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一國兩制”構想的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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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始終“尊重生活和歷史的辯證法”，善于“照辯證法辦事”。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在設計、指導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新事業的偉大實踐中，無論是所闡發的理論觀點，還是所進行的戰略設計，抑或是所作出的重大決策，無不蘊含著豐富、深刻和睿智的辯證法思想。他為解決港澳臺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而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就是一個充滿著辯證法思想的科學構想。所以他自己也曾明確說過，“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要歸功于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一、“一國兩制”構想與對立統一規律

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列寧認為，辯證法是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面怎樣才能夠同一，是怎樣（怎樣成為）同一的——在什么條件下它們是互相轉化而同一的，——為什么人的頭腦不應該把這些對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該看作活生生的、有條件的、活動的、彼此轉化的東西。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辨證的東西=“在對立面的統一中把握對立面”，因此，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于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1]鄧小平正是堅持了唯物辯證法，特別是創造性地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對立同一規律，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在對立面的統一中把握對立面”，從而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

眾所周知，“一國兩制”中的“兩制”即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是一對矛盾。矛盾著的雙方既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又是相互對立、相互斗爭的。在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我們把這兩種社會制度的對立和斗爭看得過于絕對，強調到了不適當的程度，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連資本主義的“尾巴”都必須徹底割掉，當然也就更不能允許某些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了。固守這種形而上學的僵化的思想觀念，自然也就難以和平地解決港澳臺問題、實現祖國統一了。善于“照辯證法辦事”的鄧小平沒有持這種形而上學的僵化的思想觀念，而是堅持運用“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從對立面中求統一，從各方面探索和平解決港澳臺問題、實現祖國統一（也是一定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統一）的可能性和條件，并依據和創造一定的條件，使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制度能夠在一定的限度內共存于一個統一體中，從而達到和平解決港澳臺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目的。

在客觀地分析了各方面的實際情況之后，鄧小平明確指出：“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2]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與港澳臺地區的資本主義制度雖然是相互對立的，但社會主義的大陸與資本主義的港澳臺地區也存在著統一的因素，雙方相互聯系，唇齒相依，具有熱愛祖國、擁護祖國統一的共同政治基礎。只要采取適當的方式，統一是可能的。解決這個問題，無非是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總是不好的。如果用和平方式來解決，就必須考慮到各方面的實際情況，使有關各方都能接受。用資本主義來統一，那是不現實的；用社會主義來統一，也不能為各方所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面。”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國兩制”，“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3]

二、“一國兩制”構想與矛盾的特殊性

唯物辯證法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矛盾，而不同事物的矛盾又各有其特點。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是千差萬別的，就是因為任何具體事物的矛盾都具有其自己的特點，即矛盾的特殊性。因而唯物辯證法要求人們在處理和解決各種問題和矛盾時，必須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即具體地分析事物的具體矛盾，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因為只有如此，才能確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質，發現事物運動和發展的特殊原因和根據，找到解決矛盾的方法。所以列寧把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即具體地分析事物的具體矛盾，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稱之為馬克思主義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鄧小平也曾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是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4]

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就是堅持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即堅持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具體地分析具體的事物的產物。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表現在“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上。首先，這一構想是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具體地分析祖國統一問題的特殊情況而提出的。中國面臨一個港澳臺問題，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如何解決港澳臺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人就一直在進行探索。正是為了解決這個特殊的問題，鄧小平從中國大陸的具體實際和港澳臺的具體實際出發，才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其次，這一構想是從新時期的具體實際出發，具體地分析國內主要矛盾和形勢發展的客觀需要而提出的。我國目前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為了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黨和國家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有一個長期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平解決港澳臺問題、實現祖國統一，則是順利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這正是“一國兩制”構想提出的國內背景。再次，這一構想也是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具體地分析當今世界的基本特點而提出的。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鄧小平站在時代的高度，冷靜地觀察中國與世界，對現時代的特征作出了全新的判斷，得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科學論斷。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構想正是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提出來的。特別是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對于我們確立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及進一步提出“一國兩制”構想，具有重要關系。

另一方面，是表現在“一國兩制”構想的實施上。鄧小平認為，解決港澳臺回歸祖國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總的方針政策是“一國兩制”。但在“一國兩制”構想的具體實施問題上，也要堅持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根據不同情況加以區別對待。臺灣問題與港澳問題是不同的。港澳問題是收回主權的問題，臺灣問題則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因此，在具體實行“一國兩制”的問題上也應有所不同。我們解決港澳問題，允許港澳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解決臺灣問題也是這個原則，但政策可以“更寬”。“所謂更寬，就是除了解決香港問題的這些政策可以用于臺灣以外，還允許臺灣保留自己的軍隊。”[5]

三、“一國兩制”構想與矛盾主要方面

唯物辯證法認為，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主要的矛盾方面居于支配地位，起著主導作用，決定著事物的性質。非主要矛盾方面處于被支配地位，起著次要的作用。關于這一點，在《矛盾論》中曾經明確指出：“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6]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就是在解決港澳臺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問題上，對唯物辯證法關于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原理的創造性運用。

