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人類學語境中馬克思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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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研究緣起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程度增強，其與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日益加劇，經濟危機和社會問題此起彼伏。這種狀況似乎驗證了馬克思的預見：資本主義的“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但事態的發展遠沒有如此樂觀，這不僅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在擺脫危機的過程中積累了在一定時期內有效的經驗，還因為“英國工人階級逐漸地，愈來愈深地陷入精神墮落，最后，簡直成了‘偉大的自由黨’即他們自己的奴役者——資本家的政黨的尾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是歐洲無產階級運動內部分化的明證，馬克思政治哲學遭到質疑，人類解放的呼聲被各種政治噪音沖擊。馬克思看到，“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系范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相互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但它正如新的危機一樣肯定會來臨。”

馬克思不愿就未來的預見與其反對者展開理論的糾纏，他鄭重地對待資本主義危機的新走勢，并決定在資本主義危機到達頂峰之前不出版《資本論》第2卷，“這一次的現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現象不同。……在英國的危機發生以前，在美國、南美洲、德國和奧地利等地就出現這樣嚴重的、幾乎持續五年之久的危機，還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因此，必須注視事件的目前進程，直到它們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們‘消費’到‘生產上’，我的意思是‘理論上’”。與此同時，他將目光投到當時歐洲人類學研究成果及古代東方社會的歷史資料上，再次“從社會舞臺退回書房”。“退回書房”的他并非致力于完善《資本論》第2、3卷，而試圖摧毀私有制亙古如斯的神話，徹底批判資本主義世界的悖謬，以經驗事實說明“單純追求財富不是人類的最終的命運。自從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經過的時間。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

當時，歐洲的人類學研究取得可觀的進展，不僅表現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對神學的思辨模式提出強烈的挑戰，而且表現在巴斯蒂安、泰勒、麥克倫南等探究古代文明起源的考古式著作的誕生，他們對古代生產方式與文明樣態的分析不盡一致。馬克思曾從一般發展角度提出，“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認為可以運用對資本主義做出的結論“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因為“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但以高等動物的特征思考低等動物的構成畢竟只是邏輯推斷，歐洲人類學研究對原始社會的直接考察比間接推斷更有說服力，在對歐洲人類學著作的閱讀中，晚年馬克思對古代東方社會的生活方式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完成了由摘錄和評論構成的5本人類學筆記。

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研究并非出于偶然，并非體現了“不可原諒的學究氣”，而旨在從全新的角度解決現實問題。早在柏林大學讀書的時候，他就曾選修人類學課程，在研究歷史發展脈絡的時候，他一度留意印度公社所有制，認為羅馬和日耳曼私有制可以從印度公社所有制中推出來。在肯定歷史發展規律的意義上，他高度評價達爾文的進化論，當讀到毛勒對德國馬爾克公社的研究時，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我提出的歐洲各地的亞細亞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這個觀點在這里再次得到了證實。”當歐洲人類學研究成果進入馬克思視野時，他與俄國民粹派多次通信探討農村公社的歷史命運，并打算在《資本論》第2卷中對俄國土地問題做出闡述，他“退回書房”閱讀了大量關于人類學與古代東方社會的文獻，在歷史適用層面做出一定的糾正，也引發了恩格斯對此類問題的興趣。

從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整體脈絡來看，對人類解放問題的關注伴隨其始終，晚年人類學研究仍致力于解答該問題。此前他曾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必經的歷史階段，“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當東方社會沒有與世界交往的時候，入侵似乎是文明推進的路徑，馬克思一度將殖民地人民的苦難理解為歷史發展的陣痛，但事實卻是“這種行為不是使當地人民前進，而是使他們后退”。因此，應該關注東方社會發展的特殊性，以具體視角觀察具體問題，而非對唯物史觀一般規律教條地運用，正是這種視角開啟了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研究的基本思路。

晚年馬克思思路拓展的社會成因在于，來自東方的社會革命孕育希望，以往的預見——“法國人發出信號，開火，德國人解決戰斗”——因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低落而不得不加以反思，而東方革命的趨勢日益加速，“那時候俄國有兩個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義密謀家的秘密的執行委員會的政府。這第二個即秘密的政府的權力日益壯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國革命一定會使歐洲的一切反動勢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堡壘，失去它的強大的后備軍，從而也一定會給西方的政治運動一個有力的推動，并且為它創造無比順利的斗爭條件。”馬克思恩格斯期待這場“指日可待”的斗爭勝利是顯而易見的，他們認為俄國危機是歐洲歷史的轉折點，俄國社會各階層的土崩瓦解具有世界革命的意義。

