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我國戰略文化奉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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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戰略文化是近年來被廣泛關注和研究的領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對中國戰略文化做出了諸多貢獻，主要表現在：市場經濟“中性論”與國際關系理論拓展了“和合”文化；“一國兩制”思想是對“大一統”觀念的創新；對時代主題的科學判斷促使我國傳統戰略文化發生嬗變。

關鍵詞：鄧小平；傳統戰略文化；貢獻

“戰略文化是在一定的歷史和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戰略思想和戰略理論，并以這種思想和理論指導戰略行動和影響社會文化與思潮”[1]。中國傳統戰略文化的靈魂是和平、統一、防御，特別是極其強調統一觀念[2]。戰略文化并非靜態，而是在歷史進程中發生著嬗變，其內涵日益豐富。鄧小平作為戰略家和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對戰略文化的豐富和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鄧小平的市場經濟“中性論”及國際關系理論對“和合”文化的拓展

“和合”文化是中國古代戰略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3]，“貴和尚中”、“和為貴”與“和而不同”是中國傳統“和合文化”的重要內容[2]176-177。在博大精深的傳統戰略文化土壤上成長起來的鄧小平，擅長從不同的理念、制度、利益之間找到能夠交集融合的結合點，達到新的統一，從而實現其偉大的理論創新。

（一）市場經濟“中性論”是對“貴和尚中”的發展

我國傳統文化講究“貴和尚中”。“和”是宇宙萬物的本質以及社會存在、發展的基礎，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無論治國、安民，大至社會、民族，小到家庭、個體，和諧都是一種理想狀態、理想境界。為了促其實現，就需要倡導仁者愛人，樹立良好的道德風尚，注重人格修養，要像古人所呼喚的：“憫人之兇，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和”要與“中”聯系起來，以利于把握、運行，所以古人有“致中和”的說法。“中”就是中庸，“中”指把握準確的度，居中不偏，無過無不及，恰如其分，既要到位，也不過分；“庸”指平常、正常，切合實際，易于實行。古代哲學家講“執兩用中”，把握事物兩端，并在矛盾對立中尋求統一、和諧、平衡。

鄧小平的市場經濟“中性論”[4]豐富和發展了“貴和尚中”的理念。他首先揭示了市場經濟不是哪一種社會的專利。早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前總編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興達時就明確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同樣地，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好東西，包括經濟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實行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5]其次，他認為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既然是資源配置方式，那么其性質就是中性的。他對市場經濟“中性論”的概括，科學地界定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兩對內涵不同的范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一對范疇要回答的問題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其實質是社會基本制度。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這一對范疇要回答的問題是：社會各種資源通過怎樣的手段或方法分配到社會各部門中去，即資源配置方式。他指出，“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6]。“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6]203。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和手段的認識，突破了長期形成的市場經濟姓資不姓社的傳統觀念。

（二）國際關系理論是對“和為貴”與“和而不同”思想的新拓展

“和為貴”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在孔子看來，社會各等級的秩序要以禮制治之，而行禮的標準則應是以和諧為貴。但這并不意味著，凡事都要以和諧馬首是瞻，或牽強附和而不受禮的約束。換言之，在禮所規定的等級差別不能被打破的底線之上，社會關系、人際交往一定要以和為貴。千百年來，中國人繼承了這一思想，以“重和”的精神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但是“和為貴”思想主要適用于維護封建統治秩序、鞏固政權的目的。而在“和而不同”的思想中，“和”強調世界萬事萬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的構成的統一整體，“不同”是指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利益，它們是具有差異性的。“和而不同”就是既要使不同的事物統一起來，又要承認事物的差異性。“同”與“不同”的界限就在于是否由相同事物的結合而又承認各種事物的差別、對立、矛盾的存在。

鄧小平的國際關系理論，突破了民族的狹隘眼界，是在更廣闊的范圍內謀求和平，即謀求與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文種的融洽與和諧，是對傳統“和為貴”與“和而不同”思想的新拓展。他認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范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總結國際關系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6]96同時他還主張，觀察和處理國際關系問題應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并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這樣，什么問題都可以妥善解決。對于國際爭端的處理，他認為，“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來，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6]59-60“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與實踐，有效地實現了“同”與“不同”的統一，是“和而不同”精神在國家統一上的具體運用。而“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則的提出，把維護國家主權和穩定同周邊國家關系結合起來，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地區沖突提供了新思路。

二、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思想是對“大一統”觀念的繼承和創新

中華民族自秦以來，無論國家發生什么變化，不管是王朝更迭還是外族入侵，國家最終都要走向統一。崇尚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安定的大一統精神是中華戰略文化的重要內容。

