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總體方法與經濟全球化研究論文

時間:2022-09-04 0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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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總體方法與經濟全球化研究論文

【內容提要】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對于當前以科學的態度探討經濟全球化的一系列問題具有重要意義。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總體分析方法分析研究經濟全球化問題,要從總體上把握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特征,理解經濟全球化的社會關系的性質,研究經濟全球化中不同制度的規定性,研究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規定性等等。要把馬克思的總體方法結合于國際經濟關系新的實際的研究之中。經濟全球化研究中的非社會牲、非制度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是當前阻礙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和創新的主要根源之一。

【摘要題】經濟全球化

【英文摘要】ResearchintothescientificmethodofMarxisteconomicsisofsignificanceinscientificallyprobingintotheproblemsofeconomicglobalization.TheapplicationofMarxistoverallmethodologyrequiresapproachingeconomicglobalizationfromcertainaspects.Itshouldalsobeincorporatedinthenewstud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Tendencytowardsbeingnon-socisl,non-institutional,andnon-historicalineconomicglobalizationstudyinoneofthemainrootsofobstaclestothedevelopmentandinnovationofMarxisteconomics.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經濟全球化/總體方法論

Marx/economic/globalization/overallmethodology

【正文】

任何一種理論的建立和完善都離不開一定的方法。在當前國內外經濟全球化的論壇上,之所以觀點林立、論爭四起,除了研究者本身的立場、觀點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因此,科學的經濟全球化理論有賴于科學方法論的確立。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對于當前以科學的態度探討經濟全球化的一系列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以下簡稱《導言》)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創立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系列科學方法,嚴密地構思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結構。構成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方法和結構問題上重大突破的內在勢能,就是《導言》所創立的總體方法論。總體方法論是馬克思留下的極其寶貴的理論遺產。筆者就這一方法論的基本內容及其在經濟全球化研究中留給我們的重要啟迪進行分析。

一、馬克思的總體方法論

馬克思總體方法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從研究的對象和對象的研究中把握總體的生成和再現

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確立是總體方法論形成的必要前提,而總體方法論的形成及運用,則進一步完善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而為科學地理解這一對象的內在結構及其在理論體系上的再現奠定了堅定的基礎。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把政治經濟學的主題看作是“富國裕民”,大衛·李嘉圖看作是對“分配規律”的研究,西斯蒙第看作是“人們的物質福利問題”,他們都沒有科學地理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他們所處的階級地位的局限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他們沒有建立科學的方法論造成的。19世紀40年代初,馬克思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時,就從社會的和歷史的整體關系上理解政治經濟學的獨特地位。他已敏銳地覺察到:對社會整體結構關系的把握,是確立政治經濟學對象的必要前提。以此而論,馬克思就已超越了他之前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的成就。

19世紀40年代后半期,在創立唯物史觀過程中,馬克思形成了以“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力的運動形成)——社會關系(生產關系)——理論、觀念”為主要序列的社會結構理論,形成了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現實和歷史過程相統一的整體觀念。在這一基礎上,馬克思選取生產關系這一特定層次,從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生產方式,與社會關系、理論、觀念的相互聯系上,確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在《導言》開始部分,馬克思就提出了“生產是總體”的命題。這個命題包括四方面內容:(1)作為總體的生產,盡管都有其一般規定性,但有意義的是生產的特殊的社會性,是為了不至于因為有了統一性而忘記本質的差別性。(2)作為思維的客體,生產總體是既定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會歷史時代的生產總體。(3)生產總體不僅具有特殊社會性和既定的歷史性,而且還有“科學的敘述對現實運動的關系”問題,即主體對客體的認識和再現關系問題。(4)在生產總體內的各構成要素之間,既不是彼此分裂的,也不是相互并存的,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有序的結構關系。

在“生產是總體”命題的基礎上,馬克思在《導言》“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一節中,進一步把總體分解為具體總體和思想總體,科學地闡明了具體總體和思想總體的序列關系。他認為,在“現實的人”的面前,作為總體的生產,一開始只是“一個渾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是一種“實在和具體”,是一種“具體總體”。這里的“具體總體”只有經過思維加工,并且在思維中使之作為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時,才成為“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這一“總體”不再是作為客體的總體,而是作為主體的總體,即作為再現在人的思維中的“思想總體”。因此,思想總體起始于具體總體,另一方面,思想總體又再現具體總體。

