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當代文化下的“鼓藏節”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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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鼓藏節”是黔東南苗族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人們研究苗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本文以黔東南苗族“鼓藏節”為基點,從正反兩方面分析“鼓藏節”在苗族社會中的作用,并指出“鼓藏節”習俗對發展苗族地區旅游業的經濟意義。

關鍵詞黔東南;苗族;鼓藏節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我國唯一以苗族為主體民族的少數民族自治州,自古以來該地區就素有“苗疆腹地”之美稱。因此,黔東南成為許多專家學者研究苗族文化的重要地區之一。在苗族現存的諸多傳統習俗文化中,“鼓藏節”是規模最大、消費最高、最具有影響力的苗族節日活動,對其進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苗族人民的生活習俗和歷史傳統,對我們在當今時代批判繼承和發展苗族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黔東南苗族“鼓藏節”概述

“鼓藏節”是苗族人民原始而傳統的祭祖大典,現今黔東南廣大地區仍然流行著這一傳統習俗。這一節氣的祭祖內容十分豐富且龐雜多樣,各地有同有異,即使是相鄰的兩個“鼓社”之間,也很難找到完全相同的祭祖內容,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鼓藏節”習俗的研究和考察。原因在于,“鼓藏節”作為苗族社會多年來普遍存在的一種傳統文化現象,在一定意義上有著共同的祭祀內容和祭祀程序。據《貴州通志》記載:“每十三年蓄牯牛,祭天地祖先,名曰吃鼓藏。因其以肉分贈親友,而以腸臟餉客,故名。”1如是觀之,黔東南苗族地區的“鼓社祭”活動每十三年舉行一次,每次歷時三年完成,即起于子年,經丑年,終于寅年,主要程序如下:

(一)公推鼓頭。先由群眾公推第一鼓頭,其條件是:已婚男子,家境較好,為人正派、公道、能干。然后,由他指定四名副鼓頭,分別負責各種有關事務。

(二)準備祭祖牯牛。經濟狀況較好的,每戶準備一頭,經濟困難者可幾戶籌資共買一頭。祭祖牛選購回來之后,派專人精心喂養。此外,各戶還得準備相應數量的豬、雞、鴨等祭品,以便配殺。

(三)制鼓、醒鼓、接鼓。苗族祭祀用的“鼓”分為單鼓和雙鼓。在苗族人民心中,單鼓是人類始祖蝴蝶媽媽的象征,雙鼓被視為苗族祖先“央公”、“央婆”的化身。平時單鼓藏于鼓山林的石窟中,雙鼓放在鼓頭家。制鼓,即砍樹制造單鼓。在農歷子年十月下旬舉行砍樹儀式,于寅年五月再制成新鼓。醒鼓,也就是敲擊單鼓,在子年八月子時舉行,主要是預告祖先,子孫將要殺牛祭祖了,請祖先回來享受。接鼓,在寅年農歷十月再次醒鼓,將其接下山,同時把原存放于上屆鼓頭家的雙鼓轉至新任的第一鼓頭家存放。

(四)殺牛祭祖。寅年十月舉行。殺牛由舅父或女婿執刀。殺牛有一定的次序,即先殺鼓頭家的牛,然后再殺群眾的牛。合資購買的牛,則由出錢最多者的親友執刀宰殺。殺牛之后舉行一系列祭祀活動,如祭祖、“擁牛角”、“澆花樹”、“過橋”,最后送鼓、藏鼓等。

在上述主要活動過程中,苗族人民都根據不同場合和不同需要進行祭祖、跳蘆笙等活動,在神圣而莊嚴的祭祖大典中增添快氣氛,以顯示出苗族節日的娛人性質和功能。

二、“鼓藏節”習俗的社會作用分析

(一)“鼓藏節”具有維護苗族地區社會和諧的功能

我們知道,苗族同胞世代遷徙平凡,他們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建立自己的國家,沒有固定的疆土,四處散居。因此,他們只有以祭祖的方式體現公共的民族標識。在苗族同胞及其落后的世界觀中,對祖先的忠誠就是對自己本民族的忠誠。正是基于這一點,苗族同胞不惜一切代價殺牛祭祖。于是他們以氏族或宗族為基礎建立鼓社,以“鼓社”為單位,通過舉行“鼓藏節”活動祭祀祖先。“鼓藏節”期間,方圓幾里或數十里的苗族同胞都來參加節日活動,共同分享節日的快樂。我們認為,通過這種活動的舉行,可以增強人們之間的團結與交流、減少人們之間的隔閡和矛盾,對維護社會穩定具有積極作用。正如羅義群同志所說:“鼓社祭像一根無形的線,一頭拴在氏族成員的手里,一頭拴在氏族成員的手里。無論你走到哪里,你和他總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一旦你跌了跤,他那頭就把你來起來。只要還有這根游絲在也就夠了,民族認同的意念就會從這根游絲上傳遞過來。”2如是觀之,苗族祭祖活動具有極強的社會凝聚力,通過祭祖使人們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定的人際關系網,這個網狀結構就是:以共同的原始祖先為中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使“鼓社”內部所有成員都歸向自己的祖先,共同維護和遵守本“鼓社”的一切規章制度。表面看來,一個“鼓社”似乎就是一個苗族大家庭。苗族正是以這種樸素的思維方式,把人們天然的人論情感升華為強烈的民族意識,這對于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古代苗族社會凝聚人心、促進和諧具有重要作用。