秉承“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中國傳統統一觀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通過實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追求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周代的“五服之制”已反映“民族自治”觀念的萌芽，是“因俗而治”民族政策的初步體現。秦代在其中央王朝內設置“典客”和“典屬國”，掌握少數民族事務。漢代在西北游牧民族中間，建立屬國制，即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于漢，故號屬國。唐朝在所轄民族區域內實行“羈麼府州制”。即使是在宋遼金夏分裂時期，也有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如契丹族遼政權采取北面官、南面官制。元代對漠北采取蒙舊制，對漢地采取漢制等不同的統治制度。清代對少數民族實行羈麼政策，設立土官制度，為土司制度之始。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使中國逐步形成了費孝通先生所言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二是在實現國家統一的方法上，我國古代通常的做法是使用武力，很少甚至沒有通過和平談判實現國家統一的例子，缺乏通過建設性談判妥協以獲得雙方進步的“雙贏”精神。這種統一方式付出的代價很大，往往要經過長時間的內戰，統一后國家元氣大傷。

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和統一任務，鄧小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繼承發揚古代中國“和而不同”的民族精神與民族政策，并結合新的時代特征，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一是不追求所有事情上都統一，允許很多方面不一樣。“統一后，臺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6]49。“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系”[6]58。“解決臺灣問題也是這個原則，臺灣跟香港不同，還可以保留軍隊”[6]97。“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6]30。二是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即在一國兩制制度下，以最低的成本和代價，乃至零代價實現國家統一。鄧小平認為，“過去，好多爭端爆發了，引起武力沖突。假如能夠采取合情合理的辦法，就可以消除爆發點，穩定國際局勢”[6]68。他認為考慮到香港、中國和英國的實際情況，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決是可能的。最終經過兩年的談判，“我們兩國領導人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為各自的國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這件有意義的事情關鍵在于，避免互相傷害，建立彼此合作，達到相互借鑒，求得共同發展。為此1984年6月鄧小平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時說，“到一九九七年還有十三年，從現在起要逐步解決好過渡時期問題。在過渡時期中，一是不要出現大的波動、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二是要創造條件，使香港人能順利地接管政府”[6]61。他反復強調，“一國兩制”政策50年不變。香港和澳門的順利回歸并保持持續繁榮發展，實踐證明了“一國兩制”構想的成功，也是鄧小平對“大一統”觀念的創新的有力證明。

三、鄧小平對時代主題的科學判斷促使傳統戰略文化發生嬗變

新中國建立后，我們秉承列寧關于“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必將隨時導致新的沖突而引起世界戰爭”的論斷，在面臨著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國家間的關系泛意識形態化，特別是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的嚴酷形勢下，我國不得不繼續采取“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軍事經驗和斗爭哲學，“強調通過斗爭維護國家獨立、實現國家富強是中國迫在眉睫的戰略任務”[2]160。可以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對時代的判斷就是戰爭不可避免，同時在國內則用革命的方式搞建設，把以階級斗爭為綱作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因此“沖突型戰略文化導向分外明顯”[2]160。

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鄧小平經過對國際形勢和周邊環境的冷靜觀察和客觀，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逐漸形成了新的判斷。他認為，國際形勢是好的，我們有可能爭取多一點時間不打仗。同時，我們也要防備別人早打、大打。隨著國際形勢的進一步發展，他又指出，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出現重要變化，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了戰爭因素增長，戰爭是可以避免的，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環境是可能的。1985年，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也就是說，“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6]104。

鄧小平的新論斷把我國的戰略思維從戰爭與革命的框架之中解放了出來，納入到和平與發展的新軌道之上，從而使我國的戰略思維進入了一個新境界，戰略觀念發生重大變化，這一調整代表了中國戰略文化的最新嬗變。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取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路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成為第一要務，同時營造和平的國際環境顯得非常迫切。尤其是冷戰結束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的相互依賴不斷加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雙贏博弈逐漸取代“零和博弈”，合作安全成為國際安全觀的主流。2001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講話中全面闡述了新安全觀，即“國際社會應樹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努力營造長期穩定、安全可靠的國和平環境”。2007年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在國際關系中弘揚民主、和睦、協作、共贏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這說明“現實主義、道德主義、合作主義共同構成當代中國戰略文化的基底”[2]182，從發展方向上看，可以說以新安全觀的倡導和付諸實踐為標志，中國戰略文化體現出合作型趨向，這是中國戰略文化最為突出的變革。我國提出的和平崛起戰略理念、和平發展戰略以及和諧世界、和諧亞洲的戰略構想，都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的主題”的大前提下進行戰略文化重構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