從總體生成和再現的全部過程來看,馬克思對總體方法論的理解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基本要點:(1)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具體總體,是社會關系整體這一大系統中的最深層的結構。(2)思想總體對具體總體的再現是一個過程,過程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因為具體總體作為社會經濟運動客體,是獨立于思想總體而存在的,是用思維來掌握具體并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3)構成思想總體的基本要素是經濟范疇。其基本特征是:范疇所反映的“主體”及范疇本身的既定性;范疇對“主體”反映的局部性和單面性;在總體內,范疇的先后次序的排列,并不取決于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而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決定的,即取決于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中的地位。

(二)總體結構中范疇的二重性和完備性

構成思想總體結構的基本要素是范疇。其具有自然規定性和社會規定性的二重性,或者一般規定性和特殊規定性的顯著特點。在《貨幣》章中,馬克思提出商品“二重存在”的問題。(1)商品所具有的二重存在形式:作為產品的自然屬性和作為交換價值的社會屬性。(2)作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總體中的商品范疇,它的社會屬性——交換價值——也具有二重的存在形式:作為具有一定的交換價值的商品和作為“象征性”交換價值存在的貨幣。在《資本》和《價值》章中,馬克思結合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問題,對總體結構中范疇的二重性的基本性質作了補充論述:第一,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財富生產的特殊社會形式”。勞動及其物質對象盡管都包含著社會規定性的范疇,它們之所以成為總體內的要素,并不在于它們具有“一切生產時代”都有的一般的社會規定性,而在于具有適合既定的總體所具有的特殊的社會性。第二,一般地說,總體結構中范疇的自然屬性,只起著社會屬性的物質承擔者的作用,范疇的自然屬性本身并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清晰地闡明了范疇中自然屬性向社會屬性轉化的特殊規定。因此,籠統地認定,使用價值作為商品的自然屬性完全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范圍,并不符合馬克思對總體結構的理解。

構成思想總體要素的范疇,不僅具有二重性,而且還具有完備性。作為總體要素的范疇,并不是歷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疇,而是“歷史上最發達的和最復雜的生產組織”中的最成熟、最完備的范疇。“最現代的社會”意義上的范疇,并不斷開歷史的鏈環,相反,它要極力映現出范疇在歷史上的發展軌跡。這是因為:(1),完備的范疇中留下的歷史的印跡,對探索過去社會中范疇發展的過程具有最重要的意義。(2)完備范疇自身的完善過程,也就是范疇在歷史上的形成過程。在既定的總體結構中,范疇的完備性就是范疇內在規定的純粹性和一般性。總體結構中,各種現實關系同它們范疇的規定都被看作是相一致的,或者說,范疇所概括的只是各種現實關系的一般性質和純粹形態。

(三)總體結構中范疇轉換的有序性、關聯性及開放性

構成總體結構的要素是范疇,而范疇間確定的聯系受制于總體又決定了總體結構的性質。首先表現為范疇轉換的有序性。馬克思對有序性問題做了以下三方面的論析:(1)在總體結構中,范疇的次序并不以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后次序為根據,而是完全取決于它們在既定總體內部結構中的地位。(2)在一定限度內,范疇轉換的有序性與現實歷史過程中范疇形成的次序具有同一性。(3)總體結構中范疇轉換的有序性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表現為規定性不同的范疇之間的層次轉換關系;另一方面,也表現為同一層次間規定性不同的范疇之間的轉換關系。

總體結構中范疇運動的關聯性指的是范疇運動中同時性和歷時性的統一。馬克思對資本積累和資本原始積累這兩個范疇轉換關系的理解,集中反映了范疇運動關系性的基本性質。在總體結構中,資本原始積累范疇和資本積累范疇之間的轉換,必然呈現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資本原始積累和資本積累之間的歷時性。第二,資本原始積累和資本積累之間的同時性。通過對資本原始積累和資本積累范疇歷時性關系的考察,一方面深化了對總體各范疇運動連續性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對總體自身的運動趨勢的認識。不難看出,馬克思對總體結構中范疇運動關聯性的論述,不僅深刻地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歷史性和社會性,也為我們理解總體方法中歷史和邏輯之間的統一性關系開辟了廣闊的思路。

