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杜詩詩史特點論文

導語：明代杜詩詩史特點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論文關鍵詞：明代杜詩詩史

論文摘要：明代詩論家對杜詩詩史說的闡釋有著獨特的視點，楊慎首發其論，駁斥詩史合稱，認為詩不可兼史；而許學夷等依據杜詩本身特色，雖在理論上同意楊說，但對杜詩詩藝的評價從另一角度肯定了杜詩詩史說；王文祿則從杜甫本人人手，揭示出詩史產生最根本的原因。他們推動了杜詩詩史說的發展。

自孟綮《本事詩·高逸第三》以詩史之稱評價杜詩后，這一說法便成為后代詩論家考評杜詩的重要層面。觀孟綮所論，“畢陳”、“推見”、“殆無”表明敘事詳盡，而“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指明所敘事類，由此而論，詩史意應為杜詩詳盡地記述了自己的生活事實，接近似《史記》列傳體的詩。晚唐時，李肇的《唐國史補》，鄭處誨的《明皇雜錄》，康駢《劇談錄》等書多引杜詩以證史事，如《悲陳陶》、《悲青坂》、觀水漲》、《草堂》等。及至宋代，宋祁《新唐書·杜甫傳贊》云：“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上云：“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依據，古號詩史。”以時事來申述孟綮語“祿山之難”“流離隴蜀”，已將杜甫個人的歷史置換為當時的社會歷史，依據是杜詩多處涉及當時事，且多首杜詩直敘時事，或敘議時事。而史繩祖在《學齋占畢》中云：“……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兩字來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為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姚寬《西溪從語》云：“或謂詩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類，故名詩史。”此解釋方法發展到極致，便出現了史注杜詩。劉克莊《再跋陳禹錫杜詩補注》云：“蓋杜公歌不過唐事，他人引群書箋釋，多不詠著題。禹錫專以新舊唐書為按，詩史為斷，故自題其書日：‘史注杜詩’。”在他們的論述里，詩史的意義變為杜詩中語言的實際可考了。詩史中史義的變遷，可視為進一步闡明杜詩的必然結果，然時事與一人之史差別巨大，且以時事義詮釋詩史，值得商榷。

明人對宋元詩話，多作省悟、反駁。他們不拘泥于前代論述，多有發明。何景明《明月篇序》以詩“貴情思而輕事實”為理論基點，對杜詩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博涉世故”、多敘時事的杜詩，比、興少而賦體多，與《風》詩傳統相背，不合詩旨。王廷相亦有相近的看法。對“詩史”說辨證尤力的首推楊慎。他緊承二人路數，對詩史說作了更細致的駁斥。《升庵詩話》卷四《詩史》云：“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記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隋句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于直陳時事，類于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后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并省。”何謂詩史?“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史記言，紀事，詩多不紀時事，應各司其職，這是體例的區別要求；且詩以含蓄為旨，杜詩直陳時事，怎能含蓄?這兩點共同奠定了楊慎“詩不可兼史”的理論基礎。雖然在實踐中，以韻語紀時事的詩已經存在，由于詩不可兼史，后世就不應用詩史之名來稱道和概括這樣的詩，此顯示著詩學理論的規范。然如胡應麟對楊慎此論指出的一樣，詩史不首出宋人，應以孟綮為先。據上分析，孟綮詩史中“史”并非指時事，應指杜甫一人之史，楊慎反駁了宋人之見，但沒有反駁孟綮詩史之義；且他沒有對杜甫詩史詩作細致分析，缺乏充分而實質的例證；以“韻語紀時事”概括詩史的意義，顯其淺陋。繼他之后的王世貞對此論述作了修正，《藝苑卮言》卷四云：“其言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日‘周馀黎民，靡有孓遺’，勸樂而日‘宛其死矣，它人人室’，譏失儀而日‘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日‘豺虎不受，投界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如何貶剝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述情切事”與“韻語紀時事”或“直陳時事”區別顯明，且賦不以時事發之，以此來駁楊慎“詩不可兼史”不能成立。楊慎論含蓄，《詩史》云：“《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由“未嘗有……字也”、“未嘗有……句也”可知，楊慎的含蓄意義就是詩中所寓美刺褒貶不應用語言直接說出。這樣的觀點在評論杜詩中也有表現。《升庵詩話》卷八《不嫁惜娉婷》云：“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傳粉施朱學后生。不惜卷廉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與從仕，女不可輕與許人也”；又云：“‘錦城絲管紛紛，半人江風半人云。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花卿名敬定，……恃功驕恣，杜公此詩譏其僭用天子禮樂也。而含蓄不露，有風人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旨”。含蓄要求詩意多采比興手法，以達到諷誡的詩教目的。王世貞認為“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反駁楊慎由《三百篇》引出的“詩皆含蓄”的論斷，又得出了“詩不皆含蓄”的結論，還不能說明“以韻語紀時事”的詩便可以被稱為好詩，且進一步推論為詩可以兼史，詩史之名可以稱論杜詩。不能推翻楊慎第一論點，便不能作如此的推論。他在末尾云：“‘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能證明詩可以這樣寫，有歷史傳統可依，然與詩史無涉。他僅以單例(賦相對比興言，“語荒”等相對刺淫亂言)反駁楊慎，未能把握楊慎理論核心，故此論還不能為詩史提供深入而恰當的闡釋。

