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論文

導語：西方馬克思主義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與20世紀一切重大歷史事件聯系在一起的學術思潮，它的每一個流派，每一種新思想的提出都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

對于從盧卡奇開始到今天仍然活躍于理論舞臺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歐洲革命的失敗、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莫斯科審判及斯大林主義、匈牙利事件、蘇軍入侵捷克、法國的“五月風暴”、意大利“熱秋”、波蘭工人罷工、蘇軍入侵阿富汗、戰后科學技術勃興的社會后果以及當代生態運動等等，沒有一件停留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視界之外。

一

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和科爾施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是對歐洲革命失敗的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使社會矛盾更加深化，更加尖銳，因而也造成了巴黎公社以來鮮有的革命時機。十月革命的勝利，更加鼓舞了歐洲各國的無產階級起來革命。于是，從1918到1923年間德國、匈牙利、芬蘭、奧地利、波蘭、保加利亞等國相繼爆發了工人起義和人民起義，進行奪取政權的斗爭。德國、匈牙利、芬蘭等國在革命中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意大利發生了工人奪取工廠、農民奪取土地的運動。其它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都發生了聲勢浩大的罷工運動。但是都以失敗而告終。

1918至1923年歐洲革命運動的失敗與第二國際有著直接的關系。就表露于外的形勢看，這一期間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爆發了工人起義，甚至有些國家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有可能象俄國那樣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而實際上，發生在這些國家的革命是根本不同于俄國革命的。因為深刻影響著中西歐各國共產黨革命策略的是考茨基提出的所謂“消耗戰略”。

考茨基1910年發表在《新時代》上的題為《現在怎么辦？》的長文中提出：通過工人運動包圍資產階級的堡壘，對它釜底抽薪，使敵人不得不經常付出重大代價；工人階級不斷地分化敵人的斗志，直到最終攻下敵人的堡壘。實際上，考茨基的這個所謂“消耗戰略”是完全建立在對資產階級統治關系的機械理解基礎上的。即把資產階級的統治看成是一個獨立于社會實體之外的、不變的堡壘，消極地等待著無產階級去破壞它和最終攻破它。考茨基的這個錯誤設想，在歐洲各國黨內都頗有市場，因此，在1918至1923年的歐洲革命運動中，就會出現革命黨在行動中猶疑不定，經常被運動的步伐推著走的情況。所以，更談不上具有積極的主動性和全局觀念的戰略策略了。

第三國際在總結歐洲革命失敗的教訓時，并未認識到革命失敗的這一原因，反而認為是由于中西歐各國共產黨不夠成熟，運用暴力不足，即未能夠通過一兩個戰役全面擊潰資產階級，奪取革命政權。也就是說，中西歐各國共產黨是由于沒有嚴格地按照俄國革命的模式去做才導致了失敗。第三國際的這些看法與考茨基的觀點可謂“異曲同工”，即把革命問題簡單化為經濟的問題或政治的問題，把著力點放在革命的方式問題上，對于革命的條件、對象等方面的狀況根本不予考慮。

其實，中西歐各國在革命過程中也一度極力彷效俄國革命的模式，可是在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中西歐，這條道路是走不通的。因為，在東方落后國家，資本主義未得到充分發展，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尚未完善，其經濟基礎也相當薄弱，資產階級意識只是在比較有限的領域中占據優勢地位。而中西歐的情況則不同，在這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的統治日益帶有“總體”的性質，它不僅依靠國家暴力，而且更多地憑借意識形態的控制。因此，在中西歐造成了這樣一種情況：一方面資產階級在思想、精神、文化等意識形態方面的統治對廣大人民有著很大的欺騙性和適應性；另一方面，第二國際的經濟宿命論又破壞著無產階級的自覺意識。所以歐洲革命運動流于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盧卡奇、科爾施等第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對革命失敗的根源的分析，提出中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應當是“總體革命”。它既不是第二國際的“經濟主義”的，也不同于俄國的“政治主義”的，因為這兩者都是片面的。“總體革命”不僅包括政治革命、經濟革命，而且包括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應當成為先導，以便奪取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優勢，爭取人民，使他們樹立起革命的意識。

二

在法蘭克福的社會批判理論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法西斯現象的分析是卓有成效的。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和歐洲各國革命運動的失敗中，資本主義世界獲得了短暫的喘息機會，經濟迅速發展。但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到了20年代末期，世界經濟危機已經開始顯露出來。進入30年代，這種危機的加深導致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體系的危機。具體地講，這種危機是由于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與市場萎縮、勞工利益與資本增長、壟斷集團與民主制度之間的矛盾所造成的。面對危機，社會試圖通過極權化來解決矛盾。因此，在德、意等國，法西斯主義應運而生。

