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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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WhiledrawinguponandapplyingthebasictenetsofMarxism,theacademicschoolofMarxistfeministcriticismhasconstan-tlyassimilatedmoderncriticaltheoryandhasenrichedandad-vancedtheMarxisttheoryonwomenwiththegendertheoryasthebreakthroughpoint.Thisarticleexploresthelogicalexte-nsionofthebasicconceptsoftheMarxisttheoryonwomeninfeministcriticism.Imperfecttheoreticallyandmethodologica-llyasitis,Marxistfeministcriticism,asthearticleindica-tes,isstilladeveloping,highlyvaluableacademicschoolthatmeritsourattention.

【正文】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是女性主義批評中的重要學派之一。女性主義批評在形成和過程中，把自己的觸角伸向了西方各類批評，例如馬克思主義、心理、解構主義等等。女性主義批評對這些理論采取了或批判或利用的態度，來營造或豐富自身的理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等學派。所謂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并非指引經據典地馬克思或恩格斯關于婦女解放的觀點。這種學派是泛指任何一種以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例如“基礎——上層建筑”理論）女性主義批評的學派；同時它還包含另一種情形，即是對于馬克思、恩格斯有關婦女解放思想所進行的旨在完善其理論的批評。（注：見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5月版，第5頁。）

一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最顯而易見的特點是從馬克思主義中吸取精華，用以建立一種與男性針鋒相對的女性的“她者”聲音。這一特點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形成階段表現得尤為突出。當時英國的朱麗葉·米切爾所宣稱的“提出女性主義的，給予馬克思主義的回答”（注：見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5月版，第194頁。）就明白地亮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對馬克思主義的吸收固然包括了借鑒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來分析女性問題，但最直接的乃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采用。所以，要了解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就有必要弄清馬克思主義的婦女理論。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并沒有論述婦女問題的專著，然而，他們在創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主義理論體系的過程中經常不斷地觸及婦女問題，在《共產黨宣言》、《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中有著大量關于婦女問題的論述。這就形成了以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主義為基礎的相當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

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主要是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探求婦女受壓迫的根本原因。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的論述，其根源大致有三個方面。第一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出現。由于私有制出現，男人既成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女人的擁有者，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二，歷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女子處于從屬地位。恩格斯根據人類學家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提供的成果，指出歷史上由對偶婚過渡而來的個體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只是對婦女而不是對男子而言。男子可以隨意納女奴為妾，而妻子則要嚴守貞操，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統治地位，妻子除了生育以外，不過是婢女的頭領。可見，“的個體家庭建立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婦女的家庭奴隸制之上”。（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三，婦女體力弱小也是其受壓迫的根源之一。隨著私有制的出現，婦女被排除于社會生產之外，而只限于從事家庭的私人勞動。此時婦女的家務勞作失去了往日公共的性質，成為家庭的奴仆。（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可見，馬克思主義認為婦女受壓迫的多種根源都離不開私有制，而其中經濟因素是關鍵。

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充分揭示婦女受壓迫的根源的基礎上，還指明了婦女爭取解放的途徑。恩格斯明確指出，“婦女爭取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而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求個體家庭不再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因為“只要婦女仍然被排除于社會的生產勞動之外而只限于從事家庭的私人勞動，那么婦女的解放，婦女同男子的平等，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能的。”（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針對婦女體力弱小的特點，恩格斯則認為，婦女解放“只有依靠現代大才能辦到，現代大工業不僅容許大量的婦女勞動，而且是真正要求這樣的勞動，并且它還越來越要求把私人的家務勞動溶化在公共事業中”。（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當然，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婦女真正獲得解放的根本前提應該是消滅私有制。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還具體設想了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為了使婦女進入公共產業成為可能，孩子將由國家扶養，國家提供托幼中心、公共食堂、醫療設施等。國家承擔了由家庭履行的經濟職能，家庭的概念取消了，這樣便能結束“家庭內丈夫是資產者、妻子則相當于無產階級”（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的局面。此外，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高度重視被壓迫的婦女在創造歷史、推動社會偉大變革中的重要作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曾多次贊美過婦女的社會作用，例如列寧就說過：“從一切解放運動的經驗來看，革命的成敗取決于婦女參加運動的程度。”（注：列寧：《在全俄女士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278頁。）