馬克思晚年研究興奮點的轉移已是不爭的事實，之所以停止《資本論》第2、3卷的發表，轉而摘錄和評論大量關于人類學和古代東方社會的資料，原因在于歐洲人類學研究提供的可資辨別的經驗根據及東方社會革命具有的現實意義，使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執著批判獲得新的生長點：前者論及私有制不是與生俱來的，它從公有制中脫胎而出；后者則鮮明地拒絕資本主義的同化。因此，馬克思提出以往關于資本主義作為歷史必經階段的論述僅僅適用于西方社會，如果人們誤解地將其“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那樣，“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他看到在西方期待資本主義喪鐘敲響的同時，可以且能夠探索其他方式實現共產主義，即以歷史發展多線論豐富和發展以往偏重論及歐洲革命帶動世界革命的共產主義實現模式。

二、古代社會政治與無功利交往

歐洲人類學研究成果確實令人興奮，它們不僅增進了人們對古代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了解，而且呈現出這種生產生活方式具有的意義。馬克思關注摩爾根對血緣關系的論述，“一旦原始群為了生存必須分成較小的集團，它就從雜交轉變為血緣家庭；血緣家庭是第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形式’。”這種家庭組織形式的轉化乃是出于“自然選擇”，血緣家庭推動氏族社會的形成，即避免兄弟姐妹之間通婚的弊端，“氏族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更高級的社會結構。彼此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們的婚姻，創造出在體力上和智力上都更強健的人種”。這種社會結構中的經濟制度并非表現為商品交換，而“必然流行生活上的共產制，因為這是他們生存的必要條件”。換言之，古代社會產生于血緣家庭的發展，并非由分工和交換確立的經濟基礎。

馬克思認同古代社會的公有狀況，他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中的“個人”與“公社”融為一體，“個人被置于這樣一種謀生的條件下，其目的不是發財致富，而是自給自足，把自己作為公社成員再生產出來。把自己作為小塊土地的所有者并以此資格作為公社成員再生產出來”。晚年馬克思著意指出原始社會不同于生產社會之所在，即勞動協作并非以交換為目的，古代社會尚未觸及人的異化，交往發生在以兩性關系為基礎的血緣家庭，幾乎沒有功利可言。他對梅恩關于原始社會存在專制的判斷提出批評，他認為“個性的內容即它的利益”，“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會集團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階級利益等等，所以這種個性本身就是階級的個性等等，而它們最終全都以經濟條件為基礎”。古代社會并不存在專制，其勞動協作為了原始共同體與個人的雙重利益，人們的交往完全出于自愿，沒有專制的政治模式，這與奴隸社會以來人們的政治命運頗有不同。

這種差異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產生，摩爾根對私有制的緣起與古代社會政治做出不凡的闡述：“在野蠻時代晚期，由于人的個性的發展以及當時個別人擁有的大量財富的增長，便產生了貴族；使一部分居民永遠處于卑賤地位的奴隸制，促使形成以前各文化時期所不知道的對立狀態；這種情況，再加上財富和官職，產生了貴族精神，這種貴族精神是和氏族制度所培植起來的民主原則相對抗的。”可見，“個別人擁有的大量財富的增長”使人們的交往發生變化，“貴族”和“奴隸”趨于“對立狀態”。值得提及的是。與巴霍芬、麥克倫南、拉伯克等人類學家比較而言，摩爾根的結論更為切中肯綮，他“確定原始的母權制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權制氏族以前的階段的這個重新發現，對于原始歷史所具有的意義，正如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對于生物學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一樣”。

