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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的小生產理論與中國現代化

【內容提要】從原始社會解體至今，小生產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表明了它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以及頑強的生命力。然而，小生產總是依附于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從來未能形成為一種決定社會性質的生產方式。但小生產及其意識對社會的影響卻是全面而深刻的，尤其是對我國當今現代化建設起了嚴重桎梏的作用。我們必須運用馬克思的小生產理論，結合我國現代化實際，正確地認識它、改造它，消除其負面影響，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掃除障礙。

【關鍵詞】馬克思/小生產/小生產理論/現代化

【正文】

小生產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社會現象既有其歷史必然而具有歷史合理性，但又是當今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嚴重障礙而必須加以清除。尤其是對于原來經濟文化落后的我國來說，由于小生產存在的長久性、普遍性、穩固性和影響深遠，對于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負面制約就更不容忽視。要在實踐中解除這種負面束縛，必須先從理論上弄清楚這個問題。因此，發掘馬克思關于小生產理論，對于指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

所謂小生產，是指以個體小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經營規模狹小的一種生產。主要是指個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的小生產，包括自給性的小生產和小商品生產。在商品貨幣關系不發達的社會形態中，個體農業生產基本上屬于自給性的小生產，即與自然經濟相聯系的小生產，一般稱之為宗法式小生產或自然的農民經濟，其人格表現為宗法式小生產者或小農。個體手工業生產，基本上屬于商品性的小生產，即與商品經濟相聯系的小生產，其產品主要用于交換，而不是用于自己消費，其人格表現為個體手工業者，他們是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也有個體農業生產者將自己的部分產品拿去市場交換，也屬于小商品生產者。馬克思說，當農民和手工業者成為“自己使用的勞動條件的自由私有者”之后，“它才能得到充分發展，才顯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獲得適當的典型的形式”。（注：《資本論》第1卷，第830頁。）

關于小生產，馬克思在《資本論》和《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等論著中作了生動而深刻的概括：小生產“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累，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注：《資本論》第1卷，第830頁。）小生產的主體是農民。馬克思對小農也有一段精辟的闡述：“小農人數眾多……但彼此間并沒有多式多樣的關系……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任何分工，應用任何科學，因而也就沒有任何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沒有任何豐富的社會關系。每個農戶都是自給自足……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218頁。）

關于小生產的特點，馬克思提出以下主要論點：

第一，淵源長遠，且具有普遍性。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解體過渡到奴隸社會，生產資料由公有制轉變為私有制。奴隸社會的居民劃分為自由民和奴隸，自由民中包括了大奴隸主和小生產者。奴隸制社會解體進入封建社會，土地私有化程度更高，個體小農和手工業者的小生產普遍地存在了。資本主義取代封建社會后，當然以雇傭勞動制為主要剝削方式，但小生產仍然存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尤其是原來經濟文化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小生產仍然是普遍的現象。這表明小生產的產生和存在是歷史的必然，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它不僅淵源長遠，而且具有普遍性意義。所以馬克思說：“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而小生產又是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者本人的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這種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以及其他從屬關系中也是存在的。”（注：《資本論》第1卷，第830頁。）

第二，它不能成為獨立的一種社會生產方式。馬克思說，每一個社會形態只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09～110頁。）。小生產雖然存在于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之中，但它只是以附屬身份而依附于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而不能在經濟上形成它的獨立主導社會性質的生產方式，其要害在于它的不穩定性。從人類歷史和現實看，主要出現了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兩種對立的經濟形態。這兩種經濟形態從原始社會解體至今，都同時存在于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社會之中，只是兩者發展的趨勢相反：古代社會自然經濟居支配地位，商品經濟處于從屬地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則相反，商品經濟居支配地位，自然經濟逐漸降為從屬地位。小生產總是依附于這兩種經濟形態。如果小生產與自然經濟相聯系，馬克思說，“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而且在政治上成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頁。）的基礎，“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注：《資本論》第1卷，第830頁。）；如果小生產與商品經濟相聯系，主要是指以小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簡單商品的小生產。馬克思說，這種小生產“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從這時起，社會內部感到受它束縛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動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必然要被消滅。”（注：《資本論》第1卷，第830頁。）因為，這種與商品經濟相聯系的小生產，在商品經濟規律的支配下，必然經常地發生兩極分化而導致資本主義的產生，使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逐漸排斥掉簡單商品的小生產者。馬克思說，“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排擠。”（注：《資本論》第1卷，第830～831頁。）可見，由于小生產的依附性和不穩定性，小生產在經濟上不可能形成主導社會經濟形態的生產方式。

