式傳入中國，并對中國的人民生活、音樂創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本文從幾種傳播方式入手，淺論俄蘇群眾歌曲在中國的傳播情況。

一、無產階級革命者引進俄蘇革命歌曲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派到蘇聯學習或工作的早期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對俄蘇歌曲的傳播做出了先鋒貢獻。

俄蘇革命歌曲傳入中國約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當時在蘇聯還沒有確切的“群眾歌曲”概念提出，革命歌曲作為群眾歌曲的先聲在蘇聯迅速發展，所以早期傳入中國的俄蘇群眾歌曲本質上是俄蘇革命歌曲，它們基本上都是由中國早期無產階級革命者從蘇聯帶回國，這些歌曲配合了當時的革命宣傳，它們的傳入和傳播符合我們當時的國情。

這些革命歌曲在中共所轄范圍內起到不小的作用。當時，根據地沒有專業的作曲人才寫作革命歌曲，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舊曲填詞或改編而成。中國工農紅軍歌曲的曲調來源主要是中國民歌，而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蘇聯革命歌曲了。《青年近衛軍》、《紅軍最強大》、《同志們，勇敢地前進》等歌曲都對的中國紅軍工農歌曲產生了影響。

1926年發表在求實(李偉森)所編的《革命歌聲》中介紹了《少年先鋒歌》(即《青年近衛軍》)等蘇聯革命歌曲。此外，瞿秋白、蕭三等革命家也都為此做出了貢獻。

二、戰爭環境下的傳播

20世紀上半葉中國戰事不斷，國內形勢也很復雜。國內戰爭和抵御外侮交織著中華民族的血雨腥風。歌曲是當時鼓舞人心、宣傳革命最重要的藝術手段之一。

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的建交和往來，客觀上為俄蘇群眾歌曲的傳播又創造了一定便利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又使中蘇兩國面臨著相似的國際環境，所以蘇聯群眾歌曲在中國很容易產生共鳴。

在蘇區，許多歌曲是根據俄蘇革命歌曲或群眾歌曲改編或填詞的，比如《共產兒童團歌》就是用蘇聯歌曲《燃燒吧，營火，藍色的夜晚》(即《少年先鋒隊進行曲》，阿·扎羅夫詞，謝·凱單_焦什庚曲)所作，這僅是代表之抗日戰爭爆發后，奔赴延安的革命家、文藝家中有許多也在俄蘇群眾歌曲的譯介方面作出貢獻，如“蕭三、沙可夫、曹葆華、金紫光、朱子奇和李煥之等，他們譯配了不少蘇聯歌曲，廣泛流傳在整個解放區。新中國成立后，這些蘇聯歌曲也開始在全國傳唱。”

“同一時期，留在‘孤島’上海的文藝家們也在譯介蘇聯歌曲”“，如姜椿芳、呂驥譯配的《祖國進行曲》和塞克譯配的《快樂的人們》(兩首皆為瓦·列別杰夫一庫馬契詞，伊·杜納耶夫斯基曲)等。國統區的其他地方，亦有趙諷譯配的《喀秋莎》(伊薩科夫斯基詞，布朗介爾曲)、錢仁康譯配的《神圣的戰爭》(瓦·列別杰夫一庫馬契詞，亞·亞歷山大羅夫曲)等蘇聯歌曲在中國問世。

蘇聯的群眾歌曲創作成就很高，特別是蘇聯衛國戰爭以來，產生了如《神圣的戰爭》、《海港之夜》等一批優秀群眾歌曲，這些歌曲傳到中國后，也鼓舞了軍民奮戰的士氣。當今中國有些反映士兵形象或解放戰爭題材的影視片還在應用當時的歌曲。如被譽為“蘇聯衛國戰爭第一歌”的《神圣的戰爭》就被該填新詞作為電視劇《潛伏》的片尾曲(歌名變為《深海》)。

三、國際活動促成歌曲的傳播

中俄(蘇)兩國關系微妙復雜，在兩國友好往來的時期，有大量的友好活動。活動中出現的一些優秀歌曲通過通訊、新聞、出版物以及與會者傳唱等方式傳入中國。蘇聯著名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米·馬都索夫斯基詞，·索洛維約夫一謝多伊曲)就是在1957年莫斯科舉行第六肩世界青年聯歡節上的獲獎歌曲。同年，由著名翻譯家薛范譯介過來。當時，他將莫斯科世界青年聯歡節的5首得獎歌曲都翻譯了，但是只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傳唱至今。歌曲譯成后，在上海的《廣播歌選》1957年第9期上發表。隨后，全國各省市音樂刊物相繼轉載。據中國前副總理李嵐清回憶，他曾經出席過該屆盛會，并有幸成為中國最早會唱這首歌曲的人之一。

四、中、俄(蘇)以及其他藝術團體在中國演出

1．俄(蘇)方訪問演出

俄(蘇)藝術團體到中國的演出很多，年限也可以上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1933年4月7日，蘇聯歌舞團首次到上海并在黃金大戲院表演新興革命藝術。這種形式在50年代中蘇關系極為友好的那段時間更為常見。如蘇聯紅旗歌舞團多次訪華，中國也曾經派代表向蘇方學習交流，1952年蘇聯紅旗歌舞團訪華的活動就有相關資料輯冊成書。蘇聯各文藝團體到中國演出時，有～部分就演唱了俄蘇群眾歌曲，特別是合唱類群眾歌曲。在他們的演出中也會演唱一些中國創作歌曲或民歌，比如“1960·浙江·蘇聯藝術家表演團訪問演出”中就有中國歌曲《漁光曲》以及蘇聯歌曲《莫斯科一北京》，這些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兩國文化交流的情況。

