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社會模式選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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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的講，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還存在巨大差距，社會還存在的諸多問題，很多人對社會主義心存懷疑。社會主義能成功嗎？回顧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的社會發展，分析、比較各種社會發展模式，有助于我們獲得科學的答案。一、馬克思對新社會的設想馬克思主義產生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針對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提出的，通過分析當時的社會問題，探討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概括起來說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建立共產主義的理論。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激烈的階級對抗，看到了勞動人民悲慘的命運，但是共產主義并非從感情出發得出來的結論，而是建立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一基本規律上。恩格斯認為，消滅剝削必需建立在生產力的一定階段上，他說：“當一種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的時候，甚至在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下吃了虧的那些人也會歡迎這種生產方式。”這一點，我們從私營企業招工時的熱鬧場面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人們關注的是工資的多少，而不是受剝削的程度。當資本主義還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時候，就無法人為地消滅，但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危機出現了，對生產力造成了巨大破壞。而生產力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決定力量，在馬克思看來，你可以壓迫勞動人民，但不能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否則，掌握先進生產力的階級和國家就可以消滅你。由此，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命運。馬克思認為，消滅經濟危機的根本辦法就是在全社會范圍內搞計劃經濟，對社會各種資源進行統一調配。在全社會范圍內實行計劃經濟有兩個前提，一是全社會范圍內實行公有制，只要生產資料由私人所有，這種社會計劃就是不可能的；二是計劃能力，沒有有效的計劃能力，對生產力的發展沒有一個科學的把握，就只能是盲目計劃，不但不能節約生產要素，反而會造成巨大浪費，在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計劃能力不足的問題十分突出。針對資本主義激烈的階級矛盾，馬恩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按勞分配，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產品非常豐富的情況下，實行按需分配。按勞分配有兩個基本模式，一是按勞動的投入分配，一是按勞動的效果分配。在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的情況下，應以按效分配為主，必竟與勞動勞動相比，勞動成果更為重要，勞動投入越少，勞動成果越大越好，生產力水平就越高。按勞分配還是從個人利益的角度，通過把個人利益和勞動的成果掛起鉤來調動個人的勞動積極性，從某種角度看，這是個人主義的表現，是無剝削的個人主義，在生產力還沒有高度發達的階段必需如此。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相比是一大進步，它從根本上消滅了剝削，能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而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是勞動者而不是資本家。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思想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個人主義，是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損人利己的個人主義，為了滿足個人利益不惜損害他人利益，表現為道德的敗壞。在馬恩看來，與計劃經濟、公有制、按勞分配相適應，損人利己的個人主義必須轉變成集體主義，強調人們發展生產力的積極性主動性，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矛盾情況下，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是以多黨制與三權分立制度為形式的金錢政治。當時金錢政治的特征非常明顯，如，個人財富達不到一定水平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英國19世紀初只有5%的成年人擁有選舉權，選舉中大量的權錢交易。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制度是資產階級內部互相競爭、傾軋的結果，相互扯皮，相互制約降低了決策效率。針對以金錢政治為特點的資本主義民主專政，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民主專政制度，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一是無產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的民主就是把選舉權和罷免權掌握在人民手中，以避免人民代表侵占人民的權利，無產階級的專政演變成少數人的獨裁專政；無產階級專政要求國家對一切破壞勞動人民利益的勢力和行為進行打擊；沒有無產階級的民主也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專政。