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羅默新古典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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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羅默(JohnRoemer)是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價值取向和關于社會的基本假設方面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但同時又維護新古典經濟理論。他為之做出決定性貢獻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已被稱之為“新古典馬克思主義”。該學派認為，要解決很多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工具不僅是適當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羅默的學術經歷可以簡單地分為以下幾個時期：1980年以前，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成份占主導地位；1980-1985年間，他的新古典馬克思主義思想成份達到頂點；1985年以后，他的新古典主義思想成份到達頂點，而馬克思主義思想成份有所減弱。

一、新古典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的形成

1975年，羅默偶然讀到了一本森島通夫的著作(1973)，森島證明，可以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對馬克思的經濟思想進行精確的研究。森島的著作對羅默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在接下來的4年中，羅默以置鹽信雄和森島創建的模型為基礎，對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問題進行研究。他系統地提出了一種資本主義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利用其技術推導出一種必要和充分條件，證明了森島所謂的“基本馬克思主義定理”的正確性：對工人的剝削相當于均衡狀態下的一種正的利潤率。而且，在羅默的模型中，不同企業之間利潤率相等是作為一種均衡條件而出現的：森島的模型不是一個均衡的模型，只是簡單地假設了這一點。

在這一時期，羅默寫了幾篇關于利潤率下降問題的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他概括了置鹽的觀點：在一個資本家采用成本－節約創新的經濟中，只要實際工資保持不變，利潤率將永遠不會下降。在羅默的模型中，他假設資本家對于一種新技術的經濟壽命有著理性預期。然而，如果固定資本在經濟上比預期時間更早地被廢棄了，那么由于技術變革的速度很快，利潤率就會下降。不斷提高的實際工資是利潤率下降的另一個途徑。因而，資本主義是否會傾向于經歷一種下降的利潤率問題，包含著實際工資與技術變革之間的聯系，以及資本家是否是缺乏遠見的。

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分析基礎》

大體而言，20世紀70年代后期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馬克思主義者的學術成就正處于一種相當沉悶的狀況。其主要的解釋模式是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前者表明，社會制度和行為方式可以用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利益來加以解釋；而后者認為，結構的強制力沒有給個人選擇行為留下任何空間。就方法論而言，個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屬于“資本主義”概念論的領域，而且與馬克思主義是不相容的；解析論理學、統計數據分析和數理經濟學也是如此。

羅默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分析基礎》(1981)的出版是摧毀這個思想狹隘領域的主要事件之一。在引言中，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需要微觀基礎。所謂微觀基礎被定義為“由很多個人（他們被假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行動的結果導出整個社會的總體行為”。

在這本著作中，最有價值的討論是階級與技術之間的關系。在“階級意識與技術選擇”一節中，羅默證明，如果最有效率的技術有增強工人自身組織能力的內在效應的話，則剝削工人可能要求使用次優技術。在“技術變革和階級斗爭”的一節中，采用一種不同的框架也進行了類似的證明。但是，這兩個討論都是高度抽象的，沒有更多地注意細節、技巧和現實生活的例子。羅默喜歡透過一般均衡理論的鏡片來考慮全部經濟現象的習慣可能使他轉向研究這種模型。盡管羅默最終確實轉向了議價理論，但他這樣做主要是為了方法論的目的，而不是為了實證分析的緣故。（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三、《剝削和階級的一般理論》

1982年，羅默出版了一本大大拓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全部內容的著作——《剝削和階級的一般理論》。在引言中，他聲稱這本書是由一種試圖理解社會主義國家中階級社會發展的興趣所激發的。該書的第一部分，羅默研究了一種私人所有權經濟的一個一般均衡模型。在這一模型中，人被描述為被賦予了勞動力和商品——這些可作為生產中的投入品（也就是資本）。一個人能夠選擇雇用勞動力在依靠他的資本的“他的工場”中工作，也可以在他利用自己的資本建立在工場中使用他自身的勞動力，或者在勞動力市場上出售勞動力（去其他某個人的工場中工作）。對于一個人的效用最大化問題來說，他有一個最適合的解，這可以用表1中系統性組合的五種類型中的一種體現出來。

表1人的階級身份

自己的雇用出售

0+0純粹的資本家

++0不完全的資本家

+00獨立的工匠

+0+不完全的無產者

00+無產者

“自己的”、“雇用”和“出售”分別意味著“在一個人自己的工場中工作”、“雇用勞動力”和“在勞動力市場上出售勞動力”，同時，“＋”意味著該人從事那項活動，而“0”則意味著他不從事該項活動。這三種活動的五個可能組合中的每一個組合限定了一種階級身份：一個階級是由一個人與勞動過程的關系而不是由他的財富確定的。這樣，在這個模型的一個再生解中，每個人都可以把他自己看作是上述五個階級中的一個。階級形成是內生的：因為人的階級是伴隨著經濟行為而出現的。

