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良知體驗藝術論述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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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良知說是王陽明思想體系的核心，良知體驗是其美學的核心，他的美學可謂良知體驗美學。其中良知體驗藝術論，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就其藝術論中三個重要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王陽明認為藝術是心靈的映照，強調對主體的高揚，同時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藝術形式也應不斷創新；審美教育是良知體驗美學的落腳點；正是這種以圣人境界為主要內容，以良知體驗為核心的良知體驗美學，對明中以來的文藝思潮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王陽明；良知體驗美學；審美教育；性靈說

同良知體驗審美論一樣，良知體驗藝術論是王陽明良知體驗美學的具體展開。如果良知體驗在審美論中著重主客體審美關系的話，那么在藝術論中就側重于審美活動的個體與社會之關系。王陽明的藝術論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一、對藝術的基本看法，二、藝術的審美教育作用，三、王陽明美學之地位。這充分凸現了良知說順利貫徹的生命力。

一、王陽明對藝術的基本態度

像其他大儒學家一樣，王陽明在道與文的關系上，注重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但不否認“文”的重要作用，認為藝術是社會生活中不可少的，而且是其良知說的內在要求，但他反對虛“文”，主張古樂與今之戲子的“相近”。

1．道(良知)與文(藝)

在道與文的關系上，王陽明首先認為道對于文的主導作用，文就內在于道中。他說：“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②很明顯，這里的“文”是依附于道的，若只為“文”，就會失道。在王陽明看來，“道即是良知”（第105頁），是造化的精靈、生命之本體。從這個角度說，“文”一定要內在于道，否則就無“文”。同時，他也認為文(藝)是“義”（第100頁），而“義即是良知”（第102頁）。這里就有道即文或文即道的涵義，同時也隱涵著形式與內容、現象與本質相統一的深刻思想。這是內在于良知說的，是對當時伊朱理學的教條化和文壇上的復古主義極端形式主義的反動。實質上開啟了性靈說的波瀾。

然而，文與道畢竟不是簡單的同一，“文”在許多時候不能達到其本然的“文”(即道)。這種“文”就是“虛文”，是有害于“道”(“文”之本體)的，也就不是真正的“文”或藝術。這種“虛文”是王陽明所反對的，因此，他認為：“天大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第7頁）“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第32頁），“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第8頁）由此，他提出了他的詩言“道”說。他說：“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個區宅。據德卻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卻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卻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于道也。茍不志于道而游藝，卻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第100頁）這里，王陽明首先肯定了“藝”對人生的美化或積極作用（“美此區宅”）。同時，“藝”、“義”、“道”的內在統一，同是“調習此心”即致其知，使之熟于道。很明顯，王陽明把道德情感內化為個體的審美心理，使人生審美化了，使藝術為人生服務。

王陽明認為，藝術內在于道，是“吾心”的情感抒發，是喜怒憂懼等情緒的表現，是人生之詩。他說：“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第254頁）王陽明注意到了藝術的特殊規律——自律與他律的統一，不是隸屬于某種社會目的的工具，而是要傳達個體生命體驗的情感。這是情與理的統一，是對孔子文質統一論的發展。

2．“古樂”與“今之戲子”

如前所述，王陽明及其良知說都是歷史的產物。王陽明十分關注藝術與現實生活的統一，并提出了“古樂”與“今之戲子”相似即藝術的繼承與創新問題。

我們知道，明代中葉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都市不斷繁榮，市民階層不斷壯大，以戲曲、小說為主體的，供廣大群眾消費的市民文學蓬勃發展，并成為文學的主流。這對于供極少數貴族欣賞的古典詩文無疑是一次致命的打擊，這也是那些傳統守舊的象牙之塔的書生所不愿看到的事情。因此，明代文壇，尤其是進入明中葉，為反抗粉飾太平，禁錮思想的“臺閣體”，為挽救被日益壯大的市民文學所沖擊而逐漸衰落的傳統舊體文學，出現了聲勢浩大的擬古思潮。隨之，擬古主義與反擬古主義展開了激烈的斗爭，與王陽明同時代的李夢陽、何景明就是高唱“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進行復古的，但他們的復古不是對傳統藝術精神的真正繼承，而只是追求一種與古樂貌似神離的重格調法式的純形式的摹擬，脫離現實生活，不關注廣大群眾的需求，以致走人擬古不化的境地(當然，李氏在晚年見到王叔武的“真詩乃在民間”③時，有些醒悟)。針對此種時弊，王陽明反對“虛文”，強調詩樂是“吾習”

之外化和顯現。從而強調既重視對古樂的繼承，又注重當時出現的“今之戲子”的創新，并認為“古樂”與“今之戲子”的內在精神是統一的，都是“吾心”之顯現。《傳習錄》有一段文字集中反映了這一思想。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圣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后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于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于風化有益。然后古樂漸次可復矣。”（第113頁）