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是從屬于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馬克思、恩格斯對婦女命運的關注，對婦女受壓迫根源的探索以及對婦女解放的期望都是站在解放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并又以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基礎來闡述的。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在形成階段之所以會以吸收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為特征，也正是由于其明確的反抗壓迫、要求解放、追求男女真正的平等的政治目的。在這一學派的批評家看來，男女之間在規定的平等之下并未得到實際的平等，父權制的性別慣例仍然壓迫著廣大婦女。在揭露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以及性別歧視長期存在的社會緣由的批評實踐中，她們需要建立一種新的社會批判范式，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就而然地成為這種范式的理論支柱。

馬克思主義女性批評從以下幾方面吸取了馬克思主義婦女中的一些精髓：首先，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的觀點，認為階級是婦女受壓迫的根源，男女不平等是從階級不平等派生出來的；資本主義制度造成了對女性的壓迫，因而婦女反抗壓迫應當被看成是爭取實現共產主義的廣泛斗爭的組成部分。其次，贊同馬克思主義關于“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勞動中去”的觀點，認為婦女受壓迫主要由于她們在家庭內的傳統地位所造成，她們只能局限于家庭這一“私人”領域的家務勞動中。這兩點比較集中于英國的女性主義批評家中，如肖沃爾特所言，她們往往“強調壓迫”。再次，借鑒馬克思主義對家庭進行變革的觀點，認為婦女所做的一切工作——做飯、照看孩子、保育等——應當包括在社會生產領域內。這方面德國女性主義者談得較多，她們曾借用馬克思主義生產與再生產的理論，將被忽視的家庭婦女的勞動價值揭示出來，分析社會生產中的這種等級制，指明它是女性落后的關鍵。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在對文學本文的批評實踐中，同樣借鑒了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來揭露文學作品中的性別歧視現象，并且指出這種歧視所有的含義。批評家們一針見血地指出，婦女形象在男性作家筆下形成了兩個極端，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惡魔”，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均反映了現實中男性對女性的偏見、懼怕、壓迫和不公。這些形象其實是男性心靈的投影，是與現實中的婦女極不相符的“假”的形象。鑒于此，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朱迪思·費特利主張女性主義批評家要“成為一個反抗的讀者，而不是一個支持的讀者”，這樣，小說才會“失去它不知不覺使我們陷入其構思之中的能力。”（注：轉引自D·德萊弗《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載《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導引》，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頁。）另外，針對歷來男性文學中把婦女作家擯拒于文學史之外的作法，女性主義批評家還主張挖掘被遺忘的婦女作家，創立婦女文學史。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對文學中性別歧視的揭露以及對男性中心論的懷疑，一方面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學傳統中階級歧視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為女性主義尋求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它所體現出的社會的審美原則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論在女性主義批評中的運用。

二

對馬克思主義的吸收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初期的特征，這一學派在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更重要特點乃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質疑、批評和補充、修正。社會中各個學科的理論，諸如生、心理學、語言學等，都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開拓了思路，使其得以從新的角度來闡述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在現代社會的某些不足。而且，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還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的重要理論，例如“四大結構”、“性別理論”等。

