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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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源泉就在于其“與時俱進”的品質。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踐中的偏差與修正亦是“與時俱進”的具體表現，更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史歸位。也可以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正確的歷史溯源與舉證。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時俱進溯源歸位

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與時俱進”的，任何的教條主義都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原則。從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解放綱領《共產黨宣言》誕生，到同志“三個代表”理論[1]的問世，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革命歷程。同志“三個代表”理論思想的析出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史歸位。歷史溯源是最好的舉證。

一、《共產黨宣言》的歷史溯源

我們說，《共產黨宣言》是工人階級斗爭實踐的一個光輝起點。1848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在英國倫敦發表了《共產黨宣言》，這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誕生。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一切社會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以歷史唯物主義考察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論述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最終發展為共產主義的歷史必然，闡明了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和未來社會創造者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斯大林，從到鄧小平、，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中代代相承。這一理論深刻揭示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并在實踐中不斷地注入新的活力。[2]在《共產黨宣言》的指導下，無產階級經歷了“巴梨公社”、“十月革命”戰與火的洗禮，一天天成長壯大起來。1921年7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高高舉起了馬克思主義旗幟，從此，中國革命有了科學理論的指引，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按馬克思《共產黨宣言》所述“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3]在實踐中發展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一貫作風。針對《宣言》，兩位偉人曾說過“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地方本來可以作一些修改。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是在今天，這一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4]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是用發展的態度來認證自己的理論，溯源到《共產黨宣言》這里，我們會明白一個至高無上的道理，即從馬克思主義真理的誕生，到理論實踐中的偏差與修正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史歸位。（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二、重新認識普列漢諾夫和列寧

理論實踐中的偏差與修正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史歸位，這就是說，我們要重新認識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普列漢諾夫是第一個系統地將馬克思主義介紹給俄國的“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至少要以兩個必不可少的條件為前提：（一）生產力（所謂技術）高度發展；（二）國內勞動居民具有極高的覺悟水平。在不具備這兩個必要條件的地方，根本談不上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5]他擔心即使依靠強權實現了社會主義“將導致一種像古代中國或秘魯帝國一樣的專制怪胎，即導致一種以共產主義做裝飾的更新了的沙皇專制制度”。[6]按普列漢諾夫的觀點，社會主義制度發展是不能跨越馬克思的歷史不能跳躍其必要發展階段的。根據經典著作，社會主義是消滅了商品貨幣關系的計劃經濟，必須在資本主義充分發育乃至衰亡之后才能建立。[7]列寧是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社會主義革命與經濟建設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和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早在革命前，列寧就完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并在“開放”與“創新”方面給予了發展與修正。列寧曾說過“如果社會主義經濟上尚未成熟，任何起義也創造不出社會主義來。”[8]后來，根據時局的變化，他進一步修正說“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9]實踐證明，結合實際國情，允許私人資本發展，保持商品經濟生產，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另一條道路，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一國革命成功理論重新認識的結果。

三、布哈林、斯大林理論與實踐給歷史的證明

我們沒有辦法重演歷史，但我們有能力恢復歷史的記憶，在不帶有任何感情色彩的理性分析中，去求證事實的謬誤。對于哈布林，我們不能否認他作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和革命家的正確地位，但他只能算是個不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主要表現在他對經典理論教條化的態度上。十月革命后，布哈林的《過渡時期經濟學》影響了很大一批人，并帶動起一股取消政治經濟學的思潮。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需要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因為政治經濟學是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針對商品經濟的。在“戰時共產主義”這個問題上，力主徹底消滅生產關系中的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殘余，用最堅決的社會化來組織生產，取消商品貨幣關系。事實證明，“戰時共產主義”加劇了國家的經濟困難與社會動蕩。后來在列寧逝世前，布哈林重新審視了自己的理論觀點，從狹隘的教條主義中掙脫出來，同列寧一道走上了“創新”之路，成為“新經濟政策”的捍衛者。這一時期，布哈林的“創新”主要表現在對社會主義市場與計劃相結合觀點這一重大理論突破之上。[10]

