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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標題】OnStalin’sTheoryofRelationshipbetweenWorldEconomyandPolitics

【內容提要】在當代國際問題研究中，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熱點。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曾作過精辟的論述。斯大林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中心”與“外圍”的研究，二是對兩大不同社會制度的研究。斯大林的研究，既以其有價值的方面豐富了列寧的思想，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英文摘要】Relationshipbetweenworldeconomyandworldpoliticshasalwaysbeenthefocusofmanyscholars.ItisarecurrentthemeamongremarkableMarxistauthors,too.Stalin’sresearchonthisissueincludestwopoints.Theyare,thestudyof"thecenter"and"theperiphery",andthestudyofthetwosocialsystems.TheauthorpointsoutthatStalin’sresearchfindingshaveenrichedLeninism,butarenotwithoutlimitations,andthattheselimitationshaveleftprofoundlessonsforustodrawon.

【關鍵詞】斯大林/世界經濟與政治/“中心”與“外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Stalin/worldeconomyandpolitics/"center"and"periphery"/capitalism/socialism

【正文】

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大系統。它所涵蓋的內容極為豐富，所涉及的領域極為廣泛，所包含的行為主體也多種多樣。列寧在對壟斷資本主義的考察中，對20世紀初期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間的關系作了科學的探討，寫下了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的名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斯大林堅持和捍衛了列寧的思想，對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最基本的矛盾方面，即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以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重要論點，豐富了列寧的思想，對后人認識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的“中心”與“外圍”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斯大林第一次明確地把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之間的關系稱作“中心”與“外圍”的關系。“中心”意即“歐洲資本主義”，“外圍”意即“歐洲資本主義所賴以生存的各殖民地”[1](P185)。“中心”與“外圍”的關系，就是歐洲資本主義與它的殖民地在經濟上存在的掠奪與被掠奪的關系，在政治上存在的危機與革命的關系。斯大林根據20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發展、變化的事實，以對帝國主義的內外矛盾的全面揭示為基礎，分析了“中心”與“外圍”的關系。

（一）對“中心”與“外圍”矛盾的分析

早在19世紀中期，馬克思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時，就已把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體系來研究了。他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在摧毀殖民地、附屬國的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社會經濟結構，并用機器產品毀滅這些國家的手工業產品時，就強制地把它們變成自己的原料產地和產品銷售市場，從而形成了一種以適應機器經營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使地球的一部分成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于另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2]。顯然，“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在當時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心”，而一部分“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則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外圍”，它們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為“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乃至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

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家對世界上大多數落后國家和民族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體系。針對這種情況，列寧明確地把帝國主義時代各民族劃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把整個世界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少數剝削、壓迫別人的國家；一類是大多數殖民地弱小民族國家。顯然，前者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心”，后者是“外圍”。列寧雖然沒有使用“中心”與“外圍”的概念，但他卻對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這種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心”與多數發展中民族主義國家“外圍”相對立的基本格局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國家是極不平衡的”[3]。

斯大林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列寧的思想，明確地把20世紀初期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的“歐洲資本主義”與殖民地概括為“中心”與“外圍”。1927年11月5日，他在和德國、法國、奧地利等國工人代表的談話中，在對西歐形勢發表看法并提到歐洲和殖民地的政治關系時說：“歐洲和殖民地是什么呢？這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和外圍。歐洲資本主義的中心‘不安寧’，它的外圍更加‘不安寧’。”[1](P185)斯大林在其他一些著作和談話中，從帝國主義這一世界體系所存在的矛盾方面對這一基本格局作了探討。

