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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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福斯特從生態學的角度對資本主義進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認為，生態學是反對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他批判了“經濟增長有限論”和“自然資本化”理論，批駁了生態帝國主義的錯誤觀點，駁斥了“技術可以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觀點，認為不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僅僅靠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加快生態技術的發展是不能真正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

關鍵詞：福斯特；生態批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

Abstract:AsanecoMarxist，Fostermakesacritiqueofcapitalismthoroughlyfromtheperspectiveofecology.Heholdsthatecologyisanticapitalism,andcapitalisticproductionmodeistherootcauseoftheecocrisis.Hedisagreeswiththetheoriesof“limitednessofeconomicgrowth”,“naturalcapitalization”andecoimperialism.Herefutestheviewthat“technologycanresolvetheecoenvironmentalproblems”andinsiststhatwithoutthefundamentalchangeofthecapitalistsystem,theecoenvironmentalcrisiscanneverberelievedonlythroughtransformationofeconomicgrowthpatternandfastdevelopmentofecotechnology.

Keywords:Foster;ecologicalcritique;EcoMarxism;capitalism

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譜系”中，福斯特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理論因其深刻性、全面性而獨領風騷。他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主要體現在《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一書中。正如作者所言，該書主要是對1992年至2001年間資本主義制度下應對環境危機的主流經濟措施進行了一系列批判。

一、對資本主義反生態本質的批判

福斯特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批判，其理論是犀利的，觀點是明確的。他指出：“生態與資本主義是互相對立的兩個領域，這種對立不是表現在每一個實例之中，而是作為一個整體表現在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之中。”[1］1生態危機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人們圍繞著生態危機的根源各抒己見：有人把它歸咎于人類對自然的占有欲，有人認為是工業文明的惡果，是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必然產物。在處理生態環境問題上，科學家和主流環保主義者往往只強調一些具體的改善環境的措施：例如減少對礦物燃料的依賴而用太陽能取而代之；減少消費；消除世界貧窮；控制人口增長，等等。福斯特認為，上述觀點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沒有從資本主義制度的層面上探尋原因。所以，“由于對社會因素及其對生態可持續性的關系缺乏認真思考，主流環保主義者，包括大多熱心關注環境的科學家，其觀點經常彌散出牧師布道的氣味”[1］68。

與這些觀點迥異，福斯特強調，生態學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的學理主張與資本主義邏輯相抵牾。所以，人們應該從資本主義制度的擴張主義邏輯中尋找生態危機的根源。他說，資本主義反生態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因為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積累制度，特別適應資本和利潤的生產，目前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處于支配地位。而資本主義不會是靜止的，其資本積累也是不會停止的，用馬克思的話說，它“要么積累，要么死亡”。

福斯特指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需要專心致志、永無休止地積累，不可能與資本和能源密集型經濟相分離，因而必須不斷加大原材料與能源的生產量，隨之也會出現產能過剩、勞動力富余和經濟生態浪費。”[1］127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這種積累一直靠全球環境不斷被系統地剝奪其自然財富得以維持。環境被蛻變成了索取資源的水龍頭和傾倒廢料（經常是有毒廢料）的下水道。所以，過去500年的歷史實際是一個不可持續發展的歷史”[1］74。

福斯特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形象地比喻為“踏輪磨房的生產方式”，這種體制的顯著特征猶如一種巨型的松鼠籠子，它要處于高速的運行中，一旦停止，這種體制就終結了。

福斯特確信，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性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難辭其咎，當前，全球性生態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原罪”，是其經濟體制無法克服的痼疾。

二、對傳統經濟學應對環境危機的經濟措施的批判

福斯特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生態批判基于三項主張：（1）一種制度如果追求財富無休止的增長和無限度的攫取，無論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資源，從長遠的角度看都是不可持續的；（2）一種制度如果將人們與其特定居所的歸屬感和生態基礎分割開來，那么它與生態穩定和“土地倫理”將是格格不入的；（3）一種制度如果分割地球，產生出“貧與富的生態環境”，那它同樣是不可接受的。

他說，傳統經濟學自詡為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學，但這里所說的物品僅狹隘地界定為市場上的商品，而發展經濟所造成的生態資源匱乏和不可逆轉的生態環境惡化則不在傳統經濟學的考慮范圍。因為資本主義及其經濟學家們通常將生態問題視為某種盡力回避而不是應該嚴肅對待的問題。