及至許學夷，其《詩源辯體》對杜詩詩史說的論述，為詩史說提供了新的闡釋意向。許氏云：“愚按：用修之論雖善，而未盡當。夫詩與史，其體、其旨，固不待辯而明矣。即杜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哀江頭》等，雖若有意紀時事，而抑揚諷刺，悉合詩體，安得以史目之?至于含蓄蘊藉雖子美所長，而感傷亂離、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為快，是亦變雅之類耳，不足為子美累也。”閉詩與史體旨分辨明晰，詩不可兼史固然正確；杜甫詩史詩抑揚諷刺，雖紀時事，然不離詩體，不應將詩與史合稱贊頌杜詩；述情切事為快的杜詩，皆感傷亂離，耳目所及，非史家筆錄史實，為變雅體。他肯定了楊慎“詩不可兼史”的理論觀點，立論卻與其不同：楊慎認為史主紀事，詩不記事，故詩不可兼史；許氏認為詩能抑揚諷刺，史不能抑揚諷刺，故詩不可兼史。可見，許氏更關注杜詩詩的特征。他在《詩源辯體自序》中云：“漢魏六朝，體有未備，而境有未臻，于法宜廣；自唐而后，體無弗備，而境無弗臻，于法宜守。易昌：‘擬議以成其變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嗚呼，安得起元瑞于地下而證予言乎。夫體制、聲調，詩之矩也，日詞與意，貴作者自運焉。竊詞與意，斯謂之襲；法其體制，仿其聲調，未可謂之襲也。”他認為詩應分體與境或體制、聲調與詞意，在論述杜詩詩史說時，自然也將杜詩的體制和詞意區分開來論。“抑揚諷刺”不是詩體，是詩旨，杜甫詩史詩合詩旨，不能以史稱；紀時事詩，為詩人親身所歷又出于感傷亂離，不失《毛詩序》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由此而出的詩體可視為變雅體，合詩體，不能以史稱，故杜甫這些詩不應以詩史之詞命名。許氏集中論述了杜詩本身的特征，從詩的角度完全肯定了楊慎所反對的“以韻語紀時事”的詩，說明它既合詩旨又合詩體，最終認為杜詩不應以詩史來稱，可謂與楊慎殊途而同歸。然而，此論還不能駁倒詩史之名的成立。許氏承認詩史之義應指杜詩紀時事，其合詩旨，合詩體，對這些詩因紀時事引起的爭論作了新的解釋。在杜詩評論上，他不囿于宋人觀點，對詩史名篇的藝術特征作了盡情的發揮。如“石壕、新安、新婚、垂老、無家等，敘情若訴，皆苦心精思，盡作者之能，非卒然信筆所能辦也”，“子美五言古，凡涉敘事，迂回轉折，生意不窮，雖間有詰屈之失，而無流易之病”，“子美五言古，如自秦州人蜀諸詩及新安、新婚、垂老、無家洎七言律聲調渾純者，為甚精細”，“如《哀王孫》、《哀江頭》等，雖稍人敘事，而氣象渾涵，更無有相類者”，“謝茂秦云：‘長篇最忌鋪敘，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有變化之妙。’蘇子由云：‘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其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于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愚按：子由此論，妙絕千古，然子美歌行，此法甚多，不獨《哀江頭》也”。杜甫詩史詩多用敘事，涉及時事，但并未傷害詩意的表達，詩藝的創造，其原因一是杜詩皆作者苦心精思所為，非史實錄；二是杜詩皆迂回轉折，氣象渾涵，表現出作者個人高超的藝術技巧和獨特的個人風格。這些論述具體而充分地闡釋了杜甫詩史詩的詩學特征，此非史能比，亦非一般詩人能比。紀時事，“不足為子美累也”，不應構成杜詩闡釋的中心，杜甫個人的語言創作，杜詩的獨特風格才是闡釋的重心所在。許氏的這番論述巧妙地回應和深化了孟綮詩史說的本源意義，有關杜詩的具體闡釋也證實了“以韻語紀時事”的詩皆是“杜甫個人創造實踐”的結論，使杜詩詩史說的討論本然回歸到杜甫本人。然而，因時事人詩而引起的詩與史的辨證，以及詩與史能否合一問題的討論，許氏沒有作深入的闡釋。

