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教條思維中解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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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根據時代的發展變化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必須擺脫教條思維的束縛。1886年，恩格斯指出：“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1887年，他又說：“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反思長期以來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內容，不少人習慣于教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所欠缺的恰恰就是對“包含著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其結果是，把豐富生動的經濟理論變成了呆板的教條宣講，嚴重窒息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當前，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的編纂過程中，在探討如何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生前對那種教條式“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例如，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在談到當時德國社會內形成的“青年派”所搞的“馬克思主義”時評價道：“關于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德國社會自1878年以來一直處于俾斯麥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恐怖鎮壓下，但由于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1890年反社會黨人非常法被廢除。但德國社會內形成的代表小資產階級半無政府主義的“青年派”，卻不顧黨的活動條件已經發生了極大變化，仍然否認利用合法斗爭形式的必要性，甚至在社會人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壓倒多數的勝利、俾斯麥被迫辭職的情況下，還號召工人在5月1日舉行總罷工。對于這種扭曲的“馬克思主義”，恩格斯寫道：“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

可見，僅有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信念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具備馬克思那種科學嚴謹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的精髓不僅是從抽象到具體等，還貫穿著與時俱進的精神。因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徹底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

其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需要最新數據支撐。例如，馬克思在著作發表前，總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齊全。恩格斯認為《資本論》第二卷遲遲沒有出版的原因，除了馬克思的身體生病之外，就是馬克思的研究態度極為嚴謹。為了用最新的數據來說話，馬克思參考的俄國統計學方面的書籍就有兩個多立方米。

其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必須關注最新的歷史事件。例如，馬克思通常總要等到自己的著作快付印的時候再作最后的校訂，因為那時最新的歷史事件會按照必然的規律為他的理論闡述提供最現實的例證。

其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于重大的經濟現象，要根據長期發展的歷史事實來加以確定和研究。例如，恩格斯早在19世紀40年代在曼徹斯特就看到了倫敦交易所的先生企圖否認金融市場也會有自己的危機，但恩格斯認識到，金融貿易和商品貿易一分離，它就有了自己的發展以及它自己的本性所決定的特殊的規律和階段。所以，經過長期的考察，恩格斯在19世紀90年代提出，對于金融危機問題，“特別是要根據近20年的歷史來加以確定和研究”。

其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某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例如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了無產階級剝奪剝奪者的10項革命措施。但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馬克思、恩格斯說：“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意義。現在這一段在許多方面都應該有不同的寫法了。”現在距《宣言》發表已經過去了156年。顯然，對于立志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者來講，應該對各種實踐過的或者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予以全面科學的總結。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徹底擺脫教條思維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