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義利學說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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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鄧小平義利學說是鄧小平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時期黨、國家和人民道德生活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集體智慧的結晶。鄧小平將的無產階級革命功利主義發展為社會主義功利主義，并論述了在發展商品經濟中弘揚社會主義道義精神的問題，在此基礎上主張兩個文明一起抓、兩手都要硬，建立起了義利并重義利統一的義利學說，鄧小平義利學說從宏觀上揭示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時期倫理活動和倫理建設的發展規律，它為馬克思主義義利學說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已經成為并將繼續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倫理文化建設的理論指南。

關鍵詞：鄧小平；義利學說

鄧小平義利學說是鄧小平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時期黨、國家和人民道德生活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它具有極為豐富而又深刻的內涵，是馬克思主義義利學說與中國當代改革開放的道德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并獲得新的發展的產物。如果說義利學說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倫理觀念與中國革命的道德實踐的有機結合，那么鄧小平義利學說則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倫理觀念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道德實踐的有機結合。鄧小平將的無產階級革命功利主義發展為社會主義功利主義，并借助于兩個文明一起抓、兩手都要硬的理論建立起了義利并重的鄧小平義利學說。鄧小平的義利學說從宏觀上揭示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時期倫理活動和倫理建設的發展規律，它為馬克思主義義利學說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已經成為并將繼續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倫理文化建設的理論指南。

一、重視整體福利：社會主義功利主義理論的系統表述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比其他人更了解中國特別是傳統計劃經濟模式對中國經濟文化發展所造成的弊端，身受幾次左傾錯誤的沖擊也使他比其他人更能深刻認識左傾錯誤路線所造成的危害。因此，1977年他再度復出后不失時機地向全黨全國人民提出了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強國的任務，并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路線，主張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和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后來，他又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要消滅貧窮，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以及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首先富起來進而推動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等思想，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功利主義理論。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功利主義理論從其具體內容來看大致包含以下幾個方面：(1)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要消滅貧窮。建國以后相當長一段時間，人們在左傾思想的影響下，出于對“反修防修”的過分警惕，扭曲并顛倒義利關系，把貧窮當作革命的標志、光榮的象征，把富裕視為反動的標志、恥辱的象征，因此“越窮越革命”、“富則變修”的謬論甚器塵上，貧窮被道德神圣化了。這種被扭曲了的榮譽觀使整個民族都失去了發展經濟、脫貧致富的動力和熱情。鄧小平復出之后，在人們思想還沒有普遍解放的條件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氣魄，向全黨全國人民吶喊，貧窮不是社會主義。1984年6月，他在會見第二次中日民間人士會議日方委員會代表團時發表談話，“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1985年4月，他在會見坦桑尼亞姆維尼時又說：“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這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這里，他已把消滅貧窮看作是社會主義的使命。1987年4月30日，在會見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時，鄧小平又進一步指出：“十年中，許多怪東西都出來了，要人們安于貧困落后，說什么寧要貧困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這就是搞的那一套。哪有什么貧困的社會主義，貧困的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講的共產主義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什么是按需分配?沒有生產力的極大發達，沒有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馬克思主義講的共產主義是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的社會。”鄧小平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完整地論述了貧窮與社會主義的本質不相容，世界上沒有貧窮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雖然誕生在相對貧窮、落后的國家，但社會主義本身并不包含貧窮，因此社會主義必須盡快擺脫貧窮，加大發展生產力的步伐。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如果長期貧窮而且貧窮日益普遍化，那么它不僅沒有優越性，而且一切死灰復燃的東西如舊的習俗、舊的道德會把社會主義毀滅掉。因此。社會主義必須與貧窮作斗爭，必須想方設法擺脫貧窮，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裕，社會主義才有光明的前途，才會真正體現出自己的優越性和生命力。

