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評斯大林的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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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蘇聯農業/集體化/歷史意義/深刻教訓/啟示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4799(2001)05-0011-07

十月革命的勝利，開辟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時代。在當時蘇俄小農經濟占優勢的條件下，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成為擺在蘇聯共產黨人面前的一項艱巨而緊迫的任務。在列寧逝世之后，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大力推進了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這一運動始于1929年下半年，經過四年多的時間，到1933年基本上完成。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道路大致可概括為：在很短的時期內，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將農民使用的土地集中起來，組成勞動組合式集體農莊。消滅富農階級。國家還通過組織機器拖拉機站，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派工人下鄉，向農村增派管理干部，提高農民文化與技術水平，加強對農莊的領導。以期在不長的時間內實行農業集體化。它是蘇聯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同時，對個體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引導千百萬個體農戶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轉變的偉大運動。斯大林領導的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曾付出高昂的代價，但也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豐富經驗與教訓。分析和研究蘇聯農業全盤集體化的實踐，總結其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對于我們推動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斯大林大力推進農業全盤集體化的起因

1.為了擺脫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及其戰爭的威脅，是迫使斯大林推進農業集體化的重要外因

1924年斯大林上臺執政時，蘇聯面對的國際形勢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和戰爭的迫近。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革命風暴曾波及到歐洲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但是，這些革命均被資產階級鎮壓下去。到1923年德國工人起義被鎮壓下去時，形勢已經十分明朗：蘇聯處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中，社會主義的俄國已成為孤島。世界資本主義在政治上敵視蘇聯，在經濟上對蘇聯進行封鎖。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面臨嚴重的威脅。在此情況下執政的斯大林及俄共不得不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隨時準備對付外敵的入侵。因此，對于蘇聯這樣一個唯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落后國家，為了迅速改變這種被動局面，顯然不能放慢建設速度，延緩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于是，斯大林提出：“至多在十年內就應當跑完我們落后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1](P38)能否高速度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化，在短期內從經濟上和技術上趕上并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這實質上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

這樣，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下，在戰爭的現實威脅下，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必須采取一切措施保衛自己國家的安全，使自己能夠生存下去。要生存就必須備戰。備戰就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在政治思想行動上保持高度統一，集中全國人力物力財力，由中央統一調撥和使用。備戰就要求優先而且迅速地建立和發展強大的物質基礎，必須高速度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尤其是發展重工業，與之相適應的必須加速農業全盤集體化。否則，蘇維埃政權就難以生存下去。

2.急于解決國內復雜的社會矛盾，克服小生產者自發的資本主義趨勢，是迫使斯大林推進農業集體化的重要原因

眾所周知，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產生于一個資本主義未充分發達、小生產如大海一般的國度，直到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前夕，全國還保存著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壓迫和農村經濟中的中世紀殘余。革命勝利后，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個體農業及非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比重大大高于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在斯大林看來，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屬于同一類型，是滋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必然會產生一些人貧困，另一些人發財致富。只要這種狀況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就仍然存在，社會主義就不能建成。能否在較短的時間內以先進技術改造小農經濟，改造整個國民經濟，這實質上是兩種經濟成分“誰戰勝誰”的問題。

因此，斯大林認為，實行農業集體化是克服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鞏固蘇維埃政權的迫切需要。他特別強調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工業及國民經濟的發展都不可能長久地建立在兩種不同的基礎上，即聯合的社會主義化的工業和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小農經濟?！爱斵r業還沒有建立起大生產基礎的時候，當小農經濟還沒有聯合為大規模集體經濟的時候，資本主義在蘇聯恢復的危險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險中最現實的危險”[1](P159)。也就是說，要鞏固蘇維埃制度并使社會主義建設獲得勝利，單是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夠的，還必須從工業社會主義化進到整個農業社會主義化。必須通過集體化，引導小農經濟聯合成為大規模的集體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有全面、徹底地改造小生產，才能挖掉資本主義的根子，為建設社會主義打下堅實可靠的經濟基礎。