斯大林對這一時期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中心”與“外圍”矛盾的分析，是以對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分析為基礎的。在斯大林看來，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主要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即“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矛盾”，各資本主義集團之間以及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矛盾”，反映的是工人階級采用種種手段與擁有莫大勢力的“工業國里壟斷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銀行和財政寡頭”之間的斗爭。在這種斗爭中，“工人階級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會和合作社、議會政黨和議會斗爭等等已經完全不夠了”，工人階級應該拿起新的武器，這就是革命。勞動和資本之間矛盾的尖銳化，必然把工人階級引向革命。各資本主義集團之間以及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是“各財政集團之間以及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為爭奪原料產地、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向原料產地輸出資本，就是為獨占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瘋狂的斗爭，就是為重分已經被瓜分完的世界而進行斗爭，就是尋找‘陽光下的地盤’的新起財政集團和列強對死抓住既得贓物不放的老舊財政集團和列強進行特別猛烈的斗爭。各資本家集團之間的這種瘋狂斗爭的特點就在于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因素，即帝國主義戰爭，為奪取別國領土而進行的戰爭。而這種情況的特點又在于它使帝國主義者彼此削弱，使整個資本主義陣地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加速到來，使無產階級革命必然實現”。[4](P65)

斯大林進一步分析了“中心”與“外圍”的矛盾，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他把這一矛盾概括為“為數極少的占統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億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之間的矛盾”，認為這一矛盾的實質就在于，“帝國主義就是對極廣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內十多億居民施行最無恥的剝削和最殘忍的壓迫。榨取超額利潤就是這種剝削和壓迫的目的”；這一矛盾發展的結果必然是：“無產者階級的出現，本地知識分子的產生，民族意識的覺醒，解放運動的加強”，而一切殖民地和附屬國內革命運動的加強，從根本上“破壞資本主義陣地，把殖民地和附屬國由帝國主義的后備軍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后備軍”[4](P66)。斯大林對“中心”與“外圍”矛盾的分析，深刻地說明了帝國主義不僅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為不可避免的實踐問題，而且還形成了直接沖擊資本主義堡壘的有利條件。他的這一分析不僅充分地體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時代特征，而且非常明確地指明了這個時代在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上的主要矛盾，為殖民地和附屬國國家的無產階級認清形勢、尋求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中心”與“外圍”格局的演化

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中心”與“外圍”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反映了帝國主義時代是一個動蕩的時代。“動蕩”是帝國主義時代總的特征，而在這個時代的總過程中，也有著相對的穩定時期。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并非意味著帝國主義的強大，而是孕育著更嚴重的混亂。斯大林從分析20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狀況出發，分析了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中心”與“外圍”格局的演化。

1925年12月，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斯大林對資本主義的發展狀況作了分析，認為“資本主義正在擺脫或者說已經擺脫它在戰后所陷入的那種生產、貿易以及財政方面的混亂狀態”，而布爾什維克黨則把這種情況稱作“資本主義的局部穩定或暫時穩定”，斯大林對此作了闡釋：“這就是說，各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后危機時期（我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曾一度一落千丈的生產和貿易已經開始向前發展，而資產階級政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鞏固起來。這就是說，資本主義暫時已經擺脫它在戰后所陷入的那種混亂狀態。”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狀態的具體表現是：歐洲一切先進國家的生產，有的已經向前發展，向上增長，有些地方已經達到戰前（1914年以前）水準的80%～90%。例如，法國的糧食生產已達到戰前水準的83%，德國達到68%；英國的煤產量已達到戰前水準的90%，法國達到107%，德國達到93%；英國的鋼產量已達到戰前水準的98%，法國達到102%，德國達到78%；英國的棉花消費量已達到戰前水準的82%，法國達到83%，德國達到81%；英國的對外貿易是入超，達到戰前水準的94%，德國也是入超，法國達到戰前水準的102%。“總的情況是：歐洲的戰后經濟危機正在消失，生產和貿易正逐漸達到戰前水準。”[5](P219、220)可見，斯大林所說的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指的就是資本主義生產、貿易的恢復和發展，以及資產階級政權在一定程度上的鞏固。