1918至1923年的歐洲革命期間，無產階級充分顯示過自己的實力，對此，大工業資本家記憶猶新，因而，他們利用法西斯來轉移無產階級對他們的威脅，并使其為自己的經濟利益服務。而法西斯主義在掌握政權之初，也確實通過中央集權加速了資本主義壟斷的過程。在這一點上，它代表了壟斷資本主義取締自由資本主義的趨勢，而且把這一趨勢發展到極端化，使國家權力強加到生活的所有方面。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和統治制度中固有的非人化和異化也發展到了極點，以國家形式出現的壟斷集團開始以公開的暴力和恐怖統治取代了利用資本而進行的隱蔽統治，官僚和警察直接地、露骨地和經常地運用暴力和高壓手段，撕去虛偽的法制面紗，殘酷鎮壓群眾，使國家成了一臺真正的恐怖機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人的經濟片面性也赤裸裸地以政治片面性的形式表現出來。

面對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橫行，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們從30年代末期起把批判法西斯主義作為首要任務，它的一些主要成員寫下了大量的有關著作。其中，霍克海姆的《獨裁主義國家》(1940)從政治上揭示了法西斯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特征，指出它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和警察統治，具有極權主義的壓制性；弗洛姆的《逃避自由》(1941)著重分析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心理機制、階級背景和社會基礎；阿多爾諾等人的《獨裁主義人格》(1950)研究了極權制度所特有的態度、信仰和神話根源；馬爾庫塞的《理性與革命》(1941)則從哲學-社會學的角度分析批判了法西斯主義和實證主義。所有這些著作都貫穿著一個中心思想，那就是揭露集權國家對人們的思想意識的控制，以及個人性格的泛化和人性被肢解，呼吁總體的人來承擔健全的社會。

三

法蘭克福學派在批判法西斯主義時也涉及到斯大林現象，但真正全面系統地對斯大林現象作以研究的是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薩特。

薩特是從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開始用存在主義去“結合”和“補充”馬克思主義的。在這一時期，匈牙利事件和蘇共20大對斯大林極權主義的揭露在馬克思主義陣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因而，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認真分析了斯大林現象問題。

薩特認為，斯大林現象是“一國社會主義”的惡果。十月革命后，蘇聯出現了社會主義制度，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卻分裂了歐洲工人運動，使歐洲革命陷入低潮，而恐懼了的資產階級則投入法西斯主義的懷抱。因而蘇聯處于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布爾什維克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建立廣泛的社會主義聯盟，鼓勵和支持歐洲的革命運動；另一條是封閉自我、急功近利地維持蘇聯一國的社會主義。托洛茨基主張走前一條道路，而斯大林選擇了后一條道路。在兩條道路的斗爭中，斯大林取得了勝利。因而，布爾什維克在實踐上放棄了對世界革命的關注，把目光轉向蘇聯內部，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向帝國主義作出讓步。在理論上則強調俄國特殊論，小心翼翼地把馬克思主義地方化、民族化，使之適合于俄國的落后性。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無產階級需要在實踐中相互依存”的思想被拋棄了，俄國人希望世界無產階級的一切行動都從屬于蘇聯的建設性防御。所以，出現了蘇共對歐洲各國共產黨的控制和專政。同時，俄國的落后性和蘇聯一國社會主義的國際環境又決定了這個國家必須實行一種專制的制度。

蘇聯一國社會主義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工業化。在工業化的環境中，作為自由的實踐有機體、作為共同個體的工人被摧毀，取而代之的是“蘇維埃人”。在這個過程中，管理者通過一種壓迫和強制的方式，把工人階級分散到不同的群集之中。蘇聯工業化所帶有的這種壓迫和強制的性質，導致了管理者同群眾的矛盾的出現，形成了非對抗性的等級制度。在這個等級制度上層的管理者，成為享有特權的官僚主義階層，從而造成了與布爾什維克平等主義原則相抵牾的現實。也就是說，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本來是要建立一個由工人完全控制生產過程的社會，但是，在匱乏和外部威脅的情況下，領導者卻不得不盡快克服物的抵抗，發展重工業。為此，就必須鼓勵群眾對生產的興趣，而在當時的環境下，這種興趣不可能成為工人本身所具有的一部分，所以就必須借助于等級工資制來激發這種興趣。等級工資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管理者對群眾的壓迫和強制，但卻把官僚主義特權化固定了下來。

薩特根據同樣的思路闡述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問題。認為，蘇聯一國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及其環境，決定了它的主權機關只有通過把權力放在一人手中才能得以生存和活動，即要求把對領袖的個人崇拜作為統一人民的方式，既讓人民在生產中作出最大的努力，又在政治上消極和相互分離，讓他們只從屬于領袖個人的意志。

