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演進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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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1977年11月至1980年8月，這是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的醞釀、探索和決策的階段

1977年7月，鄧小平三落三起，重返政治舞臺之后，積極探索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途徑。他把改革開放的突破口選在廣東，在廣州點燃改革開放的一把火。①這年11月17日，鄧小平聽取了廣東省委負責人韋國清、王首道等人的匯報后，要求廣東多創外匯，爭取進口些大設備。要提出一個供應香港、澳門農副產品的方案。搞幾個現代化養豬場、養雞場，寧肯進口一點糧食養豬養雞，以進養出，賺回錢來。要用旅游養旅游，要恢復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不要等中央。②鄧小平對廣東工作，作了非常重要的指導性談話，內容涉及到工業、農業、旅游、外貿等諸多方面。盡管當時全國形勢還很嚴峻，但鄧小平還是意味深長地對廣東的同志說：你們看準了，可以先干。他在廣州點的這一把火，對廣東恢復和落實各項政策，搞好對外開放，建立外貿基地，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978年春夏間，鄧小平為扭轉國家經濟瀕臨崩潰的困難，積極探索發展經濟的路子。他和黨中央先后派出多個代表團和考察組，赴日本、港澳、東歐和西歐5國訪問和考察，決心打破閉關自守或半自守的狀態，實行對外開放。出訪前，鄧小平對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等人作了具體布置；出訪后，他聽取了谷牧的匯報，并以其戰略家的頭腦和目光，作出決策：一是引進這件事要做；二是下決心向外國借點錢搞建設；三是要盡快爭取時間③。4月19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今后八年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的規劃要點》時的插話中指出：“政策上大膽一點，搶時間進口設備，是劃得來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問題是要善于去做……廣東搞出口基地，要進口飼料，應該支持，試一試也好嘛。以進養出，進口多少，出口多少，要一樁一樁地算，加強經濟核算，加強管理。”④.當時，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李先念等，也支持廣東搞出口基地。這實際上是后來建立深圳等經濟特區的最早醞釀，也是對外開放實施“以進養出”戰略的最初萌芽。這年7月至9月間，國務院召開務虛會，重點研究加快我國四個現代化的速度問題。會議強調放手利用外國的資金，大量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最后，黨中央和鄧小平鄭重確立打開國門、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與此同時，中央和鄧小平要求廣東發揮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的優勢，切實搞好寶安、珠海兩個邊防縣的建設，從港澳引進技術、資金、設備、原料，搞加工裝配業務，擴大外貿出口工作。為此，廣東省于同年6月下旬提出關于搞好寶安、珠海邊防縣建設和外貿出口的意見。隨后著手籌建大規模出口基地，并將寶安縣改為深圳市，珠海縣改為珠海市，得到了國務院的同意和批準。這年10月，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還同意國家交通部《關于利用香港招商局的請示報告》。據此，廣東省和交通部于1979年1月6日聯合向國務院報送了《關于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引起中央高度重視。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舉辦“五老火鍋宴”，邀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等五位老工商界著名人士開座談會，共商對外開放大計。鄧小平希望這些老工商業者在引進海外資金，特別是華僑、華商資金方面做些事情。鄧小平說：“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商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吸收外資可以采取補償貿易的辦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周轉快的行業做起。”①他進而提出：“引進技術、外資問題，我感到利用資本主義資金，也應用資本主義去對付，不應像過去那樣拘謹。”②他還在一份香港廠商要求到廣州開設工廠的《內部情況摘報》上批示：“這件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干。”③鄧小平的批示對廣東省的領導人是很大的啟示和鼓舞。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廣東干部看到不改革開放不行了，于是從廣東的實際出發，提出廣東改革開放應該先走一步的構想。同年2月，谷牧副總理主持召開特別會議，商議招商局在蛇口開辦事宜。他還指示香港招商局負責人袁庚“回去和、劉田夫再作具體商量。總之，要給你們方便，不怕你們多賺錢。鄧小平認為不僅寶安、珠海可以搞，廣東、福建的其他縣也都可以搞”。④經國務院批準，在深圳蛇口建立我國大陸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這年4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負責人提出，希望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并允許在深圳、珠海、汕頭劃出一塊地方，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資的場所，按照國際慣例，創辦貿易合作區。這一提議，得到了中央和鄧小平的贊同和支持。究竟是辦貿易合作區，還是辦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經過深思熟慮的鄧小平明確地說：“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⑤。鄧小平以“殺”字來形容試辦特區，令人發聾振聵。