這段文字，許多論者認為是復古樂，我不敢茍同。從整段文字及其良知說精神來看，王陽明在這里當是強調繼承(古樂可復)與創新(今之戲子)的關系。他認為繼承古樂是指繼承中國古代的藝術精神實質——自孔孟以來的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本色，促使社會“合同”(見荀子《樂論》)與禮并用。但又反對照搬古樂的形式而脫離社會現實生活的習氣，提倡今之戲子，這也就是王陽明既不同于宋儒又不同于明代復古主義的根本之點。他的這種藝術觀在其藝術創作實踐中獲得很大的成功。正是從這一思想出發，他才認為古樂與今之戲子意思相近。這與他的“人人皆可為堯舜”的思想是相類的，因此，也只有創新才會有“《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這是其一。其二，正是古樂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創新或改造，才使它們注入了特定時代審美者的審美理想、審美情趣等新的血液如《韶》之九成，《武》之九變；才使它們更關涉民俗風化，大放光彩，為人熟知。今之戲子就是新時代的《韶》、《武》。其三，對于“今之戲子”中出現的有傷民俗，只注重形式改革而不關心民俗風化的貴族藝術習氣，他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即“破心中賊”、“去人欲”(“人欲”實指統治階級驕奢淫逸的生活，而?搶投嗣裾P枰某浴⒑取⒆〉?。他認為“今之戲子”中的“妖淫詞調”要去掉。“妖淫詞調”是指那種傷人倫、敗風俗之辭(虛文、人欲)。從歷史上看，對于“妖淫詞調”哪個社會都是反對、禁止的。何況當時文壇有從雅到俗的趨向。在這一趨向中，“俗”有時是庸俗的，低級趣味的，純感官滿足的代稱，這是有害于社會，有害于作為類存在的“人”的發展的。這樣的東西不可能化民善俗，理當大加反對。為了促進社會健康發展，他認為要以那些能給人向上的美好的東西(“忠臣孝子故事”之類)來取代“妖淫詞調”，使民俗反樸還淳。其四，王陽明認為如果有這種健康活潑的“今之戲子”，就會使“古樂漸次可復”，“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藝術也就更有其生命力。

二、藝術的審美教育功能

王陽明良知體驗美學的主要內容是“圣人”境界，即個體感性與社會理性的高度統一。這也就是審美境界。良知體驗是這種境界獲得的過程，而藝術活動是這種良知體驗的具體實施。在這一活動中，使自在的人轉變為具有審美能力的主體。所以審美教育就成了良知體驗美學的落腳點。如果說審美體驗是以個體的內在心靈溝通方式來追求審美境界的話，那么，審美教育則以社會的外在的相互間的潛移默化形式達到審美境界。

依王陽明的良知說而言，圣人境界(良知)是人人同具的，本然的，潛在的，但畢竟只是一種可能而不是現實的。這就要去追求和實現。藝術就是一種很重要的手段。就此，王陽明從對兒童進行審美教育人手，提出很多有益的觀點。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第87頁），中，王陽明對其審美教育的基本思想作了較為集中的表述，現分述之。

首先，王陽明針對當時教育中出現的弊端，說：“若近世之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仿，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人，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于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也?”（第88頁）這就是說：從事教育的人，每天只知道督促學生讀書寫字，要求他們規規矩矩，而不知道用“禮”去引導；要求他們聰明，又不知用和善的方法去教養他們。教師用鞭子抽，繩索捆，把學生像囚犯一樣對待，這樣學生也就把學校視為監獄而不愿上學，把老師看作仇敵而不愿見面，為了嬉戲玩耍只有躲藏掩蔽，這樣，學生頑皮搗蛋，說謊騙人，品德變壞，日趨下流。一方面驅使學生去做壞事，另一方面又要求他們成為好人，這可能嗎?

其次，王陽明指出，古代教育，是“教以人倫”，后世記誦詞章的習慣形成后，先王的教育衰亡了，他認為，今天教育兒童，應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專門任務，栽培涵養的方法“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第87頁）。而“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怎么能知道古人立教之意呢?由此，王陽明認為兒童教育重在“教以人倫”，而“人倫”的形成，在于審美教育。審美教育在王陽明看來，主要有三個方面，即“歌詩”、“習禮”、“讀書”。

