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鄧小平國家利益觀的理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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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鄧小平國家利益觀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利益觀與中國客觀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鄧小平在繼承前人理論的基礎上又超越前人，從而實現了理論的創新。鄧小平國家利益觀既體現了改革開放時期的我國利益現狀，也反映出了新時期我國的利益需求。在鄧小平國家利益觀的指導下，中國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始終能夠把握正確的方向，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國家利益。

關鍵詞：鄧小平國家利益觀理論創新

恩格斯說過：“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鄧小平國家利益觀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利益觀在新時期的豐富和發展，洋溢著鮮明的民族精神和強烈的時代特色。

一、將國家利益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最高準則

在建國初期，由于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政權的敵視，提出了聯蘇抗美全方位“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末，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與中國為敵的局勢下，又提出了建立世界范圍反帝反霸統一戰線的國際戰略；到七十年代初，在面對主要來自蘇聯霸權主義的現實威脅下，提出聯美遏蘇的“一條線”外交戰略。可以說，我們經歷了從聯蘇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聯美抗蘇這樣一個艱難過程。在這樣一個演變過程中，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采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來劃分敵友，從而在外交策略上表現出來的是近乎于結盟的一種做法。這樣做法受冷戰思維的作用，片面強調階級斗爭，過分強調意識形態，使意識形態分歧的表面現象掩蓋了深層次的國家利益矛盾，也使中國的對外政策打上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甚至有時國家利益要服從意識形態的需要。它造成了我國在較長時期里十分不利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嚴重制約了我國的發展。對于這樣一種做法，鄧小平進行了尖銳批評，認為這實際上是作繭自縛、畫地為牢、自設障礙，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面對新的國際國內形勢變化，他拋棄了冷戰思維方式，開始從國際和平和國內發展的高度分析和思考問題。他總結了建國以來我們處理國際關系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明確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就是要維護國家利益，確保本國在國際上的有利地位，謀求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生存和發展。早在1981年初，鄧小平就對來訪的美國人說：“認為中國政府信奉的意識形態旨在摧毀類似美國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觀點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觀點，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觀點，而是恢復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觀點。”這就向全世界表明，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為依據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到了80年代末，鄧小平十分明確地提出了以國家利益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最高準則。1989年10月，他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時明確指出：“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的自身戰略利益出發。著眼于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并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他說：“我知道你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而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在這樣的大問題上，我們都是現實的，尊重對方的，胸襟開闊的。”

二、在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強調國家的經濟利益，把它作為新時期主要的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是具有一定的次序性的，是不斷發展的。在特定時期，對國家利益各方面的政策維護是有輕有重的，需要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而適時調整。鄧小平堅持用發展變化的觀點看問題，既繼承了時期的注重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的觀點，又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發展了的觀點。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主權喪失獨立，在百余年時間里任人宰割，國家利益被西方列強踐踏無遺。飽受列強欺侮的中國人對主權問題異常敏感和重視。新中國成立后，主權獲得獨立，但同時面臨著以美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直接或間接威脅和干涉。等新中國領導人也意識到了這點，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國家安全。鄧小平繼承了對待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的思想，認為“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始終要放在第一位”。1982年鄧小平在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時，“鐵娘子”提出歷史上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堅持用香港主權交換香港治權等。對此，鄧小平立場堅定地說：“關于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同時，鄧小平的國家利益觀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他認為國家利益的次序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我們知道，新中國成立后，在50年代面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戰略包圍，60年代又面臨蘇聯霸權主義的軍事威脅，加之國內領導人極“左”思想的泛濫，對國際形勢的判斷過于嚴重，安全利益自然成了中國國家利益的最主要考慮。甚至出現一味注重安全利益而忽視國家經濟利益的現象，致使中國忙于“備戰”，錯失了一段發展經濟的良機，而且造成了中國長久的封閉狀態。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國際國內局勢發生巨大的變化，外部對中國的直接威脅開始減弱，而中國內部隨著“”的粉碎，的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思想路線的終止，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明確提出將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1979年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強調指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但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發展才是硬道理”。

三、堅持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高度統一，并賦予國際主義新的內涵

鄧小平國家利益觀不同于西方資產階級那種狹隘民族主義的國家利益觀，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高度統一的國家利益觀。它繼承并發展了國家利益思想中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思想，將二者結合的同時，更側重于愛國主義，并把二者的統一點主要放在自身的發展上。這無疑是對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精神的新發展。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政府就堅持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結合的方針，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1952年在中國駐外使節會議上明確了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關系，他說：“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在國際主義指導下的加強民族自信心的愛國主義。”但在當時，由于我們在國家利益上的許多看法都受蘇聯的影響，因此繼承了列寧的一些關于國際主義的思想，從推進“世界革命”的愿望出發，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支援世界各國人民反帝、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爭，應該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民族經濟。同時也批評了斯大林過于強調蘇聯利益高于一切，把維護蘇聯的國家利益作為各國堅持國際主義的標準的大國沙文主義的思想。尊重別國的利益，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獨立自主權利，把支持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正義斗爭當作我國應盡的國際義務。對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給予了大量的無償的物質援助和軍事援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明確了時代主題的轉換，進一步發展了關于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統一的思想。在對待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問題上，他比更加現實了。