總體結構的開放性突出地表現在馬克思從整體意義上對政治經濟學體系的重構與反思上,即馬克思從提出《政治經濟學批判》“五篇計劃”,到提出“六則計劃”,最后到提出《資本論》四卷結構的變化上。批判了西方學者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結構變化問題的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方法論上的確定性,并不能取消馬克思政治經濟結構上的可變性。“五篇計劃”和“六冊計劃”,只是馬克思構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的外在結構,只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上經濟范疇和經濟過程的內在結構,只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上經濟范疇和經濟過程的內在結構的外在表現形式。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內在結構的理解,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總體是在對具體總體的反復的探討中發展和成熟起來的。因此,隨著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內在結構理解的深化,必然引起外在結構形式的局部變化。總的來看,馬克思最后形成的《資本論》體系盡管沒有舍棄“六冊計劃”,但它也不單純是原先“六冊計劃”中的第一冊《資本》的一部分,而是做了許多修改的相對獨立的理論體系。馬克思從來不認為自己既定的理論體系是一個終極的、封閉的結構。相反,隨著對既定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研究的深入,馬克思也不斷完善和發展反映這一結構的理論體系和理論范疇。通過對具體的反復研究,通過對具體總體發展中呈現出的新情況、新問題的反復研究,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結構也不斷做出修正,以使思想總體更準確地再現具體總體。這正是馬克思總體結構開放性的實質所在。

二、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特征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關于經濟全球化的起始時間,有的學者上溯得較早,認為在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寫作《共產黨宣言》時,已經出現了經濟全球化的現實;同時也認為,《共產黨宣言》已經對經濟全球化的性質和特征作了基本的論述。筆者認為,這一說法并不符合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事實。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確實指出:“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但是,這些并不構成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征象。實際上,經濟全球化的出現是以兩個基本事實為前提的:一是跨國公司規模和力量的迅速膨脹并成為連接各國、各地區經濟交往的紐帶;二是國際壟斷資本的形成及其勢力的擴張。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可從17世紀40年代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為起點,至今已經走過360年的歷史進程。這360年,大體可以120年為一時段分作三個階段,即從1640年到1760年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確立階段;從1760年到1880年為自由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從1880年至今為壟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撇開前兩個階段不說,從1880年開始的最近120年,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演進和調整是以壟斷為主線的。其中前60年為私人壟斷,接著40年為國家壟斷,最近20年為國際壟斷。正是由于在120年間,私人壟斷發展到國家壟斷,再發展到國際壟斷,才使經濟全球化具有現實可能性。如果說,跨國公司的迅速膨脹是經濟全球化產生的微觀基礎,那么國際壟斷資本的形成就是經濟全球化產生的宏觀條件。所以,對經濟全球化的理解,既不可能脫離跨國公司發展的基本事實,也不可能脫離壟斷資本國際化的基本事實。這兩個基本事實是在20世紀80年代才逐步形成的,因此,經濟全球化是最近20年來世界經濟關系發展的現實。

對經濟全球化的理解,已經成為經濟理論界的熱點問題,其“熱”的程度甚至超出經濟學界。許多研究者從五個方面來概括“全球化”的內涵,即把經濟全球化視作對生產、貿易、投資、金融和信息等五個方面全球化的概括。這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一,這是從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角度來理解問題的,所涉及的生產、貿易、投資、金融和信息等資源、要素或條件,都同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直接相關。第二,這是從市場經濟作用和范圍的擴大角度來理解問題的。經濟全球化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形式,大大突破了資源配置的界限,使資源配置由一國范圍擴展到國際范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積極地參與經濟全球化過程,就是期望本國資源或要素能在世界范圍內獲得最優配置;經濟全球化也確實為各國資源或要素配置的最優化提供了現實可能性。不容否認,經濟全球化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結果,是科學技術進步的結果,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演進的結果,是人類文明在經濟形式方面進步的重要表現。對經濟全球化只作以上這些理解,顯然是有局限性的。因為這些理解主要還只停留在生產力層面和資源配置層面的分析上。既然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國際經濟現象,我們就不能只作生產力和經濟體制層面的分析,應該提出新的任務,要研究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部發展所蘊涵的國際生產關系的實質,要研究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經濟關系或國際生產關系性質。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經濟全球化,要著力于國際經濟關系新變化中生產力、生產關系及其相互關系的研究。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伊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就提出了“世界體系論”。我們未必贊成“世界體系論”的所有觀點,但“世界體系論”畢竟提出了一個嚴肅的課題,即如何從國際經濟關系的整體上來理解世界經濟體系的新變化。這些新變化就是最近30年來逐漸演變而成的經濟全球化(20世紀70年代初,還沒有經濟全球化的說法)。沃勒斯坦提出的“中心一半外圍—外圍”的“世界體系”學說,既從整體上描述了世界經濟的體系性,強調了世界經濟運行上的統一性,又分解了世界經濟體系的各個層面,研究了“中心”、“半外圍”和“外圍”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特別是闡述了三者之間相互依存和相互對立的格局及其性質。沃勒斯坦的觀點,對理解當今經濟全球化的現實是有重要啟示的。