斯大林在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與政治局勢的分析中，考察了“中心”與“外圍”格局的演化。首先，他闡述了“中心”的轉移問題，并論證了資本主義出現相對穩定狀態的原因。他認為，“過去通常總是把法德英三國說成世界財政資本剝削的中心。現在已經絕對不能這樣說了。”“資本主義世界財政勢力的中心，全世界財政資本剝削的中心，已經從歐洲移到美國。”“這個國家在各方面，無論在生產和貿易方面或在資本積累方面，都在發展。”斯大林用具體數據證實了自己的觀點。“美國的糧食產量已經超過戰前水準，現在已經等于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煤的產量雖然只達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九十，但是這方面的差額有石油的大量增產額來彌補。而且必須指出，美國的石油產量占全世界石油總產量的百分之七十。鋼的產量已經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七，超過戰前水準百分之四十七。國民收入等于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超過戰前水準百分之三十。對外貿易方面靠向歐洲各國輸出而造成巨額出超，已經達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全世界價值九十億的黃金儲備中大約有五十億是在美國。北美合眾國的通貨是世界上最穩定的通貨。至于資本輸出，美國現在差不多是資本輸出率不斷增長的唯一國家。法德兩國輸出得極少，英國也大大地減少了自己的資本輸出。”資本主義世界之所以會出現暫時穩定、相對穩定的狀態，其主要原因就是“靠美國資本的幫助和以西歐各國在財政上服從美國為代價”。西歐各國積欠美國的國家債款達到260億盧布，說明“歐洲各國靠美國資本的流入（部分地靠英國資本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站穩腳跟”。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又“是以歐洲各國在財政上服從美國為代價的”[5](P221-222)。

其次，斯大林在闡述“中心”轉移的同時，也論述了“外圍”力量的增長問題，說明了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中孕育著“不穩定”。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靠美國資本的幫助和以西歐各國在財政上服從美國為代價”的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說到底，則是以加重居民的捐稅負擔、造成工人境遇惡化為前提的。斯大林認為，捐稅負擔的進一步加重，導致“歐洲勞動者首先是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狀況必然會惡化下去，而工人階級也一定會革命化”。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不穩定”的因素。他還認為，“靠美國資本的幫助和以西歐各國在財政上服從美國為代價”的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受到沖擊，不僅有國內因素的作用，而且還有世界范圍的因素的作用，即通過“加緊壓迫和剝削殖民地和附屬國”，必然導致“這些國家的危機和革命運動增長起來”，影響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斯大林還通過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中心”轉移內涵的深刻揭示，進一步說明了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不鞏固性，以及穩定中隱含著“不穩定”因素。他指出：“剝削世界的主要國家的圈子與戰前時期相比，已經縮小到極點了。從前，主要的剝削者是英法德三國以及部分地包括美國，現在這個圈子已經縮小到極點了。現在世界上的主要財政剝削者，也就是世界上的主要債權人，是美國和部分地包括它的幫手——英國。”這樣一來，歐洲各國雖然還在繼續剝削自己的殖民地，但同時它們自己在財政上也受到美國的支配，受到美國的剝削。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世界各國進行剝削的主要國家減少了，而被剝削的國家增多了。這必然激化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對資本主義的穩定造成強烈沖擊。從“中心”與“外圍”的矛盾發展來看，資本主義世界已經呈現出一些主要事實，即各殖民地的工業和無產階級的發展和增長；殖民地國家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知識分子日益增多；各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的增長及帝國主義的世界統治的總危機；印度和埃及反對英帝國主義的解放斗爭；敘利亞和摩洛哥反對法帝國主義的解放戰爭等等。根據這些事實，斯大林得出結論：“列強當前有喪失它們的主要后方即殖民地的危險。資本主義的穩定在這方面是不鞏固的，因為被壓迫國家的革命運動在逐步增長，有些地方（……）已經開始采取直接同帝國主義作戰的形式，而帝國主義顯然是擔負不了制服‘自己的’殖民地的任務的。”[5](P222-224)