其實，最早對馬克思主義的婦女理論提出異議的當推女性主義先驅波伏娃。她在《第二性》一書中，考察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肯定了恩格斯在書中對婦女受奴役根源的概括，認為其理論體系比生物學、精神分析學的理論體系前進了一步；但同時又指出，恩格斯在一些最重要的上出現了疏忽。第一，恩格斯沒有能夠指出整個歷史的轉折點從公有制向私有制過渡的原因，只是簡單地認為它完全屬于史前，所以不知其詳。第二，對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對女人的奴役這一點，也頗不清楚。波伏娃認為，恩格斯把癥結歸納為婦女勞動能力問題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她指出，人類通過壓制他人的自我意識以確立自己的主體性和自由性，所以自由便成為由私有制產生的對婦女奴役的原因。第三，恩格斯談到社會主義要廢除家庭，這樣婦女能夠自由參加公共生產，從而得到解放。波伏娃認為，恩格斯僅僅強調了女子的生產功能，而忽略了其生殖功能和其生產功能同樣重要。而無論從社會經濟角度來看，還是從個人生活角度來看，女子的生殖功能和其生產功能同樣重要。“在某些時期，生育后代的確比犁地更為有用。”（注：西蒙娜·德·彼伏娃《第二性》（全譯本）Ⅰ，書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64頁。）因此廢除家庭并不一定就可以解放婦女。總之，波伏娃認為恩格斯對婦女問題的論述是不深刻的，他所揭示的真理仿佛是偶然、附屬的。為此，她提出應放眼于歷史唯物主義之外的看法。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在男女身上只看到了經濟要素，它不適合全面認識一個具體的女人，唯有存在主義才能從人的生存的全方位去認識我們所謂的人的生命的那種特殊的存在形式。

隨著女性主義批評的發展，對馬克思主義提出質疑的批評家越來越多。70年代后期在女性主義批評中展開過一場關于性別平等與差異的大討論。討論中人們在理論上陷入困境，無法在平等和區別之間作出選擇。如果強調區別，就意味著公開承認女性的地位比男性低下；如果主張平等，就等于消除了性別差異，使婦女被男人的社會準則所同化。討論使人們開拓了視野，人們開始既從歷史上尋找新的線索，又注意吸取現代社會的各種理論，于是出現了許多對馬克思主義提出批評或重新闡述的情形，并由此產生了一些新的理論。

這方面成就最顯著的是英國的朱麗葉·米切爾，她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中，對馬克思主義的婦女理論作出了獨到的評論。她認為這些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家都認識到婦女的從屬性問題，這固然很有價值，但是，他們的婦女解放理論具有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空想，沒有超出社會主義即等于婦女解放的理論框架。另外，米切爾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一般都過分強調經濟因素，強調婦女對私有制的依附，便使其理論走入了死胡同。米切爾把婦女受壓迫機制概括為四大類：生產、生育、性和兒童的社會化。只有改變結合成一個整體的這四大結構，婦女才能真正獲得解放。這就是所謂“四大結構”的理論。

