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鄧小平與周保中的人物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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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戰烽火神交久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期間，鄧小平和周保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分別戰斗在太行山和長白山上，為中華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勛。盡管日本法西斯的瘋狂進攻和嚴密封鎖，使東北抗聯曾長期與黨中央和關內主力部隊失去聯系，但經過曲折復雜的渠道，八路軍和東北抗聯的勝利消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在山海關內外相互傳遞。當時在鄧小平領導下工作的宋任窮曾回憶：“東北抗日聯軍抗擊侵略者的勝利消息不時傳到我所在的冀南抗日根據地，大家都感到振奮，并對楊靖宇、周保中等同志很敬仰”。對于孤懸敵后的東北抗聯而言，八路軍的抗日戰績更使抗聯同志不為優勢敵人所屈服，不被任何困難所壓倒，給九死一生中堅持東北抗日斗爭的戰士們以有力鼓舞。在這其中，由、鄧小平領導，戰斗在毗鄰東北的華北地區的八路軍一二九師的事跡，尤其為周保中所重視和關注。1943年12月，周保中為抗聯教導旅同志起草學習材料《政治問題談話》，指出：“在魯南和魯西北、晉東南、晉察冀，以第八路軍、新四軍為主干的我各游擊軍是不斷的打擊日偽防軍，和擊破敵人的出擾合圍。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北平偽機關新民會北平本部懇談會上，有偽治安部長走狗齊燮元代表在會上聲稱：‘年來剿共戰績雖然顯著，但此伏彼起、猖獗如故，尤以太行山派師騷擾最甚，察綏各地及冀東長城內外間有共產匪八路軍復起串擾’”。

也是在1943年，全黨繼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把整風運動引向深入。作為北方局和中共東北黨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鄧小平和周保中以相當的精力，領導了所在地區和部隊的整風運動。1943年11月10日，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發表講話，指出：“黨的事業完全放在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思想的指導之下……現在我們有了這樣好的黨中央，有了這樣英明的領袖同志，這對于我們黨是太重要了”，同時強調“有了中央正確的領導，還必須有忠實執行中央指示的各級黨的組織和干部。如果我們各級黨的組織和干部還充滿著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些歪風，中央的正確領導是無法實現的”。

與此同時，遠在東北中蘇邊境隱蔽整訓的東北抗聯，盡管早已與黨中央失去組織聯系，但仍堅決擁護以為核心的黨中央、自覺貫徹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在周保中的統一領導下，以《新華日報》刊載的整風文獻為指導，開始了中共東北黨組織和抗聯的整風學習。周保中1943年3月23日的日記：“1.思想。2.黨內外關系。3.語言文字。學風，主觀主義。文風，黨八股。黨風，宗派主義，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研究現狀，歷史，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應用——實踐。理論與實際統一。主觀主義，把感想當政策，性，歷史唯物論、辯證唯物論，實事與客觀，詳細占有材料，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就是抗聯整風運動的縮影。同年12月1日，周保中又指示抗聯教導旅政治副旅長李兆麟：“在旅長的月份內預備時間撥出八小時，為中國黨員講同志著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由余講授”。經過整風運動的教育洗禮，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和周保中殊途同歸，都是站在了思想的旗幟下。

鄧小平與周保中共同的抗日救國心愿和堅定擁護以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共同意志，從精神上把關內主力部隊和東北抗聯緊緊聯系在一起，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史冊上，鐫刻著鄧小平和周保中的功勛。抗戰勝利后，東北抗聯恢復了和黨中央的組織聯系，1945年11月4日，親筆起草中央電文，向、鄧小平、薄一波、聶榮臻、(當時正在赴東北途中)等各解放區領導人通報：“任周保中(義勇軍領袖)……為第四副司令”，參與“統率東北全軍，部署作戰”。根據目前所見的史料，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從黨的文件中看到周保中的名字。

