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與科斯探析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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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和科斯都是從市場機制作用的理想狀態出發，通過企業組織與市場機制的關系進行企業性質解釋。但科斯是在延承新古典理論技術關系外生性假定和邊際替代分析方法的基礎之上進行企業性質研究，這導致科斯調和企業技術目標與制度目標的理論努力陷入困境。馬克思的企業性質觀同樣涉及企業組織與技術、制度、均衡價格之間關系，但在馬克思理論中，技術因素內生于解釋框架，是要素構成、均衡價格和制度變遷的基礎。馬克思用嚴謹的邏輯說明企業組織形成的技術意義和制度特征，并論證兩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發生背離的必然性。

關鍵詞：制度；技術；均衡價格；企業性質

一般認為，科斯的經典論文《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開啟了現代企業理論研究的先河。近年來，企業理論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中最富活力的領域之一，并逐漸形成明顯不同的兩種取向，即企業契約論和企業能力論。前者強調企業與市場在實現要素一體化過程中的同質性作用，否定了企業；而后者刻意突現企業相對于市場的異質性特點，強調企業中存在某些具有組織依賴性、無法被市場機制復制的要素，并認為這是企業組織租金長期存在的根源。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也是從市場機制運行的理想績效狀態出發，通過分析市場機制與企業組織的關系，說明企業的性質。馬克思企業理論以科學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在企業與市場關系、企業一般意義與企業的制度特點等方面的解釋上具有嚴謹的理論邏輯與深刻的價值歸依。本文通過比較科斯與馬克思探析企業性質邏輯路徑的異同，厘清兩者在技術、制度等方面的主要區別，以此說明科學的企業性質觀應當具備的基本內涵。

一、零交易費用假定與科斯的企業性質解釋

“零交易費用”假定是科斯探析企業性質和意義的起點。科斯用零交易費用假定概括新古典理論的基本特征，并通過對新古典理想市場均衡狀態的批判性反思，提出正交易費用條件下作為現實產權制度存在的企業的性質解釋。在《社會成本問題》中，科斯談到，“如果定價制度的運行毫無成本，最終的結果(產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狀況影響的。”也就是說，在零交易費用條件下，無論產權的初始界定如何，經濟行為主體將通過無成本的討價還價和交易活動最終達到資源配置最優化狀態。制度因素和生產組織形式對經濟績效不產生任何影響。

零交易費用假定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這一貌似簡單的范疇卻概括了傳統經濟自由主義理論關于市場機制有效性論證的基本前提和結論，同時化解了來自現實經濟事實的各類沖擊，為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奠定了新的基礎。我們知道，新古典理論以一系列連續可微的外生性技術向量、要素(產品)的可替代性、廠商和消費者的最大化行為和邊際分析方法為理論基礎，經濟行為主體對要素(產品)的成本與產出效率(效用)進行比較，并實現生產技術替代和消費品替代。同時，各經濟行為主體的選擇與替代結果也將改變市場上各種生產要素(產品)的供求關系和相對價格，最終達到新古典一般均衡效率狀態。此時，各種要素單位報酬均等于其邊際產值，要素所有者實現私人成本(收益)內斂。在此意義上，“技術選擇”是新古典理論廠商行為的核心，是否存在企業制度以及企業對產權如何安排都不會對交易效率產生任何影響。然而，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指出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形成依賴一系列約束條件，而現實經濟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壟斷、公共產品、道德風險等外部性現象背離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基本特征，致使人們將批判的焦點集中于新古典理論理想化的假定前提與其現實解釋力之間的矛盾。

零交易費用假定實質上進一步認定了用新古典邏輯化解傳統經濟自由主義理論現實解釋力危機的可行性。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只要確立交易費用為零假定，即使是壟斷者也將按照完全競爭的市場方式行事；公共產品、道德成本等現象的存在并非市場失靈的原因，而恰恰是市場發育不充分的結果，在零交易費用條件下此類現象將不復存在。在此意義上，斯蒂格勒直接將所謂“科斯第一定理”解釋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將相等”，并且認為，這種理想的經濟績效狀態實質上就是新古典理論的一般均衡狀態。

市場機制零交易費用運行所達到的理想均衡狀態，是科斯進行企業性質解釋的出發點。科斯認為，正因為現實經濟運行中存在大量交易成本，以至市場機制對資源的配置無法達到最優狀態。企業組織在性質上是作為市場價格機制的替代物，在經濟生活中，有些因交易費用過大而無法通過市場價格機制完成一體化組織的方面，通過企業權威(企業家)與各要素所有者分別締約，能夠在一定的范圍內起到減少交易費用的作用，使經濟運行更加接近零交易費用時的理想均衡狀態。然而，企業組織的形成和運行同樣存在成本，“在企業內組織更多交易，成本可能上升更自然，有一個點必須被達到，那就是說，在企業內增加一項交易的組織成本等于在公開市場上進行這項交易的成本，或等于由另一個企業主組織這項交易的成本。”此時，企業的制度邊界達到最優均衡。

