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投資理論與企業投資需求的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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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亦投資，敗亦投資”，此話說的是投資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重要性。確實，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的脈搏與投資息息相關。因而深入研究馬克思的投資理論，無疑對中國的經濟理論研究與改革實踐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本文試圖依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論述，對馬克思的投資理論作一粗略的探討，并在此基礎上，對啟動企業投資需求，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投資的內在動機與外在壓力

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與小商品經濟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后者是為買而賣，意在使用價值；前者則是為賣而買，意在價值本身；后者對使用價值的追求是有限的，前者對價值的追求則是無限的，而對剩余價值與超額剩余價值的追逐正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動力。這種追逐是通過將貨幣轉化為資本即投資活動而實現的。所以，作為資本的人格化的資本家，起初進行的投資就好比放出一只金鳥，但目的是在回歸時，除了金鳥，還有金蛋。這種剩余價值源自工人的生產活動，實現于流通之中。

當資本的內在貪欲一旦發動，投資活動就會像投入石子的湖面的水紋，在越來越大的范圍內展開。這是因為獲得剩余價值的內在動機的實現，經常受到與之同樣動機的競爭。要克服這種實現的障礙，必須不斷地使剩余價值資本化——即投資。

從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投資一直是經濟增長的源泉。這種投資活動一方面表現為生產的外延擴大，另一方面表現為內涵的深化，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兩者交織在一起，構成了資本主義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二重奏。

黑格爾指出，惡推動世界的發展，這個觀點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所以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資本主義殘酷性的一面，另一方面高度贊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得的巨大進步。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作為資本主義的內在規律，表現為單個資本家追求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的外部運動，并由此引起了競爭，在競爭的強制規律作用下，迫使每個資本家為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而竭力攫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其中重要的手段就是不斷地進行有利可圖的投資活動。馬克思在說明“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怎樣表現為資本的外部運動，怎樣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發生作用，從而怎樣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2頁。）時，從三個角度闡述了這一問題。

第一，從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角度，闡述了資本家對超額剩余價值的追求而導致的投資競爭。

所謂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是指在勞動時間長度一定的情況下，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對延長剩余勞動時間而獲得的剩余價值。眾所周知，必要勞動時間是創造勞動力價值的時間，要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就必須降低勞動力價值。勞動力價值是由工人及其家屬的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要降低其價值，就必須提高生產這些生活資料以及和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有關的部門的勞動生產力。

提高勞動生產力，降低勞動力價值，從而減少必要勞動時間，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客觀結果，即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趨勢”。就各個資本家個人而言，他提高勞動生產力的直接動機則是攫取超額剩余價值。這就是說，資本的一般的必然趨勢表現為各個資本家對超額剩余價值的特殊追求。

馬克思認為，要獲取相對剩余價值，“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注：雪葦編：《資本論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頁。）變革技術條件，變革企業的組織形式，實際上是通過把新資本投向改良的機器或生產資料上實現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至十三章的描述中，闡述了相對剩余價值發展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實際上是由投資活動推動的，或者外延擴大，以取得規模經濟（協作力）的好處，或者外延擴大中包括著內涵的深化，以獲取由于機器設備改良帶來的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這一進程，是由單個資本家率先打破均衡，而由眾多資本家的競爭走向新的均衡的過程，馬克思指出：“采用改良的生產方式的資本家比同行業的其余資本家，可以在一個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為剩余勞動。但是另一方面，當新的生產方式被普通采用，因而比較便宜地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和它的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的時候，這個超額剩余價值也就消失。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規律，既會使采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感覺到，他必須低于商品的社會價值來出售自己的商品，又會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迫使他們的競爭者也采用新的生產方式。”（注：雪葦編：《資本論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頁。）這樣就實現了新的均衡，這時，超額剩余價值消失，大家都獲得相對剩余價值。然而，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的戰火并不就此熄滅，而會在新的均衡基礎上重新展開這一競爭過程。

第二，從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性的物質基礎的角度，闡述了固定資產更新引起的投資競爭。

馬克思從分析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出發，指出：“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等活躍、生產高度繁榮、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構成的，穿插著較小波動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注：雪葦編：《資本論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頁。）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九章中經過大量材料的研究認為，固定資產每隔十年左右更新一次是經濟危機具有周期性的物質基礎。他說：“雖然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從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注：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7頁。）眾所周知，在危機期間，商品積壓、物價下跌、生產下降。為了在危機中站穩腳跟，資本家就要竭力采取效率更高的機器裝備和新的工藝方法，這就會引起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更新投資。固定資產的大規模更新，導致生產資料市場的擴大，從而出現生產資料部門本身的引致投資；由于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員增加，擴大了消費品市場。這樣，就會使生產從危機中擺脫出來，經濟從蕭條走向復蘇，資本贏利增加，生產上升。生產擴大的結果，必然要超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于是在經濟高潮之后，新的危機不可避免地到來。新的危機又會引起新的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投資。