(2)反對平均主義，主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合法經營、誠實勞動先富起來。平均主義是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其基本的精神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崇尚“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建國以后，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物質財富短缺，再加上軍事配給制和“一大二公”所有制的影響，平均主義十分盛行。平均主義極大地防礙了人們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使社會愈益貧窮和落后。鄧小平再度復出后，在思想理論和價值觀上的一個重大的撥亂反正就是反對平均主義，主張盡快使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鄧小平認為，改革就是要破除平均主義的束縛，不打破平均主義，就不能解放生產力，調動起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他說：“不能搞平均主義，不能吃大鍋飯。在一個研究所里，好的研究員工資可以比所長高。在一個學校里，好的教授的工資可以比校長高。這樣才能鼓勵上進，才能出人才。”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要打破平均，鼓勵冒尖，不能為了照顧上下左右平衡，人才與非人才、貢獻大的與貢獻小的一樣拉平，毫無區別。為了打破平均主義，鄧小平多次強調指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先富裕起來，”并認為，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如果硬要大家一同富，那只能壓抑一部分人的生產積極性，助長大多數人的依賴思想和懶惰思想，最后導致普遍的貧窮。鄧小平說：“我們提倡按勞分配，對有特別貢獻的個人和單位給予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勞多得先富裕起來”。“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辦法是好的，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總之，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共同富裕。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這既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又利國利民。

(3)堅持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力主“為全體人民的物質利益奮斗”。所謂物質利益原則，就是人們觀察和處理物質利益關系的準則，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首先承認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相關，利益是人們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也是道德的基礎和核心內容；其次強調，為人民大眾的物質利益而奮斗，主張把個人利益與國家集體利益結合起來，在二者發生矛盾的情況下自覺地使個人利益服從于國家集體利益。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是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原則的重要表現，也是社會主義功利主義的核心內容。鄧小平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相關。道德原則一旦離開物質利益就會使自己出丑。鄧小平直截了當地肯定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利益原則，明確地指出了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國家要講物質利益，追求國富，人民群眾要講物質利益，追求民富。因此，“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1980年8月，鄧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關于共產主義是否也承認個人利益時，作了肯定的回答“承認”。并且認為共產主義“將更多地承認個人利益，滿足個人的需要”。同時，鄧小平又主張克服狹隘的功利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鄧小平指出：“我們提倡按勞分配，承認物質利益，是要為全體人民的物質利益而奮斗。每個人都應該有他一定的物質利益，但是這決不是提倡各人拋開國家、集體和別人，專門為自己的物質利益而奮斗，絕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錢’看。”社會主義功利主義要兼顧全國人民的物質利益，著眼于絕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鄧小平要求中國人民正確認識和解決社會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我們提倡和實行這些原則，決不是說可以不注意個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暫時利益，而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歸根結底，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統一的。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是統一的，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是統一的。我們必須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如果相反，違反集體利益而追求個人利益，違反整體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違反長遠利益而追求暫時利益，那末，結果勢必兩頭都受損失。”從總體上講，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統一的，但從一定時期和一定階段上看，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又是存在矛盾的。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個人利益要自覺地服從國家和集體利益，而不是違反集體利益而追求個人利益。鄧小平還認為，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國家利益發生矛盾時，不僅要講服從，還要講兼顧，要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使出讓利益的一方損失減小到最低限度，保證個人利益隨集體、國家利益的增長而增長，切不可把服從當作一種無限制的盲目行為，不能使個人利益因服從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受到嚴重或不必要的損害。

(4)在政治評價和道德評價上，提出“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應當根據什么來判斷我們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鄧小平指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三個有利于”是鄧小平社會主義功利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鄧小平依據馬克思主義對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有關于姓社姓資問題的爭論，一些人受左的錯誤的影響，力圖用左的教條的社會主義來裁制現實生活，改革開放每前進一步，他們幾乎就要站出來以革命的名義問一個姓資姓社的問題，并常常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如果聽信他們的那一套，就會從根本上否定改革開放，葬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正是基于此種認識。鄧小平主張擺脫姓資姓社爭論的束縛，提出社會主義建設應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提出的“三個有利于”就是為了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擺脫姓資姓社的抽象爭論，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科學的行動指南。“三個有利于”是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正式提出來的，但這種思想卻早在80年代初就形成了。早在1983年，鄧小平就說：“總之，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助于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工作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這里所提出的“三個是否有利于”同90年代初所提出的“三個是否有利于”，內容一致、形式相似，只是后者更強調發展社會生產力，從而更為嚴密而已。“三個是否有利于”的標準，貫穿著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原理的科學精神。這個標準的首要的和根本的內容，是“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在鄧小平看來，生產力標準與道德標準本質上是一致的。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充裕的物質財富。社會主義如果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它就沒有優越性。出于對生產力的重視和強調，鄧小平主張，我們的一切任務都要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要始終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功利主義理論，除了上述四個方面外，還有對責權利一體化的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等等。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功利主義理論深刻地闡發了處于改革開放新形勢下堅持什么樣的價值觀的問題，其中包含著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嶄新認識，對社會主義目的和動力的科學論斷，對個人與集體利益關系的自覺調適等等重要內容，無疑是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義利學說的巨大發展。