為進一步說明問題，這里有必要對“四大結構”作一些具體的考察。關于生產結構，米切爾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等將婦女在承擔體力勞動中處于劣勢而受壓迫與私有制的出現聯系在一起的假定過于簡單化。事實上，社會壓迫與基于生理能力的勞動分工之間是互相作用的。這種壓迫相對于經濟關系而言，更是一種政治關系。通過回顧歷史，她指出婦女體力上的劣勢并沒有妨礙她在特定的社會中從事某些工作。在許多農業社會，婦女同男人一樣，從事農業勞動，甚至承擔了比男人更多的勞動。隨著化的到來，機器的使用更使體力變得不那么重要。因而米切爾指出，“并不是婦女體力的弱勢將其排除在生產活動之外，而是她的社會劣勢使其淪為社會的奴隸。”（注：朱麗葉·米切爾：“婦女：最漫長的革命”，載《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5月版，第18頁。）關于生育結構，米切爾認為，母親的生理功能被排除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析之外是很大的不足。事實上，生兒育女、操持家務是女性的天職這一觀點一旦被人們所接受，婦女的從屬性就不可避免。因此，從原始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婦女在家庭中的作用無外乎以下三種：生育、性和后代。所以，米切爾指出：“只要生育仍是一種現象，婦女就注定要成為社會剝削的對象。”（注：朱麗葉·米切爾：“婦女：最漫長的革命”，載《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5月版，第20頁。）不過，她已意識到現代醫學的許多發明預示著人類生育模式最終是可能改變的，“生孩子不再是婦女唯一或首要的天職，而是可以有選擇的。”（注：朱麗葉·米切爾：“婦女：最漫長的革命”，載《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5月版，第21頁。）在談到機制時，米切爾指出，由于傳統上性行為是婦女地位最忌諱的范疇，性自由及其與婦女自由之間的關系又是一個十分棘手的課題，所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幾乎都不原提及它。然而從來在機制中，男性總是占統治地位，即使西方個體婚制即一夫一妻制的出現后也并沒有實現一對一的真正的平等，它甚至還掩飾了真正的剝削和不平等。但是形式上的平等本身不能不說也是一個進步。米切爾指出，“一旦形式上確立了夫婦平等（一夫一妻），性自由——在一夫多妻制情形下通常是一種剝削——反過來又變成了一種要求解放的潛在的動力，這意味著超越當前性制度限制的兩性的自由”。（注：朱麗葉·米切爾：“婦女：最漫長的革命”，載《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5月版，第25頁。）在她看來，婦女要求性自由與婦女解放關系甚為密切。在討論幼兒期和家庭模式等問題時，米切爾注意到了現代心理學家托爾科特·帕森斯的理論。帕森斯認為，一個人的個性在童年時代已經形成，此后相對穩定，即不會因成年的經歷而徹底改變，所以，社會化過程在任何社會中作為本質的過程是十分重要的。而兒童社會化過程在其初期主要是由母親的撫育得以實現。米切爾認為，這從表面上看，母性作用得到了強調，婦女地位也隨之提高，但實際是一個假象。因為母親由于把大量的時間精力等投入在撫養孩子實現其社會化過程上，而自身的素質提高受到了。況且社會并不為母親提供特別的時間、優厚的待遇和各種需要的文化素質教育，“社會化不能簡單地因婦女新的母性天職而提高。”（注：朱麗葉·米切爾：“婦女：最漫長的革命”，載《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5月版，第30頁。）所以，實際上兒童社會化過程和新的母性天職的背后卻隱藏著社會對母親也即婦女更深的壓迫。這里，米切爾實際上在呼喚一向被社會忽視了的婦女作為母親應有的權利。基于對這四大結構的分析，米切爾得出結論：只有改變緊密結合成統一體的上述四大結構（而不是只改變其中的一個），婦女才能真正獲得解放。她還指出，在這四大結構中，經濟因素（即生產結構）仍然是主要的，但是必須伴有同其它三大因素相一致的政策，這些政策在直接行動的特殊關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超過經濟因素。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錯誤就在于將其它因素視為可簡化的經濟因素。從朱麗葉·米切爾的四大結構理論中，不難發現，她一方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吸收了現代心理學成果來補充這一傳統理論的不足，形成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的特色。

如果說“四大結構”理論還比較因循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話，那么“性別理論”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批評和修正就相當顯著。“性別理論”的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的重大發展。性別理論所探討的性別問題主要是指“社會性別”。有關這一理論的研究在美國極為盛行，為了強調兩性間的根本關系在于它的社會性，美國的女性主義批評家首先使用社會性別這一概念，以區別于生理性別。后者是指男女之間由于先天的基因、荷爾蒙分泌不同等造成的生理上的差異，前者是指男女之間由于特定文化環境，后天形成的社會“性屬”上的差異。男女之間的差異不僅是生理的，更重要的是社會的。正是社會性別造成了男女兩性的對立。在美國女性主義者看來，傳統馬克思主義只把階級作為分析的主要范疇，所以無法分析婦女受到的特殊壓迫。將階級與性別融為一體的探討成為美國女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和補充。譬如，艾里斯·揚在其《超越不幸的婚姻》一文中，就試圖將家長制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結合起來。而另一位女性主義批評家瓊·凱利在《女權主義理論二元視野》中則提出經濟和性別系統互動而產生社會和歷史經驗的看法，她在贊同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對性別系統的決定作用的同時，進一步認為兩性關系的逆轉依賴并貫穿于社會經濟結構、性與性別結構。（注：《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5月版，第160頁。）