第三，從說明一般利潤率和成本價格形成的角度，闡述投資在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的流動與競爭。

眾所周知，當剩余價值被看成全部資本帶來時，剩余價值便轉化為利潤。由于各種原因，按理各個資本的利潤率是不相同的，有高有低。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現實經濟生活中，實行的是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也就是說都能獲得大致相同的利潤率。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是資本在各個生產部門的流動與競爭造成的。馬克思指出：“不管所生產的價值和剩余價值多么不同，成本價格對投在不同部門的等量資本來說總是一樣的。成本價格的這種等同性，形成不同投資競爭的基礎，而平均利潤就是通過這種競爭確定的。”（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2頁。）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平均利潤率的形成，主要是通過兩個環節得來的：一是成本價格的等同性，二是部門間的競爭。

所謂成本價格，就是生產某種商品所花費的資本。對資本家來說，不管這種資本投向的部門有機構成如何，如果投入的資本是等同的，那么他就要求獲取等量的利潤，因為他花費的資本即成本是等同的。然而，這種要求的實現是通過競爭達成的。

競爭依范圍來劃分有兩種：部門內部的競爭和部門之間的競爭。部門內部的競爭形成商品的社會價值，部門之間的競爭則形成平均利潤率。

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各部門的資本家為了爭奪較高的利潤率而展開競爭，這種競爭主要是通過資本的進入和退出來實現的。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當資本不能在某一部門獲得平均利潤率時，資本就會流出這一部門，反之則流進這一部門。資本不斷地從利潤率低的部門流向利潤率高的部門，結果，利潤率低的部門由于資本的減少，產品減少，在供求規律的作用下，利潤率升高。而利潤率高的部門由于資本的流入，導致生產增加，產品供給增多，價格下降，利潤率下降，從而導致暫時的均衡。除了原有資本的移動外，新的投資也參與這一角逐，從而導致平均利潤率的形成。因為資本總是要求有利的投資場所。

二、投資來源與實現條件的分析

要投資，就必須要有投資來源。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從剩余價值理論出發，明確指出，剩余價值從資本來，資本則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從而指出了資本不過是存量形態的剩余價值。馬克思說：“把剩余價值當作資本使用，或者說，把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叫做資本積累。”（注：雪葦編：《資本論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頁。）資本主義生產本質上是不斷擴大的再生產，是剩余價值不斷地資本化過程。在擴大的再生產中，資本來自于剩余價值，不僅如此，馬克思的分析還表明，甚至在簡單再生產的情況下，全部預付資本，不管它的來源如何，都轉化為積累資本或資本化的剩余價值；但在生產的巨流中，全部的預付資本，與直接積累的資本即重新轉化為資本（不論它是在積累者手中，還是在別人手中執行職能）的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比較起來，總是一個近于消失的量（數學意義上的無限小的量）。（注：雪葦編：《資本論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頁。）

投資來源從資本的運動來看，似乎只有剩余價值，但還不是全部，還要扣除資本家的消費。馬克思的兩大部類的再生產理論就是據此構建的，我們在下文還要談到。

事實上，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資本化是投資的惟一源泉，這是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提出的，在那里，馬克思是抽象地考察積累，也就是把積累只看作直接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但隨著研究的深入，馬克思不斷賦予積累新的內容，指出投資資金的新來源。在《資本論》第二卷中，他認為剩余價值到追加資本的轉化只是“特定意義上的資本積累”，可用于投資的貨幣資本“除了由于剩余價值的逐漸貨幣化外，新的貨幣資本還可由其他方法產生”。這其他的方面，主要是指下述兩個方面：

