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與交往實踐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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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理性與交往實踐觀概述

(一)交往合理性是交往行為理論的理論旨趣

交往行為理論是當代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構建的社會批判理論,它是在普遍語用學和理想話語環境的前提性建構下,在“生活世界”實現毫無強制、毫無壓力的“諒解”和“一致”,以改善或避免“生活世界”殖民化,實現交往的合理性。這種交往合理性的提出,其目的是重構歷史唯物主義中的社會結構理論(這里的社會結構是指整個社會的基本結構,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以及其它各種社會關系),并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在批判的同時提出建構性的“處方”,哈貝馬斯試圖用勞動和相互關系代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用系統和生活世界代替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哈貝馬斯認為由啟蒙帶來的理性在完成科技進步的使命后,逐步侵入私人空間,使人越來越機械化、程序化,理性已成為控制和操縱人的工具理性。但他沒有像后現代主義哲學家那樣對理性進行無情的消解,而是在交往行為和生活世界的視域內,在交往范式的基礎上,構筑以交往理性為旨趣的交往行為理論。

(二)交往實踐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視域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是科學的存在之思。因而,面對全球性發展的總趨勢,交往實踐問題必然成為馬克思主義當代視域的主題。

所謂馬克思主義當代視域,既指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由一系列理論、原則和意識指向構成的獨特的世界觀,也指這一世界觀在當代的發展。就前者而言,其內容十分廣博,正如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一書中所指出的:“馬克思在對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的基礎上對后工業社會某些特征的‘驚人的預測’;在批判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基礎上對‘否定性辯證法’的弘揚,在對異化社會批判的基礎上進而對屬人世界的闡述;對于‘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和‘全球化’的分析;對于整個歷史、思維辯證法的揭示;對于人類自由王國之旅的操勞過度等等。但是,貫穿這一切的核心觀念,不是別的,正是交往實踐觀”。

馬克思從一開始就認為交往是一個總體性概念,是一個系統,其中包含物質交往、精神交往和語言交往三個層次。物質交往,不僅指經濟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商貿等活動,而且包括戰爭、遷徙和外交等,是含義廣泛的實踐概念。其實質就是集全部社會物質生活含義在內的交往實踐,是多極主體間的物質交換過程,是通過改造共同的中介客體而進行的“互換其活動”的過程。交往實踐是精神交往、語言交往的基礎、“底板”。在當代價值取向多元化、利益分配多樣化的現實社會,將馬克思理論中的交往實踐融合進和諧社會的構建,成為現實需求。

(三)交往行為理論與交往實踐觀的差異

與哈貝馬斯僅從事“話語轉型”、“話語思維革命”不同,馬克思的交往實踐觀首先是改造、變革現存社會的武器。話語革命不過是實踐改造歷史活動的一部分。在這里,二者的目標和著眼點大相徑庭。在后現代哲學認為是其“話語異化”、“邏輯中心主義”統治的地方,馬克思看到的是交往社會中人與物的異化。前者最后要建立“交往合理性”,認為這是對話的條件;后者要達到的是交往合理的社會。前者的理論基礎是普遍語用學,是批判的解釋學,而“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構”不過是語用學的派生物;后者則是在改造社會、變革歷史的實踐中實現交往。前者僅追求的是思維方式上的交往合理,不顧及社會中人與人實際的生存交往;而交往實踐觀卻關注當下,注視現實中人的生存及生產中的交往意義。

馬克思對交往實踐的性質和功能作了全面而系統的闡述,形成了交往實踐觀。馬克思首先認為,交往實踐具有客觀性、社會交往性、系統性、反身性、歷史性等等。交往實踐觀的方法論功能在于:它是促使世界普遍聯系,生產力得以傳播、保存、積累與發展的基本條件,是使歷史成為世界歷史、全球一體化的基本動力,交往實踐構成歷史發展的基本內容。異化社會即“以物的崇拜為主導的普遍交換社會”是交往實踐的異化,而揚棄異化、回歸屬人性是重構結構合理的交往實踐。共產主義就是這種交往形式的產物。馬克思晚年進一步指出:由于世界交往結構的不平衡性及其相互影響,全球實現這一理想目標的過程是多元的。可見,馬克思通過交往實踐觀建立了宏大社會歷史視域,超越了現代資產階級的“實證主義眼光”而直達當代。