這一方面顯示鄧小平這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無所畏懼、勇往直前的豪情氣概，另一方面也顯示試辦特區必然會遇到各種艱難險阻，只有前仆后繼，才能殺出一條血路來，把特區辦好。1979年7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經濟特區。其目的是發揮特區“對全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①。黨中央和鄧小平作出這項戰略決策，是對中國長期停滯落后的歷史教訓深刻總結和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對外開放理論的正確理解的結果。首先，鄧小平研究了中國國情，深刻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鄧小平說：“因為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困落后，愚昧無知。”②同時，鄧小平還以“過去陜甘寧就是特區”作為歷史依據，倡議創辦新時期特區。盡管這兩種特區的性質、地位和作用迥然不同，但仍有共同之處，就是在中國土地上劃出一塊或幾塊地方，進行某種嘗試，通權達變，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其次，鄧小平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關于對外開放的理論，大膽借鑒海外成功的經驗。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的歷史是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歷史。在現在世界發展一日千里的時代，中國只有吸收一切文明成果，借鑒外國成功的經驗，才能加速經濟發展，趕上時代潮流。鄧小平極其深刻地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③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有8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500多個出口加工區和自由貿易區，特別是亞洲“四小龍”在吸引外資，引進技術設備，增加創匯，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的經驗，尤其為黨中央和鄧小平所重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鄧小平以其非凡的膽略和遠見卓識，從海外設立特區的成功經驗中得到啟示和借鑒，并吸納廣東省提出的富有新意的建議，果斷地作出在中國沿海地區創辦4個經濟特區的決策，而且把它作為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項重要實驗。其后，又接受廣東省的提議，把“出口特區”改為具有豐富內涵的“經濟特區”。鄧小平說：“我說名字叫經濟特區，搞政治特區就不好了。”④這一稱謂的確定，明確地規定了經濟特區的性質和任務。

二、從1980年8月到1988年4月，這是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形成的階段

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和經濟的運動，給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以決定性的影響。鄧小平的經濟特區思想，也是隨著中國經濟特區的社會經濟的運動而逐步形成的。筆者認為，1984年春鄧小平第一次視察深圳、珠海、廈門3個特區的題詞和隨后發表的談話，可視為這一思想形成的標志。這是一次思想大飛躍。以下幾點，是構成特區思想形成的基本元素。（一）經濟特區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樣，我國經濟特區這一社會主義新生事物，也是經歷了幾番風雨、幾番坎坷才茁壯地成長起來的。在開始那幾年，海內外人士對試辦特區，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由于長期閉關鎖國和“左”的思想影響，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對試辦經濟特區這一偉大創舉，疑慮很多，阻力很大，多有非議之詞。有人說“特區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飛地’”，“香港市場上的‘水貨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擬為“舊中國上海的‘租界’”。有一段時間，海內外更有人異口同聲地說試辦特區“失敗了”。當年分管特區工作的谷牧，后來曾感慨萬分地說：“特別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風蕭瑟’的味道。”⑤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在會見南斯拉夫外賓時也說：“當時我們黨內還有人采取懷疑的態度，香港輿論界不管是反對我們的還是贊成我們的，也都有人持懷疑態度，不相信我們是正確的。”①.那時，經濟特區困難重重，步履維艱，是在“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中過來的。黨中央和鄧小平對經濟特區這一新生事物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傾注了很多的心血。正當特區艱苦行進、遇到很大壓力的時候，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中央決策層對廣東、福建兩省創辦經濟特區工作，再一次給予明確支持。鄧小平指出：“在廣東、福建兩省設置幾個特區的決定，要繼續實行下去。”②1984年春，鄧小平親自出馬，第一次視察了深圳、珠海、廈門特區。他說，興辦特區是我倡議的，現在來看看辦得怎么樣了。他分別為3個特區作了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珠海經濟特區好”，“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③充分肯定了興辦特區的決策和實踐，并對其發展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回京后又作了重要談話，給特區建設以決定性的支持，對辦好特區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后來他又多次闡述了特區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等等。1985年6月29日，他對阿爾及利亞外賓說：“深圳經濟特區是個試驗，路子走得是否對，還要看一看。