首先，鄧小平認為中國的國際主義貢獻不再局限于國家之間的政治支持和提供無償援助，他認為中國自身的發展和穩定本身就是對世界人民的最大貢獻。他更加側重于愛國主義并把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統一點主要放在中國自身的發展上。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而且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中國的發展就意味著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擺脫了貧困，就意味著制約戰爭的力量和和平力量的發展。鄧小平說：“我們現在還很窮，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方面，還不可能做很多，貢獻還很少。到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國民經濟發展了，我們對人類特別是對第三世界的貢獻可能會多一點。”“如果說中國是一個和平力量，制約戰爭的力量的話，現在這個力量還很小。等到中國發展起來了，制約戰爭的和平力量將會大大地增強……..那時中國對于世界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定肯定會起比較顯著的作用。”;在鄧小平看來，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并不是對立的，中國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組成部分。

其次，鄧小平認為中國的利益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70年代，明確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對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十分重視，認為中國在制定外交政策時要把加強和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作為基本立足點。鄧小平繼承了的這一思想，并將這一思想發揚光大。一方面他承認并尊重其他國家的合法利益，不以損害他國利益為代價來實現自己國家的利益。1989年他對當時的泰國總理講：“中國要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同樣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不能侵犯別國的利益、主權和領土。”他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同發展中國家的平等互利合作關系。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之后，一些國家希望中國挺身而出，在斗爭中起帶頭作用，鄧小平在關鍵時刻指出，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很多朋友說，中國是第三世界的頭頭，我們說，頭頭不能當，頭頭一當就壞了。”鄧小平認為，“兄弟關系、朋友關系比那個牢靠得多。”另一方面，鄧小平認為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中國的利益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中國與許多發展中國家有著非常類似的歷史遭遇，面臨著相同的任務，在許多問題上都有共同語言。中國國家利益的維護也離不開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正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合作與共同努力下，中國才于1971年恢復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1984年，鄧小平對巴西總統菲格雷多說：“中國現在屬于第三世界，將來發展富強起來，仍然屬于第三世界，中國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命運是共同的。”

四、承認國家間利益的沖突性，主張尋求共同利益，以和平協商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利益沖突

在國際社會，國家之間難免出現利益的分歧和爭端，解決的方式也無外乎和平和武力兩種方式。鄧小平認為，國家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沖突不可調和，解決沖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采用武力不可。鄧小平強調，處理國家之間利益沖突的較好方法應該是尋求共同點。雙方尋找共同利益，進行友好協商，從而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利益上的沖突，并進行合作。在和平解決方案中，要互相照顧，互諒互讓，平等互利。只有這樣，才能找到一個公平合理的解決方案，才能真正和平地解決國家之間的利益分歧和爭端。

基于上述考慮，鄧小平針對一些具體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在中日關系上，他建議“把中日關系放在長遠的角度來考慮，來發展”，要認識到“合作不只對一方有利，而是對雙方，對兩國，對兩國人民都有利”。1988年在談到關于如何解決中印關系的矛盾時，他指出，“中印關系其實很簡單，只要尊重雙方利益，不要追求單方面利益”就能解決。對于中美關系，他認為，“兩國相處，要彼此尊重對方，盡可能照顧對方，這樣來解決糾葛。只照顧一方是不行的，雙方都讓點步，總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辦法。恢復中美關系要雙方努力。”

鄧小平以他作為政治家的敏銳思維，不僅提出尋求國與國之間的共同利益是和平解決國家利益沖突的關鍵，并在次基礎上積極探索新時期解決國際爭端的有效途徑。鄧小平說：“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否則始終頂著，僵持下去，總會爆發沖突，甚至武力沖突。”“找個什么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一個中國，兩種制度。………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我還設想，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在鄧小平這種戰略設想的指導下，不僅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主張，而且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設想。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五、主張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來維護世界各國的利益，尤其是弱小國家的利益

國際秩序的本質問題也就是國家間利益關系的地位問題。二戰以后的國際秩序是在雅爾塔體系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本質上是以抹殺和踐踏別國主權、控制和剝削別國為主要特征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強國和弱國在國際關系上的不平等。在這種國際秩序下，弱國的國家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經常會遭致強國的侵犯。8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舊的世界格局已經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定型。這時候各國都從自己國家的利益出發，尋求建立體現自己目標和模式的國際新秩序。霸權主義國家企圖繼續主宰建立不平等的國際秩序，這自然遭到許多國家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一致反對。我們可以看到，由于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繼續存在，加劇了全球的矛盾和沖突，惡化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形勢，給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巨大的痛苦。因此，從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發，必須建立一個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鄧小平一向認為，國家利益是一種平等的利益，實現國家利益的前提之一應是承認其他國家也有合法的國家利益，而不能把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建立在犧牲他國利益的代價之上。早在1974年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時就倡導建立國際新秩序問題。1988年他再次提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張，他指出：“世界總的局勢在變，各國都在考慮相應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國際秩序。霸權主義、集團政治或條約組織是行不通了，………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并進一步強調指出：“我們應當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系的準則。”由他所倡導的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戰略內容包括：改變不公正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系，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關系，求得共同發展和繁榮;各國不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平等的，都有權參與協商解決世界事務，摒棄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和由一兩個大國或幾個大國壟斷國際事務;各國都有權根據本國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經濟模式和發展道路，反對干涉別國內政，把某種特定模式強加給別的國家;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國際爭端應通過談判合理解決，反對訴諸武力，反對武裝入侵和用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爭端。

鄧小平所倡導的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設想，雖然不能立即變成現實，但它適應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體現了世界各國的利益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必將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所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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