交往理論在當代的歷史匯合

在馬克思交往實踐觀的立場上審視哈貝馬斯對社會結構的“重構”,可以發現,這種重構消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為診治“病理性”的資本主義社會而開的“處方”,而將現實社會中主體的失落、人的物化簡單歸結到“理想的話語環境”的缺失上,這種重構只能是幻想。但可以肯定的是,哈貝馬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繼承和創新做了有益的嘗試,他強化了交往在社會理論中的作用,深化了批判理論的廣度和深度,從語言學維度豐富了馬克思的交往思想。只有既強調工具理性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也重視交往所蘊含的時代特性,才能實現人自身的全面解放。

(一)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在當前求同存異的背景下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更佳途徑。哈貝馬斯對西方社會面臨的社會困惑沒有指出可行的出路和可采用的措施,而將其推向理想的、只存在于言語中的“生活世界”。將社會中主體的失落、人的物化等簡單歸結到交往的“理想的話語環境”的缺失上,將對傳統理性的分裂和現代性的缺失維系在人與人之間無拘無束的對話以達到“諒解”和一致,這對于西方社會中人的科學技術的異化是杯水車薪,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回避和改良。

可以肯定的是,哈貝馬斯在批判實證主義、唯科學主義方面所采取的新視角,關注人與人之間的實際交往和溝通,這一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不從深層挖掘孕育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矛盾的原因,而停留在交往的合理性層面上,說明哈貝馬斯將社會問題表面化、烏托邦化。

(二)將馬克思實踐學說深入到交往層面

以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為參照,在現代哲學語境下,尋求馬克思主義哲學同現代西方哲學的內在貫通點,加強兩者之間的對話,有助于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哈貝馬斯對現代西方社會交往困境的深刻洞見和理性分析,為強化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功能,提供了極具啟發意義的思想材料。他在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的研究中,提出理論的不足,尤其加強“生活世界”的交往理論在其實踐交往中的份量,這與馬克思主義是一致的;在各方面都有較大變化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對研究和拓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將西方哲學的精華融進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正是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題中之義。

(三)關于重建歷史唯物主義條件的考察

“重建”式研究策略是哈貝馬斯從歷史哲學到交往理論轉向的關鍵。正如他所說的,“重建意味著把一個理論分開,然后在某種新的形式中,再將其整合在一起,以便更充分地實現它為自己確定的目標。”哈貝馬斯提出的所謂“重建”,體現了他對眼前社會的所謂“意義喪失”和“自由喪失”等不合理現象的憂慮,但這種“重建”,實質是補充而已。就像哈貝馬斯自己所說的那樣,他所謂的重構既不是復原,也不是復興,而是“對有生命力的理論的一種正常態度”。在這里明顯體現了哈貝馬斯對馬克思的繼承和創新。

第一,哈貝馬斯堅持理性主義,既承認存在絕對的真理,也承認歷史的線性進步,這是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繼承。他從現代語境出發,從語言學維度對馬克思的社會規范理論作了深化,在以普遍語用學為基礎的交往中尋求合理性,這是在語言學轉向下理性與歷史的有機結合,也是哈貝馬斯對馬克思強調實踐的創新性運用。

第二,哈貝馬斯繼承了馬克思的社會本位思想,關注人的生存狀況及現實社會的合理性,始終將人已經在其中的社會境域的變化作為其關注的焦點。為普世大眾謀求更為合理的生存空間,是哈貝馬斯交往理論的出發點。其交往理論的提出就是在人的基本生存條件下,結合歷史變化而在語言學維度搭建人的安身立命之地。

第三,哈貝馬斯繼承了馬克思理論的批判性。他沿革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但他已不像馬克思那樣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否定性批判,而是由經濟的批判轉入文化的批判,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試圖從制度的批判轉入元批判。哈貝馬斯對資本主義批判的轉向體現了在現代語境下由異化、物化的批判深入到文化批判,深化了批判理論的廣度和深度。

內容摘要: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繼承了歷史唯物主義堅持理性主義的特點,尋求社會的評價尺度和客觀標準;沿革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本位思想,關注人的生存條件,將人始終放在交往理論的核心,考察的是馬克思筆下的“現實的個人”;繼承了唯物史觀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尤其是在現代語境下對人的異化的批判轉向了文化批判,這是對馬克思批判理論的進一步深化。在求同存異的現代,研究交往理性的現代意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交往行為理論交往理性交往實踐觀

面對全球一體化,面對不同的利益主體,各階層、各主體間加強交往是當下的必然選擇;同時,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發展和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國學者必須解決的時代課題。在哲學范式轉化之際,哈貝馬斯提出的交往行為理論在上述兩個方面提供了有利的視角。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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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M].商務印書館,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