(二)西南歲月建設忙

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國人民終于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新政協和開國大典的會場上，鄧小平和周保中第一次見面了。遵照“現在云南尚待解放，考慮到過去長征過云南時從云南帶出來的干部不多，你是云南人，去云南工作比在人民解放軍總部起的作用更大”的指示，1949年11月，周保中隨劉鄧部隊南下返回云南，先后擔任西南局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政法委員會主任兼民政部長、云南省委常委兼統戰部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黨組書記(實際主持工作)、省政協主席等職，在黨中央、西南局、鄧小平和以宋任窮為書記的中共云南省委的領導下，為西南地區特別是云南的革命和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整個中國大陸的版圖上，西南地區的解放僅早于西藏，且環境復雜、工作難度極大。在解放大西南的過程中，鄧小平指示首先要處理好內部團結問題，把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的“會師”工作作為第一要務。“無論是部隊干部還是地方干部，總的是按工作需要，服從黨的分配，加上適當的照顧。老實人有好結果，總可以得到黨的信任”。返回西南后，周保中堅決執行鄧小平的指示，憑借自己既曾以本地干部身份迎接東北局和關內主力部隊來東北、又以外來干部身份參加西南工作的親身經歷，“以自身的經驗來啟發地方干部，對干部的教育幫助很大”，對云南干部在省委領導下團結一致做好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西南地區社會結構復雜，統一戰線的任務和作用極為重要。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凡能開展統一戰線團結了一些開明士紳的，都易于克服困難減少障礙。凡不重視統一戰線而孤軍作戰的，都是一籌莫展困難重重”。對于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周保中是有著切身體會的，正是在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浪潮中，出身滇軍的周保中在林伯渠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艱苦卓絕的東北抗日戰爭中，周保中堅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團結了一大批來自義勇軍、山林隊甚至反偽軍的抗日力量，并把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教育培養成優秀的共產黨員，領導抗日軍民與兇惡的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達14年的堅決斗爭。在主持云南工作期間，周保中以西南局和鄧小平的指示為指導，發揮自己出身云南、長期在滇軍中供職、解放戰爭期間又負責爭取在東北作戰的滇軍部隊等特有的有利條件，利用與云南各界政治上、感情上千絲萬縷的聯系，向起義軍政人員、辛亥護國元老等各界人士開展了廣泛的統戰工作，特別是在省政府工作中積極發揮他們的作用，有力地促進了當時正在開展的鎮反、減租退押、抗美援朝、宗教三自革新等社會政治改革運動，保障了祖國西南邊陲的穩定。在統一戰線中，周保中還特別注重對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工作。他親自兼任云南大學校長，多次與云大教師座談，選拔一批優秀知識分子擔任省人民政府文教方面的領導職務，全力糾正歧視知識分子的“左”的錯誤。1950年9月，根據周保中的提議，云南省委省政府組織云南工商業者和各界人士組成北上觀光團，赴北京參加建國1周年慶典，受到、林伯渠、董必武的親切接見，并在重慶、武漢、天津、上海、濟南、青島、南京等地參觀了186個工商業企業，“認真調查了解了黨和國家對民族資產階級經營工商業的政策，聽取了各大城市工商業者介紹自我改造的經驗，學到了經營的途徑和解決問題的辦法。觀光團回來后，立即向政府提出了發展工商業的建議。省人民政府采取了加工、定貨、收購、貸款等措施，積極扶持私營工商業的發展。通過上述一系列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的工作，到1950年lO月，全省基本渡過難關，保證了軍需民食的供給和工業生產的需要，基本上控制住了物價波動，人心安定”。