第一，折舊基金用于擴大再生產投資。從生產周轉的角度看，可將預付資本劃分為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流動資本（包括原材料以及工資等）隨著企業不間斷的再生產，需要將其不間斷地用于購買以便投入生產。固定資本的周轉，即折舊則有不同的運動形式。固定資產的使用期限比較長，資本的周轉期長于產品的周轉期，這就決定了它的價值補償與實物補償在時序上的不一致性。在固定資本實物更新之前，先期參加周轉的價值，便以貨幣資本的形式沉淀下來。從整個社會來看，這部分資本可作為追加的投資，成為企業積累的一個現實因素。馬克思指出：“雖然固定資本，如上所述，繼續以實物形式在生產過程中發生作用，但它的價值的一部分，根據市場損耗，已經和產品一起進入流通，轉化為貨幣，成為貨幣準備金的要素，以便在資本需要的實物形式進行再生產時來補償資本。固定資本價值中這個轉化為貨幣的部分，可以用來擴大企業，或改良機器，以提高機器效率。這種規模擴大的再生產，不是由積累——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引起的，而是從固定資本的本體分出來，以貨幣形式和它分離的價值再轉化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種固定資本而引起的。”（注：雪葦編：《資本論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頁。）

第二，貨幣收入轉化為借貸資本。

馬克思在比較貨幣資本與現實資本時指出：“產業資本家進行的現實積累，通常要由再生產中的資本本身的各種要素的增加來實現。”（注：雪葦編：《資本論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頁。）

貨幣資本的積累雖然不表示現實生產要素的增加，但它是增加生產要素的現實條件，是資本運動的必經階段。“貨幣資本的積累，……為現實的積累，為開辟新的投資場所的貨幣，提供了貨幣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3頁。）

借貸資本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居民收入轉化而來的。馬克思早就觀察到這一情況，對收入轉化為借貸資本積累作了概括。馬克思指出：“一切逐漸消費的收入，例如地租、高級工資、非生產階級的收入等等，也是這樣。它們都在一定時間內采取貨幣收入的形式，因此可以變為存款，并由此變為借貸資本。”（注：雪葦編：《資本論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頁。）“用于消費的收入部分（這里撇開工人不說，因為他的收入＝可變資本）的擴大，首先表現為貨幣資本的積累。”（注：雪葦編：《資本論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頁。）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工資水平提高的條件下，工資收入用于積累的現實可能性已經愈益明顯。西方國家如此，我國更是如此，改革開放后，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長，已經成為資本積累的中堅力量。

盡管馬克思看到了在C、V、M中都存在著積累——投資來源的主要因素，但他在考察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時，仍然將投資的來源確定為剩余價值的資本化。他認為投資的實現條件必須是貨幣資本和剩余產品的雙重存在。“剩余價值所以能轉化為資本，只是因為剩余產品（它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已經包含了新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注：雪葦編：《資本論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頁。）而固定資產折舊的提取事實上也是有與之相對應的物質組成部分，因為馬克思已經在分析簡單再生產時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折舊基金不及時轉化為投資，就會在簡單再生產中出現產品實現危機。（注：雪葦編：《資本論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頁。）

馬克思認為，工人的工資僅夠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以V中沒有可用于積累的物質原子。而其他形成借貸資本來源的收入，在馬克思看來，其相對應的實物形式則是消費資料。馬克思說：“在貨幣資本的積累中，加入了一個本質上和產業資本的現實積累不同的要素，因為年產品中用于消費的部分，并不是資本。它本身無論在這個形式上或在那個形式上都不表示積累。但它暫時執行借貸資本的職能，即貨幣資本的職能。”（注：雪葦編：《資本論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頁。）

馬克思通過再生產活動的分析來論述投資實現條件時，做了一個假設，即不變資本的流轉包括固定資本的價值周轉，最長為一年，這樣就把固定資產中游離出來的投資來源假定掉了。這樣做只是為了分析的方便，實際上，情況并非如此。

依據馬克思的思路，可變資本V能夠維系勞動力再生產，故在投資實現條件的再生產圖式中，現實的投資來源由此成了單一的剩余價值（扣除了資本家集團消費）。

但是依據發展了的情況，將這一實現條件分析進行一定的深化則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因為馬克思的再生產圖式已經給我們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我們要做的就是只做些添加。不過本文的目的并不在此。

馬克思在分析簡單再生產時，實際上提出了要使生產能夠順利運行，生產資料的部門必須完成不變資本的補償，生活資料部門則必須滿足工人與資本家的消費需要。

在這一基礎上，馬克思分析了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即從投資的貨幣資本必須有相應的剩余產品的角度，提出了投資可能的條件。實際上，結合《資本論》第三卷的分析，投資可能實現的條件還必須考慮投資之后產出品的實現問題。如果不能實現，投資就不可能實現，所以《資本論》第三卷談到了資本過剩和人口過剩問題。這一思想對指導我們今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投資活動仍然具有重大意義。

