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穩定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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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向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這一難題。鄧小平同志站在時代的高度，在縱覽當代世界各國的發展形勢，深刻洞察中國近現展的曲折歷程，尤其是全面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創立了獨特的社會穩定理論。認真學習、深入領會鄧小平這一思想，對于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保持我國社會的長治久安，順利實現我國現代化的第三步戰略目標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1保持社會穩定，是鄧小平長期一貫的思想

鄧小平的穩定思想，由來已久，它萌發于民主革命時期。早在1948年8月他寫給中央和的《關于今后進入新區的幾點意見》中就說：“人民對我們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為人民最怕紊亂，怕無政府，要求有秩序。”[1]因此，要推行團結大多數的政策，廣泛使用一切宣傳武器，宣傳我們的主張和政策，駁斥敵人的造謠和欺騙，以占領思想陣地，安定民心。

建國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時，他更加重視穩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貴州新區的工作給二野五兵團的電報中認為，“在策略上提出團結多數，打擊少數，不可樹敵過多，防止過左等等，這是很對的。”[1]1950年5月，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又特別強調：“生產中主要一條方針是不要亂動。凡是無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1]7月，在歡迎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西南最復雜的又是最重大的問題就是民族問題，搞好民族團結，消除民族隔閡，不出亂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績。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他要求加強公安工作，加強對帝國主義、國民黨殘余匪特的斗爭，鞏固革命秩序

1952年鄧小平調到北京后，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領導全國財經工作，這時他特別強調把國家財政放在經常的、穩固的、可靠的基礎之上。同時，針對高饒聯盟問題，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和1956年9月八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他都特別強調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問題。他指出：“黨的團結和統一，是黨的生命，是黨的力量的所在。經常注意維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是每一個黨員的神圣職責。”[1]根據這一精神，八大通過的黨章，在黨員義務的規定中，增加了新內容，把“維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列為黨員的義務。

1956年至1966年“”前，鄧小平對社會穩定的關注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反對“大民主”。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東歐的波蘭和匈牙利相繼發生了嚴重事件，我國也出現主張實行西方式資產階級民主、以大規模群眾斗爭或鬧事來實現民主權利的現象，在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批評了這種大規模風潮和鬧事的“大民主”。同一樣，鄧小平也表示不贊成這種“大民主”。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會議上他旗幟鮮明地指出：“現在有的地方不是講鬧事嗎？有些人不是講大民主嗎？有些青年人總覺得大民主解決問題，我們是不贊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們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幾年才能恢復元氣，吃虧的還是人民。波蘭搞大民主也需要相當一個時期才能恢復元氣。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沒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1]在他看來，反對官僚主義，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應采取小民主的辦法，即嚴格按照憲法的規定來執行。二是反對“大搞群眾運動”。1961年10月，他深入分析了當時做群眾工作常見的方式——搞運動的方式或謂之“熱鬧方式”。他說，“我們不能否定在某一個時期要有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熱鬧的形式，……但是我們的群眾路線，不能滿足于那個熱熱鬧鬧，主要是做經常的、細致的工作。”[1]他認為當時相當多的群眾運動不是群眾自愿的，違反了群眾路線，最主要的還是做好經常性的工作。1962年2月，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群眾運動要建立在大量的深入細致的經常性工作基礎之上，而這幾年“差不多是把搞運動當作我們群眾路線的唯一形式，天天運動，這是不好的。”[1]因為許多經常性的工作被不斷的運動擠掉了，這一教訓應該吸取。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實際上成為以后他保持穩定、不搞運動思想的雛形。但遺憾的是，這樣有價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貫徹執行，以至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愈演愈烈，最終導致十年“”的大動亂，使黨和國家遭受慘痛損失。