二、崇尚道義精神：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理論的科學論述

如何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時期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也是鄧小平義利學說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鄧小平的義利學說既講利又重義，不僅系統闡發了社會主義功利主義的一系列理論問題，而且科學論述了如何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文明的問題。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理論包含以下基本點：(1)正視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并以此作為考慮道德建設的基本視角，注意道德要求的層次性。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上，鄧小平強調指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不發達，經濟文化落后。如果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存在著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以按勞分配為主要形式的多種分配形式，那么反映在人們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就必然出現一個多層次、多形式、多取向的復雜的狀態，形成一種多種道德并存、社會主義道德在斗爭中逐步取代其他舊道德觀的多元動態的網絡型社會道德結構。因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倫理道德建設一定要從實際出發，鼓勵先進，照顧多數，把先進性的要求同廣泛性的要求結合起來，形成凝聚億萬人民意志的強大精神力量。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建設，既要注意針對不同的道德覺悟的人們提出不同的行為要求，又要注意鼓勵他們向更高的道德層次努力攀登；既要肯定人們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別，反對小生產者的平均主義道德觀念，又要鼓勵人們發揚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相結合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精神，發揚顧全大局、誠實守信、互助友愛和扶貧濟困精神，在全社會形成一個以共產主義道德為指導，以社會主義道德為主體，堅決抵制和清除封建主義道德、資本主義道德影響的道德體系。

(2)強調用社會主義道義精神教育人民，培養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道義精神集中表現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原則和規范，表現為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的同志式關系”，表現為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起來的“革命和拼命精神，嚴守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大公無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壓倒一切敵人、壓倒一切困難的精神，堅持革命樂觀主義、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鄧小平強調指出：沒有共產主義道德，怎么建設社會主義?“黨和政府愈是實行各項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政策，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視、愈要身體力行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道德。否則，我們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裝，還怎么能教育青年，還怎么能領導國家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共產黨員和先進分子應當講共產主義道德，一般普通的民眾應當遵循和講究國民公德。社會主義社會的國民公德是“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這“五愛”是每一個中國公民都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是全中國各行各業的人們的共同道德規范。鄧小平把“愛祖國”列為最主要的國民公德，他在許多文獻、講話中都明確要求人們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要求人們用愛國主義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尊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絕不做任何有損國格和人格的事。愛人民是愛祖國的重要表現，也是社會主義時期最基本的道德規范。只有深深地熱愛人民，才能夠更好地踐行社會主義道德。愛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的意志、愿望和人格，關心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虛心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呼聲，勇于同一切危害人民的邪惡現象作斗爭。愛勞動就是要熱愛并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盡快提高自己的勞動素質和勞動技術，在勞動實踐中充分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并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勇于參加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愛科學不僅要求有為我國的四化建設而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掌握科學技術的熱切愿望，而且要求刻苦鉆研科學技術，以頑強的毅力奮發努力銳意進取，并把自己所學的科學知識和技術無條件地運用到四化建設的實踐中去。努力為人民造福。愛護公共財物要求人們廉潔奉公、勤儉節約，珍惜公共財物，反對鋪張浪費，反對損公肥私，同一切損害和破壞公共財產的壞人壞事作斗爭。