針對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制度，馬克思提出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會以民主選舉為前提，在充分民主的基礎上實現集中。這種制度的前提是真正的共產黨人領導和大家利益的一致和團結。由于人民群眾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大家是團結的，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因而能夠采取一黨制和一院制，建立在人民利益一致、團結協作基礎上的民主集中制與三權分立相比更科學、更民主、更有效。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只能建設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基礎之上。因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是建立在感情上，而是建立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在落后的國家由于沒有發達的生產力做支撐，很難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但是，社會的發展并沒有象馬、恩設想的那樣，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飛躍，一百多年來的發展變化曲曲折折。在列寧領導下，在相對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俄國建立的社會主義，1928年后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的領導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二十世紀最后十年，蘇聯東歐解體；十一屆三中會會以后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與之相對應，在經濟危機和階級反抗的雙重壓力下，資本主義也進行了一系列重大變革，羅斯夫新政對資本主義進行了重大調整，二戰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以此為基礎進行了重大變革。二、列寧的社會主義實踐及其演變勝利后，列寧在著手建立蘇維埃政權，在經濟上沒收資本家和封建貴族的財產，實行公有制，在戰時實行戰時共產主義，實行配給制和余糧收集制。這種制度的弊端很快暴露出來，1921年春，列寧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1923年時，新經濟政策實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于是，列寧將新經濟政策加以總結，對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途徑和方法形成了與十月革命之初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構想。新經濟政策的主要有，第一，在農業政策上實行糧食稅，允許農民在交納規定數量的實物稅后，自己處置自己手中的余糧，開放自由市場，允許自由貿易；第二，實行租讓制，搞對外開放。把一部分國營的工礦企業、一部分土地森林等資源出租給外國資本家經營和開發，搞合資企業，引進國外的資金、先進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第三，大力發展商品生產，擴大地方流轉，把發展商業視為搞活經濟的中心環節；第四，發展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多種經濟形式，包括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租讓經濟、租賃經濟、合資經濟、合作社經濟、國營經濟等多種經濟形式。在政治，列寧上力圖貫徹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的原則，但由于不符合當時俄國的實際情況，出現了許多困難和問題。簡單概括起來講就是兩個方面，一是階級斗爭的殘酷現實迫使共產黨集中權力。那些代表資產階級和富農利益的政黨表面上承認蘇維埃政權，并同布爾什維克達成合作協議，而骨子里卻想的是奪權復辟。他們多次策劃反革命陰謀，發動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暗殺共產黨人和蘇維埃國家領導人，氣焰十分囂張。列寧本人就是被社會革命黨人刺傷的，彼得格勒肅反委員會主席烏里茨基也死于社會革命黨人之手。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不得不取締這些堅持反動立場的政黨，逐步由多黨制走向了一黨制，由蘇維埃代表制走上了政黨代表制。內戰爆發后，嚴酷的戰爭條件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二是俄國勞動群眾文化水平的落后成了民主管理中的嚴重障礙。在1919年3月召開的黨的八大上，列寧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用政黨代表制取代人民管理制的必要性。他指出：“由于文化水平這樣低，蘇維埃雖然按黨綱規定是通過勞動者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而實際上卻是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者實行管理而不是通過勞動群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文獻》1919年3月，《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頁）后來，在同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的論戰中，列寧更為明確的指出：“難道每個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國家嗎？有實際經驗的人都知道這是神話。”（《在全俄礦工第二次代表大會俄共黨團會議上的報告》，1921年1月，《列寧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頁）。“無產階級專政不直接由包括全體無產階級的組織來實現。只有吸收了階級的革命力量的先鋒隊，才能實現這種專政。”（《列寧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頁）。