一個人的階級身份和他是否被剝削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呢？羅默把剝削定義為對馬克思的思想的一種概括，即剝削是由不平等的勞動力交換來度量的。在馬克思看來，無產者被剝削了，因為無產者所接受的維持生存的最低工資中包含的社會勞動時間（馬克思稱之為“必要勞動”）要少于他們為賺取維持生存的最低工資而提供的勞動時間：馬克思將這一差別稱為剩余勞動，而且他用剩余勞動相對于必要勞動的比率來度量剝削率。工人向資本家提供的剩余勞動，可以看作是他們為了使用資本家所擁有的資本存量而付出的一種租金，因而使他們自己能夠謀生。在羅默的一般模型中不存在維持生存的最低工資：相反，每個人會選擇勞動和商品的矢量以使一個效用函數最大化——該效用函數的自變量是受他的預算和資本約束的商品和閑暇。在一個再生解中，如果一個人賺取的收入不足以購買到包含著與他付出的勞動量相當的一個商品組合的話，那么他就被剝削了；如果無論他怎樣花費他的收入，他總能買到包含著比他付出的勞動更多的一個商品組合的話，那他就是一個剝削者。收入由工資以及來自于自己生產的利潤和收益構成。

在這個模型中，剝削和階級身份是兩個獨立定義的概念。階級－剝削一致原理(CECP)這一主要定理表明，在均衡情況下作為一個資本家或不完全的資本家的任何一個人都是一個剝削者，而作為一個不完全的無產者或無產者的任何一個人都是被剝削的。獨立工匠的剝削狀況是不確定的，這要取決于他們的財富，他們可以是剝削者、被剝削者或者都不是。因此，這個模型為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已經采用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范疇提供了一種聯系。

在這本書的后半部分，羅默提出了一種剝削的一般理論，使用了來自于合作博弈論基礎課程的概念。例如，在一個私人所有制經濟中，如果根據人均份額來提取社會可轉讓資產，并存在這樣一種分配：使它的每一個成員比初始均衡時境況更好，但不對余數進行分配以使每個成員都像他們處于均衡時那樣富裕，那么，在一種均衡情況下，人的一個聯盟就被剝削了。

該模型之所以引起爭議，不僅僅因為它們使用了均衡的新古典模型和博弈論，而且因為把剝削和階級歸于人的不同的稟賦（以及他們的不同偏好）。這樣，階級和剝削理論就從價值的勞動理論中解放了出來。而且，勞動過程被假定不是一個斗爭的場所：工人和資本家簽訂工資合同，而且勞動是在沒有爭議的情況下出現的。羅默對這一點的辯護是，他的模型表明剝削和階級可以出現在一個私人所有制經濟中，即使勞動過程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在勞動力市場上簽訂的合同能夠無成本地執行。但是，羅默提出了一個資本主義理論，在該理論中，剝削和階級的出現主要是建立在財產關系基礎上的，而不是生產中工人和資本家的關系。原則上，一個人可以想象一個資本主義充滿了剝削和階級，但其中勞動的過程是民主的。

四、關于公共所有權和市場社會主義

1987年以來，羅默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所有權和市場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解決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和無效率的藥方是廢除生產的可轉讓手段中的私人財產，并代之以公共所有權。但是，在經濟學家中沒有被普遍接受的公共所有權的定義。在對公共所有權的機制－設計方法中，羅默和Silvestre假設了這樣一個經典的經濟環境：所有技術都是不變的而且是規模收益遞減的。但是，當企業是一個自然壟斷者（即生產中存在不可分性或規模收益遞增）時，現實資本主義經濟中企業的公共所有權經常是私人所有權的一種替換物。眾所周知，對這樣的企業來說，利潤最大化不會導致效率，這樣就留給了政府兩種選擇：試圖對一種私人經營的自然壟斷者進行規制，或者進行國有化然后把它作為一個公共企業加以規制。20世紀80年代的常規認識是，從一種經濟的觀點來看，第一個選擇要更好一些。羅默和Silvestre對此提出了挑戰。在一個不對稱信息的環境中，管理者不知道企業的確切的成本函數，他們只能對規制一個私人壟斷者和規制或者補貼一個公共企業的福利后果進行比較。沒有一種社會制度能比另外一種一貫地保持壓倒性的優勢，哪一個的福利更優取決于該經濟的種種參數。在這個模型中沒有假設公共管理者試圖實現利潤最大化；他的目標函數包括：關心消費者中的大眾性（因為是他們選舉可能比管理者有著更大權力的政治家），并且關心工人的工資（因為公共企業中的工人號稱比私人企業中的工人得到了更高的工資）。然而，在適當的條件下，公共企業在福利上可能遠遠超過了受規制的私人壟斷者。