二、價值理想狀態與馬克思的企業性質解釋

馬克思企業性質解釋的敘述邏輯起點是價值一般均衡，它也是一種關于市場價格機制運行理想狀態的描述。

理解馬克思的價值論，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內涵：(1)社會總產品在結構與數量上的整體供求平衡；(2)存在私有制和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專業化分工；(3)每一分工領域中的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且生產者之間存在生產技術水平差異。供求平衡是馬克思經濟學關于價值決定的前提假定和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假定在封閉的商品經濟中，排除競爭、技術變遷、生產組織形式等因素，我們可以構設一種社會總產品的靜態供求均衡狀態：此時，在同一生產部門內各生產者所提供的產品加總，恰好與社會對該生產部門產品的需求總量相一致，這樣，盡管部門生產者之間存在技術水平差異，但所有的私人勞動都能根據一定的比例關系折算為社會必要勞動，并可用勞動時間統一度量。馬克思經濟學中這種社會總產品供求平衡理想狀態，既是一種社會勞動總量在各生產部門內得以恰當配置的效率狀態，同時也是每一生產者憑借其私人勞動的社會化程度獲取等量價值回報的公平狀態。當進一步考察價值理想狀態下部門社會勞動量的決定因素時，馬克思認為，當一個生產部門處于不同的技術狀態時，等量抽象勞動在該部門內配置，所產生的產品數量也是不同的。因此必須在考察部門平均技術水平的基礎上，依照部門使用價值的市場需求數量來確定部門內抽象勞動的最佳配置量。技術水平決定了在部門內投入抽象勞動的產品產出效率，而市場需求則設定了部門產品成其為價值產品的數量界限。

馬克思用兩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體現部門平均技術水平和部門產品的市場需求數量。第一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以部門產品供求均衡作為默認前提，側重于反映部門生產單位產品的平均技術水平。它是部門內所有勞動者個別勞動時間相對于各自產品數量的加權平均數，用公式表示為：

T1＝∑ti·qi/∑qi(1)

相應地，此時部門應當配置的社會必要勞動總量(第二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滿足部門產品供求均衡的使用價值數量分別為：

T2＝∑ti·qi(2)

Q＝∑qi(3)

在這種社會總產品供求的靜態均衡條件下，個別生產者的技術水平和產品數量分別構成他參與部門產品價值決定的條件與權重，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函數。因此，在提高自身技術水平基礎上擴大產品市場占有份額，是生產者參與價值決定、適應價值規律要求的必然途徑。作為市場機制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內生于生產者行為，是生產者逐利努力在宏觀經濟領域里的綜合顯現。

馬克思所構設的價值靜態均衡狀態，排除了技術革新、生產者間競爭等因素對部門平均技術水平的影響，也暫不考慮生產的組織形式和組織生產的制度因素。然而，一旦通過分析資本總公式矛盾打開企業“黑箱”，上述兩方面因素將成為馬克思企業性質解釋的關鍵。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企業兼具技術創新方面的一般意義和因資本組織所產生的制度特點：從技術意義上看，企業內要素組織的自覺有序性特點有利于技術創新與應用，這是企業保持競爭優勢，更好適應價值規律作用的不確定性要求的根源。“和同樣數量的單干的個人工作日的總和比較起來，結合工作日可以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因而可以減少生產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以企業方式進行生產，同等數量的勞動者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向市場提供的產品數量將大于他們分別單干后的產量加總，從而在既定市場份額中占據較大比重。這意味著企業可憑借技術上的優勢確立參與單位產品價值量決定的權重優勢，這是企業生產方式適應價值規律要求的一個重要表現。企業的技術優勢根源于其組織結構特點——如集中勞動、在統一意志指揮下組織有序的一體化內部分工等——滲透著企業權威的自覺意識，為先進科學技術知識的產生與應用提供了可能。這既是企業與作為無意識自發力量的市場價格機制的區別所在，同時也是企業與市場聯系的基本方式，是商品經濟發展一定時期人們應對價值規律不確定性表現的自覺能動適應機制。