這樣，列寧關于實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制的實踐，很快被實行間接民主制的政治體制所代替。與人民管理制向政黨代表制相適應，國家權力重心逐漸由蘇維埃轉到了黨的手里，從蘇維埃高于各政黨到將權力集中到無產階級政黨手里，并實行高度集中的領導，以隨機作出各種重大決策。1919年俄共八大提出，黨應在“蘇維埃中取得政治上絕對統治地位，并對蘇維埃的全部工作進行實際的監督”。（《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三世界分冊，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1頁）在企業管理上，也從工人直接監督管理企業轉向國家管理企業，企業的管理權完全交給了國家機關，包括企業領導直接由上級指派，由一長制取代過去的工廠委員會。蘇維埃的選舉制和罷免制轉向黨的委任制。同時，作為最高工人監督機關的全俄工人監督委員會的獨立監督權和罷免權喪失了。這些轉變表明，在俄國這樣一個小農占優勢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照搬馬恩直接過渡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必須采取間接的、迂回的辦法。這些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形成的東西形成以后，盡管在新經濟改革過程中有所變化，但沒有根本性的變革，到斯大林時期反而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發展起高度集中的個人集權制。三、斯大林模式及其扭曲斯大林當政后，建立了斯大林模式。一是全面建立公有制，在城市建立了企業公有制和農村的集體所有制。二是全面建立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三是實行按勞分配的模式。四是全面灌輸集體主義思想，對思想進行嚴格的控制，思想上的是非，往往由黨組織或黨的領導人定論。五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和個人專政。我國建國之初社會主義模式與此基本相似。在現實的扭曲下，這種模式與馬恩設想的理想狀態具有很大差別。斯大林模式的產生有復雜的外部原因。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列寧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積爆發，由此使社會主義在一國先勝爾后引起多國革命勝利，世界革命將在短時期內完成。十月革命勝利后，革命風暴也確實席卷了歐洲一些國家。然而，歐洲革命很快便被資產階級鎮壓下去。到1923年德國工人起義被鎮壓下去時，形勢已十分明朗了，蘇聯已經處于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之中，社會主義的俄國已成為孤島。在此情況下，斯大林及聯共（布）中央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是隨時準備應付外來侵略，鞏固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1925年1月，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對國際形勢作了比較準確的估計，指出：“國際形勢已經開始起根本的變化”、“戰爭的前提日益成熟”、“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為此，“必須準備應付一切”（《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15頁）。1927年英蘇斷交和蘇聯駐波蘭大使被刺，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后引起了局部戰爭的爆發，更使聯共（布）認識到“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日益逼近了”，“我們應當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我們的國家以防止突然的事變”（《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8頁）。戰爭危險的日益迫切，使蘇維埃國家又一次面臨生死存亡的抉擇，要求蘇聯放棄常規的經濟發展戰略，而采用一種超常規的、在短時期見效快的、重速度的備戰方針。可以說，斯大林模式形成以后，蘇聯取得了重大成就，1927到1937年，蘇聯工業每年以20%速度發展，1937年比1913年增長了7倍，同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產值比1913年每年平均增長率只有0.3%。蘇聯通過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工業總產值從居于歐洲第四位，一躍成為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1953年與1913年比，蘇聯的國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美國只增加了2.03倍，英國只增加了0.71倍，法國只增加了0.54倍。但是這種制度的基礎并不牢固，由于生產落后，物質匱乏，人們對物質利益的競爭依然激烈，很多人在實際行動中依然采取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你要求集體主義，我就喊集體主義搞個人主義，你實行公有制，我就在公有制下謀取個人利益。無論采取什么方式，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在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個人主義的產生發展。集體主義很難全面普及，個人主義不斷的變換自己的形式，很多人打著集體利益的幌子搞個體利益的最大化。這不禁讓我想到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農民起義成功后，農民起義的領導人很快變成了新的地主，而沒有成為農民的利益代表。社會很難逃脫生產力水平下的個人主義，仍然帶有極深的農民起義的影子。蘇聯和我國都脫胎于比較落后的國家，都有比較長的封建傳統，政治因而具有明顯的個人專制的特點，斯大林和都具有明顯的帝王色彩，個人喜好可以決定很多人的生死存亡。在和平時期，沒有革命戰爭時期生死對黨員干部的考驗，又沒有民主對黨員干部的選擇和淘汰，過分依靠干部的自覺性，效果很不理想。在個人主義橫行的情況下，很多干部抱著個人主義的內心功利，對待權力、地位，不求名利變成了騙人鬼話，蘇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就形成了官僚階層。