3.發展糧食生產，緩解工業化進程中的糧食危機，是迫使斯大林推進農業全盤集體化的直接原因

在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的逼迫下，為了迅速改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所面臨的處境，1925年12月，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加快工業發展速度，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以及國家工業化方針的大力推進，蘇聯工業有了迅速發展，城市人口急劇增加，工業用糧和對其他各種農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多。同時，急需更多地出口糧食和農產品以換取機器設備。而當時農業發展速度與工業發展速度嚴重地不協調，農業生產發展很緩慢，商品率很低。1925-1928年，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2.8%，而農業總產值只增長了5.1%。1926-1927年，農業的商品率只為11%，僅為革命前1913年的一半。1927年底，糧食緊張，收購計劃完不成。而富農又趁機囤積糧食，不按規定價格賣給國家，投機倒把，更加加劇了糧食的緊張局面。

斯大林認為，加速集體化是解決工業化用糧和其他農產品采購問題的根本途徑。必須把“落后的分散的小農戶轉為……能生產最大量商品糧的聯合的公共的大農莊?！蓚€體的農民經濟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經濟”[2](P214-216)。必須“廣泛訂立預購合同，建立機器拖拉機站，全力發展合作社運動，使農民易于把他們的細小的個體經濟轉上集體勞動的軌道”[3](P53)。否則，就不能解決谷物問題，不能使力量單薄的農民擺脫破產和貧困，不能真正發展農業，甚至還會影響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關系，影響工業化進程及其發展需要。

此外，斯大林還認為，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為農業提供的機器設備不斷增多，這就為加速集體化提供了物質基礎。已有集體農莊的榜樣，使農民認識到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似乎農民普遍有了走集體化道路的強烈愿望，這又為加速集體化提供了群眾基礎。更為重要的是，斯大林堅定不移地認為，只要建立起大規模的、機械化的農莊和農場，就可以使蘇聯農業大發展，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糧食問題。1929年11月，當全盤集體化開展起來以后，他滿懷信心地說，只要農莊、農場更加迅速地發展下去，“再過兩三年我國就會成為世界上糧食最多的國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糧食最多的國家”[3](P118)。

后來的事實證明，斯大林的這些估計過于樂觀了，全盤集體化的條件并非想象的那樣成熟。實行全盤集體化的方針以取代列寧的逐步推進方針，與其說是條件成熟了，莫不如說是工業化對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需求更加迫切了。更確切地說，農業的發展速度與工業化速度嚴重脫節，糧食問題成了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不得不大力推進農業集體化，增加糧食生產。

二、農業全盤集體化的歷史意義

總的來說，蘇聯農業集體化是在國家工業化迅速高漲，商品糧相對短缺的情況下展開的，并用短短的幾年時間完成的。應該說，斯大林推行農業集體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即努力變革和完善農村社會生產關系，引導廣大小生產者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這對于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推動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1.農業集體化是實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第一次嘗試，為后來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積累了經驗教訓

蘇聯是第一個實行農業生產合作化，開辟發展農業的新的歷史道路的國家。農業集體化是蘇聯共產黨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之路的偉大嘗試，它開創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面，在實踐中堅持并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闡明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第一次歷史性的飛躍。但它畢竟停留在理論認識階段。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和斯大林領導蘇聯黨和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將理論付諸實踐，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開端，也是人類社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一歷史時代的開端。農業集體化是這一偉大歷史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使蘇聯廣大貧苦農民在20世紀30年代就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避免了兩極分化，在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闖出了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小農經濟的道路，同時也為后來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積累了經驗教訓。

2.農業集體化促進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形成，推動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

如何把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理同蘇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相結合，使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在資本主義的重重包圍和重壓下得以生存和發展，這確實是個難題。大力推進農業集體化，是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為解決這一難題，擺脫困境而展開的一項重大舉措，并逐漸形成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之路的第一個社會主義模式——斯大林模式，農業集體化構成這種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農業集體化以及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有這樣那樣的弊端，但正是這種模式，保證了蘇聯在當時國內外風云變幻的情況下全黨全國人民的團結統一和政局的穩定，保證了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奠定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也為后來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正是這種模式，為40年代至50年代蘇聯經濟高速發展，成為與美國并列的世界強國創造了條件。這種模式所包含的一些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原則，如公有制為主體、消滅剝削等，至今也難以完全否定，也為后來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所借鑒。蘇聯人民在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中所表現出的勇于探索與創新精神，至今仍然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3.農業集體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民生活處境，有利于改善農民生活