“”開始后不久，鄧小平即被打倒。親身經歷了那場浩劫，鄧小平深知社會穩定對中國意味著什么。當1975年他第二次復出時，主要做的就是對各方面秩序的整頓，以恢復良好的生產和生活秩序。1975年1月，在總參干部會上就軍隊問題他說，要安定團結，就必須消除派性，增強黨性。3月，就鐵路部門的問題他又說，要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增強組織紀律性，把鬧派性的頭頭調開。5月，就鋼鐵工業的整頓，他再次強調要堅決同派性作斗爭，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7月4日對中央讀書班學員的談話中，鄧小平意味深長地指出，同志過去就講過，已經八年了，以安定為好。現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團結起來，安定起來，我們有好多事要辦。可以說，鄧小平主持工作的這一年，是安定秩序的一年。關于這一點，1987年10月，他在會見來訪的外國友人時說：“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2]但隨著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整頓被迫中斷，然而，這一整頓可以說是鄧小平穩定思想的初步展開。

1977年7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在1978年12月的重要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他就指出：“安定團結十分重要。”[3]同時，也已經預見到改革可能帶來的不穩定因素，他說：“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改革，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它涉及的面很廣，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復雜情況和問題，一定會遇到重重障礙。”“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從以上回顧中可以看出，鄧小平的穩定思想并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有的。

2“穩定壓倒一切”是歷史和現實的迫切要求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全黨和全國工作重心的轉移，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鄧小平成為領導這一偉大社會變革的總設計師。他更加關注中國社會的穩定問題，并把它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中去思考，從而形成科學完整的社會穩定理論。

回顧1978年三中全會到1992年南巡談話這段激動人心的歷程，可以發現，鄧小平對社會穩定的重視是以一貫之的，根據當時國際國內局勢的變化，在某段時間他又特別強調社會穩定問題，這樣大致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0年。當時各項工作剛開始走上正規，但影響社會政治穩定的勢力還很大。、“”和“”中打砸搶的殘余勢力，從極“左”出發破壞改革開放。同時，伴隨思想解放，社會上出現了諸如“西單墻”的一些右翼勢力，這些人打著“民主、人權”的旗幟，企圖否定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污蔑黨的偉大領袖同志和無產階級專政，公然宣揚搞西方資本主義那一套。對此，鄧小平在1979年3月召開的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講話，明確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強調：“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3]1980年1月，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這篇對整個80年代工作都極具指導性的長篇講話中，總結回顧了粉碎“”以后三年多的工作，展望了80年代的任務，把“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具備的一個前提進行集中系統的闡述。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作了《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重要講話，又一次集中系統地論述了社會穩定問題。他把經濟調整和政治安定作為貫徹三中全會路線并行的兩個輪子，認為經濟調整成敗的關鍵取決于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否遭到破壞，如果遭到破壞，調整工作就根本無法進行

第二次是1986年到1987年。由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1986年12月中下旬，我國一些城市出現學生上街鬧事現象，社會出現動蕩。對此，鄧小平在1986年9月至1987年6月的一系列講話中反復強調中國必須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證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建設，中國不能再折騰，不能再動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貫穿于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中，要用中國的歷史教育青年。

第三次是1989年以后。由于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共同作用，1989年春，國內出現了嚴重的政治風波，在首都北京，動蕩最后還演變為政治暴亂，嚴重威脅到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鄧小平對這一事件自始自終給予了高度重視，支持中央采取堅決行動平息動亂。他用了“壓倒一切”、“最高利益”等詞語來說明穩定對于中國的極端重要性，并明確表示：中國不允許亂，同時還闡述了與穩定有關的一系列方針政策。

以上說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鄧小平同志愈加強調穩定。那么，社會穩定對于當代中國為什么如此重要呢？綜合鄧小平的論述，主要有：

(1)穩定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必備前提

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反復說，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必不可少的條件和保證，沒有這一局面，搞四個現代化就不行。在他看來，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是要大幅度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但如果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一切都不可能。1985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陳鼓應教授時說：“總之，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可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都談不上。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2]1989年2月，在會見美國總統布什時他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2]這樣的論述還很多，由此可見鄧小平的良苦用心。他多次說過，中國人這么多，底子這么薄，經濟上還相當落后，而要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必須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社會的進步、人民的幸福、國家的強盛是他最為關心的。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秩序，今天這個示威，明天那個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會有示威游行，那就根本談不上搞經濟建設了。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2)穩定也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需要