摩爾根試圖為人類史前史確立系統，血緣家庭、普那路亞家庭、對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在其筆端娓娓道來，他對易洛魁、希臘等氏族的介紹，囊括對議事會、人民大會、軍事首長等政治組織機構及政治領袖的說明。氏族社會已經具有強烈的私有觀念，“古代部落對部落的戰爭，已經逐漸蛻變為在陸上和海上為攫奪牲畜、奴隸和財寶而不斷進行的搶劫，變為一種正常的營生，一句話，財富被當作最高的價值而受到贊美和崇敬”。馬克思從中看到政治沖突不可避免。由于“不能適應社會的變得復雜的需要，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所有民政權力就逐漸被剝奪，移交給了新的選民團體”，加之文字、商業、航海等的產生，氏族制度的崩潰乃是遲早的事情。此后，“在為時較短的文明時期中在很大程度上統治著社會的財產因素，給人類帶來了專制政體、帝國主義、君主制、特權階級，最后，帶來了代議制的民主”。

這種人類史的梳理方式為馬克思、恩格斯所認同，但馬克思最感興趣的并非人類史的脈絡，而是母權制社會的原始共產主義經濟和政治模式，“古代的觀點和現代世界相比，就顯得崇高得多，根據古代的觀點，人，不管是處于怎樣狹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規定上，畢竟始終表現為生產的目的，在現代世界，生產表現為人的目的，而財富則表現為生產的目的”。為什么能夠如此?土地公有制的重要不言而喻，馬克思拒斥柯瓦列夫斯基關于土地私有是“政治和社會領域內任何進步的必要條件”的看法，對于遭到英國殖民者破壞的印度來說。當時唯一保存完整的俄羅斯農村公社尤其值得關注，“這些自給自足的公社不斷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遭到破壞時，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建立起來”，因此，“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

對于這類公社的命運，馬克思視之為珍貴的歷史標本，期望仍幸存的活化石產生現實的啟示，從古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來看，原始交往對生產力的促進也是明顯的，“地廣人多的公社，特別有能力減輕旱災、瘟疫和地方所遭受的其他臨時災害造成的后果，往往還能完全消除這些后果。他們由血緣關系、比鄰而居和由此產生的利害一致結合在一起，能夠抵御各種變故，他們受害只不過是暫時的；危險一過，他們照舊勤勉地工作，遇有事故，每一個人都可以指望全體”。原始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勤勉地工作”，并可以在危害降臨的時候“指望全體”，這種政治優勢為私有制干預下的社會生活所無法企及。當土地公有的局面遭到分割，人們的交往逐漸增添了猜忌、侵占、壓迫、剝削等元素，生產力的發展局限在經濟領域，“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逐漸進入社會政治生活，人們不再“指望全體”，而為自己的既有利益和可能獲得的未來利益申辯。

應該說，馬克思晚年對原始共同體的社會政治和無功利交往的稱贊，絕非對田園牧歌式生活的神往。當歐洲社會危機沒有在最快的時間導致資本主義崩潰，資本主義社會在調整自身弊端的同時在一定時間內仍有發展的空間，東方社會革命氣勢上升意味著革命舞臺的轉移，難道真的有必要通過資本主義同化的漫長過程獲得自身的發展?馬克思對此表示懷疑。從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看，歐洲社會比東方社會更具備抵達共產主義的生產能力；從生產關系狀況來看，東方社會則比歐洲社會更具備抵達共產主義的生產環境。兩者的目標殊途同歸，只是后者要在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們的生產生活水平。馬克思認為在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低落時，東方社會應該有所作為，嘗試跳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同時“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三、原始共同體復歸的人學根據

馬克思政治哲學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一以貫之的，“像他自己說的那樣，他的確是一個革命者。為雇傭工人階級擺脫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生產制度的桎梏而斗爭，這是他真正的愛好，從來還沒有過一個像他那樣積極的戰士”。這個“積極的戰士”渴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資本主義時代的消遁，但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低落與工人中產階級化令他非常失望，他曾從政治哲學和經濟學視域歷史地確證共產主義勝利的必然，“糟糕的是現在人‘老’了，只能預見，而不能親眼看見”。當東方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馬克思感到振奮，俄國民粹派強烈打擊了沙皇統治，“沙皇在加特契納成了革命的俘虜，而俄國已是歐洲革命運動的先進部隊了”。面對世界革命趨勢的轉變，馬克思寄望于俄國革命的成功及其對歐洲革命的帶動，這個觀點在人類學研究中得以佐證。