用“一國兩制”構想解決港澳臺問題，是唯一正確、可行的選擇。它既可能為有關各方所接受，達到實現祖國統一的目的，又不會改變我們整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是因為，在“一國兩制”的“兩制”這一矛盾著的兩個方面中，大陸的社會主義這一“制”居于支配地位，起著主導作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著“一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港澳臺地區的資本主義這一“制”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雖然也會對矛盾的主要方面發生一定的影響，但它畢竟是處于非主導地位，因而不能決定“一國”的性質。這種主次關系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從人口方面來講，港澳臺地區的人口只有大陸人口的百分之二多一點；從面積方面來講，港澳臺地區更是無法與大陸相比；從政治方面來講，實行“一國兩制”后，港澳臺地區的資本主義制度雖然與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并存，但它畢竟只是在社會主義性質的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下的地區性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不是主權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等等。所有這些，便決定了大陸的社會主義與港澳臺的資本主義這一矛盾著的兩個方面的主次關系。

客觀情況正如鄧小平在1984年所說：“‘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主體地區是十億人口，臺灣是近兩千萬，香港是五百五十萬，這就有個十億同兩千萬和五百五十萬的關系問題。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范圍內實行資本主義。”[7]沒有這個前提不行。沒有這個前提資本主義就可能會吃掉社會主義。有了這個很大的主體，有了這個前提，作為矛盾的次要方面的資本主義這一“制”，就“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不會改變它們的社會主義性質”。

四、“一國兩制”構想的“變”與“不變”

鄧小平“一國兩制”構想的辯證法還體現在很多方面，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鄧小平關于“一國兩制”政策“變”與“不變”問題的論述。按照“一國兩制”構想，中國在解決港澳臺問題之后，即恢復對港澳行使主權及臺灣回歸祖國之后，仍將繼續保持港澳臺地區現行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就港澳地區而言，這已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所確認。但是。當時在港澳臺的一些人士中，對“一國兩制”構想還有各種疑慮，其中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對“一國兩制”政策變不變的擔心。為此，鄧小平在一些談話中曾多次闡明了“一國兩制”政策“變”與“不變”的問題，以消除人們對“一國兩制”構想的疑慮和擔心。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首先，我們降0年不變，是有客觀根據的。這個根據就是“中國的實際”和“發展的需要”。鄧小平曾經說過，中國現在制定了一個宏偉的目標，就是國民生產總值在兩個十年內，即到20世紀末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就是達到了這個目標，中國也不算富，還不是一個發達的國家。中國要真正發達起來，接近而不是說超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30年到50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同樣地，到20世紀末和21世紀的前50年也需要一個穩定的臺灣。所以我們講“50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沖動而講的，而是考慮到了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如果懂得了這點，知道我們的基本觀點，知道我們從什么出發提出這個口號、制定這個政策，就會相信我們不會變。[8]

其次，我們講50年不變，包括兩個方面不變。鄧小平認為，在如何認識“不變”的問題上，必須克服片面性。我們對香港、澳門、臺灣的政策，是在國家主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忽略了四項基本原則，也是帶有片面性。看中國的政策變不變，也要看這方面變不變。如果這方面變了，也就沒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要保持香港50年繁榮和穩定，50年以后也繁榮和穩定，就要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臺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所以，鄧小平又明確指出“‘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里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否則，怎么能說是‘兩制’呢？那就變成‘一制’了。……在這個問題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講兩個方面，‘一國兩制’幾十年不變就行不通了。”[9]所以，我們講50年不變，也要講兩個方面不變。兩個方面有任何一個方面變了，“一國兩制”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再次，“不變”只是相對的，“變”才是絕對的。鄧小平認為，對“一國兩制”政策的變與不變，必須辯證地來看。一方面，“一國兩制”變不變，核心是這個政策對不對。他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我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通過了這個政策。有人擔心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我說不會變。核心的問題，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如果不對，就可能變。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10]港澳問題的圓滿解決，證明這個政策是正確的，所以這個政策50年內不會變，“50年之后還會不變”。另一方面，“不變”又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即使是正確的東西也還是要變的。不變又怎么發展、怎么前進呢？所以說，“變也并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么。”“一國兩制”本身“就是大變”。因此“不要拒絕變，拒絕變化就不能進步。這是思想方法問題。”應當相信，今后“如果有什么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11]再者說，“一國兩制”政策50年不變也好，100年不變也罷總是有個限度的，因而也只能是相對的不變。如果說是絕對的，永遠不變，那是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再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須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12]所以說，“變”才是絕對的。這就是“變”與“不變”的辯證法。

參考文獻：

[1]參見列寧：《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90、305、83、192頁。

[2]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59頁。

[3]鄧小平：《中國是信守諾言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03頁。

[4]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18頁。

[5]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86頁。

[6]：《矛盾論》，《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22頁。

[7]鄧小平：《中國是信守諾言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03頁。

[8]參見鄧小平：《中國是信守諾言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02、103頁。

[9]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19頁。

[10]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59頁。

[11]鄧小平：《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73頁。

[12]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82—3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