第三，生產力落后和低下。馬克思指出，小生產“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排斥了積累、協作、內部分工、應用科學和“生產力的自由發展”（注：《資本論》第1卷，第830頁。）；“資本主義前生產方式的規律，是生產過程在原有規模上、原有基礎上的重復。……各種經濟單位能存在好幾個世紀，無論在性質上或者在數量上都沒有變化。”（注：《列寧全集》第1卷，第187頁。）小生產只是向自然界索取簡單的生活資料，“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首創精神”（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67頁。），是“以治園方法來耕種田地的小農業”（注：《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頁。）。因此，人們“一直處在那種很低的生活水平上”（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72頁。）。

第四，封閉型的自然經濟，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馬克思說，“一塊小土地，一個農戶和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形成一個省”，“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式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彼此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頁。）各個自給自足的單位“又散處于全國各地，因而農業和手工業的家庭結合而聚居在各個很小的天地。……每一個這樣的小單位都成為獨立的組織，過著閉關自守的生活。”（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66頁。）

這種自然經濟的小生產，必然阻礙商品經濟的發展。由于小生產的生產率低下，馬克思說，農業中取得的成就“就是大大耗費人類的勞動，使這些勞動力不能參加其他的生產部門。”（注：《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頁。）因而阻礙了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因為自然經濟性的小生產與商品經濟是相沖突的。小生產把勞動力牢牢地束縛在小塊土地上或行會中，阻礙了財富的積累、生產的擴大和城市化進程。處于從屬地位的商品經濟也只是為買而賣的簡單商品經濟，它無力發揮對自然經濟結構的革命性破壞作用。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由于不依靠市場，不依靠生產的變遷以及不依靠外界的歷史運動而差不多有完全自給的性質。……這種形式最容易成為社會停滯狀況的基礎”，成為“鞏固舊的生產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頁。）的因素。

第五，成為專制制度的基礎。馬克思在評析小生產的政治影響時說，由于小生產者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形成一個階級。”但由于他們之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系，而沒有使他們之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全國性的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218頁。）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在論述小生產占優勢的俄國、印度、中國時也指出，小生產“這就是東方專制制度的自然基礎”（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624頁。）。

第六，小生產意識的基本特征是封閉性和保守性。馬克思說，因為小生產“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范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首創精神。……他們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塊小得可憐的土地上”，對于社會的巨大變化“就像觀看自然現象那樣無動于衷”，甚至順從外來侵略者而過著“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茍安的……消極的生活方式”。“人們屈服于環境，而不是把人提升為環境的主宰；它們把自動發展的社會狀況變成了一成不變的由自然預定的命運，因而造成了野蠻的崇拜自然的迷信。”（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67～68頁。）小生產意識是小生產方式、自然經濟等社會存在的反映，反過來它又為其社會存在服務。而且它一旦產生就具有相對獨立性，遵循著它本來所固有的規律運行著和延存著。

以上是馬克思的小生產理論的主要內容和觀點。后來，馬克思主義者以此為基礎和邏輯出發點，聯系不同時期的實際加以推論、發展和豐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小生產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對于仍然廣泛存在小生產及其意識的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實踐，有著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對于當今我國現代化實踐的指導，也是如此。