論述詩史說，必須做到理論和實踐的吻合，這是許氏留給后人的闡釋方向。謝肇浙《小草齋詩話》云：“少陵以史為詩，以非風雅本色，然出于憂時憫俗，牢騷呻吟之聲猶不失三百篇遺意焉。至胡曾輩之詠史，直以史斷為詩矣。李西淮之樂府，直以史斷為樂矣。以史斷為詩，讀之不過嘔噦。以史斷為樂，何以合之管舷?野狐惡道，莫此為甚。”嗍“胡曾輩之詠史”中的史，相對胡曾輩，已經是過去的歷史，故據上下文可知，“以史為詩”中的史指過去的歷史；“憂時憫俗，牢騷呻吟之聲”指杜甫在詩中表現出來的當時的心境和情緒，前后史義顯然存在矛盾。謝氏的矛盾述說，透漏出了詩史說闡釋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即：“詩史”中史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兩《唐書》等史書中史，同形而異義。依孟綮所言，詩史之名的核心是詩，在他的論述中，前半為詩之內容，后半為詩之效果。

詩中“推見至隱，殆無遺事”的正是“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之事，詩史中史的含義很明確，指“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的事，史字為此現象的符號標識。然而，這樣做在理論上很容易造成意義含混。宋人將詩史中史落實在時事上，使史脫離開詩；楊慎基于宋人論斷，完全將詩史分開來論，說明二者具有各自不同的內涵和外延，作出“詩不可兼史”的駁論；這些均可視為詩史中史字帶來的負面效應。許學夷更關注詩史說名下杜詩自身的特征，多少回避了詩史概念本身存在的矛盾，僅論到“夫詩與史，其體、其旨，固不待辯而明矣”；謝肇浙依循許氏的視角(不注重詩史概念本身，只注重杜甫和杜詩的特征)，便將此視角存在的矛盾凸顯了出來。論述杜詩詩史說必須首先辨明詩史概念，否則便造成了詩史說與杜甫詩史詩的雙向背離：杜甫詩史詩在詩藝上闡釋越顯明，詩史之義越模糊，混亂。因為對二者的任何闡釋都只是為了闡明一個問題：以詩史之名指稱這些杜詩特征合適嗎?