斯大林一直徘徊在“創新”與“教條”之間。在整個三十年代，蘇聯一直完全處在帝國主義包圍之中，要在短期內改變大錘式的工業和木犁式的農業生產局面，沒有“創新”，沒有“趕超戰略”，蘇聯是難以跑步進入發達的機器大工業社會的。完整的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斯大林模式”就是在這種非常的歷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列寧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創始人，而斯大林的“創新”則在于1936年宣布開始講授與系統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而一舉突破了以論證經濟政策為主的方法論，使得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與探討工作能循著正確的軌道向前發展。當然，斯大林的“創新”也有其歷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一方面看到了年青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具體國情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試圖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尋找答案，這就使他常常處于一種矛盾之中。如，他既肯定價值規律的作用，又認為它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是對立的、相互排斥的；既承認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的存在，又將這種商品生產限定在了個人消費品這個狹小的范圍內。[11]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斯大林一直沒有能擺脫商品經濟屬于資本主義，計劃經濟屬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計劃經濟是對立、格格不入的這種觀念的束縛。從而在方法論上陷入形而上學的牢籠。斯大林的“創新”與“教條”，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影響是巨大的，它既使蘇聯經濟走上了興盛，又使“斯大林模式”最終走向了衰亡。[12]

四、、鄧小平和：特色理論與社會主義的重生

馬克思講過：“正確的理論必須結合具體情況并根據現存條件加以闡明和發揮”。[13]的偉大之處就在于此。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理論思想得以豐富與發展，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如何進行，中國并沒有經驗，只能學習蘇聯經驗和辦法，好的經驗是有益的，但不好的經驗只能起反面影響作用，必須反對教條主義，要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建設道路。[14]這樣，就為他的繼承者們后來的大膽進取與“創新”開辟了更廣泛的道路。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他的關于五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思想對經濟理論“創新”的貢獻，使中國有了后來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和鄧小平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確定。[15]到鄧小平這里，可以說是產生了一次飛躍。照辯證法辦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鄧小平經濟理論思想方法的真實寫照。[16]所以說，從改革開放，到南巡講話，鄧小平的理論與實踐無一不體現出其偉大的“創新”之處。[17]是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領袖第三代領導人的杰出代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學內涵充分體現了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發揚求真務實、勇于創新的精神。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豐富和發展是“三個代表”思想綿延不斷的生命之源，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確定。

結束語綜上所述，“三個代表”理論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背景淵遠，這并非為同志一人所憑空杜撰，而是幾代馬克思主義者的集體經驗教訓與智慧的結晶。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倡導的思想，這種思想被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普遍接受并給以豐富和發展。而只是在這里才被歸納總結，被升華。所以說“三個代表”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史歸位。

[參考文獻]

[1]光輝的歷程,莊嚴的使命─學習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輔導，[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

[2]/gb/special/2001-07/12/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248-307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248-307頁。

[5]普列漢諾夫：《在祖國的一年》，[M]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121頁。

[6]《普列漢諾夫全集》第2卷，[M]莫斯科1927年版，第81頁。

[7]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M]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頁—57頁。

[8]《列寧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卷，第218頁。

[9]《列寧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卷，第370—372頁。

[10]《布哈林選集》，[M]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0—64頁。

[11]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M]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頁—57頁。

[12]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70年》，[M]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29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3頁。

[14]《選集》[M]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一卷（袖珍本）第1357-1371頁

[14]《文集》，[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第322頁—340頁

[15]馬文奇、李潔明、江洋：《當代中國經濟理論的演變》，[M]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頁。

[16]《鄧小平文選》，[M]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第64頁、第372頁。

[17]《鄧小平文選》，[M]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第2、3頁、第256頁—2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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