公有制也隨之逐漸演變成官僚所有制，“吃喝嫖毒全報銷”就是這一現象的明顯寫照。隨著公有制演變成官僚所有制，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也逐漸演變成了按權分配。看看前蘇聯的腐敗，看一看我們國內存在的嚴重腐敗現象，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現實。“權錢交易”、“我管的就是我的”，一系列思想都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要求的內容，卻都打著社會主義的幌子，誤導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建立在計劃能力基礎上，有多大計劃能力你就計劃多少，沒有計劃的干脆就別計劃，別不懂裝懂，盲目計劃。但是許多干部為了維護個人利益，個人尊嚴，自己沒有能力計劃也不允許別人計劃，也不允許市場調控。這些領導干部計劃的不是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最大程度的發展生產力，而是在計劃中謀取個人或小團體利益的最大化。這樣的計劃經濟早已脫離了社會主義計劃的兩個前提：集體主義和計劃能力。四、俄羅斯的西方化1991年蘇聯解體，俄羅斯全盤接受西方國家推薦的藥方，采取“休克療法”，全面推行價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俄羅斯政府給每個公民發放了面值10000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在商品嚴重短缺和生產急劇萎縮的情況下開放了價格。隨后，俄羅斯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當年的通貨膨脹率達2500%，到1995年，物價增長近一萬倍，普通老百姓手中的憑證幾乎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堆廢紙，而原來的管理者們則因為掌握大量實際資產，財富激增，完成了由原來官僚所有制到個人所有制的轉變，全國一半以上的財富控制在別列佐夫斯基、波塔寧、古辛斯基、霍多爾科夫斯基、阿文、弗里德曼和斯摩棱斯基七個經濟寡頭所操縱的六大財團手中。俄羅斯整個九十年代的政策說穿了就是制造混亂，使高級干部迅速凝聚個人資產的政策，據統計，俄羅斯70%的富翁都是前蘇聯的高級干部。與此相對應，官僚所有制下的按權分配演變成了按資分配。計劃經濟在一夜之間演變成了市場經濟。在集體主義外衣下的個人主義可以公開亮相了，不用掩飾什么了。多黨制建立了，三權分立建立了，金錢政治回來了。葉利欽時期，經濟寡頭們經常對俄羅斯的內政外交指手畫腳，甚至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到政府的各個部門。莫斯科曾流傳著這樣一個政治笑話：“別列佐夫斯基在俄羅斯政府和總統辦公廳開了個職業介紹所，誰要想進入俄羅斯政府當副總理、部長或到總統府當官，必須經過別列佐夫斯基的職業介紹所同意才行。”美國《福布斯》雜志稱別列佐夫斯基是“克里姆林宮的教父”。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國力迅速下降，1990年至1998年，俄羅斯的經濟下降百分之五十左右。蘇聯解體前的蘇聯GDP約為17652億美元，俄羅斯占其中的10150億美元，同期的美國約58033億美元，到了1998年，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有3500億美元，1999年更下降為1700億美元，經過幾年的恢復，2003年俄羅斯GDP也只有4652億美元，而同期的美國達到108572億美元，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還不如美國的軍費多，不如韓國多，不如墨西哥多，成了經濟上的二流國家。由原來與美國相對抗的超級大國變成了一個二流國家，真是可悲可嘆。五、認識到了個人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威脅。在他看來，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實行了“一大二公三高四純”的所有制模式后，思想上必須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集體主義思想（他對按勞分配采取比較排斥的態度，認為這是個人主義的重要表現）。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人從個人利益角度出發，而不是從集體利益出發來處理問題，生產沒有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生產能力得不到充分發揮。一些領導干部（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從這個現實出發，提出了一系承認個人物質利益，允許個體私營經濟、市場適當存在發展的政策，對此，痛心疾首，逐步形成了的觀點：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政府、軍隊、文化領域，相當多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黑暗面，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才能把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認為，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狠批私字一閃念，斗資批修，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多種解決方式，可以樹立起人民群眾的大公無私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我們就能充分發揮公有制的優勢，更大的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也就是“抓革命、促生產”；有了這種精神，我們就能保證政權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沒有認識到，個人主義是現實生產力的必然產物，不能強行消滅，在他看來，思想政治工作無所不能，能改變人們在現實生產力基礎上的選擇。設想的時期的社會模式大致如下：在所有制上實行一大二公三高四純的所有制模式。在社會資源配置上采取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在分配模式上采取平均主義的分配模式。在思想上采取集體主義，為了保證集體主義，提出了狠批私字一閃念的方式。在政治上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搞群眾運動式的社會主義民主。