從制度特征上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企業組織安排的整體有序性并非來自勞動者的自覺意識，而是源自資本的權威，滲透著資本家的意志，企業生產的專業化分工特點使局部個體工人在勞動技能上陷入片面、狹隘狀態，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必須通過“總體工人”和相應的生產資料有序系統中得以體現，而這恰恰是資本的存在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作為生產組織形式的企業因由資本家組織生產而帶上相應的制度特征，馬克思指出：“在簡單協作中，資本家在單個工人面前代表社會勞動體的統一和意志，工場手工業使工人畸形發展，變成局部工人，大工業則把科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能力與勞動分離開來，并且使它為資本服務。”發展技術，擴大積累，這一生產者把握價值規律的基本手段，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不得不服從于資本家的逐利目的。

三、馬克思與科斯探析企業性質邏輯的比較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科斯與馬克思探析企業性質的邏輯路徑極為相似：兩者都是從市場機制作用的理想均衡狀態出發，從生產組織與市場價格機制的關系人手討論企業的性質，都將人格化“權威意志”視為企業的重要特征，并通過“權威意志”在技術與制度兩個層面的作用解釋企業的性質。但很明顯，兩者關于技術、要素、生產組織的制度形式等方面理解存在較大的差異，因而在結論上也根本不同。

在企業性質解釋上，科斯認為：“通過價格機制‘組織’生產的最明顯的成本就是所有發現相對價格的工作。”_企業組織形成有利于減少“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我們發現，科斯只是用企業與市場兩種組織機制的交易成本比較說明企業組織形成的意義。

事實上，引人交易費用后，科斯的討論不得不在兩個層面上同時展開：一者是目標層面，其討論的基礎是各種生產要素的數量約束給定、行為主體的最大化目標以及技術條件的外生性假定。在零交易費用條件下，只要滿足上述條件，市場充分競爭的結果終將導致要素均衡價格體系，但在正交易費用條件下，這種理想均衡價格體系只能停留于一種潛在的可能；另一者則是方式層面，其討論基礎在于存在正交易費用，科斯默認為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市場價格機制和企業都可以完成各要素一體化組織，只不過兩種一體化方式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交易成本差異。

依照科斯的邏輯，一旦在新古典廠商理論基礎上引入組織制度分析，對企業權威而言就分別在目的和手段兩個層面上產生了技術和制度兩種行動目標：企業權威既要依照要素相對價格進行技術關系選擇，確保達到新古典意義的一般均衡價格，實現對要素的最優技術安排，又要以交易費用為度量維度，對企業進行規模調整，以達到企業和市場的制度邊界均衡。然而，企業權威努力的這雙重目標難以統一：一方面，科斯認為，企業組織內各要素的定價成本隨其規模的擴張而遞增，企業與市場的制度均衡條件，是由企業組織同一筆交易所節省的邊際交易成本等于由市場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可見，交易費用是科斯用以解釋企業替代市場的必要性意義和企業規模的惟一維度，只要均衡價格存在的約束條件不變，發現相對價格機制之間的邊際替代——企業替代市場或者企業規模變遷——所改變的只是要素的定價成本，而并不改變均衡價格體系本身。但另一方面，在新古典理論中，邊際替代方法與要素規模報酬遞減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廠商對同一要素的連續追加使用往往導致該要素邊際生產力遞減，要素報酬隨之相應下降。對此，科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認，一旦某種要素納入了企業一體化組織，“這意味著，相對價格體系已發生了改變，新的生產要素安排將出現。”這樣一來，科斯就不能僅僅通過比較“所增加的內部組織成本”和“所減少的發現相對價格體系的成本”說明企業組織存在的必要性。科斯意識到他的理論努力陷入困境，“現實世界中，企業的這兩種職能——通過預測需求和根據這種預測進行行動而對相對價格體系產生影響并進行管理，以及作為給定相對價格的被動接受者——通常是由同一些人執行。但是，在理論上似乎應該把它們區分開來。”科斯的理論邏輯無法保證企業權威在技術與制度兩種目標上的統一，但是，由于“科斯第一定理”關于零交易費用狀態的解釋實際上延承了新古典關于要素技術關系外生性假定，這恰好掩蓋了企業與市場之間的制度替代對要素技術關系產生的影響，為上述邏輯困境提供了一個避難所。

馬克思通過兩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分別從某一部門既定時期平均技術條件和產品需求總量兩個維度，確定價值(均衡價格)的決定因素。與科斯外生性要素數量約束與技術關系不同的是，馬克思經濟學中決定要素均衡價格(價值)的技術和數量因素內生于解釋模型，并且兩者存在緊密聯系：技術變遷會改變要素的相對稀缺狀態，進而引起產品均衡數量與均衡價格(價值)的變化；并且，部門平均技術水平變遷的根源在于部門內各生產者提高自身技術狀態的努力。這樣，馬克思揭示了市場均衡價格決定與微觀經濟主體行為之間的邏輯聯系，并以這一聯系為基礎，從技術層面解釋企業組織的一般性質，即：企業內在自覺有序分工特點有利于技術創新和擴大產品的市場占有，這是企業組織適應價值規律運動、逼近經濟生活“應然”理想狀態的基本途徑。馬克思以價值決定和價值規律為基礎的討論只是從技術單一維度解釋企業的一般性質，與企業制度特征無關。如若我們進一步聯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討論企業的特殊屬性，那么，企業組織同時也是資本獲取最大化利潤的手段。