和很多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起，羅默有一段時間鼓吹一種民主的市場社會主義體系是現代社會主義的惟一可行的形式。他在與Ortuno和Silvestre一起合著的“市場社會主義”(1990)一文中，將作為一種經濟上民主的市場社會主義定義為：(1)所有私人商品包括勞動力是通過市場分配的；(2)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并且是公共所有的；后者意味著利潤是通過一種民主決策的方式分配給公民的；(3)投資的方式和水平可能是通過政治黨派的競爭民主地決定的；(4)政府利用價格、數量和稅收工具來貫徹期望的投資形式。三個模型被建立起來了，每一個都符合這四項要求。作者認為他們的研究沿襲了奧斯卡·蘭格1938年的開創性論文的傳統。

五、革命斗爭的博弈分析

在羅默的論文(1985,1988)中，他描述了“列寧和沙皇”之間的一種博弈。革命以前的情況被看作是一種收入分配的模型。列寧提出了一種新的收入分配，而沙皇則針對那些參加了一場失敗了的革命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懲罰——罰金。假設沙皇首先采取行動，則任務是描繪兩個當事人的均衡策略。在考慮了成功的機會、獲得成功情況下的收益大小以及失敗情況下的懲罰大小以后，如果聯盟中每個成員的預期收入超過了他目前的收入，那么反對沙皇的一個聯盟將會形成。反過來，成功的機會是聯盟（假使它已經形成）的規模和成員人數以及懲罰的一個函數。這個函數受制于三個約束條件：(1)聯盟單調性：隨著更多的人加入一個聯盟，成功機會決不會減少；(2)懲罰單調性：隨著懲罰變得更加嚴厲，成功的機會決不會減少；(3)貧乏和饑餓：在一個聯盟中增加一個窮人所提高的成功的機會至少像增加一個更富的人那樣多。

羅默指出，第一個條件“幾乎不需要去激發。”但是，去想象不能滿足的情況并非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正如羅默本人特別提到的，第三個條件是不容易獲得的。在集體行動中一個人的功效取決于動力和資源。由于前者是收入的一個減函數而后者是收入的一個增函數，因而收入對功效的凈影響一般是中性的。第二個條件看上去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只要我們注意到只有在聯盟已經成功地形成的情況下是適用的，這種印象就會消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嚴厲的懲罰會減少可能形成的聯盟的數量，但會增加已經形成的聯盟的成功機會。這應該是一種正確的而且是重要的見解。羅默以其特有的坦率宣稱“這樣假設是為了使沙皇成為一個不平常的游戲者”，好像在爭論中它的惟一作用是讓他展示他的技能。但是，這個假設實質上是正確的。正如羅默評論道：“統治越是專制，人民就越是激怒，而且革命性的企圖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說，懲罰單調性的假設是建立在“專制的心理學”基礎上的。另外，懲罰的嚴厲充當了每一個潛在革命者的一個信號，即政權相信它自己已處于困境之中，而且因此他不會像他自己相信的那樣孤立。如果潛在的革命者們有著自信－博弈的偏好，則一個人是不孤立的認識恰恰是發動革命行動所必需的。

羅默證明，首先，如果把懲罰單調性假設再加強一點點，以致可以宣稱懲罰的每一次增加實際上都會增加成功的機會（這與不減少它們截然不同），那么，一個具有理性的沙皇強制實行最大的懲罰決不會是合算的，因為它們的威懾作用往往要小于來自專制心理的作用。接下來，他引入了“相對嚴厲”的附加假設：如果沙皇對某個已經受到嚴厲懲罰的人再提高一點點懲罰，那么它所帶來的成功增加的可能性就要高于對一個受到更輕懲罰威脅的人提高同樣程度的懲罰。在這些條件下，列寧的理性選擇是提出（與任何意識形態的公正無關）一種“漸進的”收入再分配，即把富人的收入拿給窮人。在這種情況下，“貧乏和饑餓”的原則被更強的“勻稱”原則所取代。根據后一個原則，成功的可能性是一個聯盟規模的一個簡單的函數，聯盟成員的收入沒有差別。

六、小結

羅默的著作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那具有洞察力的、原創性的思想。他是一位具有超人技能的數理經濟學家，他利用現代經濟理論的方法，研究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幾個主要思想，并且已經試圖系統地闡述了公共所有權和市場社會主義的嚴格定義。

【參考文獻】

①J.Roemer(1978),"Neoclassicism,Marxism,andCollectiveAction",JournalofEconomicIssues12:147-62.

②J.Roemer(1981),AnalyticalFoundationsofMarxianEconomicThe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③J.Roemer(1982),AGeneralTheoryofExploitationandCl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④J.Roemer(1985),"RationalizingRevolutionaryIdeology",Econometrica53:85-108.

⑤J.Roemer(1988),"RationalizingRevolutionaryIdeology:ATaleofLeninandtheTsar",inM.Taylor(ed.),RationalityandRevolu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29-44.

⑥J.Roemer,I.Ortuno-OrtinandJ.Silvestre(1990),"MarketSocialism",U.C.DavisDeptofEconomicsWorkingPaper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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