(3)提出四有新人是現階段全國各族人民都應努力追求的理想人格。鄧小平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及其戰略目標，創造性地提出了培養四有新人的理論并以此作為社會道德教育和人們道德修養的目標。所謂四有新人是指適應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需要，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一代社會主義新人。在鄧小平看來，理想是人生的精神支柱，是人們對未來社會及其人自身的發展的向往和追求。理想是人們不甘于現狀并立志改變現狀的心理基礎，是人生的航標和指路明燈。理想一經確立，它就可以使人方向明確、精神振奮，不論前進的道路如何曲折、斗爭環境如何復雜，它都可以使人透過烏云和陰霾，看到未來的希望和曙光，永不迷失自己的方向。鄧小平認為，有理想主要是指有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他說：有理想就是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我們不僅要用共產主義的理想教育人民，更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下一代，使他們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必然要勝利的根本保證。有道德是指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實踐中，人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道德和共產主義道德的標準要求自己，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各種利益關系，做一個思想純正、品德崇高的社會主義新人。鄧小平主張“用共產主義道德約束共產黨員和先進分子的言行”，在全社會普遍推行和實踐社會主義道德，深入批判并堅決摒棄“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道德觀，“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有文化是指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要求人們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學習各類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知識，努力鉆研現代科學技術，使人民成為有高度文化素養并能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頭腦的人。在鄧小平看來，只有不斷地提高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掌握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文化知識和科學技術，才能實現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總目標和總任務，才能振興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有紀律是有道德的直接表現。紀律是指一定的社會組織所制定和要求該組織的成員必須共同遵守的行為規則，是維護該組織的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有紀律要求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遵守社會主義的經濟紀律、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勞動紀律。鄧小平認為，遵守紀律的最高標準，是真正維護和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國家的政策。黨的政策是黨的路線、方針的具體化，是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為了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我們必須遵守紀律。革命的紀律是實現理想，講究道德的保證。遵守革命紀律是具有社會主義理想和道德的表現。有紀律的人才能自完其身，做一個人格高尚的人。鄧小平的“四有”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補充、有機聯系的整體，它們共同體現了社會主義新人的完整內涵。四有新人理論的提出，是對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重大貢獻，對激勵中國人民更好地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修養，更好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此外，鄧小平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理論還包括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關注青少年道德建設，加強領導干部道德建設等方面。鄧小平堅持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而且應當有高尚的道義精神，社會主義道義精神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精神動力和價值支撐。沒有社會主義道義精神，我們是無法取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的。

三、義利并重與義利統一：鄧小平義利學說的獨特風格

鄧小平的義利學說作為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反映著鄧小平對新時期義利關系的科學認識，溶鑄和集中體現著鄧小平關于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思維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鄧小平義利學說既反對農業經濟或自然經濟時代的重義輕利、貴義賤利和恥于言利，又反對小商品經濟和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那種重利輕義、貴利賤義或菲薄道義的思想傾向，它在基本價值指向上是義利合一與義利并重。

首先，鄧小平義利學說主張真正將義與利結合起來，實現辯證的有機統一。它強調義利合一并不是義利的絕對同一，或簡單地把義視為利或把利視為義，而是指在現實生活中使道義與功利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功利的追求置于道義的宰制與規約之下，使道義的講求為社會和人們帶來更大的社會功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道義與功利本質上是合一的。個人正當的物質利益是社會主義道義所肯定和需要加以保護的，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利益是社會主義道義的核心構成，或者說社會主義總是把維護和促進國家人民利益的行為或現象視為最大最高的道義。當然，這種合一之所以不是同一，是建立在功利與道義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基礎之上的，純粹的同一是一物，所以不存在結合的問題。根本不相關的兩種事物因為沒有共同點，所以也不存在結合的問題。只有既有某種相關之處或共同點，同時又存在某些差異的兩種事物或現象，才存在也有可能談得上結合的問題。義利合一并不意味著義利是毫無差別的同一。事實上，義與利無論在內涵亦或是在外延上都具有不一致的地方，并不是一切功利都合于道義，也并不是一切道義都會帶來功利。個人或企業非正當的利益，顯然不能稱之為合乎道義。而有些道義的實現常常是以主體利益的抑制或犧牲作為條件。即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有不同的性質、類型及不同的利益表達和利益追求，這就不可避免要產生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矛盾或利益沖突。社會主義道義產生于社會主義時期諸種利益矛盾及其調節需要，它在解決諸利益矛盾時既立足于各種利益之間的統籌與兼顧，也立足于社會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維護與推進。在解決個人、企業、集體和國家利益的縱向矛盾中，一般總是遵循國家和社會集體利益至上和優先的原則，主張個人和企業對自身利益作必要的調整和抑制，亦即要求那些非根本的利益要服從根本的利益，個人的利益要服從國家人民的利益，局部的利益要服從全局和整體的利益。當然，社會主義所強調的道義，并不一味地主張犧牲個人或企業的利益，認為犧牲了的個人或企業利益，應當有助于社會集體利益質和量的增長，而增長了的社會集體利益必須對被犧牲的個人或企業作出利益上的補償或回報。如果犧牲個人或企業利益不能有助于社會集體利益的增長，那就不能要求個人或企業作出無謂的犧牲，而應當對社會集體利益作出必要的調整或修正。至于性質相同的同類型主體之間的利益矛盾，比如個人與個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利益矛盾，社會主義道義精神首先要求作出責任的明確區分，并根據利益正當性、合理性以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吻合程度，或要求某一方作出必要的妥協和讓步，或要求雙方均對自己的利益表達和利益實現作出調整。如果兩者都為正當的利益。那就需要對正當利益中的應當性因素作出科學的分析或理性的測定。總的來說，社會主義道義精神不主張無謂的利益犧牲，而主張人我己群利益的兼顧，主張在利益關系上實現互利互助、共生共贏。