西南地區是中國少數民族分布最為廣泛的地區之一，幾乎包含從原始社會殘余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所有社會形態。鄧小平對西南民族問題極為重視，指出民族團結問題是西南最復雜最重大的問題，“現在我們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搞好團結，消除隔閡。只要不出亂子，能夠開始消除隔閡，搞好團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績”。在民族工作中，周保中以其白族出身、在東北斗爭中又長期致力于民族工作的特殊優勢，很快打開了云南民族工作的局面。1950年8月，周保中被國務院正式任命為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此后，周保中領導組織了對全省民族情況的調查研究，指示民族工作必須小心謹慎，徹底改正忽視政策、阻礙團結合作的錯誤，“有利于民族團結的事多做，不利于民族團結的事不做”，對于少數民族“要融洽感情，關懷苦痛，力求在平等基礎上，實行團結互助”。他多方團結各民族上層人士，積極促進各民族經濟文化建設，當時西雙版納少數民族地區物資匱乏，在周保中主持下，云南省人民政府提供貸款10萬元，由當地上層人士組織貿易團，到昆明采購貨物，運回銷售，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51年至1952年間，周保中還組織領導了云南民族區域自治的試點工作，建立了7個民族區域自治縣。根據鄧小平主持的西南局常委辦公會議1950年12月29日的指示，周保中于1951年8月主持創辦了云南民族學院，培養民族干部，其中部分院校學員以后曾擔任黨中央委員、云南省副省長、州委書記、州長等重要領導職務。

隨著西南地區全部解放并逐漸完成民主改革，經濟建設日益成為西南地區工作的中心。從國際形勢和戰略安全出發，鄧小平對云南省的橡膠開發十分重視。1951年9月12日，鄧小平親筆起草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給中共云南省委的電報，指示：“你省是種植橡膠的三個重點省之一，茲將華南分局的計劃轉給你們，請你們立即專門研究這個問題，從速訂出計劃報告我們及中央”。此前，周保中已部署云南省林業局研究安排橡膠工作，在西雙版納和滇西盈江縣發現了80余株橡膠林，周保中當即指示：“要注意保護，盈江的可以作母樹采種育苗”。”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周保中又與宋任窮一起，部署在滇西南、滇西、滇南一帶試種三葉橡膠，在周保中的多方努力下，云南又先后聘請20多名林業技術人員，培養當地技術骨干百余名。至1952年7月，云南已種植橡膠樹2000余株。在此基礎上，周保中又指示：“你們試種的點還可以擴大到紅河河口一帶及瀾滄江等處，這樣，我們就能在更多的地區考察土質氣候適不適宜種橡膠了。人手不夠，可以委托當地農民代管，要告訴他們橡膠的用途，并給他們一定的報酬”。”至1986年，云南橡膠種植面積已超過100萬畝，產值近2億元。作為云南橡膠事業的奠基人，鄧小平、宋任窮和周保中都是當之無愧的。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就從中國共產黨即將在全國執政的戰略高度，提出了“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經過西南工作的實踐，鄧小平敏銳地警覺到干部隊伍中滋生蔓延的貪污腐化現象，嚴正指出：“這種現象如不糾正，不但影響工作，損害黨的聲譽，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號召“全體干部必須從長遠利益出發，堅決克服享樂思想傾向，反對鋪張浪費，一切為了克服困難與發展生產。所有同志必須保持與發揚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對此，周保中身體力行，率先垂范。時任云南省農業廳辦公室主任兼省林業局局長的魏瑛回憶：“1950年我們剛進城不久的一天，昆明有名的專門經營‘云腿’罐頭的德和罐頭廠戴老板，提著罐頭和宣威火腿到保中同志住處，要求會見軍管會首長周保中。適逢周保中同志外出開會，戴老板便把這些禮物硬留在傳達室了。周保中回家后，值班人員報告了這個情況。他嚴肅地批評了工作人員，告訴他們以后不準收留任何禮物。并讓警衛員把東西送了回去。事隔不久，這位戴老板再次登門求見保中同志。周保中熱情地接待了他，并向這位私人工商業者闡明了黨和人民政府對私人工商業的政策，希望他遵守國家的政策法令，不做投機倒把、擾亂經濟、損害人民利益的事。客人離去后，周保中發現這位戴老板坐過的椅子上放著一包牛肉干，周保中依然把這份禮物送還給戴老板。后來，這位戴老板請另一位領導同志勸勸周保中，說人家多次送東西不收，太不近情理了。周保中嚴肅地說，黨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應該廉潔奉公，首先要從領導干部做起。俗話說：吃了別人的嘴短，拿了別人的手軟，我決不能開這個先例。在云南工作的幾年中，周保中同志多次遇到這類事情，但他嚴格做到不收受禮物、不吃請，始終保持為政清廉、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這在云南省直機關干部中一直傳為美談”。