在對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經濟關系本質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存在的三個并行但卻相悖的事實:第一,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世界范圍內市場經濟效率在不斷增長,但這種效率增長產生的“紅利”卻在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進行著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的分配,效率與公平背道而馳。第二,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利益并沒有越來越走向“趨同”,而是越來越走向“兩極分化”。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在全球范圍的兩極分化是并行的并且是嚴重對立的。第三,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人們往往強調全球經濟的所謂“一體化”、經濟利益的所謂“共同性”,但在現實中,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世界經濟格局的急劇變化更加突出了國家的安全問題。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嚴峻挑戰,越來越多的國家把如何維護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問題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在推進經濟全球化的同時,突出維護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對這三個并行但卻相悖事實的深刻理解,必然進入國際經濟關系的研究層面。

三、馬克思的總體方法對經濟全球化研究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的總體方法為我們研究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經濟關系提供了重要指導意義。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總體分析方法分析研究經濟全球化問題,就是要從總體上把握經濟全球化的本質,要透過經濟全球化的現象看到經濟全球化的本質。

1.對經濟全球化概念的把握,一是必須從總體上而不是從某一方面進行整體的理解,二是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范疇出發對其給予較為準確的闡述。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務、資本、技術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不斷地進行著物質生產的全球化過程和一定生產關系的全球化過程。既是指各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在全球化范圍內相互融合的歷史過程,也是指各個不同類型的國家、各種不同類型的生產方式在全球經濟中的現實體現。從生產力方面來看,經濟全球化指的是在貨物、資本、生產、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跨國流動加速發展的條件下,全球市場經濟進一步形成,國家和其他政治經濟力量出現整合和重組,各國經濟在世界范圍內高度融合,并通過不斷增長的各類商品和勞務的廣泛輸送,通過國際資金的流動,通過技術更快更廣泛的傳播,形成相互依賴關系和各國之間的聯系和相互作用。從生產關系的角度考察,經濟全球化是由于資本的擴張本性和增值需要而使世界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相互融合日益緊密,逐漸形成全球性的經濟關系的過程。由于資本的本質是追逐最大化利潤,因而資本的擴張必然帶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具有二重屬性,即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自然屬性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就是經濟全球化在—定的生產力水平下產生,并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性質。社會屬性體現經濟全球化下人與人、地區與地區、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經濟全球化的二重屬性,反映了經濟全球化在推動生產力發展、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時,也給國際生產關系帶來了新的變化,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超越主權與主權國家的矛盾和對立以新的形式表現了出來,世界經濟中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穩定現象正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發展起來的。

2.確立經濟全球化研究的視角。當前國內理論界對經濟全球化的研究,大多是從生產力層面的角度,集中于世界范圍內市場經濟的基本資源和要素配置的變化上。對經濟全球化的研究要重視生產力層面的研究,因為經濟全球化既是世界生產力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必然會促進全球范圍內各種生產要素的最優配置和產業結構的最優調整。但是,作為對一種國際經濟現象的分析,經濟全球化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生產力層面的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上,而必須研究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研究經濟全球化中體現的國際經濟關系或國際生產關系。因為如果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研究中把生產關系從經濟全球化的整體研究中分離出來,就不能從物質生產中剝離出生產的特殊社會形式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經濟全球化的所體現的經濟關系本質,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更談不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