時過境遷,歷史的車輪已緩緩邁進了現代社會。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國廣大苗族集聚區依然是中國欠發達的地區,語言障礙、風俗習慣等多種原因使我國的各項政策難以在苗族地區得到順利貫徹執行。“鼓藏節”等苗族習俗在少數民族地區至今仍具有國家憲法和法律不可替代的社會調節功能,因此,苗族“鼓藏節”習俗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鼓藏節”的傳統消費觀阻礙了苗族地區經濟的發展

用現代經濟發展眼光看,“鼓藏節”不利于黔東南苗族地區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鼓藏節”作為一種祭祀祖先的活動,既生動地體現了黔東南苗族同胞的傳統文化,又展現著他們熱情好客的民情風俗。但是這種祭祀活動,祭品選用的是水牯牛,而且是上等水牯牛,舉行一次“鼓藏節”,每個村寨一次性要宰殺十幾頭甚至幾十頭水牯牛,這些被宰殺的牯牛均在血緣家族和親戚朋友中分吃掉。如果以現在物價水平衡量,一頭上等牯牛至少五六千元,如果是善于打斗的牯牛則高達七八千元乃至一萬余元。除了牯牛,各家還要自備各種節日消費。粗略估計,一個家庭過一次“鼓藏節”的開銷,少則數千元,多則數萬元,這對于目前處于經濟落后地區的黔東南農村家庭來說,確實是一筆過于奢侈的消費。這種節日消費不但會使苗族同胞數年的積蓄在幾天內迅速消耗掉,而且還會助長各血緣家族間互相攀比排場的不良生活作風。如果我們都把這些奢侈的消費投入到農業生產或其它經營活動中去,則更有利于苗族同胞的脫貧致富。

有學者認為,“鼓藏節”的傳統習俗不算奢侈消費,其原因有二:一是廣大苗族同胞可以借節日活動從事商業買賣;二是節日期間前來祝賀的客人也會贈送一定的禮物。這兩項收益可以彌補殺牛過節付出的巨大損失。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卻又只看到表面現象。從現實看,并非所有殺牛戶都有能力在節日活動中通過經商來賺錢,這正如我們現實生活中并非人人都具備經商條件一樣。相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更有可能是節日活動中的看客和真正的消費者。雖然前來祝賀的客人也會贈送一定的禮物,但“鼓藏節”畢竟不同于婚、喪、嫁、娶等酒宴,客人僅是象征性地贈送禮物,這些禮物根本不足以維持他們長達數天的生活花費。更何況節日結束時,主人還要增給客人一定的肉、酒、糯米飯等信物。由此看來,多數苗族同胞的致富路勁不可能通過傳統節日活動來實現。雖然近年來廣大苗族同胞在生活水平上有了一定提高,但這絕不是通過傳統民族節日來實現的。客觀上講,這種相對富裕主要是隨著社會的開放,苗族同胞家庭內部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結果。因此,如果苗族同胞對傳統節日習俗的奢侈消費換來的只是少數經商者盈利的話,這種做法實在有點得不償失。故此,我們應在繼承“鼓藏節”這一苗族文化傳統的前提下,進一步轉變人們的消費觀念,提倡節約精神,鼓勵理性消費,將一部分可貴的資金有效地轉移到人們的現實生產和生活中去,增強自我發展的意識,提高本地區經濟發展的“造血”功能,加快本地區經濟發展步伐。

三、發揮“鼓藏節”的傳統文化功能,推動民族文化生態旅游業的發展

民族文化生態旅游,是以民族傳統文化為核心、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目的的旅游經濟發展模式。黔東南作為我國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之一,加快其經濟發展步伐是歷史的必然。同時,黔東南又是我國少數民族自治州,其境內有以苗族為主體的多種少數民族文化并存,這些少數民族文化不但是我國民族文化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黔東南苗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潛在的文化資源。再者,黔東南處于祖國西南邊睡,遠離經濟發達的工業區,因而擁有較為完備的生態環境。所以筆者認為,加快以民族文化為核心的民族文化生態旅游業的發展,是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途徑。

當然,我們在堅持和發展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時,要盡可能地刪除其中的神秘色彩,增添現代性的文化內容,使傳統民族文化從信神向娛人方向過度。就“鼓藏節”而言,我們在堅持這一節日文化范式的基礎上,依然可以推陳出新,采取每個家族或每個村寨殺一頭牯牛的方式,這樣以來,不但殺牛的數量大大減少了,而且苗族節日的風俗傳統依然存在,這既有利于節制苗族同胞過度消費的不良生活作風,又有利于加速苗族地區的生產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簡化節日期間煩瑣的祭祀儀式,在其間開展各種有利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內容的競技文化活動,如唱歌跳舞、斗牛、賽馬、劃船、民族藝術展等,用這些形式多樣的活動充實節日的文化氛圍,提升節日的文化內涵。通過發展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吸引人們回歸自然的力度,讓黔東南成為廣大旅客游覽觀光的陣地,從而有力地推動該地區民族經濟的發展。所以筆者認為,開發民族文化生態旅游,是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保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最佳方式。

綜上所述,我們在保護、繼承、宣傳和弘揚黔東南苗族傳統文化的同時,更應當用科學理性的態度對待這些傳統文化,挖掘其中的合理成分,充分發揮它們在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為復興黔東南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和加快黔東南地區民族經濟的發展作貢獻。

參考文獻

[1]伍新福:中國苗族通史[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9。

[2]周大鳴,劉志楊,秦紅增.尋求內源發展--中國西部的民族與文化[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3]羅義群著.苗族牛崇拜文化論[M],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

注釋

1馮楠著,《貴州通志》,第372頁,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

2[3]羅義群著.《苗族牛崇拜文化論》,第55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