二

馬克思的小生產理論，對于中國現代化實踐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這是由以下三方面的情況決定的。

一方面，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小生產占優勢的農業社會。早在五、六千年前的遠古時代，中國就逐漸由狩獵和采集的經濟進入了以種植經濟為基本方式的農業社會。到秦漢時期，就形成了廣泛使用鐵器和牛耕的當時世界最發達的農業文明。無論土地制度和政權更迭有多么大的變化，農村人口一般均占90%以上，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成為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從事生產和消費，形成了家庭、村社、縣、省等大小不等的自給自足的單位。無論是農業或手工業，其經營方式是分散的，規模狹小，技術落后，生產力水平低下，世世代代、年復一年地在原有基礎、原有規模上重復著小生產，受自然條件的制約又向自然界索取簡單的生存資料。小生產者受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國家的盤剝而艱難的維持著，形成了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封閉型的農業自然經濟和這種經濟的人格體現者小生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這些小生產者及其意識伴隨著古代經濟、政治制度和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思想文化共存著和演變著，使它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一方面，新中國成立后，雖然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封閉的農業自然經濟已不再占支配地位，但小生產及其意識仍然普遍地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現實社會之中，成為了負面制約著現代化的桎梏。其主要表現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個方面。

經濟上，農業中以農戶為單位的分散的小規模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仍然廣泛地存在；工業中固守傳統體制的“小而全”，封閉狹隘、產業結構雷同的重復建設仍未得到根本改變；只著眼于局部和眼前利益，不顧整體和長遠利益，劃地為牢、急功近利、大搞地方保護主義仍是較普遍的現象；不求奮斗進取，缺乏首創精神，留戀和滿足于傳統小生產和生活方式，這種人和事也是屢見不鮮的；不愿冒競爭風險，只求平均分配，對于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的合理差別，產生失落和不平衡的心態等等。

政治上，家長制作風，個人說了算，無視組織紀律和民主集中制；爭權奪利，不惜“內耗”，用“人治”代替法治，重血親人情親情，用人唯親、編織“關系網”，熱衷“走后門”；宗放觀念死灰復燃，宗派勢力膨脹，甚至由此引起宗族流血械斗和宗教迷信泛濫等。

思想文化上，保守僵化，習慣于經驗思維，前人未做過的事不愿輕易地去實踐探索，對已經發生的事又缺乏理性思考，盲目順從，隨流模仿，一哄而起，不顧得失后果；因循守舊，視標新立異為離經叛道，習慣于依賴順從和逆來順受；安守家業和完園。重農輕商，市場經濟意識淡漠；缺乏公德意識，奉行“各掃自家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處世原則；懷舊崇古，留戀過去小生產的生產生活方式，向往過去小生產的封閉單干、散漫無拘、自由自在的生活等。

小生產及其意識在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種種表現，足以說明它對我國現代化事業危害的嚴重性。

