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經濟哲學與科學性論文
時間:2022-08-04 06: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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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馬克思//論/當代意義
【正文】
哲學的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中極其重要的,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與經濟、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及其運動是有自身可循的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考察當代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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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陸劍杰.把握馬恩哲學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J].學海,1997,(5).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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