在云南工作的兩年多里，周保中始終堅決貫徹執行西南局和鄧小平的指示，和云南省委、省政府一起，開辟了云南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光輝道路。黨中央和鄧小平也極為注重發揮周保中的作用。1952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復電鄧小平，指示他在布置西南工作后，于月底來京商定周保中工作安排問題。這在黨中央的組織人事工作中是極為罕見的。經黨中央和鄧小平商定，同年11月，周保中升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政法委員會主任兼民政部長，參與西南大區的領導工作。

(三)北京十載情意殷

1952年7月，鄧小平被調往北京，參加黨中央領導工作，歷任政務院(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長、總書記等職，成為以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主要成員之一。1954年夏，周保中積勞成疾并導致戰傷復發，在和的關心下赴京療養。在以后的10年里，鄧小平和黨中央一起，無微不至地關懷和照顧周保中，周保中盡管始終未能恢復健康，但仍在病中堅持力所能及的工作，一直戰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周保中在京期間，鄧小平多次親往探望，代表黨中央向他表達問候關照之情，并通報黨和國家的工作情況，征詢周保中的意見。每次前來時，鄧小平都仔細詢問周保中的健康情況，盡力為他提供方便。至今，周保中警衛員谷振杰還記得感人至深的一幕：“一天下午，鄧小平副總理來到醫院看望周保中將軍。這時，周保中將軍正在睡覺，鄧副總理示意不讓我去喊醒他。一個鐘頭后，周保中將軍睡醒走出病房，發現了正在等侯的鄧副總理，馬上迎上前去，埋怨我為啥不叫醒他。鄧副總理替我‘解圍’道：‘我才來5分鐘，你不要批評你的警衛員’”。

周保中在中國革命特別是東北抗日斗爭中的重要貢獻，受到黨中央和的充分肯定。在北京養病期間，周保中先后擔任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以得票數在73名候補中央委員中排名第33位、全國政協常委、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等職，一直受到黨中央的關懷重視。周保中雖身在病床，但始終以“只要我能動，就要為黨做些工作”為座右銘，病痛稍有減輕，他就忙于出席會議、會見朝鮮同志、學習著作和黨中央文件，擔負起力所能及的工作。特別是堅持以思想為指導，整理抗聯史料，總結東北抗戰的經驗教訓，處理抗聯歷史遺留問題。在這方面，鄧小平本著黨中央重視關心東北抗聯的一貫精神，對周保中的工作予以積極支持。在擔任中央組織部長期間，鄧小平曾負責處理包括抗聯人員在內的由蘇聯回國的僑民黨員的黨籍問題，他們中的大多數曾在蘇聯肅反擴大化中受到迫害，周保中為此多次向黨中央提出申訴。1956年9月5日，鄧小平在中組部的請示報告上批示：“凡屬無辜被捕的都應恢復黨籍。以前處理的，也應按此原則重作處理”。根據這一批示原則并經周保中證明，原抗聯5軍政委、教導旅第4營政治副營長季青、原抗聯2軍2師政委王潤成(馬英)等同志的冤案相繼平反，恢復黨籍并分配了工作。20世紀50年代，為宣傳和研究我黨我軍的光榮歷史，黨中央主持興建了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鄧小平直接主持了這項工作。周保中也對陳列內容中有關抗聯的部分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

1964年2月22日，周保中終因久病不治在北京逝世，黨和人民為他舉行了隆重葬禮。23日下午，鄧小平在即將出訪越南的百忙之中，代表黨中央來到北京醫院，向周保中遺體告別并親視入殮。他還擔任了周保中治喪委員會委員，向周保中的遺體獻了花圈。1985年9月23日和1986年11月26日，鄧小平為記述周保中事跡的《東北抗日聯軍史料>和《神圣抗戰》題寫了書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