其次，鄧小平義利學說主張把國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同時又尊重公民個人的合法利益，這不僅是對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關系的科學認識和正確對待，而且高度體現了義利統一、義利并重的特質。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是利也是義，在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中包含著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精神，內蘊和凝聚著社會主義的道義。基于理性的觀察和科學的把握，鄧小平直接把國家人民利益視為道義的載體和化身，賦予其美善和崇高的意義。認為一個人越是能夠自覺地把國家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堅持國家人民利益高于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就越有道德。在鄧小平義利學說中，公民個人的合法利益既不是單純的利，也不是單純的義，它本質上亦是義利合一的產物。如果說公民的個人利益是利，合法是義(低層次的義)，那么公民個人的合法利益則是利中有義，義中有利，義利滲透，義利交融。而尤有意義的是，鄧小平義利學說在國家人民利益與公民個人合法利益的關系問題上主張把前者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兼顧二者，既不因為要堅持國家人民利益的至上性而忽略公民個人合法利益的正當性，也不因為要充分尊重公民個人的合法利益而忘記國家人民利益的至上性。鄧小平義利學說講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兼顧與結合，但這種兼顧與結合并不是絕對的均衡論或對等論，而是建立在對立統一基礎上的重點論與非重點論的兼顧與結合。鄧小平義利學說要求個人利益在與社會集體利益發生對抗和沖突時無條件地服從社會集體利益，在必要時為社會集體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成全社會集體利益，是“舍小利而求大利”，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同時又是一種高尚的道德品質和道德行為，是社會主義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生動表現，在這里也體現出義利統一的特征。

再次，鄧小平義利學說強調義利并重，一方面致力于社會的物質文明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和生產力，推動社會財富和利益總量的不斷增長；另一方面致力于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化和道德，促進社會精神財富的不斷增長，實現社會利益的合理分配。義利并重，實質就是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既要吃飽肚子，又要充實和健全腦子，造成一種既要物質生活又要精神生活，既要錢又要臉的人文環境，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全面進步。鄧小平義利學說認為，物質貧乏不是社會主義，精神和道德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要消滅貧窮。消滅貧窮不僅僅只是物質文明建設方面的事情，同樣是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事情，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富裕，也絕不僅僅只是體現在物質財富方面。同樣也體現在精神財富方面。物質富裕是精神富裕的基礎和條件，精神富裕則是物質富裕的升華和發展。沒有精神富裕作為指導和保障，物質富裕可能變質甚至走到邪路上去。鄧小平義利學說要求人們見利思義，以義制利，要求人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自覺地把利益的追求納入道德的軌道，不取不義之財，不謀不義之利，這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在更宏闊的社會背景下突顯著義利合一。