它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們的愿望，不成功是一個試驗嘛。”④同年8月1日，鄧小平在對日本外賓談話時指出：“現在我要肯定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句話是，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這兩句話不矛盾。”⑤這兩次會見外賓談話，其中最重要的，是肯定了經濟特區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這一性質。鄧小平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特區存在的問題。他與外賓談到深圳特區時指出：“當然一個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許犯錯誤是不行的，有一點錯誤也是很小的。”⑥由于鄧小平在發展方向上及時加以引導，因此，中國經濟特區這一新生事物得以健康成長。（二）經濟特區堅持“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對中央負責人發表重要談話時明確指出：“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⑦根據鄧小平的意見，黨中央、國務院先后作出決定：擴大廈門、珠海、汕頭3個特區的范圍；開放上海、天津、廣州、大連、青島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島，給海南島以類似經濟特區的政策；開辟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廈漳泉三角洲以及環渤海灣地區為經濟開放區。從而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開放格局。鄧小平提出的“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導思想因此普遍深入人心，“給那些有關興辦經濟特區是是非非的議論，基本劃上了句號”。⑧（三）明確了經濟特區的地位和作用。鄧小平說：“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從特區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識。特區成為開放的基地，不僅在經濟方面、培養人才方面使我們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國的對外影響。”⑨鄧小平提出特區是對外開放的窗口和基地，不僅科學地指明了特區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指明了特區建設的方向與任務。特區通過外引內聯，一是利用特殊政策，將海外的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人才引進特區，促進特區經濟發展，并逐步向內地進行輻射，為全國各地改革開放起到試驗和示范的作用。二是通過特區這個窗口，了解國際市場變化，掌握最新信息，不斷走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競爭，以便實現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接軌。三是世界各國通過特區，可以了解中國國情、對外政策和投資環境，加強中外的經濟合作。（四）特區經濟要從內向轉到外向。特區創辦時，深圳部分領導強調發展商業，搞“萬商云集”，一度利用優惠政策進口商品向內地傾銷，獲利頗豐。海內外議論紛紛，致使特區形象受損。這顯然不符合試辦經濟特區和出口基地的宗旨。為此，中央和廣東省要求深圳等特區在發展方向上進行調整，在3年內將深圳特區辦成以工業為主、以出口創匯為主的外向型的綜合性的出口基地。但一些同志在這個問題面前躊躇不前。鄧小平接到這一信息，針對那些有關特區發展方針的模糊認識，強調指出：“我們特區的經濟從內向轉到外向，現在還是剛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產品還不多。只要深圳沒有做到這一步，它的關就還沒有過，還不能證明它的發展是很健康的。”①在特區發展的關鍵時刻，他再一次敲響了警鐘，指明了方向。特區按照鄧小平這一指示，努力調整產業結構，向外向型經濟發展，積極打進國際市場，多出口，多創匯，終于闖過了以出口創匯為主這一關。1987年6月，鄧小平十分欣慰地對外賓說，“他們自己總結經驗，由內向型轉為外向型，就是說能夠變成工業基地，并能夠打進國際市場。這一點明確以后，也不過兩三年的時間，就改變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訴我，那里的工業產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匯收支可以平衡。”②對此，中共元老陳云和李先念都加以肯定。陳云說：我們“雖然都沒有到過特區，但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這幾年，深圳特區經濟已經初步從進口型轉變成出口型，高層建筑拔地而起，發展確實很快。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復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③。經過近40年的發展，現在經濟特區已成為我國重要的出口基地，其中深圳的進出口總額居全國各大中城市之首。

三、從1988年4月至90年代前期，這是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的豐富和發展階段

這一時期，鄧小平的經濟特區思想由形成走向成熟。其成熟的標志就是1992年的南方談話。他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結合特區的具體實踐，深刻地總結了特區的實踐經驗，作出了極其重要的理論概括，對中國的改革和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中共十五大報告稱其為“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以下幾方面的內容，構成了這一時期鄧小平經濟建設思想的基本要素。（一）再造幾個“香港”。鄧小平在總結原有特區經驗的基礎上，以更大的氣魄，提出并決定創建海南特區省和開發上海浦東，進行更深刻、更廣泛和更高層次的改革開放的綜合試驗，下大決心“再造幾個香港”。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對南斯拉夫外賓宣布：“現在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懷疑都可以消除了。”“我們正在搞一個更大的特區，這就是海南島經濟特區。