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經濟增長有限論”，福斯特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上的有限增長，只是人們的一種烏托邦式的期盼，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把追求利潤增長作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經濟增長，包括剝削和犧牲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迅猛增長通常意味著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時向環境傾倒越來越多的廢物，導致環境急劇惡化”[1］3。

福斯特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首先，資本主義毫無節制的經濟擴張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為代價的。其次，資本家在評估投資前景時，總是計算在最短的時間內得以回收投資以及今后長久的利潤回報。至于那些對人類社會具有最直接影響的環境條件和因素，諸如清潔水源、不可再生資源的分配與保護、廢物處理等可持續性問題，與冷酷的資本需要短期回報的本質是格格不入的。再次，投資商一定要維持股東權益的價值并能定期分派紅利。所以，投資于需時較長的生態環境保護事業，投資商既沒有那樣的耐心，也沒有那樣的意愿。“這樣一來，資本主義投資商在投資決策中短期行為的痼疾便成為影響整體環境的致命因素。”[1］4

福斯特列舉了美國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的事例來說明資本主義經濟與環境保護的矛盾。美國政府認為《京都議定書》存在著兩個缺陷：一是因解雇工人和消費物價上漲而給美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二是它沒有包括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此兩者也是導致全球變暖的主要責任者。《京都議定書》及其溫室氣體的指令性減排顯然不符合美國資本及其國家的意愿，美國經濟為減排而付出的代價太高，難以承擔。

《京都議定書》在解決二氧化碳排放問題上的失敗，充分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慣性，它不會輕易使自己的發展模式發生逆轉，不會改變工業文明和資本積累的發展結構，而這種發展模式從長遠的角度看對環境將產生災難性的影響。

針對人們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質疑，資本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家提出了資本主義經濟“非物質化”的辯護。對此，福斯特給予了嚴厲的批駁。他指出，如果人們相信了資本主義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那么人們就沒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減少經濟增長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災難性影響了。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的不斷創新和市場奇跡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事實是，資本主義經濟非物質化并沒有實現，燃燒煤炭、石油等礦物燃料是當代工業國家最主要的經濟活動，也是向空氣和土壤排放廢料的唯一的最大污染源。大氣層、海洋仍然是工業國家處理廢料的主要排放地，人均廢物排放量也在大大增加。例如，美國從1975年到1996年向外排放有毒或有潛在危險的廢物量增長達30%。顯然，這樣的結果使資本主義經濟已經“非物質化”的觀點變成了謊言。

福斯特對環境經濟學理論預設進行了批判。針對生態環境學家的指責，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提出了環境經濟學的理論預設，他們主張如果人們賦予自然界以經濟價值并更加充分地將生態環境因素納入到市場經濟的體系中，將生態資產轉化為可以銷售的商品，這樣生態環境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護。

福斯特認為，該理論前提確信生態環境可以經濟量化并融入到市場體系中去。對于這個前提，福斯特視為“烏托邦神話”。在他看來，生態環境不能完全地納入到商品經濟的循環之中，因為生態環境的價值是多方面的，是整體性的。生態環境所具有的內在價值不能簡化為市場價值，也不能簡單地用于經濟成本和效益分析。反之，如果人們強行給環境物品，如風景優美的海灣、沁人心脾的空氣定價，人們并不認為此舉有助于環境保護，相反，倒像是某種勒索保護費的詐騙行為。福斯特列舉了鳴禽類面臨滅絕和森林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的事例來批判環境經濟學家的觀點。在他看來，把鳴禽類動物納入正常的市場體系也是徒勞的。因為提高鳥類價格會刺激一些人捕捉鳥類的欲望，而資本主義現代農業大量使用農藥和化肥，導致鳥類棲息地和生存環境的污染在日益加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森林資源遭到破壞，不是因為林業被排斥在市場經濟體系之外，也不是因為林木沒有標價。其實，長期以來，森林產品早已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運行著，森林的市場化不僅沒有保護該生態系統的安全，反而對其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三、對“自然資本化”理論的批駁

環境經濟學家針對商品經濟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性影響，提出了“自然資本”的概念。他們認為，新資本主義與傳統資本主義的最大不同就是認為整個自然界及其各個組成部分在本質上都是“自然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成本的外在表現。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罪魁不是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會計統計方式的缺陷。所以，只要建立新的會計統計方法，在企業的損益表上反映出“自然資本”的消耗情況，企業就將充分考慮到“自然資本”的價值并以此來拯救生態環境。