再次，王陽明對“歌詩”、“習禮”、“讀書”三方面的特點和功能作了具體說明：

第一，“歌詩”。他說：“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號呼嘯于詠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第88頁）這就是說“歌詩”不但能表達發揮兒童內在志氣意向，還能通過詠歌的音韻節奏使兒童“跳號呼嘯”的意趣和“幽抑結滯”的情感得以宣泄。這充分說明王陽明對文學藝術的特點及其對兒童的審美教育作用，有非常深刻的認識。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第二，“習禮”。他說：“導之以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第88頁）“習禮”不但能夠使兒童儀表端莊，還能夠通過“周旋揖讓”、“拜起屈伸”的熟練動作，使兒童活動血脈，堅固筋骨。實際上，在古代文化中“禮”本身就具有濃厚的審美意味，同時還有體育作用。這說明王陽明對美育與體育的聯系也有一定的認識。

第三，“讀書”。他說：“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第88頁）讀書不但能夠開發兒童的“知覺”能力，還能通過“沉潛反復”、“抑揚諷誦”的朗讀，使兒童心機靈敏而有志向。這說明王陽明對朗讀所起的增長智力、陶冶性情的作用有所認識。

第四，以上三方面的共同目的是通過良知體驗以達到“中和而不知故”的審美境界。王陽明說：“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禮義而不苦其難，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第88頁）這說明王陽明對審美教育的特點和方法有較深刻的認識。

最后，王陽明對審美教育作用的認識，主要還在于他對兒童的心理生理特征有很深入的

了解，而這一點是審美教育得以順利實施的主觀條件或基礎，更是良知體驗的前提。他說：

“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沾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第88頁）王陽明這種尊重兒童性情，反對摧殘兒童性情的教育方法，對我們當今也同樣具有積極作用。

從以上論述可知：王陽明對審美教育的重視主要目的是召喚人的主體意識，凸現個體生命的價值，使個體人不為整體人所吞沒。達到“為己”和“無我”的“有無”境界即圣人境界。

綜上所述，王陽明的藝術論，從道、文內在于良知出發，強調藝術應直抒胸臆，注重藝術的創新，重視藝術的審美教育對其良知體驗美學所起的作用。

三、王陽明之美學地位

王陽明美學，是以圣人境界為主要內容，以良知體驗為核心的良知體驗美學，是對中國傳統美學的繼承和超越，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中國美學史上的一個集大成者，對明清之際和近代中國的文藝思潮有一定影響。如前所述，依王陽明理解，良知(圣人，天人合一)是“無我”與“有我”的統一(即有無之境)，是道德與超道德的統一，是宇宙生命的本體。美與丑也只有在能否充分顯現個體生命的“良知”時，才可辨認，而這個個體又是與宇宙萬物合一(與萬物一體)不可間隔的，“我”的生命通過世界天地萬物的運作而呈現。世界萬物的意義也只有通過“我”的良知體驗才能昭示，我和世界才能同一，美的真義才能“存在”。

正是這種對個體生命重視的美學思想，對后來藝術思潮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尤其是“性靈說”。我這里所說的性靈說是廣義的，包括詩論、畫論、曲論等強調抒發個體情性的理論。

這一理論是對明中以前尤其是宋代以來的那種壓制個體的所謂“正統”思想的反動。這一理論的主要代表有徐渭、唐順之、公安三袁、李贄、湯顯祖、董其昌、石濤、袁枚、龔自珍、王國維。正是這一連串彪炳史冊的人物，使中國美學由古典走向近代，走向未來的。而他們正是王陽明良知體驗美學的展開或發展。

首先，“性靈”一詞的概念就與良知說有關。稍后于王陽明的明代文論家屠隆在其《劉魯橋先生文集序》中指出：“夫萬物之靈，人，于萬物之為尤靈者道也。匪道則塊然之形出。物之無情者則無靈，……余姚王先生則揭良知以示學者，學者如披云霧而見青天。夫良知者，人心之靈明也。”也就是說人為萬物之靈，其所以靈在于道，道即良知，而良知即人心中之靈明，由此而知良知是性靈的本體，性靈的特點都內在于良知。

明代中后期到清初的文藝美學主潮是直接承續心學傳統的。清代中期以袁枚為代表再度高唱“性靈”，這實際上也是王陽明心學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復興。在此自然不用贅述。歷史進入近代，王國維建構了著名的“境界說”。強調以“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為出發點，還強調“不失赤子之心”對詞人的重要，甚至認為“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均見《人間詞話》)，這可以說是王陽明良知說的復活。當然，王國維是站在中西文化交融點上對王陽明良知體驗美學的更高水平的推進。到了“五四”，一大批赤子更是“唯我”、“寫我”，為“真情”獻身，使中國古典美學向現代邁進。

總之，王陽明良知體驗美學昭承先秦中國美學傳統，開啟了延續幾百年的轉型時期的美學思潮之波瀾。

注釋：

①原載《武漢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又見人大復印資料《美學》2000年第8期）

②《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頁。以下凡引此書只注頁碼。

③[明]李夢陽《詩集自序》，轉引自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