海南島和臺灣的面積差不多……海南島好好發展起來，是很了不起的”④1988年4月，海南經濟特區成立，中央賦予比其它特區更為優惠的政策。從深圳等4個特區擴大到海南特區省，這是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的又一次飛躍。海南是一個擁有3萬多平方公里的區域和多元化、多層次的社會結構省份，在一個僅次于臺灣省這么大的范圍內興辦特區，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其廣度和深度，實堪稱為我國改革開放史上的壯舉。當海南決定將洋浦港成片承包給外商開發，遭到國內外某些人強烈反對，甚至指責此舉為“賣國行為”，“何異引狼入室，開門揖盜”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給予了決定性的支持。1989年4月28日，在“洋浦風波”發生后不久，鄧小平審閱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省長梁湘呈報的《關于海南省設立洋浦經濟開發區的匯報》，作出批示，肯定“海南省委的決策是正確的，機會難得，不宜拖延”①。明快而果斷地平息了“洋浦風波”，使海南特區得以持續發展。.1988年6月3日，鄧小平提出了“再造香港”的戰略構想。他說：“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②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領導人談話時指出：“我過去說過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③后來他還多次談到“再造香港”問題，這是其經濟特區思想的又一次突破。香港是一個全方位開放的自由港，國際化程度較高，是國際貿易、航運、金融、信息中心之一。鄧小平提出“再造香港”，就是要借鑒和利用香港對外開放的經驗，促進內地更加開放，走向國際化。鄧小平“再造香港”，其目標除海南洋浦外，他更看重的是上海浦東。1991年初，鄧小平視察上海，他不無惋惜地說：“上海開發晚了”，“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那樣，早幾年開發就好了。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④他第二年視察南方時，再次以檢討的口吻說：“回過頭看，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⑤鄧小平認為“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帶動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經濟發展的“一條捷徑”⑥。基于這一考慮，他敦促中央和上海加快開放和開發浦東。“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⑦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浦東后來居上，全國形成了“80年代看廣東，90年代看浦東”的局面。（二）經濟特區姓“社”不姓“資”。從特區成立之日起，特區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一直困惑著某些人的思想，長期爭論不休。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集中體現和最高標準。鄧小平南方談話，圍繞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這條主線，抓住社會主義本質問題，以“三個有利于”作為判斷姓“社”姓“資”的標準。明確地指出特區姓“社”不姓“資”。他以特區生產力發展作依據，通俗而深刻地闡述了徹底的唯物主義的觀點，嚴厲地批評那種離開生產力的發展而空談姓“社”姓“資”問題的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和標榜唯我主張才姓“社”的主觀唯心主義的作風，痛斥那些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的理論家，“連基本常識都沒有”⑧。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本質論和“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論，不僅從理論回答了特區姓“社”不姓“資”的問題，而且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從而結束了這場曠日持久的姓“社”姓“資”的爭論。（三）經濟特區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敢闖敢“冒”，大膽實踐，勇于探索，敢于試驗，是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的重要環節。改革開放必然要接觸到一些資本主義的東西。有些人因此而認識不清，產生困惑，務必先要搞清姓“社”還是姓“資”，才敢邁步。鄧小平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①他十分贊賞深圳特區那種敢為天下先的大無畏精神，正確地指出：“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并把它上升為改革開放的一條基本原則。因此，他主張，第一，“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否則，“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②試辦經濟特區是一個新課題，沒有什么經驗，全靠摸索前進，只有敢于冒風險，大膽地闖，才能探索出一條新路來。第二，“不搞爭論”。這是避開守舊派攻擊的巧妙一招。千道理，萬道理，發展才是硬道理。對于特區新的實踐，不能用傳統的理論評頭品足。有些理論上的問題，如果拘泥于經典作家的本本里是否說過或怎么說，老是爭論不休，就會把問題越搞越復雜，把時間爭掉，貽誤發展時機。鄧小平從本質上總結深圳特區的建設經驗是敢闖，這一科學總結，過去多次特區工作會議以及粵、閩、瓊三省五個特區經驗總結中從沒有達到這樣的理論高度，這是對特區經驗的肯定，也是特區增創新優勢的強大思想武器。（四）經濟特區以市場經濟為取向。鄧小平倡議試辦經濟特區時，就十分明確地指出，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這就決定特區的建設，一是不能再走計劃經濟的老路，國家撥多少錢，就辦多少事。特區必須自籌資金、自擔風險來搞開發和建設。所謂“蛇口模式”，就是主要靠招商局向香港銀行借錢發展起來的。二是特區經濟要從內向走向外向，就要大力發展“三來一補”和“三資”企業以及外向型企業，加強與外商的合作，與國際市場接軌。這就需要按照國外市場經濟的規律辦事。