2．中方演出

中蘇友好協會的成立也為俄蘇群眾歌曲的傳播創造了條件，下屬刊物中除報道大量的新聞、通訊之外，也有俄蘇歌曲在上面發表，有時是詞曲都有，有時僅發表歌詞。“1956年起，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中蘇友好協會經常在京、滬等地舉辦蘇聯音樂唱片欣賞會，每次都印發一些輔導欣賞的小冊子，刊載了許多蘇聯歌曲的歌詞譯文，大多由陳綿翻譯。”

上世紀90年代開始俄蘇歌曲開始回熱，類似于“伏爾加之聲”這樣的演出就有多場，特別是新世紀之后，隨著“國家年”的活動，在中國有了更多出演俄蘇群眾歌曲的機會和平臺，這實際上已經不是在傳播俄蘇歌曲了，而是重溫往昔的回憶。

3．其他國家演出

除了中俄(蘇)兩國之外，其他國家也有來華演出俄蘇歌曲的經歷，這主要體現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例如20世紀50年代波蘭人民共和國軍隊歌舞團曾訪華演出，除波蘭音樂外，還演出了國際歌曲，包括穆拉杰里作曲的《友誼之歌》、《莫斯科一北京》、李斯托夫的《瓦夏，好瓦夏》等，他們也演出了中國歌曲，如鄭律成作曲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中國民歌《翻身道情》等。

五、知識分子傳播俄蘇群眾歌曲的重要貢獻

中國有大量的留學生旅蘇、旅俄進行學習、深造，他們對文化的交流起著很大的作用，有些歌曲就是經由這些留學生帶回的。當然如果沒有歌曲的出版發行的話，還是不能引起全國范圍的影響的，但其作用仍不可忽略。歐美同學會留蘇分會分別在年1995年、1999年編輯出版了兩本《難忘的旋律》，1995年的版本還出版了磁帶(上輯13首、下15首)，后又在2004年出版了內附722首歌曲名稱和223首歌詞的《難忘的旋律》，并且制作7MP3格式的碟片。一知識分子是傳播俄蘇群眾歌曲的重要力量之一，他們對革命的熱忱、對理想的追求、以及崇高的理念和自身的品味都使得他們樂于接受并演唱俄蘇群眾歌曲，“上山下鄉”的經歷，使他們向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傳播了俄蘇群眾歌曲。

六、相關的雜志、書刊以及媒體傳播

雜志、書刊和媒體在任何一種文化的傳播上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它們將接受某種文化的受眾群體盡可能地擴大，使得某種文化得以在各個階層流播。俄蘇群眾歌曲的傳播同樣離不開這些媒介。

如薛范在《先驅和開拓——錢仁康教授在外國歌曲翻譯介紹領域中的貢獻》一文中說：30年代“蘇商在上海出版的《時代》雜志也幾乎每期推出一首蘇聯歌曲。從這一時期開始，外國歌曲的翻譯開始注意與去掉的配合，力求配歌能唱。”《時代》雜志上的俄蘇歌曲基本由林陵(姜椿芳)、白寒(陳冰夷)等人翻譯。《蘇中友好》雜志上也刊登了許多譯介過來的俄蘇群眾歌曲，其中也有一些反應中蘇人民友誼的歌曲，如1958年5月第22期上刊登的帶五線譜伴奏的《我從沒有到過中國》(馬洛卓夫詞，列別金斯基曲)、1958年8月第34期刊登的帶有手風琴伴奏的《向中國人民致敬》(薩利尼科夫詞、馬薩利奇諾夫曲)等。隨著此后不久中蘇交惡，雜志上也就慢慢不再有俄蘇歌曲出現，曲集、唱片等出版也停滯了。直至中蘇回復友好邦交之后，俄蘇歌曲才在中國繼續出版、發行。

80年代末開始，許多人重新唱回蘇聯老歌，即使后來蘇聯已經不作為一種政治實體存在。中國發行了更多的俄蘇群眾歌曲、俄蘇民歌的樂譜、書籍、碟片。媒體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傳播力量：50年代的廣播、80年代以后的電視以及90年代以后的互聯網，都為俄蘇群眾歌曲的傳播提供了幫助和保障。

俄蘇歌曲——特別是俄蘇群眾歌曲——影響了中國兩代甚至三代的人，它滲入到人民的生活，啟發了歌曲的創作。直至今天，在蘇聯已經解體的社會環境下，俄羅斯人民已經很少演唱這些俄蘇群眾歌曲，但在中國仍然還在傳唱，可見它們在中國影響之深。研究俄蘇群眾歌曲不僅因為這些歌曲豐富了人民的文藝生活，不僅因為這些歌曲承載了太多的回憶，也不僅因為這些歌曲是兩國文化交流、友好往來的見證，更重要的是“俄蘇群眾歌曲在中國的傳播”是“俄蘇群眾歌曲在中國的影響”之必要的先期探索，對于認識中國群眾歌曲的發展和創作有著實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