在批判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不足方面，美國的蓋爾·盧賓致力尤甚。盧賓對于建立在摩爾根的人類社會起源研究之上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婦女理論持明確否定態度。她引用了當代人類學的成果來說明，史前曾存在過母權制社會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而否認了恩格斯的女性受奴役與社會發展同步的理論。她指出，“人類的社會行為開始于人類自身的再生產，這時所建立的關系比在生產過程中建立的關系更重要。”（注：柏棣：“平等與差異：西方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5月版，第6頁。）此外，盧賓參照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關于信物交換、亂倫禁忌的理論指出，社會的“性別制度”是建立在交換關系上的。“在以人類再生產為主的社會中，最重要的信物就是女人，最基本的社會流通就是交換女人，婚姻是交換女人的儀式和形式。”（注：柏棣：“平等與差異：西方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5月版，第6頁。）所以，盧賓認為交換女人是女性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這樣就揭示了女性受壓迫的根源是性別制度。盧賓還借鑒弗洛伊德、拉康的“戀母情結”學說，謀求改變性別制度的可能性。戀母情緒出現于孩子確認自己性別角色的時候，如果孩子順利完成這一確認，戀母情結隨之結束，成為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反之，戀母情緒將伴隨終生，成為“性怪癖”或“同性戀”。盧賓認為，戀母情結是人類性別化的關鍵，改變這種文化心理現象有可能根除性別壓迫和歧視；而解決問題的關鍵應是社會再生產領域的分工。例如，孩子最早的性別意識是多重的，若男女雙方能真正分擔養育幼兒的工作，那么就會從根本上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因此，盧賓提出女性主義應該用文化革命的方式對人類再生產領域進行改造，這樣不僅能解放女性，而且將把整個人類從限制人格發展的兩性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在對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多方面的批評和質疑的基礎上，以性別理論為突破口，為當代批評領域輸進了新鮮血液。性別平等和差異的探討反映在批評實踐中，主要是主張尋求女性的傳統，強調女性經驗、女性獨特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從而呼吁建立婦女自己的文學史、女性美學等。由于“社會性別研究”研究文化深層的社會性別問題，所以擴大了女性主義的思考范圍。

三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呈現出復雜多樣的理論態勢。有的遵循馬克思主義傳統，有的試圖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有的則試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階級、經濟等概念與女性主義批評中的性別、種族等概念融合起來。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繼承發揚了馬克思主義批判、懷疑的精神，徹底動搖了以男權為中心的文化傳統，為婦女解放運動作出了貢獻。對于馬克思主義傳統理論的質疑和批評，尤其是性別理論的提出，則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壓迫，女性主義在階級壓迫的基礎上提出了同一階級中男女兩性的沖突，從而突出了女性所受的特殊壓迫；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決定因素，女性主義在肯定經濟要素的同時提出了社會、文化等其它要素；馬克思主義提出女性獲得解放的先決條件是走出家庭參加社會生產，女性主義在此基礎之上提出用文化革命的方式對人類再生產領域進行改造；馬克思主義提出社會主義即等于婦女解放，女性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仍存在性別沖突，等等。可見，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在婦女理論方面拓寬了思路。

然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并非盡善盡美。在批評方法上，因其追求文學的外在研究而忽視了文學形式的研究，過分強調女子的社會屬性而忽視其個人、心理因素。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往往難以擺脫決定論的影響，它試圖為男女不平等尋求一個終極根源，為此遭到其他女性主義者的批評，認為這掉入了男權線型思維的陷阱，且有以新的權威理論代替舊的權威理論之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在理論構建上缺乏統一的理論根基，在發展過程中，它任意選擇現論為其所用。它也沒有確定的研究對象，在許多問題上沒有統一的認識，觀點紛紜復雜（如在男女不平等根源、平等與差異等問題上）。因此，象女性主義批評自身一樣，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理論缺乏嚴密的系統性，很難給它以一種的界定。

不過，還應看到的是女性主義批評，包括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畢竟是處于發展中的學說。它雖然不是一個統一體，但它包容、承認各種批評方法，鼓勵不同思想的交鋒，這正是女性主義存在和發展的源泉。正如伊麗莎白·米斯所說：“女權主義是流動不定的，它認定‘那些必須被繼續假設和直接質疑的價值’。在向著不可知的、不可決定的事物邁進的道路上，向前的趨勢使分裂產生新的活力，促進不斷的發展。”（注：伊麗莎白·米斯：《穿越迷霧》，轉引自康正果著：《女權主義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129頁。）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是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科學。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為女性主義批評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而女性主義批評中的性別、種族等多重批評方法，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邏輯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