馬克思從不愿以模棱兩可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觀點，使人們在“揣測”中感到茫然，當事態發生變化的時候，他勇于糾正以往觀點的不合時宜之處，用更為具體適時的結論取而代之。他曾一度低估俄國民粹派創始人赫爾岑的見解，認為俄國革命必然通過法、德兩國的革命來帶動，其社會發展也必經資本主義階段，“我不愿意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場合同赫爾岑一起出面，因為我不贊成這樣的意見，似乎舊歐洲要用俄羅斯的血液來更新”。當時馬克思等待資本主義社會衰敗預兆的深化，但情況似乎沒有如他當年預測法蘭西內戰那樣準確，西方經濟學家關于私有觀念是人們與生俱來的觀點對《資本論》的結論給予挑戰，歐洲人類學研究成果適時地回應了這種挑戰，私有制產生于母權制的末期，公有制的歷史遠比資本主義的歷史長得多，馬克思逐漸將關注的焦點轉移到具有保存完整的村社的俄國社會，對民粹派見解的評價發生重要的變化，認為以往對赫爾岑的批評未必正確。

“為了能夠對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正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后來又在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發表的資料。”通過對這些資料的研究，馬克思看到俄國村社兼有集體觀念和私有觀念，人的異化并非不可避免，集體觀念與私有觀念的博弈可能產生兩種結果：“或者是私有原則在公社中戰勝集體原則，或者是后者戰勝前者。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之所以沒有對結果做出斬釘截鐵的預測，與當時的“歷史環境”有關，民粹派對沙皇的暗殺計劃沒有成功，土耳其也沒有取得對俄戰爭的勝利，但資本主義的生產狀況表明其“純粹的暫時性”，“歐洲和美洲的一些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鎖”，“對抗、危機、沖突和災難的歷史”將成為日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馬克思對“私有原則戰勝集體原則”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

馬克思對俄國“跳越卡夫丁峽谷”的希望與對歐洲人類學研究成果的理解緊密相關，原始社會的政治模式固然簡單，但基本能滿足人們日常生活的需要，人們既重視個體的發展，又認為對社會整體發展做出努力理所當然，生產關系和諧對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文明國家的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擁有比氏族社會的全部機構加在一起還要大的‘權威’；但是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公有制時代的政治在人們生活之中，私有制時代的政治則置身于人們生活之上或生活之外，后者讓人們感到政治生活的異化，他們要獲得自由與全面發展，必然在摧毀鎖鏈的過程中揚棄一般政治，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

馬克思政治哲學因不同時期關注點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其思想內核并非斷裂的，而是分層展開的藝術整體。“晚年馬克思通過揭示了人的活動得以區別于動物活動的真實歷史過程。為闡明人的感性活動的辯證發展提供了基礎，而不再以所謂‘人的本性’、主觀性作為批判消極勞動和片面交往的基礎，因而人的解放不是所謂的‘回復天性’。而是積極創造人的全面性，使人的活動和交往以人為目的。”以人為目的的交往若能取代異化，即“物象化”得到價值提純，人類解放的現實便不再遙遠，以俄國村社為基礎發展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并非簡單的復古，“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的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這種高級的復活不僅汲取資本主義的經驗，還具有以人為目的的價值根據，對全面性的積極創造是其應有之義。

鑒于血緣社會并非基于生產發展，而是人們的無功利交往，人們自為的力量得到關注，超越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階段，以完善生產關系的方式促進生產力發展是可能的。馬克思看到共產主義的其他實現方式，“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間。”既然如此，具備“歷史所能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的俄國，何必要承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呢?“跳越卡夫丁峽谷”是值得嘗試的選擇，馬克思覺得“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俄國革命的勝利為期不遠，“要是老天爺不特別苛刻我們，我們該能活到這個勝利的日子吧!”

值得提及的是，馬克思政治哲學在對共產主義做人類學層面的經驗論證時，指出西方歷史哲學與唯物史觀的根本差異：“使用一般歷史哲學這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也達不到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是超歷史的。”唯物史觀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萬能鑰匙”，它不是“超歷史的”，而始終在歷史中得到豐富，并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具體環境的變化而調整自身，可以說，這種與實踐偕行的理論生成與對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的追求是馬克思政治哲學最為重要的思想營養，對理解當代社會發展問題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