總之，在薩特看來，蘇聯社會主義中的官僚主義、特權化以及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都是由于一國社會主義造成的，避免這一切的唯一途徑就是世界范圍的“總體革命”。各國無產階級通過相互支持、相互依賴的廣泛社會主義聯盟，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使布爾什維克原則不會因“物的匱乏”和外界威脅而得不到貫徹，使人的個性得到充分發展和在個性的充分發展中按照自己的特性去改變歷史。

四

科學技術批判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中最為引人注目的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特別是5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一場以電子技術為基礎的科技革命，社會生產自動化水平迅速提高，從而使生產力獲得大規模發展。盡管科技革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其突出表現便是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大部分已經“白領化”，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得到空前的改善。這些情況顯然與馬克思創立馬克思主義時的經典資本主義不同。對社會發展的新的情況要求思想家們作出新的思考和得出新的結論，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們在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雖然他們的結論是值得懷疑的，但思考的問題是值得肯定的。

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在科學技術發展中產生的“富足社會”并未解決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這個社會依然是病態的社會。基于人本主義的立場，他們對科學技術發展的結果作出了認真的考察。指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就人的生活條件而言，科學技術的進步創造了富裕，解除了物質的匱乏，實現了人的需要和滿足，日益增長的生產率為人們提供了質高量多的各種消費品，比如高級轎車、住宅、組合音響和廚房設備等，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安逸舒適，日新月異的新產品琳瑯滿目，讓人們在各種各樣的商品中認識自身、尋找靈魂，好像人們就是為了得到這些商品而存在，所以人們成了需要的奴隸。

就人們的勞動條件而言，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自動化的實現，使骯臟而激烈的肉體勞動減少了，但是，隨著工具的復雜化、精確化，它對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也不斷增強，人愈益淪為機器操縱的對象，人的一切，包括肉體和靈魂，都變成了一部機器或者甚至只是機器的一部分，僅僅在履行一部分技術操作的功能，個體的人成了流水線上的一個原子，人的智慧和感覺都變成了管理的對象。就人的精神生活而言，當人們的需要得到擴大和滿足，生活越來越安定、富裕，縱情享樂和舒舒服服的時候，人的獨立辯證的思想、自主性和批判能力開始喪失，他的精神開始被操縱和馴化，把自己的全部精神生活寄托在電視、廣播、報紙、商品廣告的刺激性宣傳上。就人們的政治生活而言，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進步造成的高度發展的生產率把整個社會動員起來，產生了凌駕和超越任何特定的個人和集團之上的利益，政治權力通過機器生產過程與國家機構的技術組織的控制，成功地動員和組織、利用高度生產率維護著自己的存在，人們通過消費品的中介被牢牢地束縛在形形色色的官僚制度上；另一方面，人們的各種需要得到滿足之后，不自覺地放棄了持異議和抗議的革命意識，放棄了個體自主性的要求，喪失了對任何統治因素的抵抗能力、否定能力和獨立判斷能力，因而使自己屈從于統治和變成統治制度的消極工具。

總之，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人們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征服自然的能力，越來越有效地利用各種資源，增加生產，增長福利，提供寶貴的消費品。但這一切是通過空前的組織起來的方式實現的，而“組織”又是建立在技術設備和技術結構的基礎上的，即通過工藝共同體把勞動中的個體結合在一起，而個體由于分工僅僅是工藝共同體中的一個原子，他從屬于技術理性的統治而服務于高生產率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他的愛欲受到壓抑，他的存在遭到損害，他成了沒有思想、沒有自主性的，自我感到幸福的奴隸。所以，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在科學技術發展的鼎盛時期，卻存在著巨大的對人類進步的否定、非人性化和對人的無情摧殘。

在今天，人已經成了無個性特征的機器，是外在于科學的科學從屬物，人的一切都是為了科學服務，人的肉體和靈魂都必須以技術裝備為模式。因此，法蘭克福學派向往一種無勞動分工、無商品、無剝削、無異化和人的個體得到全面發展的自由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擺脫了經濟決定論的枷鎖，人的精神得到完全的解放，人性完全恢復，人不僅和自然界處于統一和諧的關系中，而且達到人與人之間的以愛為基礎的和睦相處的關系之中。

上述可以看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是與當代世界的一切重大社會歷史問題聯系在一起的，他們的思想并不是“象牙之塔”中無根據的空想，雖然他們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角度有時顯得難以令人接受，但問題本身是不可否定的，因而思考這些問題就是非常有價值的。當然，我們也需要看到，除了盧卡奇之外，幾乎所有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都未打算將自己的理論付諸實踐。盡管薩特、馬爾庫塞等人在“五月風暴”期間非常活躍，但那很難說其動力根源于他們的理論，在某種意義上，“五月風暴”只是增加其理論色彩的調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