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劇音樂藝術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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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自誕生日起就以它獨特的方式融會藝術和技術。每次技術的革命都極大地拓展了創作人員的思維空間，從而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推動相關理論的發展。我們知道，最初由愛迪生在1889年發明的電影放映機里放映出來的電影只是一種沒有對白、沒有生效、沒有音樂的行為表演的藝術形式。那時的電影被稱為“默片”或者“無聲電影”。但是人們欣賞電影卻聽不到聲音，就像面對一個啞巴一樣。那么人們怎么想起在電影中加入音樂，存在著諸多的說法。德國電影音樂學家漢斯艾斯對此解釋為：音樂足以當攝影的解藥，因為觀眾目睹盡乎真實世界的一切活動時，卻聽不到一點相對的真實聲響，必然引發感官上的不適應……因此音樂不僅用來填補影像所欠缺的真實生命感，更可以解除觀眾在看影片時所產生的不適應以及恐懼。讓啞巴發聲，人們首先想到了音樂。音樂作為一種聲音的藝術，當時已經形成獨立的體系，在抒發人物情感，表現環境氣氛等方面，具有豐富的表現力。可以說，音樂是聲音中最具有特色，最具有藝術魅力，表現力最為豐富的。所以，電影人首先想到了用音樂為當時的電影解圍。電視發明于1936年，比電影晚40多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斷了科學技術的進程，電視的興起是二戰之后的事情。

在我國，第一個電視臺建立于1958年，但很快又被經濟困難和十年耽誤。七八十年代，電視音樂與電影音樂更多的是學習和繼承，又“同”有“異”，但“同”多“異”少。從片種內容上看，電影有故事片、紀錄片、科教片、動畫片、戲曲片等。

由于電視節目種類繁多，電視音樂也隨種類的特點，呈現出多樣性。但總體上說，電視音樂不是獨立藝術的音樂，它是電視語言的一部分，它與畫面有時是相伴而行，更多的是主屬關系。在電視和電影中，語言，音樂，和音響師三大聲音要素。其中，音樂和音響在某些時候會難以區分。這時，音樂會被當做音響來處理，發揮音響所起到的作用；反之，音響也可以當成是音樂，具有一定的節奏感和律動性。它們兩者在形態和作用上的交融，產生了音樂音響和音響音樂。音樂音響是指以特殊的音響效果出現的音樂。這時，聲音元素盡管處于音樂的形態，但其發揮的作用更像是音響。比如，有一部反映“”題材的電視劇，其中的一個場面中，紅衛兵正在喊著激昂的革命口號，而背景則是高音喇叭播送的革命歌曲。這時，革命歌曲并不以音樂的意義發生作用，而是被當做一團嘈雜喧鬧的音響作為場景的聲音背景，也就是說，它是以音樂的形態發揮著音響的作用。

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當中一個非常特殊的音樂運用手法，即劇中多次插入的美國黑人在街頭敲“鼓”的場景。畫面中，一個美國黑人坐在繁華的街道旁邊，旁若無人地敲打著一只塑料桶，在他的身邊，有時還會出現另一個黑人，伴著鼓點手舞足蹈地演唱美國式的說唱音樂。而劇中的主人公王啟明有時是從他們身邊經過，有時駐足傾聽，有時坐在一旁若有所思，還有時根本沒有在畫面中出現。這里的音樂—鼓點和說唱已經完全失去了旋律性，變成一種音響化的符號，給人強烈的聽覺沖突。在中國近15年的電視劇發展中，這種手法相似而又能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場景似乎只是在《北京人在紐約》中出現過。可以說，它超出了一般國內電視劇音樂使用的普遍方式，真正達到了與劇情的緊密連接和個性化設計。這使我們意識到，追求劇情發展中某些場景和音樂音響的連續性和一致性，是電視劇簡化枝葉、突出重點的有效方式之一。

音響音樂是指音響的運用方式具有音樂得表現效果和意義。也就是說，盡管出現的是音響，但實際上它卻具有音樂得某種形態，發揮了類似音樂的作用。動畫音響，如風聲、雨聲、雷聲、腳步聲、開門聲、汽車聲、流水聲等等，在電影電視劇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因為這是畫面獲得真實感的必要條件。特別是在近幾年的武打片，恐怖片當中，利用動效音響來增加現場的真實感，制造緊張恐怖效果以及動作的節奏感和力量感。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們甚至把這種現象稱為“現代音效”。

如張藝謀導演的著名電影《紅高粱》，這是一部具有獨特藝術特色的電影。音樂音響的運用經常被合二為一。作者勾勒故事情節的筆觸十分簡潔，敘述的故事也非常簡單。時代背景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影片采用了第一人稱講故事的方式，敘述了“我奶奶”和“我爺爺”相識的結婚。為了給日本人活活剝皮的羅漢大叔還有無數死去的父老鄉親報仇，在轟炸日本鬼子汽車的時候“我奶奶”被殺，“我爺爺”因此而癡呆了。影片的藝術魅力在于對人物性格進行了有棱有角的刻畫，以充滿靈性的感悟的鏡頭，描繪了那一片近似荒蠻的硬朗、開闊、充滿生命活力的黃土地，并對質樸的民風進行了栩栩如生的表現。影片中九兒的父親為了一頭騾子把女兒嫁給了患有麻風病的十八里坡的老板里大頭。婚后父親接九兒回家的時候，風吹高粱的沙沙聲音把九兒傷心和無奈表現得淋漓盡致。風聲本來就有一些憂傷，加上高粱桿兒相互之間的摩擦聲把人物的內心刻畫的更加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