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西方國家對中國一直存有分化和西化的企圖，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他們插手中國內政，總是希望我國越亂越好，以便從中牟利。1989年的政治風波可以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所以鄧小平說：“這次動亂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對這一點我們比過去更清楚了。”[2]而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利益，又必須有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對此，鄧小平分析道：“中國自己要穩住陣腳，否則，人家就要打我們的主意。”[2]“要讓外國人看到中國政局是穩定的。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么希望？過去帝國主義欺侮我們，還不是因為我們是一盤散沙？”[2]所以，他要求，今后如有需要，動亂因素一出現，我們就采取嚴厲手段加以消除，以保證我國不受任何外來干涉，維護國家的主權。

(3)中國的穩定也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需要

在世界各國聯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中國的穩定和發展與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國有賴于世界，但同時世界也需要中國。鄧小平認為，中國是一個和平的力量，是制約戰爭的力量，但這一力量現在還小，等到中國發展起來了，中國對世界和平的作用會更大。中國還是個巨大的市場，只有穩定，外國投資者和商家才有來此賺取利潤的機會。因此，“中國在國際上有特殊的重要性，關系到國際局勢的穩定與安全。如果中國動亂，問題就大得很了。”[2]如果中國出現內亂，“難民不是百萬、千萬而是成億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響的就是現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亞太地區。這就會是世界性的災難。”[2]所以，中國保持穩定，不僅是對自己負責，同時也是對全世界全人類負責。

(4)穩定更是歷史教訓的總結

作為一個久經風霜的偉人，鄧小平善于從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善于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偉大國家，但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史，是一部遭侵略、受屈辱的歷史，世界上沒有人瞧得起中國。只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才結束了內憂外患、動亂紛爭的局面。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又貽誤了發展的良機。鄧小平說：“‘’耽誤了十年。如果加上從一九五七年開始的‘左’的錯誤所耽誤的時間，總的算起來應該是二十年。”這二十年“就整個政治局面來說，是一個混亂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是處于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2]而這一時期是世界新科技革命日新月異的時期，許多國家抓住機會，加速發展，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關于穩定，鄧小平不止一次談及“”。比如，“的經驗已經證明，動亂不能前進，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進。”[3]我們已經有‘’的經驗教訓，這樣一鬧，就會出現新的‘文化大命’。”[2]“因為我們有‘’的經歷，親眼看到了它的惡果。……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2]“現在要是中國亂起來，就決不只是‘’那樣的問題。”[2]“亂就打內戰，‘’就是內戰。”[2]等等。鄧小平多次說過，之所以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出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的經驗教訓，而“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無疑也是這一總結的結果。

3穩定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義

據粗略統計，鄧小平在80年代中期以前較少使用穩定一詞，即便使用，也多指某一方面的穩定，用以指國家穩定則是在1984年6月30日會見日本友人時，他用了“中國穩定不穩定……”這樣的表述方式。但這并不是說直到這時鄧小平才有國家穩定的思想，在此之前，他大多用“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一詞來表達國家穩定之意。后來鄧小平越來越多地使用穩定這一概念。鄧小平所理解的穩定是一個全面的綜合性的概念，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含義：

(1)政局穩定。1987年4月，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鄧小平總結了“兩個穩定”的思想：“一個是政局穩定，一個是政策穩定，兩個穩定。不變也就是穩定。”[2]鄧小平多次使用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其實指的就是政局穩定。政局穩定在中國主要是指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性質不變，而其根本就是共產黨領導地位的不可動搖性。但黨的領導不能僅僅寄托于一兩個人身上，而要靠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來保證。他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2]“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2]同時，他認為這個領導集體還必須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

(2)政策穩定。這主要指黨和國家各項路線、方針、政策的連續性，關于這一點，鄧小平的論述是相當多的。1984年10月，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他說：“我們現在制定的這些方針、政策、戰略，誰也變不了。為什么？因為實踐證明現在的政策是正確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確實好起來了，國家興旺發達起來了，國際信譽高起來了，這是最大的事情。改變現在政策，國家要受損失，人民要受損失，人民不會贊成。”[2]針對1989年的政治風波，他說：“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幾十年不變，一直要講到底。要繼續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2]因為，“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2]所以，只要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就大有希望。