對于“自然資本”理論，福斯特給予了明確的批判。他指出：“不論描述自然資本的修辭如何動聽，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卻沒有本質上的改變，也不能期望它改變。把自然和地球描繪成資本，其主要目的是掩蓋為了商品交換而對自然極盡掠奪的現實。此外，將自然資本融入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體系——即使已經真的這樣做了——其主要結果也只能是使自然進一步從屬于商品交換的需要。”[1］28福斯特以美國私營的太平洋木業公司的事例來論證他的觀點。該公司正在采伐北加州紅木林，因為它們是亂雜木，不能當成生產性資產，為了市場的需要，必須清除這些雜木以騰出空地培育統一規格、處于全面管理之下的速生林。這些森林的悲劇，不是因為它們被排斥在資產損益表之外，而恰恰是因為它們已被包含其中。

在批判環境經濟學的“自然資本”理論時，福斯特指出了該理論的生態局限性。環境經濟學家在論述氣候變化的環境影響時，僅僅看到了這種變化對農業經濟的影響，而沒有考慮到全球變暖將對非市場領域的影響，即瀕危物種和隨著海平面升高而消失的濕地的價值，以及與環境難民的產生有關的成本等全方位的環境問題。環境經濟學企圖用市場機制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這是它失敗的根本原因。在福斯特看來，隨著世界范圍的商品經濟規模的日益擴大，我們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將越來越嚴重。其中商品經濟對自然的影響是其重要原因，因為無論是通過生產成本的外化還是把自然資源和環境因素納入生產成本的考核，其目的都是為了資本的積累和擴張。而“真正的可持續性關注整個生態系統的再生產，而給自然的某一部分——比如獨立于河流之外的淡水魚類——賦予貨幣價值，這實際是錯誤地假定任何事物都可以分解成個體部分，個體部分也可以簡單地拼湊起來”[1］51。

四、“讓他們吃下污染”——生態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的生態剝削與壓迫

1991年12月12日，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提出了被傳統經濟學家廣為接受的一些關于環境的觀點，這些觀點反映出資本積累的邏輯和生態帝國主義的反人類和反生態的本性。薩默斯的部分觀點被冠以“讓他們吃下污染”的題目，于1992年2月8日在英國雜志《經濟學家》上刊登出來。

薩默斯生態學三謬論的主要觀點是：第一，由于第三世界和發達國家的民眾在工資收益上差別是很大的，所以由以往從疾病和死亡“獲得的利益”來衡量第三世界的個體生命，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個體生命相比是毫無價值的。發達國家的平均工資數百倍地高于第三世界國家，那么同樣的邏輯，第三世界國家的個體生命的價值也就數百倍地低于發達國家。這樣，即使生態環境惡化導致了第三世界國家民眾的疾病和死亡，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也是合算的，因為他們的生命不值錢。所以，向低收入國家傾倒大量有毒廢料背后的經濟邏輯是無可指責的。第二，污染成本可能是非線性的，因為最初的污染增量可能只有很低的成本，非洲人煙稀少的國家應該是污染最少的國家，那里的空氣污染水平與洛杉磯和墨西哥城等嚴重污染的城市相比，其承受污染的水平還很低。所以，把污染物排放到還處于“欠污染”的第三世界，從經濟成本的角度考慮是合適的。第三，對清潔環境的需求是以一定的收入為基礎的，也是人均壽命長的富裕國家追求的奢侈品，只有這些國家才適合于講究審美和追求健康。所以，如果污染企業將污染物轉移到第三世界，那么世界范圍內的生產成本就會下降。基于上述理由，薩默斯主張，世界銀行應當鼓勵將污染企業和有毒廢料轉移到第三世界。

福斯特指出，薩默斯的謬論是令人厭惡的，表現出了十足的生態帝國主義的惡習。人們不要以為薩默斯以十分輕蔑的態度來對待第三世界和生態環境問題是他喪失理智的癡語，其實，這是資本積累的經濟擴張主義的邏輯必然，也是他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本質的大暴露。“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薩默斯的作用是為世界資本的積累創造合適條件，特別是在涉及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時更應如此。無論是世界大多數人的幸福，還是地球的生態命運，甚至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命運，都不容許阻礙這一執著目的的實現。”[1］55薩默斯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可以說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大實話”。隨著人們生態環境意識的提高和工業生產的環境評估越來越嚴格，資本主義經濟增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態環境限制。為了給資本擴張掃清障礙，為了把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外在化或他鄉化，向貧窮的國家和地區傾倒未經處理的有毒廢料、工業垃圾就成了資本主義企業的一貫做法。福斯特認為，薩默斯將有毒廢料傾倒在第三世界國家的主張，并不是他的“首創”，而是美國國內正在實施的政策和做法的世界應用。1983年，美國審計總局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南方一些州的黑人雖然人口比例占20%，但四分之三的場外商業有毒廢料填埋場都設在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的居住區附近。福斯特指出：“發達國家每年都在向第三世界運送數百萬噸的廢料。1987年，產自費城的富含二氧雜芑的工業廢渣傾倒在幾內亞和海地。1988年，4000噸來自意大利的含聚氧聯二苯的化學廢料在尼日利亞被發現，毒液從銹蝕不堪的圓桶中溢出，污染了當地的土地和地下水。”[1］57