第三個方面，前蘇聯和我國自身的經驗教訓，要求我們要認真地正確地對待小生產問題。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在反對外國武裝干涉的戰爭環境下，蘇維埃政府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取消商品貨幣關系，通過國家法令，由國家直接控制生產和分配，由小生產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然而實踐證明，這一政策引起了農民等小生產者的普遍不滿，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列寧后來總結說，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并不是嚴肅的經濟制度”（注：《列寧全集》第32卷，第222頁。）；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實行統一的生產和分配制度，“現實生活說明我們犯了錯誤”（注：《列寧全集》第33卷，第39頁。）；“用簡捷、迅速、直接的辦法去實行社會主義生產和分配的原則的嘗試已經失敗了”（注：《列寧全集》第33卷，第70頁。）。于是，列寧及時地放棄了這一政策，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保證小農有一定的周轉體系”，即給小農以貿易自由、資本主義自由，“否則它便不能生存”。（注：《列寧全集》第32卷，第177頁。）同時還給“小規模的個體經濟相適應的刺激、推動和鼓勵”（注：《列寧全集》第32卷，第208頁。），即改善小生產者的經濟狀況，滿足他們的經濟要求。列寧認為，要把小農經濟引向社會主義道路，一是要發展大工業和用先進技術武裝農業；二是必須把分散的個體農民引上集體經濟的道路。“只有在我們有了強大的工業、能夠給小生產者好處，使他們實際看到這種大經濟的優越性的時候，才能保證實現這個過渡”（注：《列寧全集》第32卷，第174頁。），即實現小生產向社會化大生產的過渡。（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我國的經驗教訓也證明了這一點。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把農業、手工業的小生產引向集體化的道路是較順利的。但1958年在的口號下，過早過快地改變生產和分配制度，實行全國化，大“割資本主義尾巴”，掀起“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造成了災難性后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恢復了多種經濟成分，承認了個體經濟的地位和作用，解散了，實行分散的家庭生產經營小規模的農業生產方式，扶植和鼓勵個體工商業的發展，使我國經濟重新出現了蓬勃生機和欣欣向榮的局面。前蘇聯和我國自身的經驗教訓，證明了在現代化建設中正確地對待和處理小生產問題是一個關系到現代化建設成敗的極其重要的問題。

從以上三個方面的情況看，一方面說明馬克思的小生產理論是適合中國的歷史和現狀的，我們應該運用這一理論，歷史地科學地認識和對待小生產問題。另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小生產及其意識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現代化建設的桎梏和遲滯作用，必須主動自覺地采取政策措施改造小生產狀況，消除其意識的負面影響。

如何運用馬克思的小生產理論，并結合我國實際，完成改造小生產和消除其意識的負面影響的任務呢？

首先，應根據馬克思的小生產理論，充分認識改造小生產和消除其意識的必要性、長期性和復雜性。

關于這種必要性，馬克思指出，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小生產既不能歷史跨越，也不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必須以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為基礎，而不能建立在小生產沙灘的基礎上。因此，必須對小生產進行改造，讓小生產逐漸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尤其是在歷史上和現實社會中小生產占優勢或占很大比重、農民占居民大多數的農業國家里，更要重視和費大力氣對小生產進行改造，實現列寧說的“生產力事實上的社會化”，絕不能幻想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注：《列寧選集》第四卷，第525頁。）而是要根據小生產經濟占優勢的情況，采取“中間的途徑、方法、手段和補助辦法，才能將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關系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全部關鍵就在這里。”（注：《列寧選集》第四卷，第524頁。）

關于這種長期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古老的農民小生產者占優勢的農業國，生產力水平低下，耕織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長期居支配地位，農民一直占人口的大多數。當今中國這種狀況雖有很大的改變，然而，農業國并未被工業國所取代，人口的80%仍是農民，他們仍以分散的家庭生產經營的小規模生產為農業生產方式，小手工業仍在經濟中占較大比重，農村市場經濟還處在初級階段，農村小城鎮建設還剛起步，社會人口的文化素質總體上仍較低。據1996年統計，6歲以上的人口中，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占總人口的56.8%，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僅占總人口的2.2%。人口的這種低下文化素質，局限了他們的視野，妨礙了他們對新觀念、新思想、新事物的敏感性和接受能力。因此，要改變小生產者的生產生活方式，要提高全社會成員的文化素質，必然是一個艱巨和長期的過程。

關于這種復雜性在中國也是突出的。小生產既與中國很長一段歷史過程相伴隨，必然與經濟政治制度相聯系，尤其是小生產意識又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互滲透交融在一起，深深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同時，中國人口眾多，對各個人的影響程度不一，表現形式紛繁多樣，這就為認識它、區分它、把握它、消除它帶來極大的復雜性。列寧曾指出“由小生產向大生產過渡……是比較復雜的過渡。但是它在成功時，卻能包括更廣大的居民群眾，卻能把舊的關系……更為深固的根拔掉。”（注：《列寧選集》第四卷，第523頁。）所以，即使很復雜，我們也應有堅定的信心，完成這個過渡。