農業集體化是革命性的變革，是千百萬農民群眾從舊的生產關系向新的生產關系的過渡，是從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小商品經濟向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集體經濟的過渡。從前，千百萬貧苦農民經濟是單個而又落后的，勞動十分辛苦、繁重，且生產力水平很低，只有簡單落后的工具，忍受著富農的盤剝，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農業集體化消滅了農業領域的富農階級，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成為農業中的統治力量。當然這其中包含一些行政手段干預的結果以及國家的大力支持。黨和政府幫助千百萬貧苦農民加入集體農莊，擺脫富農的盤剝，從根本上改變了廣大農民的勞動性質、勞動條件及其組織形式。在集體農莊里沒有剝削關系和經濟上的從屬關系，消滅了階級分化和貧困化的經濟基礎。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后，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社員之間是同志般的協作和互助關系。集體農莊向社員提供同等的生產勞動條件，使用著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生產工具，生產能力和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任何一個農民，不管是集體農莊社員還是個體農民，只要愿意誠實地工作，不偷懶，不游蕩，不盜竊集體農莊財產，就有可能過上富裕、文明的生活，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蘇聯在這個時期內根本改變了樣子，拋棄了落后的中世紀面貌。它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它由個體小農業的國家變成了大規模機械化集體化的國家，它由愚昧無知、不識字，沒有文化的國家變成人人識字的有文化的國家。

4.農業集體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初步緩解了糧食征購危機

土地是最主要的農業生產資料，合理地使用土地資源，充分發揮其效應，對于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農業集體化將分散的小農戶聯合為集體農莊，把分散的小塊土地連接成為整片的大塊土地，消除了合理利用土地的障礙，擴大了播種面積，為采用先進的農業耕作技術創造了條件。同時，由于國家從農業機械和耕作技術等方面對集體農莊給予大力支持和幫助，截止1933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已經擁有20.4萬臺拖拉機，319萬匹馬力，還有其他各種農業機械[2](P538)。這適應了農莊大面積耕作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br>總之，農業集體化具有能夠組織大規模生產勞動和充分利用先進生產技術的優點，較好地發揮了農業生產資源的效益，體現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優越性。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導下，農業集體化大大提高了糧食生產的商品率，確保了糧食征購量大幅增加，保證了工業化用糧需要，基本上解決了糧食危機問題。1929-1930年度，個體農民交給國家的糧食約為7.8億普特，集體農莊交的糧食不過1.2億普特。到1933年，集體農莊交給國家的各種糧食為10億多普特，個體農民雖然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交糧計劃，可是總共只交了1.3億普特左右[2](P537)。盡管農民在交納這些糧食時作出了一些犧牲，但正是農民的這種犧牲，確保了加速工業化建設的需要，從而為蘇維埃政權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國防基礎，為后來打敗侵略者的進攻，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三、農業全盤集體化的深刻教訓

縱觀整個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從任務的提出到解決任務的方式，不完全是基于農業發展的自身要求和可能，而是從實現工業化的需求以及國際局勢出發決定的。任務本身就包含了超越條件的冒進因素。因而，不同程度地出現了違反自愿原則、強迫命令、集體化進程過急過快等失誤。同時，還反映出在集體化問題上指導思想和理論認識上的局限性和不成熟，以及對社會主義農業經濟中的某些規律認識不足等問題。具體來說，全盤農業集體化的經驗教訓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忽視了變革和完善生產關系需要以生產力的一定水平為條件

農業集體化是農村社會生產關系的一次偉大革命，是傳統的個體占有生產資料和個體生產勞動向集體占有生產資料和集體生產勞動的一次偉大轉變。但是，生產關系是受生產力發展水平制約的，調整和完善生產關系必須以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為條件。從個體的、簡單的小商品經濟過渡到公共的大集體經濟，所需時間長短主要取決于生產力發展水平。這里的生產力水平既包括小農經濟本身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也包括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這兩方面，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達到。人為地過快地實行高度的公有化，與生產力發展狀況顯然是不相適應的。特別是由于個體小農經濟轉變到共耕制是涉及生活習慣的深厚根基的、千百萬人生活上的大轉變，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才能達到。只有迫使人們非改變自己的生活不可的時候，這種轉變才是能夠實現的。

盡管在農業全盤集體化之前，經過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艱苦努力，蘇聯農業經濟有了一定發展，農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改善和提高。但農民經濟仍然是分散的，農業技術水平和農藝水平還很低，還是一種半自然性質經濟，農業發展速度及其商品率都很低。在這種生產力水平條件下，不可能很快消除農業和工業發展不相適應的狀況。何況，農民的階級局限性和經濟局限性，使得他們對以國有化和集體化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改造自覺或不自覺地產生抵觸情緒。所以說，盡管發展農業集體化的方向是對的，但全盤集體化僅用短短的三、四年時間就基本完成，且在集體化進程中，還急于提高集體農莊的公有化程度，這不僅違背了生產關系變革不能過急和不能脫離生產力發展狀況規律，而且脫離了農民的實際思想覺悟和水平。