當然,這絕不是說,研究經濟全球化時只是抽象地、孤立地研究國際生產關系,而是要聯系世界生產力的發展、國際層次上的上層建筑來研究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生產關系,并且把這種研究放在特定的地位,因為正是由于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規模的擴大,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才使經濟資源在全球范圍內越來越全面的、自由的流動,世界各國經濟更緊密地聯結為一個全球經濟的各種資源流動方式,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與整個世界經濟的變動相互影響、互相制約,從而使經濟全球化得以產生和發展。然而,由于資本主義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或者說,正是由于資本主義向全球的擴張,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經濟關系才有利于壟斷資本對壟斷利潤的追求和發達國家經濟利益的獲得。因此,研究經濟全球化必須聯系世界生產力的發展來研究國際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

總之,對經濟全球化的研究,必須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從社會的和歷史的整體關系上理解國際生產關系研究在經濟全球化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對經濟全球化的研究,必須把國際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來研究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從根本上把握經濟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響和作用。另一方面,還必須從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生產方式與社會關系、理論、觀念的相互聯系上確立經濟全球化對國際生產關系的研究,把對國際經濟關系的研究放在“世界生產力發展——國際生產關系(國際經濟基礎)國際上層建筑”為主要序列的社會結構當中,形成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社會和世界經濟發展中現實和歷史相統一的整體觀念。

3.運用總體方法研究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生產關系,主要是運用馬克思提出的“生產是總體”的命題和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提出的構成總體方法論的兩個基本用語:具體總體和思想總體來研究國際生產關系。

(1)對經濟全球化的研究,既要研究其一般規定性,即研究“一切生產階段所共有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但更有意義的是其特殊的社會規定性,即在研究經濟全球化的生產力層面問題的基礎上,研究世界經濟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下出現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穩定現象及其產生的根本原因。

(2)對國際經濟關系歷史性質的認定,是理解經濟全球化下的全部國際經濟關系現實運動及其發展趨勢的前提,因而也是揭示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經濟關系內在本質及其運行過程和趨勢的前提。也就是說,要把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經濟關系當作一個歷史范疇,作為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從對國際經濟關系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尋找其固有的內存聯系,揭示其發展規律。

需要說明的是,作為總體方法運用時所研究的經濟全球化,并不是歷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疇,而是“歷史上最發達的和最復雜的生產組織”中最成熟、最完備的范疇。也就是說,盡管經濟全球化的形成是從資本主義的最初擴張時期就開始了,從自由市場制度的建立時期就已經具有經濟全球化的萌芽,馬克思也就這種資本主義的世界擴張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說明;但是,作為最成熟、最發達的范疇,經濟全球化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才形成起來的,這才是我們運用總體方法分析的經濟全球化。它也沒有切斷而是要極力映出經濟全球化在歷史上的發展軌跡,因為,作為20世紀80年代的成熟的、完備的經濟全球化所留下的歷史的印跡,對探索資本主義360年經濟全球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具有最重要的意義。而且,完備形態的經濟全球化自身的完善過程,也就是經濟全球化在歷史上的形成過程。

(3)運用思想總體把具體總體的結構和過程的認識和理解再現出來。即從理論上透過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互相作用的現象把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揭示出來。即從現實來看,經濟全球化是世界范圍內市場經濟的基本資源和要素的最優化配置,生產、貿易、投資、金融、信息等能夠或者相當大程度上能夠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經濟全球化反映的是市場經濟的各種資源和要素可能或者能夠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的經濟現象的總和。經濟全球化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生產技術發展的結果,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我們運用思想總體再現的經濟全球化的具體總體決不是這種生產力層面的表面現象,而應該是市場經濟蘊涵的國際生產關系的實質,是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存在的上面提到的三個并行但卻相悖的事實。

4.運用馬克思總體方法研究經濟全球化,要突出對馬克思總體方法的理解。筆者認為,馬克思的總體方法可以概括為總體性、社會性、制度性、歷史性和階級性五個基本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深刻地蘊涵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總體規定性、社會規定性、制度規定性、歷史規定性和階級規定性的理解。這些對我們現在的經濟全球化研究是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的。在對經濟全球化問題的認識中,我們應該從總體上把握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特征,理解經濟全球化的社會關系的性質,研究經濟全球化中不同制度的規定性,研究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規定性等等。我們應該把馬克思的總體方法結合于現時代國際經濟關系新的實際的研究之中。經濟全球化研究中的非社會性、非制度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是當前阻礙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和創新的主要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