其次，大力發展社會化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為改造小生產提供物質基礎和物質手段。小生產及其意識是在社會生產力低水平和自然經濟條件下產生和相應存在的，要從根基上實現從小生產轉變為社會化大生產，消除小生產意識而代之以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意識，必須從大力發展社會化生產力和商品經濟著手，因為它們是改造小生產和消除其意識的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物質手段，缺此基礎和手段，改造小生產為社會化大生產就是空談。馬克思關于兩類社會基本矛盾學說闡明了這個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恩格斯說，“社會化的生產使全部舊的生產方式革命化了”（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2、441頁。）。因此，只有發展社會化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才能為小生產方式過渡到社會化大生產方式，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簡單商品經濟過渡到較發達的商品經濟提供物質基礎，并隨之引起與現代生產力和現代經濟基礎相適應的意識取代小生產意識。這樣才能使我國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使封閉半封閉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的傳統社會轉向開放型的商品經濟發達的現代社會。總之，發展社會化生產力和商品經濟，才能從根基上創造改變小生產及其意識的物質條件。

商品經濟是與自然經濟相對立的一個經濟形態，發展商品經濟是促使自然經濟解體的物質手段。只有發展商品經濟，加強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生產者之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換和經濟聯系，才能打破自然經濟的分散性、孤立性、封閉性和落后停滯狀態。同時商品經濟也會破壞小生產者的穩固性，促使小生產者的兩極分化，加速生產條件的集中并將它轉化為資本。雖然這意味著產生資本主義，但按列寧的觀點，既然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范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注：《列寧選集》第四卷，第525頁。）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談到俄國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條件時，也強調要“享用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頁。）。何況，我國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進入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原本就發展得很不充分，卻歷史地繼承了大量的小生產和自然經濟的遺留。我國當今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經濟成分共存，這一客觀事實也表明，發展商品經濟即使可能會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但只要我們善于利用它，就可以使它起到小生產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的作用。

第三，發展科技、教育、文化、體育、衛生事業，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全面培養高素質的人，是改變小生產狀況和消除其意識的根本途徑。因為無論是小生產或是大生產，人都是物質承擔的主體，也是意識形態的載體。因此，改變小生產狀況和消除其意識，一切決定于人，決定于人的關鍵又在于人的素質。因為人的素質決定著人的思維方式、生產生活方式，也決定著個人是否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人的素質既受客觀環境和條件的影響，又是在改造客觀環境和條件的過程中培養起來的。

我國仍是一個小生產占很大比重的農業國，對于以農民為主體的小生產者素質的培養和提高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提高小生產者的素質，除了發展生產力、轉變生產方式、發展市場經濟、改變經濟落后面貌等物質條件外，主要途徑便是大力發展科、教、文、體、衛事業。科技知識的普及，可以幫助人們科學地認識世界和自身，增強改造世界和掌握自己命運的自覺性和能力，對于提高生產和工作效率，促使生產方式的轉變，克服愚昧迷信和無所作為的宿命論有重要意義；普及教育，掃除文盲，有助于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和勞動技能，對于擴展人們的視野，全面認識社會和世界發展趨勢，勇于創新進取，克服封閉狹隘、保守僵化，破除宗法式血親人情的人際關系有重要意義；文化普及于大眾，用豐富多彩的新思想文化占領陣地，可以幫助人們在喜聞樂見的文化生活中轉變舊思想觀念；全民體育健身和衛生保健，對于提高全民體質和智力素質也有重要作用。與此同時，要收到這些措施的效益，還必須進行相應的體制改革，從制度上給予有力的保證。如法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等。

馬克思的小生產理論與中國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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