斯大林關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中心”與“外圍”格局的分析，以及從“中心”與“外圍”的矛盾演化中，對資本主義相對穩定中孕育著“不穩定”的分析，對我們探討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的資本主義世界格局，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二、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及對立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后，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經濟全面持續高漲，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短時間內實現了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社會主義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可以與資本主義相抗衡的國家。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一場空前嚴重的大危機，危機沉重地打擊了資本主義的經濟，使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矛盾日益尖銳化。資本主義的岌岌危機和社會主義的節節勝利，充分顯示了兩大不同社會制度的矛盾及對立。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斯大林從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形成的深層原因的角度，對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格局進行了考察。

斯大林認為，1929年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生產過剩的危機，它具有世界性和發展的不平衡性兩個特點。產生這兩個特點的原因在于特殊的歷史條件：第一，危機沉重地打擊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擴展了影響范圍和程度。第二，在經濟危機擴展的進程中，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危機和各農業國的農業危機不但同時發生，而且互相交織在一起，破壞著整個經濟。第三，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決定了壟斷資本必然將危機造成的經濟損失轉嫁給廣大勞動人民，從而使危機得以拖延。第四，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資本主義總危機早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就已爆發，它破壞著資本主義的基石，促進了經濟危機的到來。斯大林這里所說的“資本主義總危機”，就是他后來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所闡釋的：“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是既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機。”[6](P616)

在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形成的原因的基礎上，斯大林首先從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威脅方面，揭示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加深了資本主義的腐朽，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平衡，資本主義已不再是惟一的和包羅萬象的世界經濟體系，社會主義體系日益增長、日益繁榮，同資本主義體系相對抗。這不僅動搖了資本主義存在的基礎，而且還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基石。在斯大林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在破壞和瓦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實力得到增長，加深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

其次，斯大林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方面，揭示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他指出，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之間的矛盾是“整個資本主義和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之間的矛盾”。“每當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開始尖銳化的時候，資產階級就把視線轉向蘇聯方面，看看能不能靠犧牲蘇聯這個蘇維埃國家來解決資本主義的某個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因為資產階級害怕蘇聯的存在會使工人階級和殖民地革命化，害怕資本主義的勢力范圍會由此而縮小。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會加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這種對立通過“兩種相反的趨勢”的作用進一步深化：一種是“執行破壞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聯系的政策，對蘇聯進行挑釁性的襲擊，公開地和隱蔽地準備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一種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同情并支持蘇聯，蘇聯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威力增長，蘇聯的國防力量加強，蘇維埃政權始終不渝地執行和平政策”。[7]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斯大林從當時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與政治形勢角度，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兩大對立的社會制度的論述，在指導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如何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走社會主義道路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由于他片面地看待這種對立，忽視了從并存、共處的角度去認識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因而致使他從30年代后期開始，產生了強大的蘇聯在技術、人才等問題上已能自給的觀念，并開始收縮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系，造成了社會主義蘇聯在經濟上發展緩慢的局面。

（二）兩個平行的相互對立的世界市場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發生了急劇變化。首先，在德意日法西斯遭到嚴重失敗、英法老牌帝國主義國家遭到極大削弱的同時，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實力得到增強。美國成為世界的霸主。其次，蘇聯社會主義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國際地位大大提高，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實力大大增強。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東歐一系列國家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使得社會主義突破一國的范圍成為一個世界體系，形成了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第三，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斗爭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運動蓬勃開展，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土崩瓦解。戰后初期世界經濟與政治形勢的發展，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兩大陣營的對立是戰后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的一個重大特征。斯大林為之而振奮，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他闡述了兩個平行的相互對立的世界市場理論。