2.采取強制手段大力推進農業集體化，違背了改造農民必須堅持自愿的原則

農業集體化使廣大勞苦群眾走上共同富裕生活的道路，是符合全體勞動農民切身利益的。但是，在集體化進程中，絕不可以采取強制或剝奪的辦法，只能是堅持自愿原則。剝奪剝奪者，不能剝奪勞動者，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恩格斯曾經提出：“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如果他們還不能下決心，那就甚至給他們一些時間，讓他們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考慮這個問題。”[4](P241-242)因此，試圖用某種快速的方法，用行政命令等手段強迫小農改造是完全錯誤的。而在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過程中，這些錯誤行為在不同地區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程度地出現過。如在建設集體農莊時對中農和貧農采取強制和暴力手段；將勞動組合成員的小牲畜和具有消費性質的奶牛實行公有化；把中央決議規定只對谷物地區實行的集體化速度搬到非谷物地區；排擠中農，用斗爭富農的方法反對中農（如沒收財產，剝奪選舉權），等等[5](P241-242)。這些錯誤在一些地區不僅引起了農民反對集體農莊的行動，而且在富農的煽動和影響下，在個別場合發展為反對蘇維埃的行動。這不僅阻礙了集體化運動的發展，而且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帶來嚴重的危害。

3.農業集體化形式過于單一，忽視了不同地區發展情況和需要的多樣性

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和經營形式要與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化程度相適應。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各部門和各地區的生產社會化程度等是不一致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是多層次的，與之相適應，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也應該是多層次的。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初期，從向共產主義過渡角度看，社會主義本身也是一種過渡階段，即成長著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因素取代衰亡著的資本主義因素的階段，因而它不可能是一個純而又純的單一因素的社會。在經濟上，它要求社會主義成分占絕對的統治地位，卻并不排除少量的非社會主義因素。而且，在社會主義經濟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少量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其作用、地位及其性質也與在資本主義社會有重大差異，它們并不能決定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不可能構成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威脅。因此，在當時生產力水平并不是很高且參差不齊的情況下，急于追求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完全排除了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有益的作用，顯然有點操之過急。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再從蘇聯全國形勢來看，蘇聯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農業經濟本來就比較落后，各地區發展不平衡。因此，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步驟和形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刀切。只能從各地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采取有高有低，有快有慢的速度來進行。何況，農業生產對自然條件依賴性很大，需要有比工業生產更大的自主性和機動性，以便能及時因地制宜，合理地組織和安排生產。而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不僅速度快，而且形式過于單一。大力強調發展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并把集體農莊的基本形式確定為勞動組合和農業公社。要求不同地區處于不同經濟狀況的農民一律接受這種形式，并采取許多行政命令手段來推進這一進程，這本身就包含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這既違背了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客觀要求，忽視了不同地區發展情況和需要的多樣性，又阻礙廣大勞動群眾探索更好的組織形式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

四、農業全盤集體化的歷史啟示

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盡管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和偏差，有很多不合理的和不科學的因素，帶有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痕跡，但它還是具有一定積極作用和意義的。無論是其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給后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深刻的啟示。

1.變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必須從實際生產力水平出發，遵循客觀經濟規律

農業集體化實現了農村社會生產關系的變革，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占統治地位。盡管農業集體化排斥各種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力圖在較短時間內建立一個純而又純的理想化的社會，但從蘇聯當時生產力實際狀況出發，也不可忽視個體經濟等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應有的作用。事實上，在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只要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就應當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允許其存在和發展。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水平還不發達的情況下，一定范圍的農民個體經濟盡管它是一種私有制經濟，但它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附屬和補充，與農業合作經濟并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可以相容的。用發展的眼光看，只要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能適應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那它歸根到底也將有利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和發展。