受到的扭曲的主要包括：在個人崇拜前提下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一方面個人神化、個人專政、領導終身制、任命制等帶有明顯封建色彩的制度占統治地位；思想上多數人仍然沒有擺脫個人主義，勞動者的積極性沒能充分調動；平均分配也受到了按權分配的影響，但不很嚴重；計劃經濟由于沒有計劃能力的支撐，很大程度上屬于盲目計劃，反而造成人力、設備、資源的大量浪費；一大二公三高四純的所有制模式在個人主義的影響下變成了都管都不管的所有制，無人代表的公有制還不如私有制更能調動生產力發展的積極性。社會主義制度在現實的扭曲下已經不成樣子。由于沒有尊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背離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最終變成了政治鬧劇，演出了一出出人間悲劇，加上從58年開始的一次左傾運動，共耽誤了中國二十多年的發展。六、中國的改革開放十一屆三中會會以后，我國進入了全面改革開放的新階段，我們黨決定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中來，決定改變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模式，這種新的模式在建設過程中又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制約和扭曲。在所有制上，我們逐漸拋棄了那種一大二公三高四純的模式，逐漸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模式，在這個演變過程中，強調的是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充分發揮非公經濟的作用，同時大力進行公有企業改革，激發公有企業活力；在社會資源配置模式上，逐漸放棄盲目計劃，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把自己管不了管不好的放出來，同時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在分配模式上，強調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模式并存，權力在分配中的作用不容忽視，按權分配廣泛存在，形勢比較嚴峻（吃喝風盛行，公款旅游盛行，等等）；在思想上，承認物質利益在調動積極性上的重要作用，強調個人、集體、國家利益相互協調，在集體主義外衣下，個人主義廣泛存在，在各個層次占有重要地位；中的群眾運動式的大民主被取消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被禁止了，個人崇拜被禁止了，領導職務終身制基本消除了，在農村等基層單位，直選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是人民群眾對干部的選舉權、罷免權仍然非常有限，干部命運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的現象普遍存在，人大的選舉罷免仍然是形式上的，家長制作風依然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與私有制并存的公有制受到了來自于權力和個人主義的扭曲，仍然帶有明顯的官僚所有制的特點。據報道僅機關的車費、招待費和出國培訓考察費，全國已分別達到3000億、2000億和2500億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級領導干部消費了。由此可見，我們離真正的社會主義還有相當長的距離，很多東西都是形具而實不至，還僅僅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脫離實際的假大空反而使很多人喪失了對社會主義的信心。雖然問題很多，但是，成績仍然是主要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我們正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迅速前行。1978年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GDP總值是3624億元，2004年達到136515億元，進出口總額1978年為206億美元，2004年達到11547億美元。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此發展下去，我們可能在30到50年的時間內在GDP總額上超過美國，再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在整體經濟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上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將在100年左右的時間里完成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的歷程。這些數據充分說明我國當前的制度從整體上從方向上是正確的，與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我們的問題還很多，但是，我們不能改變我們的基本制度，不能改變我們改革開放的基本方針，不能改變四個基本原則，我們無法改變非公經濟與現階段生產力的相適應，無法改變按資分配對調動人們積極性的重要作用，無法消滅當前生產力條件下的個人主義，更不能改變我們的工作中心。我們可以反對官僚的腐敗，可以反對個人主義，反對按權分配，反對官僚所有制，反對盲目計劃，反對純粹的市場調節，反對家長制作風，但絕不能破壞已經形成的社會穩定發展的機制，不能破壞穩定發展的勢頭，否則，只能是親者痛，仇者快。任何阻礙我國民族復興的行動都是我們要堅決反對的。七、當代美歐的社會發展模式1929年，歐美各國暴發了經濟危機，危機持續了四年之久，造成的損失約2500億美元，比一戰的總損失還要多800多億美元，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水平下降40%，倒退了30年，其中美國工業生產下降了55.6%，德國下降了40.6%，法國下降了36.2%，日本下降了32.9%，英國下降了23.8%。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失業工人超過3000萬人，其中美國失業1320萬人，占勞動人數的1/4，德國失業700多萬人，接近全國工人的半數。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貿易總額只有242億美元，比1929年下降2/3。很多商品，特別是農產品，價格猛跌，商品大量積壓，人民卻無力購買，而壟斷資本主義家為了保持商品價格，維持他們的利潤，不惜大量銷毀商品。