義利并重既要講利，又要講義。義的功能是滿足人們精神需求使人心安理得，利的功能是維系人的身體存在，使人身安氣順。因此，沒有道義，不能使人的精神快樂，沒有物質利益，不能使人的形體安適。從社會來講，社會既需要物質資料的生產和物質財富的創造，因此提高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永遠是一項最為基本也最為重要的工作，又需要精神資料的生產和精神財富的創造，因此提高和發展人的思想道德素質，形成健康有序的社會生活規范，同樣是十分重要而又必不可少的。所以，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都必須而且也應當既重視物質功利又重視精神道義，在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完善中將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

最后，鄧小平義利學說要求處理好競爭與協作、自主與監督、先富與共富、效率與公平等的關系。競爭與協作體現并貫注著道義與功利的精神要素。競爭是為了利，但競爭中也存在著義。協作體現著義，但協作也有著自身的利。競爭既是市場機制的基本要素，亦是經濟主體利益關系實現的形式。競爭與協作的合一必然要求反對和抨擊不正當的競爭，提倡公平而正當的競爭，要求尊重競爭對手，實現利益的共分與共享，形成一種在競爭中協作、在協作中競爭、使競爭促進協作、以協作推動和升華競爭的經濟主體關系，造成市場的良性運行。先富與共富的關系也是一樣。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但最終富裕并不是同步富裕、同時富裕和同等富裕，而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基礎之上，以先富幫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因此，處理好先富與共富的關系，實現先富與共富的結合，是義利統一的重要內容和必然要求。公平與效率同道義與功利的關系尤為直接。效率是人類經濟活動追求的基本目標，是社會運行的基礎和終極性的決定力量，也是社會利益的具體運載和凝結方式。效率的提高必然會推動社會利益總量的增長，而效率本身也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體現并得以形成。公平與道義幾乎是同一性質的概念，它主張尊重各經濟主體的利益需求，按照普遍化的道德原則一視同仁地對待各經濟主體的利益事實，特別是在利益機會和社會財富的分配上力求兼顧和融通，不偏不黨，正直無私。公平與效率既相互對立相互限制又相互聯系相互促進。鄧小平義利學說既不允許犧牲效率去求公平，也不允許犧牲公平去求效率，它強調效率與公平的辯證統一，主張既要追求效率又要講求公平，以公平促進效率的提高，以高效率促進公平的真正實現。

鄧小平的義利學說對繁榮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義利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具體來說：(1)重視革命的道義精神與堅持社會主義功利主義的統一。鄧小平義利學說強調發揚革命的道義精神，倡導用“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來教育我們的人民和青年，使廣大人民群眾樹立起他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為重的道德觀，勇于犧牲，樂于奉獻。立志振興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同時又指出“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主張堅持社會主義功利主義原則，最大限度地滿足每一個個人的物質利益，使人民享受到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鄧小平義利學說既主張盡快讓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通過改善管理、合法經營和誠實勞動首先富裕起來，同時又主張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的富裕起來，要求一部分先富裕的人幫助沒有富裕的人共同富裕，要扶持老小邊窮地區的人們盡快地脫貧致富，(2)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要消滅貧窮，因此，貧窮不是光榮和善的化身。如果社會主義長期貧窮而且貧窮日益普遍化，那么它不僅沒有優越性，而且也會遭到廣大人民的唾棄。鄧小平義利學說推崇的不是“安貧樂道”的傳統義利觀，而是“富而有德”的現代義利觀。它魂系夢牽的是綜合國力的提高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改善。關心人民群眾的冷暖疾苦，想方設法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是鄧小平義利學說的真精神。(3)提出三個有利于的價值評判標準，強調判斷改革姓資姓社的標準是看改革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鄧小平義利學說中，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成了最高的價值目標或至善，凡是與此相關聯或為其服務的行為或現象就是善的，反之則為惡。這是一種真正的利國利民道德觀，它使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占據了支配一切的地位，并成了評價改革評價社會主義的重要價值尺度。新一屆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和“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思想，本質上是對鄧小平義利學說的繼承和發展。

鄧小平義利學說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馬克思主義義利學說的中國化，又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義利學說。它的形成與發展在中國土地上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基本原理同中國當代道德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偉大飛躍，不僅使馬克思主義義利學說獲得新的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義利學說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而且使中國傳統的義利學說發生了根本性的革命變革，形成中國義利學說史上巍峨峻秀的高峰，其不朽的歷史功勛終當被人民永遠銘記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