宋代周輝《清波雜志》云：“叩于汝陰李遐年，李日：‘詩史猶國史也。《春秋》之法，褒貶于一字，則少陵一聯一語及梅，正《春秋》法也。”’詩寓諷諫，多褒貶當時，與《春秋》等史以史事紀錄來經世資鑒，雖方式不同，社會功能卻是相同的。這可為詩史之名的成立尋找到一定根據。此觀點在宋代還不昌明，至明代則甚多。如程敏政云《詩》美刺于《春秋》褒貶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后世詞人遂有以詩詠世者。唐杜少陵之作妙絕古今，號詩史。第其，且多長篇，讀者未能遽了。”闈以詩詠世，求美刺，與史寓褒貶一樣，可達到匡正時政，教化子民的目的，這只能說明詩與史在此點上是相同的，不能就此斷定詩可以與史合一；以詩詠世，也并不能說明記錄時事的詩便可以稱為詩史；“所識者皆唐事”和“史記錄的唐事”存在本質差異。杜詩詩史說的內涵和詩史中史的內涵不應簡單地因詩與史在某點上有相同之處或不同之處就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結論。在這一點上，王文祿則另辟蹊徑，為詩史說的成立找到了更為可信的根據。他在《詩的》中云：“杜詩意在前，詩在后，故能感動人。今人詩在前，意在后，不能感動人。蓋杜遭亂，以詩遣興，所以敘事、點景、論心，各各皆真，誦之如見當時氣象，故稱詩史。”“當時氣象”指詩中事景情的接受性再現的景象；以詩遣興，合《毛詩序》“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之旨。興或意才是詩創造的唯一源泉，這樣，詩才能做到事景隋真實的表達。詩史中史由“詩應以意為先”、“作真實的表達”這一論斷衍出，應為詩中再現出來的過去事實。具體而生動的事景情并非一般的史能夠囊括，若用史字統攝它們，難以讓他人接受。然而，王文祿明確指出杜甫創作的基本原則，為“意在前，詩在后”、“各各皆真”，這為詩史說的闡釋提供了一個重要前提。杜甫意在前，詩在后，故能真實的再現出當時的客觀事實，他的詩也因此具有了史的價值，“如見當時氣象”。宋人胡宗愈《讀杜工部詩集序》所說“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阿是此論最好的延伸闡釋。

綜而言之，詩史中史指杜甫“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真實的生活，指真實再現的當時社會歷史，還指“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等杜甫和當時民眾真實的思想、情感和愿望。杜詩不僅是歷史事實的真實記錄，而且成為當時人在政治禍亂中哭嚎和呼喚的真實描述，正如浦起龍《讀杜提綱》所言“可見史家只載得一時事跡，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即使詩史中史有了明確而豐富的內涵，那么能否斷定詩史之名在理論上就一定能夠成立?這仍待進一步的探討。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將杜詩這些豐富的內涵用一個合適的詞來命名。

明人在宋人詩史說基礎上進行激烈的反駁與辨證，使詩史說逐漸走向澄明。清人所論視角不出明代，然略為顯明。如錢謙益《胡致果詩序》云：“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詩史。”施閏章《江雁草序》云：“杜子美轉徙亂離之間，凡天下人物事變，無一不見于詩，故宋人目以詩史”陳玉王基《借竹軒詩序》云：“若為唐人詩盡無撼，何以言詩史者獨推一少陵?夫史之可貴者，以其信也，唯真則可信，此昔人所為善論少陵詩也。”

詩史說是杜詩詩論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明人對詩史說的探討，多不集中于概念，往往將概念所及的杜詩及其他杜詩作出品評來辨證詩史；若集中概念，則將杜詩特征忽略，這樣做，杜詩與詩史之名發生了分離。詩史之名首先屬于杜詩，然其成立必須在中國傳統文論中詩與史概念的內涵中得到闡明。詩史中史不僅存在于一般史的范疇中，更直接存在于杜詩的特征里。故楊慎等人詩與史的辨證將詩史之名完全脫離杜詩，以含蓄來反對時事詩，自然有失偏頗，詩史不是詩的概括，而是杜詩特征的描述。許學夷與謝肇浙回避詩史，只論杜詩的藝術特征，與詩史說漸趨遠矣；從詩美刺與史褒貶同一的事實來肯定詩史存在的合理性，與楊慎等思維視角相同，忽略了詩與杜詩的區別；王文祿由“真”論杜詩特征，為詩史說的成立提供了重要依據。杜甫詩史詩特征足以證明詩史之名有具體而豐富的內涵，且其真實可信的表達和再現使其完全具有史的價值。這些獨特的詩學特征及杜甫獨特的詩學風格完全超出了一般詩學理論范疇，因此，后學者必須在詩學理論中確立一個合適的名詞來給予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