斯大林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兩個對立陣營的存在所造成的經濟結果，就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瓦解了，因而現在就有了兩個平行的也是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即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和社會主義世界市場。形成這兩個平行而又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經濟封鎖。“美國、英國及法國自己促成了這個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場的形成和鞏固，當然這不是出于它們的本意。它們對于蘇聯、中國和沒有加入‘馬歇爾計劃’體系的歐洲各人民民主國家實行經濟封鎖，想以此窒殺它們。事實上并沒有窒殺得了，反而鞏固了這個新的市場。”二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建立了合作互助關系。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結合起來了，并且建立了經濟上的合作和互助。這個合作的經驗表明，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像蘇聯那樣給予各人民民主國家以真正的和技術精湛的幫助。問題不僅在于這種幫助是極度便宜的，技術上是頭等的。問題首先在于這種合作的基礎，是互相幫助和求得共同經濟高漲的真誠愿望。結果，在這些國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業發展。可以滿懷信心地說，在這樣的工業發展速度之下，很快就會使得這些國家不僅不需要從資本主義國家輸入商品，而且它們自己還會感到必須把自己生產的多余商品輸往他國。”[6](P594-595)

在斯大林看來，兩個平行的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的存在，必然使得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爭奪世界資源的范圍縮小，世界銷售市場的條件趨于惡化，這些國家中企業開工不足的現象大增。這樣，擺在經濟學家面前的兩個問題是：“可不可以斷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論點，即關于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市場相對穩定的論點，仍舊有效呢？”“可不可以斷言，列寧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論點，即資本主義雖然腐朽，但‘整個說來，資本主義比以前發展得更迅速無比’的論點，仍舊有效呢？”斯大林回答了這兩個問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產生的新條件，這兩個論點都應該認為是已經失效了。”[6](P595)這一否定性回答，不僅拋棄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對資本主義所作的“相對穩定”的正確判斷，而且還否認了列寧關于資本主義發展得比以前快的觀點，否定了壟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有著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方面的同時，也有著某些可以容納生產力發展的因素的唯物辯證法，背離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

最后，斯大林得出的結論是：“在世界市場已經分裂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英、法）奪取世界資源的范圍已經開始縮小的時候，資本主義發展的周期性——生產的增長和減縮——一定還會存在。不過，這些國家生產的增長將在縮小的基礎上進行，因為這些國家的生產量將要減縮下去。”[6](P615)

斯大林對兩個平行的互相對立的市場的論述，客觀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不同社會制度的基本格局，并充分地肯定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開展經濟技術和貿易往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斯大林的這一理論是對列寧的和平共處原則和對外開放政策的一個新的發展。但是，由于斯大林始終把社會主義放在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位置上，對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社會制度并存的長期性認識不足，因而割裂了具有有機聯系的統一的世界市場，簡單地把兩個市場與兩大陣營相互對立的政治格局聯系起來，從而認為兩個市場也是對立的、互不相干的。斯大林的這一理論認識，造成了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單方面的對外開放，即人為地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開放限制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削弱了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技術和貿易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其結果必然會影響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影響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正是在這種與世界市場隔絕、脫離世界經濟發展的總進程、脫離世界科學技術和人類文明發展總進程中進行的，從而也就在經濟技術等方面處于長期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并且日益失去發展勢頭的境地。

（三）關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

蘇聯從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起，就面臨著要不要與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經濟交往的問題。從理論上說，斯大林在堅持列寧關于“人類的整個經濟、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已經越來越國際化了。社會主義會把它完全國際化”思想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關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了論述。

早在1921年，斯大林在論述俄共（布）黨在取得無產階級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后怎樣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就闡述了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關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問題。他指出：“第一，俄國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換取西方國家的機器和裝備，那就很難靠本身的力量組織運輸業，發展工業并使城鄉工業電氣化。第二，俄國至今還是一個被工業比較發達的敵視俄國的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社會主義孤島。如果蘇維埃俄國鄰近有一個工業發達的蘇維埃大國或者幾個蘇維埃國家，那就很容易根據以原料換取機器和裝備的原則同這些國家建立合作關系。但是現在沒有這個條件，所以在無產階級革命還沒有在一個或幾個工業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之前，蘇維埃俄國和我們這個領導它的黨就不得不尋求同敵視我們的西方資本家集團建立經濟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術裝備。租讓制形式和對外貿易——這些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不這樣就很難指望在經濟建設方面和在國家電氣化方面取得決定性的成就。”斯大林很清楚這個過程是一個“緩慢而痛苦”的過程，也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過程。[8](P87)