在福斯特看來，生態帝國主義的卑劣行徑才是生態危機全球化的真正原因。因為“在21世紀的黎明，有種種理由讓人相信，資本主義制度為其生存所需要的快速經濟增長，已進入全球范圍內生態系統不可持續的發展軌道，因為它已偏向能源與材料的過高消費，致使資源供給和廢料消化都受到嚴重制約，加之資本主義生產本性與方式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和生態浪費使形勢更加惡化”[1］69。

五、對資本主義技術決定論的生態批判

福斯特發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解決環境問題的標準方法就是引導技術向較良性的方向發展：生產的能源效率更高，汽車的單位里程油耗更低，用太陽能替代礦物燃料以及資源的循環利用。”[1］86也就是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客和社會輿論都認為，技術改進是擺脫環境問題的主要途徑。面對這個觀點，福斯特提出了質疑：新技術及其應用在經濟擴張的同時能防止環境的惡化嗎？

為了批判技術能解決環境危機的觀點，福斯特提到了“杰文斯悖論”。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是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因創立邊際效用主觀價值理論而成為近代新古典經濟分析的創始人之一。杰文斯是以他研究煤炭能源的專著《煤炭問題》一書而成名。杰文斯認為，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不是減少對這種資源的需求，這是因為效率的改進會導致生產規模的擴大。在他看來，認為燃料的經濟利用等同于減少消費，這純粹是一種思想混亂。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他列舉了蒸汽機發展的歷史來論證他的觀點。蒸汽機的每一次成功改進都進一步加速了煤炭的消費。福斯特認為：“到目前為止，“杰文斯悖論”仍然適用，那就是，由于技術本身（在現行生產方式的條件下）無助于我們擺脫環境的兩難境況，并且這種境況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而日趨嚴重。”[1］96例如，20世紀70年代，美國汽車行業的技術改進，生產出了能源效率利用更高的汽車，但由于汽車數量的增加，并未遏止對汽油的需要。同樣，冷凍技術的改進導致人們生產出更多更大的冷凍設備。

在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時，技術不是萬能的。面對氣候變暖的事實，美國政府在某些大石油公司的支持下，轉向了對“碳吸收技術”的研究。他們認為，該技術既允許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時又能保護環境。于是，美國能源部投入數千萬美元對這類技術進行研究。研究的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從空氣中抽取二氧化碳；二是將其注回到煤礦、油田，并由此回歸海洋。美國政府寄希望于收集和吸收碳元素的技術研究就是為了解決排放問題，以便使以碳耗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像以往一樣完好無損地延續下去。但是，目前看來，還沒有任何一項這方面的技術具有使用價值，也許永遠也不會有這樣的技術。即使有了這樣的技術，二氧化碳氣體的排放也是問題。吸收技術的解決方案只是將多余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其他地方，比如海洋而不是空中。但問題是，將海洋作為堆放人類經濟廢物最后地點的做法也是不科學的。福斯特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即使是成熟的環保技術（太陽能技術）也不一定會被廣泛采用，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需要促進開發的是那些為資本帶來巨大利潤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對人類和地球最有益處的能源”[1］94，所以，將可持續發展僅局限于我們是否能在現有生產框架內開發出更高效率的技術是毫無意義的。

六、結語

在福斯特看來，世界范圍的資本主義社會已存在著一種不可逆轉的環境危機，只要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不變，無論人們采用什么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利用什么樣的科學技術等都不能從根本上克服生態環境問題。資本主義的不可持續性決定了我們“沿著社會主義方向改造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潤而是滿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會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1］96。這里，充分體現了福斯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生態批評的社會意義。

參考文獻：

［1］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