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鄧小平對和平共處的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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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國的國家外交綱領性政策,鄧小平繼承并發展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本文提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最好方式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認為“擱置爭議、先共同開發”的戰略思想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最好途徑，黨際關系四項原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重要延伸。同時，“一國兩制”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新模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準則。

【關鍵詞】鄧小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黨際關系；新發展

進入20世紀80年代，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鄧小平基于時代主題以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需要的科學分析，繼承并發展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適用范圍推廣到國內外乃至全球問題的解決。極大地豐富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涵，為推進中國對外關系、發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出了重大貢獻。鄧小平依據世界的發展趨勢，抓住有利時機，充分利用世界的兩大主題，在運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對外關系的實踐中積極探索其實現途徑，賦予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新的價值，而且發展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國的國家外交綱領性政策。主要從以下五個方面探討鄧小平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新發展：

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最好方式

“處理國家與國家的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1]鄧小平強調在新時期中國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開展和平外交政策，“任何外國人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2]而冷戰時期的產物，比如“勢力范圍”、“集團政治”等方式，只會給國際社會帶來矛盾，因為這些產物在世界范圍內，以社會制度的不同、意識形態的差別論親疏，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相同的國家之間親如手足，各自的行為也不需要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規范；相反，就只有斗爭和對抗。歷史告訴我們這兩種認識是完全錯誤的，只有超越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以及民族、宗教信仰之間的界限，廣泛推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才能使世界范圍內的所有國家都能平等相待，發展國際間的正常關系，增進國際合作，共同維護世界和平。鄧小平關于在新時期堅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論述，使我國的外交方針更具有時代特色。實踐證明，中國現行的外交政策不僅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增強了，而且加速了世界朝著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對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發揮了巨大作用。

二、“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戰略思想

“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來，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3]鄧小平主張我們要尊重現實，一切從現實出發，創造性地提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新辦法——“擱置爭議，先共同開發”，這一辦法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最好途徑。中國同日本和菲律賓分別在釣魚島和南沙群島主權問題上存在爭議。關于釣魚島問題，鄧小平在1978年指出：“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這個名字我們叫法不同，雙方有著不同的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我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關系。”[4]關于釣魚島問題的解決方案應該是鄧小平“擱置爭議、先共同開發”戰略思想的萌芽。方法總比問題多，不管是釣魚島問題還是南沙群島問題，鄧小平指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我們用武力統統把這些島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這就可以消除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5]中華民族一直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根據中國人民的意愿以及鄧小平的重要指示，主張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毋庸置疑，解決領土爭端第二種辦法是我們的必選。“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戰略思想是為維護地區和平促進經濟發展，在主權屬我的前提下，把爭議擱置起來，互利合作、共同開發。這一方法不僅有利于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友好交流，共同發展經濟，而且對世界的和平發展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戰略思想體現了鄧小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思想，發展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體現了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要求。

三、建立和發展新型黨際關系的“四項原則”

1980年5月，鄧小平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基礎上提出：“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題，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號施令。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的原則。”[6]我們黨以鄧小平黨際關系思想為指導，在十二大上提出了四項原則來處理黨際關系。這是鄧小平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是鄧小平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它體現了鄧小平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思想，反映了在政黨關系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充分運用，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互相尊重是處理黨際關系的基本要求，基本原則是互不干涉內部事務，互相尊重對方的選擇，不做對別的黨、國家不利的事情。“我國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確立，是鄧小平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又一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重要延伸。”[7]通過黨際關系的發展，增進了我們同不同類型國家間的交流，加速了我國與不同類型的政黨建立交往合作關系，推動了國際關系的進一步發展。至20世紀90年代，中國共產黨已同世界上一百四十多個國家的政黨和組織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聯系。

四、“一國兩制”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新模式

由于多種原因，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還存在著香港問題、澳門問題和臺灣問題，還沒有完全實現祖國的統一。這本來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因復雜的歷史原因，演變成一種國際間糾葛的特殊情況。為和平解決歷史的遺留問題，鄧小平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提出用“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中國內政問題，這也為解決國家之間的爭端找到了一條新的方法。鄧小平認為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關系的最好方式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現在進一步考慮，和平共處的原則用之于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問題，恐怕也是一個好辦法。根據中國的實踐，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中國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8]“一國兩制”就是指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在臺灣、香港、澳門設立特別行政區。除在外交、國防、宣戰、媾和方面服從中央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等保持不變。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使臺灣與香港、澳門有所不同。所以，“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不僅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功能得到最大實踐，內容增添新的內涵，而且使“一國兩制”這一方針在理論的發展上也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

五、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準則

鄧小平是一位有著遠大的眼光和高明的見解的政治家，以自己獨到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在1988年提出建立起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受到世界上絕大數國家的廣泛重視。1989年10月，他又提出：“應該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解決南北問題，還應該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國際經濟新秩序相適應。我特別推薦五十年代由我們亞洲人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今后國際政治新秩序的準則。”[9]就是說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國際社會必須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鄧小平強調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必然要求我們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我們必須以此為準則來指導和處理國際關系，才能建立起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鄧小平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創新和發展，是在國際國內社會進入新時期，對時代主題以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需要的科學分析之后，不僅在理論上發展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且在實踐上實現了這一原則的飛躍，實現政黨外交，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這也說明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既要學習理論，還要學習和利用理論中處理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更要依據時代的發展變化，不斷利用理論、創新理論，真正實現“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個自信。

作者:董文文 單位:西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參考文獻】

[1][2][3][5][8][9]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6、3、59、87、96、328.

[4]韓廣富、胡永強.改革年代：鄧小平的改革歲月[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222.

[6]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9.

[7]陳和香.鄧小平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J].上海黨史與黨建,2014(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