與科斯的調和努力明顯不同的是，馬克思認為，企業權威在技術與制度兩個層面的目標不可能統一。馬克思經濟學以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要素之間的一體化組織的形式與結構必須服務和服從于客觀既定的技術狀態的剛性要求，這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企業追逐最大化利潤的制度屬性相沖突。馬克思用嚴謹的邏輯證明：資本對有利投資場所的爭奪興趣超越了技術創新的熱情，資本家之間競爭的結果，形成以生產價格為中心、以“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為條件的現實制度均衡，它偏離了以部門平均技術水平為基礎、代表著社會需求恰當滿足的價值理想狀態，產生因資本主義制度而引發的“價值轉型問題”，并且，這種偏離將隨技術發展、企業規模擴張、壟斷組織的形成而不斷加劇。

科斯和馬克思探析企業性質的邏輯路徑十分相似，都用技術、制度、均衡價格等范疇解釋企業性質，但由于理論前提和分析方法根本不同，兩者在結論上也必然存在明顯差異。通過與馬克思企業理論的比較，可以清晰凸現科斯企業理論的問題所在，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把握現代企業理論的發展脈絡。

責任編輯鄭洪昌

其次，我們再來看《資本論》第三卷中的絕對地租的計算公式如何演變為(剩余價值理論》中的絕對地租量的計算公式。按前面的規定，《資本論》第三卷中絕對地租的計算公式為：各級土地的絕對地租＝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社會價值－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社會生產價格。由于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社會價值與個別價值相等，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社會生產價格與個別生產價格相等。因此，公式可先演變為：各級土地的絕對地租＝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又由于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中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優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中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優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因此，《資本論》第三卷中的絕對地租的計算公式可最終演變為：各級土地的絕對地租＝各級土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各級土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亦即演變為《剩余價值理論》中絕對地租的計算公式。

五、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和《剩余價值理論》中對各種形式的地租量兩種不同規定的原因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資本論》第三卷中的地租計算方法較為復雜，而《剩余價值理論》中的地租計算方法較為簡單。那么，馬克思又為什么要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規定一個較為復雜的地租計算公式呢？筆者認為，這兩種不同的地租計算方法是分別由《資本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研究任務的不同所決定。

我們知道《資本論》的任務是從正面揭示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性質上說，構成級差地租實體的超額利潤的產生，與土地所有權的一定性質并無必然聯系，因此，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地租理論時，可以先抽象掉對資本轉移起限制作用的土地私有權，從而按照商品價值已轉化為生產價格的現實，假定農業資本也參加利潤平均化的過程，絕對地租不存在，農產品也按生產價格出售首先從研究級差地租理論入手。就研究方法上說，對于農業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揭示，也要遵循從簡單到復雜的原則，若在闡明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理論之后，一進入農業部門，就敘述絕對地租并規定農產品按價值出售，就勢必會與前面的生產價格理論發生邏輯上的沖突。因此，考察在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條件下的農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就應當從由社會生產價格與個別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構成的級差地租開始，然后，再引進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和絕對地租，最后闡述因農產品在市場上按社會價值出售所造成的級差地租增量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符合馬克思的科學抽象法，才能使人們從簡單到復雜地來認識在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條件下的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規律。

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的研究任務之一，是通過對李嘉圖地租理論的批判，使絕對地租理論與價值理論統一起來。李嘉圖不懂生產價格理論，不知道商品價值與生產價格之間的關系，同時又忽視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對地租的作用。他只承認個別價值低于社會價值的差額構成的級差地租，而否認絕對地租的存在。他認為，如果存在絕對地租的話，那么農產品就必須要按著高于價值的價格出售，這樣一來，價值理論就會被推翻。因此，馬克思要分析和批判李嘉圖的地租理論，絕對地租都成了首先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首先從絕對地租入手來闡述地租量的規定理論。這樣，不僅解決了李嘉圖所不能解決的絕對地租與價值理論相一致的問題，也決定了《剩余價值理論》在計算資本主義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上所具有的與《資本論》不同的特殊方法。

參考文獻：

［1］資本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60、761-762、760.

［2］剩余價值理論(第二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