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正是形而上學地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與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之間的差異與斗爭，才導致出現失誤和偏差。新中國成立后，在學習借鑒蘇聯模式，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進程中，也犯過同樣錯誤。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才正確地認識了我國社會所處的歷史階段和基本國情。明確指出，從我國生產力水平起點低，發展不平衡，存在多層次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條件出發，必須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制度。經過2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我們在大力發展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同時，其他各種非社會主義經濟分別適應各自不同的生產力水平，都起到了積極的有益的補充作用。只要我們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導地位，堅持集體化的方向和原則，就一定能引導農民個體經濟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并且走出一條新型合作經濟的路子。

2.必須把發展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發展，作為各項工作的首要任務和中心環節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新的社會制度要戰勝舊制度，尤其是經濟落后的國家要建成并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最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大力發展生產力。既然社會主義是高于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那就更應該創造出高于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否則，社會主義就很難得到鞏固和發展，就難以取得最后勝利。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偉大實踐充分證明：否定了封建地主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建立了新型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并不等于發展生產力問題同時宣告解決。因為生產關系雖然同生產力密切地聯系著，但它們之間是有區別的，決不能把變革生產關系同發展生產力混為一談，決不能認為舊的生產關系已經改變，新的生產關系已經建立，社會生產力就會自發地發展起來。而發展生產力，必須要有物的條件和人的條件，物的條件指的就是不斷更新技術設備，人的條件指的就是勞動力。為了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蘇維埃政府從人力物力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艱苦努力，有力地推動了農業集體化的發展。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盡管對推進農業集體化的步驟、方法和手段不盡相同，但他們都十分重視加強經濟建設，努力提高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建設和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列寧曾經指出：“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解決以后，隨著剝奪剝奪者及鎮壓他們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必然要把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6](P168)在國內戰爭結束之后，農業集體化運動前夕，斯大林也指出：“現在，當我們已進入新的經濟建設時期，當我們已從戰爭轉到和平工作的時候，‘一切為了戰爭’這個舊口號就必然為‘一切為了國民經濟’這個新口號所代替。這個新時期要求共產黨員把全部力量投到經濟戰線上，投到工業、農業、糧食工作、合作社、運輸業等等上去?！盵7](P72)可以說，農業集體化在變革和完善農村社會生產關系的同時，也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水平，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只是由于對客觀經濟規律認識不足才出現了一些失誤和偏差。

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盡管與當時蘇聯農業集體化時期所處的時代和國情不一樣，但在緊緊抓住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這一問題上卻是一致的。鄧小平通過對我國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深刻分析和把握，重新確立了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到社會主義的本質和黨的政治路線的高度，擺在了各項工作的首要地位，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判斷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科學標準。正是由于有了生產力標準這個“試金石”，才有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必須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大力發展生產力，這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容，也是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迫切要求，更是解決當代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

3.必須高度重視農業，正確處理好農業與工業之間的關系，促進二者協調發展

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相互關系問題，工業和農業的相互關系問題，是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的基本問題。斯大林在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他從工業與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相互關系的分析中，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工業是國民經濟的領導中樞，農業是工業可籍以發展的基地。要盡快實現國家工業化，就必須正確處理好工業與農業之間的關系問題。忽視農業發展，就不能推進工業發展。固然蘇聯農業集體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適應工業化發展的需要，解決糧食和農產品的征購危機，事實上，農業集體化也確實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工業化進程中農業生產的滯后狀態，促進了國民經濟建設。這對于經濟落后的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

新中國成立后，在學習借鑒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具體國情，也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必須高度重視農業，只有加快農業的發展速度，使占我國人口80%的農民富裕起來，才能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蓬勃發展，加強工農聯盟，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農業能否得到迅速發展，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為此，必須堅定不移地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集中精力抓好農業技術改造，發展農業生產力。必須切實加強國家對農業的物質技術支持，使農業得到先進的技術裝備，使農民的科學技術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如果離開這種支持，單純靠農業自身的物質力量和積極性，農業不可能得到較快發展，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同時，還必須正確處理好農業與工業之間的關系，保持農業與工業生產發展之間的平衡，促進二者協調發展。因為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整體，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客觀地存在著一定的比例關系的，對農業，誰也不能否認糧食的重要性；對工業，誰也不能否認鋼鐵的重要性。如果只突出一點，而忽視其余，就會使客觀存在的比例關系遭到破壞。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出現的一個重要偏差，就是以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為代價來促進工業發展，這是我們必須吸取的深刻教訓。當然，我們在高度重視農業發展的時候，也不能強調農業的重要性就只重視農業，還得重視調整和完善農業與工業之間以及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優化產業結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提高宏觀和微觀經濟效益，消除人、財、物的巨大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