1923年4月，斯大林在提交給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討論并經黨中央批準的提綱——《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中，進一步對各國開展經濟往來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作了分析。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出現了經濟生活國際化的趨勢，最近一個多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加強了這種趨勢，“并且用國際分工和各方面相互依賴的紐帶把各個極不相同的民族聯系起來了”[8](P149)。這一過程反映了生產力的蓬勃發展，促進了民族隔閡和不同民族利益對立性的消滅，為未來世界社會主義經濟準備著物質前提，斯大林明確指出這是“一個進步過程”。因此，在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中，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置身于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聯系之外，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關系，正像每個資本主義國家必須與國際資本主義加強經濟聯系一樣，是由經濟生活的國際化這一趨勢決定的。

后來，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斯大林針對蘇聯黨內外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開展經濟往來問題上存在的混亂思想，明確指出：“以為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絕對閉關自守、絕對不依賴周圍各國國民經濟的東西，這就是愚蠢之至。”社會主義蘇聯與資本主義西方發生經濟聯系，決不是取決于主觀愿望，也不可以有其他選擇，這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所決定的客觀進程。無視這一客觀進程，在世界經濟范圍之外搞社會主義建設，就是拋棄社會主義、毀滅社會主義。斯大林還從“需要”的角度，說明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互聯系的必然性。他說：“我們得到貸款，不是因為我們的眼睛生得漂亮，而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需要我們的石油，需要我們的糧食，需要我們的市場來銷售裝備。不可忘記我國占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積，是一個廣大的銷售市場，資本主義國家不和我們的市場保持某種聯系是不行的。”[9](P117-118)因此，對社會主義蘇聯來說，應該充分地利用資本主義西方對蘇聯的“需要”，在與資本主義的經濟聯系中，發展社會主義。

顯然，斯大林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經濟關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理論認識，是迫于當時社會主義蘇聯處于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社會主義世界還沒有形成而做出的，因而他只是把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作為一個權宜之計，沒有認識到在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中，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關系是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因而致使他后來在實踐中始終把社會主義經濟放在與資本主義經濟對立的位置上。

在如何正確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問題上，斯大林論述了“依賴性”與“獨立性”之間的關系。“依賴性”是指各國經濟發展的相互依賴，也即彼此依存。“能不能斷言社會主義經濟絕對不會有任何輸出和輸入，不會輸入本國沒有的產品，因而也不會輸出自己的產品呢？不，不能這樣斷言。而什么是輸出和輸入呢？這是一些國家依賴另一些國家的表現。這是經濟上相互依賴的表現。”“獨立性”是指一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自主性，是作為獨立的經濟單位與其他國家進行經濟交往的。“應該把各國彼此間的依賴性和各國的經濟獨立性區別開來。”在現實經濟中，一國對他國經濟的依賴，不等于它沒有自己的獨立性，不等于它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不等于它就應成為國際資本主義的“小螺絲釘”；“否認各個國民經濟單位的絕對不相依賴，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認這些單位的經濟獨立性”[9](P118、119)。斯大林明確認為，社會主義蘇聯在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交往中，必須依靠國內市場的發展，依靠本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只有增強了獨立性，才不致被卷入資本主義發展的體系之中，不致被納入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不致被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輔助經濟單位。

但是，斯大林在對“獨立性”的理解上不盡一致，他又認為“獨立性”是指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不依賴資本主義國家，因而蘇聯現在不得不輸入裝備，是為了將來不輸入裝備，是要在經濟技術上做到自給自足。在斯大林這一思想的影響下，當蘇聯的技術裝備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后，蘇聯學術界就普遍認為蘇聯已經成為一個經濟獨立的國家了。

斯大林關于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的理論，對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促進和推動作用，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留下了寶貴的一頁，但他在這個理論上的一些具有局限性的理解，也給人們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理論提供了值得深思的篇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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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世界經濟與政治關系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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