經濟危機引起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危機，失業工人紛紛舉行游行示威，在職工人開展罷工，反對資本家，反對政府，要防效蘇聯，發動革命。空前深刻和空前劇烈的經濟危機，使人們認識到必需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資本主義模式，資產階級政府如坐針氈，竭力尋找出路。在這種背景下，羅斯福開始了對資本主義的改造。羅斯福新政是資本主義國家對原有的社會發展模式做出的重大調整，在不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下，一是運用國家機器干預社會生產，緩解經濟危機造成的破壞，如：建立國家銀行，發展公共事業，一定程度的實行國家計劃；二是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緩和階級矛盾，征收高額的所得稅、遺產稅，建立社會福利保障體制。這些政策，在恩格斯所寫的《共產主義原理》中已經指明，二戰以后，西方各國普遍借鑒了美國經驗，多數地方大同小異。從所有制上看，在不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從國家計劃的角度出發，建立了一批國有企業和國家控制的企業，在西歐國家，在經過幾次國有化浪潮后的70年代，國家投資達到社會總投資額的30%左右，國有企業總產值約占國民生產總值10%左右，經過80年代后的私有化，國有企業的投資和產值的比重又有明顯下降。從社會資源的配置上看，從原來的絕對市場調節，演變為國家調控下的市場經濟，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在維護私有制的前提下，克服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從分配體制上看，原來單純的按資分配，演變成了以按資分配為主體，二次分配(所得稅、遺產稅和社會福利保障體制)和三次分配(社會捐款)為補充的分配體制。從思想觀念上看，由原來赤裸裸的損人利己的個人主義，逐漸演變成帶有公益色彩的個人主義，強調“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強調不損害他人利益，出現了大量的公益組織和公益思想。在政治上來看，金錢政治特征有所淡化，財富多少對選舉人和被選舉人資格的限制廢除，性別歧視廢除，民族歧視也逐漸弱化。福利國家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1960-1980）單位：%年份瑞典荷蘭前西德英國加拿大新西蘭瑞士美國澳大利亞日本

196010.811.718.11029.118.44.97.37.44.1

196513.217.119.011.79.09.66.87.97.65.5

197016.722.519.513.211.89.28.510.47.45.7

197521.229.627.115.615.411.813.614.512.79.3

198025.928.325.716.415.015.214.515.012.811.9

資料來源：OECD，轉引自“EconomictheoryandtheWelfareStatebyNicholasBarr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June1992，P759這種較高的福利保障助長了一部分人的依賴思想，在一些社會保障優越的北歐國家尤為如此，在瑞典，由于病假補貼與照顧病孩的家長可享受高達90%以上的補貼，而獲得的工資中必須繳納高額稅金，這就使泡病號人的損失微乎其微，自然滋長了請病假與缺勤現象，而社會的損失就比此要大的多，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聲稱有病或要照顧病孩的家長并沒有真正這樣做，而是去從事某些逃稅的“地下經濟”活動，賺更多的收入，還有極少數人從事販毒犯罪活動，在瑞典每人平均出勤率只及78%，不少人要在企業里“怠工”這都與社會保障制度有必然的聯系。另一方面這一制度也影響了資本家的投資積極性，社會保障金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它的增加使產品的成本提高，企業稅負加重，利率下降，利潤減少，這樣一來，資本家投資的積極性就有所下降，影響了經濟的增長。二戰以來50多年里，發達國家生產力得到快速的發展，經濟危機的破壞程度越來越小，由原來的衰退型演變為滯脹型，GDP的倒退幅度很小，甚至無倒退。階級矛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緩解，兩極分化程度有所緩和，基尼系數在0.30～0.40之間，大規模的勞資沖突迅速減少，基本沒有武裝沖突。城鄉差別開始消失，農民所占比例很少，現有農民是農業工人或農場主，城鄉生活水平的差距較小。腦力勞動開始成為主要的勞動方式，體力勞動迅速萎縮，藍領工人迅速減小，腦體勞動差別的消失趨勢也比較明顯。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是在公有制、按勞分配和社會計劃下消滅三大差別，在當前資本主義國家則體現為私有制、市場經濟主導下的部分消滅。從量化的指標上看，在很多方面，他們都比我們更接近社會主義。從一百多年的社會發展模式中，我們發現：歷史的發展自有其自身規律，能否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了一個社會制度能不能戰勝另一種社會制度。生產力水平也決定了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一個社會可以自稱為什么制度，但是，有沒有實現某種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這種制度，需要具體分析，實際分析。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是因為經濟上的落后，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各個層面上，離真正的社會主義都有很大的差距。嚴格的講，我們搞社會主義還不夠格。我們必須從實際出發，選擇適合我們的政策，而不能機械化照搬某種制度，我們必須正視現實，正視生產力基礎，正視我們的計劃能力，正視個人主義程度與范圍，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逐漸實現民族的復興，才能建立與社會現實相適應的動態的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不是遙不可及的幻想，盡管最終歷史的發展不可能和馬恩所設想的社會完全一致，但是，無論承認與否，社會發展并沒有背離他們預言的方向，這正是歷史發展的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