因此，深圳特區在建立初期，就提出它的經濟以市場調節為主，而海南建省在制定大特區發展戰略時，就明確提出要“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些都是根據鄧小平關于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先進經營方式指示為導向的。以市場調節或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做法，對特區的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就是在鄧小平經濟特區建設思想和實踐的基礎上而制定出來的。（五）經濟特區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20世紀80年代初，在建立經濟特區時，鄧小平在與廣東同志談話中就提出：要兩手抓，一手要抓改革開放，一手要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以后他又多次強調要兩手抓的問題。第二次南方談話，他再一次強調“要堅持兩手抓”，并進一步指出“兩只手都要硬”。他說：“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只手都要硬。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掃除各種丑惡現象，手軟不得。”③他提出應當借鑒新加坡的管理經驗，而且要比他們管得更好。鄧小平為搞好特區的兩個文明建設，指明了方向。他一方面指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④。另一方面，強調要重視黨的自身廉政建設，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則，后果極其嚴重。他指出：“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⑤鄧小平提出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方針，為特區兩個文明建設的順利進行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證。

四、中共對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鄧小平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它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為代表的歷屆中共中央，進一步繼承和發展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一如既往地支持經濟特區發展。1994年6月，在深圳就經濟特區的發展問題時鄭重重申：中央對發展經濟特區的決心不變，中央對經濟特區的政策不變，經濟特區在全國改革開方和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變。要把發展經濟特區貫穿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經濟特區要增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①這一講話，指明了特區繼續發展的前途和方向。2003年春天，在廣東人民抗擊“非典”的關鍵時刻，親臨深圳、廣州等地視察。他強調，廣東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希望廣東的同志扎扎實實地做好改革發展穩定的各項工作，努力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征程中繼續走在全國的前列。他首次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思想，要求廣東加快發展、率先發展、協調發展，增強大局意識和使命感，努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更好地發揮排頭兵作用。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2012年12月7日，在全面深化改革號角吹響之際，擔任總書記后出京調研視察的第一站選擇了深圳、珠海特區。他表示，這次調研之所以到廣東來，就是要到在我國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的地方，現場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將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他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100年’奮斗目標、實現中國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并對廣東、深圳提出了新目標：“努力成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排頭兵、深化改革開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學發展的試驗區，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②這體現了黨中央對廣東、深圳未來發展的殷切期望，也向世界宣示了中國繼往開來，不斷深化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2018年4月13日，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他指出：“40年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5個經濟特區不辱使命，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歷史進程中譜寫了勇立潮頭、開拓進取的壯麗篇章，在體制改革中發揮了‘試驗田’作用，在對外開放中發揮了重要‘窗口’作用，為全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③這個講話，肯定了特區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也為特區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進入新時代，我國5個經濟特區與上海浦東以及散布各地的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開拓進取、奮勇拼搏，不斷開創新局面。

作者:盧荻 單位: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