三、投資增長與制度創新

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分析，投資與制度創新的關系具有雙向性：一方面，隨著資本的積聚，單個資本的投資額增大，制度例如企業制度就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的原因主要是新制度會帶來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隨著新制度的建立，促進了投資增長，例如信用制度的建立，使數額巨大的投資需求得以以股份的方式實現，并進而創造出股份公司與股票市場更新的制度。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較為詳盡地論述了投資增長與企業制度不斷創新的關系。馬克思認為，現代經濟組織——企業制度的演進經歷了協作、工場手工業、機器大生產（工廠）、股份公司這幾個階段。

馬克思認為，企業的起源是與協作聯系在一起的，確切地說，是與簡單協作聯系在一起的。因此，維系簡單協作的條件，就是企業產生的條件。從簡單協作本身來看，主要取決于：(1)簡單協作的技術條件，這個條件在封建的手工業中就已經存在；(2)資本積累的最低額度。從經濟學上說，這是重要的，沒有一定量的資本作為粘合劑，就不可能有現代企業，當然，這是以協作比單個手工勞動的生產率高為前提。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資本同時雇傭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并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的時候才開始的。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頁。）

與簡單協作相比，工場手工業的最大特點是，協作建立在分工的基礎上。采用這種企業制度，資本額必須較簡單協作為大。馬克思指出：“數量較多的工人受同一資本指揮，既是一般協作的自然起點，也是工場手工業的自然起點。”（注：雪葦編：《資本論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頁。）反過來，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又使工人人數的增加成為技術上的必要。現在，單個資本家所必需使用的最低限額的工人人數，要由現有的分工來規定。另一方面，要得到進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須進一步增加工人人數，而且只能按倍數來增加。但是隨著資本的可變部分的增加，資本的不變部分也必須增加，建筑物、爐子等共同生產條件的規模要擴大，原料尤其要增加，而且要比工人人數快得多地增加。由于分工、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一定勞動量在一定時間內消耗的原料數量也就按比例增大。因此，單個資本家手中的資本最低限額越來越大，或者說，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資本，這是由工場手工業的技術性質產生的一個規律。

工廠制度確定的另一個階段，也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階段，是與機器大工業聯系在一起的。“作為工業革命起點的機器，用一個機構代替只使用一個工具和工人，這個機構用許多同樣的或同種的工具一起作業，由一個單一的動力來推動，而不管這個動力具有什么形式。”（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3頁。）在機器大工業中，由于勞動資料取得了機器這種物質存在的方式，就要求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以自覺應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進一步加強，并且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術構成，決定了協作的規模、方式和程度。

機器大工業最終確立了工廠制度，而工廠制度的確定意味著典型的企業制度的形成。當然，在工廠制度得以確定的前期（或初期），企業是以單個資本的形式出現的。不過，這時候的單個資本形成的最低限額大于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單個資本形成的最低限額。這不僅因為機器的昂貴和機器決定的生產規模在技術上的規定性大于手工業中相同要素的作用，還因為機器大工業本身一開始就要求一定的規模經濟。機器大工業造就了生產的大規模，資本對利益的追求決定了機器使用的最低界限，所以，機器一經應用，對資本來說，必須具有經濟性，這種條件，在極小的規模內無法做到，從而，小的資本額無法突破現代工廠制度的壁壘。

從單個企業演進到股份制，同樣伴隨著資本最低限額要求的提高。馬克思指出：“一個獨立的工業企業為進行有效的生產所必需的資本最低限額，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而提高，這種情況在競爭中表現為：只要新的較貴的生產設備普遍得到采用，較小的資本在將來就會被排除在這種生產之外。只是在各生產部門機器發明的初期，較小的資本才能在這些部門獨立執行職能。另一方面，像鐵路之類的規模極大的企業，不變資本占的比例異常巨大……但是，資本在股份形式上的巨大的結合，在這里也找到了直接的活動場所。”（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2-293頁。）“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修建鐵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頁。）

從簡單協作到工廠企業的建立，是單個資本積聚的結果，由投資的最低額度增長導致制度的創新，可看成投資推動的制度變革。但從單個資本到股份制企業的誕生，卻是由投資巨額需求拉動的制度創新。馬克思認為，股份制企業的誕生不是資本積聚的結果，而是信用制度作用的結果。信用采取股份的方式籌集了大企業需要的資本金，并由此衍生一系列的金融制度，如證券交易所等，形成了資本市場。