(3)經濟穩定。如前所述，早在50年代初鄧小平就強調國家財政的穩定性。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總是從政治與經濟的聯系中觀察政治問題，深知政治穩定離不開經濟穩定。所謂經濟穩定，就是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不能滑坡。在鄧小平看來，經濟必須按比例協調發展，否則就不可能有穩定的、確實可靠的高速度。所以，每過一段時間對經濟進行調整和整頓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過多地影響速度。1990年3月，他說：“現在特別要注意經濟發展速度滑坡的問題，我擔心滑坡。……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么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所以，我們要力爭在治理整頓中早一點取得適度的發展。”[2]因此，要敢闖、敢冒，抓住機會，力爭幾年上一個臺階。當然，“改革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案，問題是要搞得比較穩妥一些，選擇的方案和時機要恰當。不犯錯誤不可能，要爭取犯得小一些，遇到問題就及時調整。”[2]他常說，講究穩妥是對的，但強調得過分就可能喪失時機，變成停滯不前。

(4)文化穩定。文化穩定主要是要堅持馬列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指導地位，堅持社會主義的思想原則，并以這樣的思想武裝黨和人民，建立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接班人。針對“”后社會上存在的否定的思潮，鄧小平進行了堅決的反駁。他認為，同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中國革命可能到現在還在黑暗中摸索。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同其偉大的功績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給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3]“否定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意味著否定我們國家的一段重要歷史。這就會造成思想混亂，導致政治的不穩定。”[2]所以，思想永遠是我們前進的旗幟，天安門上的像要永遠保留下去。同時，還必須對全體人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中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因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只會導致國家一盤散沙、全面內亂。

(5)社會穩定。這里是指狹義的社會穩定，主要包括良好的社會風氣和社會治安狀況。社會風氣是指某一時間社會中大多數人的行為習慣和偏好，它主要包括黨風、軍風、民風、學風，因為我國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故最重要的是黨風。鄧小平認為，、“”嚴重破壞了我國的社會風氣，遺毒很深，因此，“抓黨風、社會風氣好轉，必須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從具體事件抓起。”[2]至少要抓十年，才能恢復到五十年代最好時期的黨風和社會風氣。要從國家的未來青少年抓起，要在他們中大力提倡“勤奮學習、遵守紀律、熱愛勞動、助人為樂、艱苦奮斗、英勇對敵的革命風尚”，[3]把他們培養成為忠于祖國和人民、有很高的政治責任心和集體主義精神、有堅定的革命理想和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工作作風、嚴守紀律并專心致志為人民積極工作的勞動者。社會治安的穩定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日常工作、學習和生活，關系到他們生命財產的安全，是社會穩定的晴雨表。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導致一些人利欲熏心、鋌而走險，一度犯罪率上升。對此鄧小平認為，“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度增加，這種情況很不得人心”，[2]“必須依法從重從快集中打擊”。[2]“死刑不能廢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2]對那些屢教屢犯的累犯，販賣婦女兒童的，搞反動會道門活動的，以及經濟犯罪特別嚴重、使國家損失幾百萬上千萬的，都要依法判死刑，要多殺幾個，這才能真正表現我們的決心。他始終強調要兩手抓，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兩只手都要硬。他說，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掃除各種丑惡現象，手軟不得。

(6)農村穩定。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無論革命和建設都必須高度重視和正確處理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1984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友人時說：“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2]后來他在1984年10月、1985年4月和1987年6月多次重申“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的觀點，并把它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經驗向來訪的客人介紹。

(7)國際穩定。1987年3月鄧小平曾說，實現現代化，“需要兩個件，一個是國際上的和平環境，另一個是國內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2]國內穩定與國際穩定一向是密不可分的，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今天，要想有一個安定的國內建設的局面，自然少不了和平的國際環境。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講話中鄧小平提出：“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3]當時主要著眼于從1980年到2000年實現“小康之家”，所以希望能獲得二十年的和平。1982年8月，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他又說：“我們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時間。”[3]這時，鄧小平已經有三步走的戰略構想，所以他認為，提出這樣一個口號不是在講空話，它完全是出自中國現代化三步走的戰略的需要。后來在會見外賓的場合，他多次重申這一思想。正是基于這樣的戰略考慮，他提出了諸如“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以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一系列穩定國際局勢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