四、馬克思投資理論的現實意義

通過以上對馬克思投資理論的粗略分析，我們認為，盡管馬克思構建其投資理論的時代背景與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不盡相同，但其理論分析仍然具有普遍意義。

從國內經濟來看，經過改革開放20年的發展，我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壯大，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瓶頸”制約得到緩解，社會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邁上了新臺階。以買方市場的形成為標志，我國的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長已經由供給約束轉向需求約束。

眾所周知，總需求是由消費需求、投資需求與外貿需求構成的。要使經濟正常運行，必須同時啟動這三只輪子。目前，外貿需求由于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國內消費需求由于居民一方面實際收入減少，購買力降低，另一方面對未來的經濟前景頗感憂慮，需求平淡；因此啟動經濟很大程度上要寄希望于投資需求。

有鑒于此，政府這兩年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圖為經濟增長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可謂用心良苦，無奈企業應者寥寥。政府的投資目標在于增強企業或民間的投資信心，引誘企業投資，推動經濟增長。

企業投資信心不足，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客觀原因就是商品市場上的供求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些傳統產品生產能力過剩，企業經營困難，據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曾培炎估計，約有3/4企業開工不足，生產能力閑置。（注：曾培炎：“堅持擴大內需的政策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大復印報刊資料·體制改革》1999年第1期。）

這就使得以前只要有產品就不愁市場、只要上項目就不愁盈利的狀況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投資行為的盲目性受到了市場的有效約束。在一般產品的生產能力出現過剩的同時，由于缺少必要的技術儲備，新產品開發跟不上。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普遍感到難以找到效益好的投資項目，投資欲望減弱。據中國人民銀行對5000家工業企業投資意向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998年企業已有的投資項目中，只有28%的企業有新建項目，且多集中于大型企業。有30%的大型企業有新建項目，中小企業有新建項目的只占總數的26%和23%。（注：劉樹成：“啟動經濟要有新思路”，《內部文稿》1998年第19期。）

另一方面，企業缺乏有效的融資方式，也是投資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根據馬克思的分析，投資來源主要是企業的剩余。然而，我國企業的投資來源主要是銀行貸款（約占37%），其次來源于企業自身的積累（約占25%)和內部集資（約占10%）。由于我國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居高不下，加之專業銀行向國有商業銀行轉軌，企業融資困難。且間接融資負債過多，企業的金融結構不合理，影響企業的長期發展。

從主觀方面看，企業缺乏一定的投資能力和投資經驗，缺乏公正超脫的投資中介機構，缺乏必要的政府指導，企業投資成功率較低。一方面，從計劃經濟時代向市場經濟轉軌，不少經營者決策知識不足，不熟悉市場經濟體制下投資運作的程序和投資要求，單憑主觀意志、善良愿望進行投資，結果失誤較多。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從賣方向買方轉變，產品升級換代，產業向高度化方向發展，對投資者的要求越來越高。投資需要相當的專業知識（目前我國短缺的一些產品，大部分是一些科技含量較高的），需要充分的信息依據，并且在外部環境瞬息萬變的情況下，投資風險很高。

針對目前的狀況，我們認為，要啟動企業的投資，可能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要增加企業對未來的信心。目前國際經濟形勢已經好轉，外貿出口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國內經濟也開始回升。根據馬克思的分析，經濟周期的低谷，正是企業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的極好時機，各類投資品價格較低，目前投資項目建成時，正好趕上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因此要使企業明了這個道理，把目前的擴大投資需求同以后的經濟增長聯系起來。

第二，要解決企業的投資資金不足的問題。目前我國國民收入的流向已經發生改變，居民成為資金供給的重要來源，現在居民儲蓄有5萬多億。大力發展我國的資本市場，讓居民參與投資活動，這將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企業的投資來源，改善企業的金融結構。

第三，政府要引導企業經營者改變傳統觀念，積極進行技術創新，通過開發新產品、開拓新市場、創造新機會以取得新的優勢。根據馬克思的分析，重要的是要通過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以獲取相對剩余價值。只有通過技術創新，強化管理實現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才能贏得市場，取得較多的剩余價值，增強企業的生存能力與發展能力。

第四，加強對企業經營者的投資理論培訓和投資模擬訓練，增強其投資能力，豐富其投資經驗。組建投資咨詢機構，加強企業與科研部門的合作。

第五，以制度創新推進投資需求的擴大。隨著經濟的發展，投資的門檻越來越高，需要通過資本紐帶，組建較大的企業集團，讓眾多的小資本集中為較大的資本，以進行規模投資，涉足高新技術領域，通過資本優勢取得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