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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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蒙昧的啟蒙者到感悟的探索者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運用有了“物質武器”。

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然而，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勝利前的俄國，也不同于當時發達的歐洲國家，在中國這種資本主義發展還很微弱，遭受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條件里，如何將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于中國，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一）啟蒙者的蒙昧

陳獨秀早在“五四”運動時期，就認為輸入馬克思主義是為了革命的需要，否則就是“把學說弄成了裝飾品”，因此，他大聲疾呼：我們生在這解放的時代，大家只有努力在實際的解放運動上做功夫，不要多在名詞上說空話。由此可見，陳獨秀從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時就比較注重應用那種可貴的唯物主義態度和求實精神。

1922年，陳獨秀在黨的一大開幕式的講話中也說：“青年人研究馬克思，要防止脫離現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特別是在黨的三大前后，陳獨秀發表文章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處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統治下而不能發展。因此，當前最急需的是進行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國民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陳獨秀的這些觀點，對于幫助黨員提高認識，克服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傾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然而，作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啟蒙者的陳獨秀，盡管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并且提出了“國民革命”這一概念，這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國革命的最初理論成果。但由于對中國國情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認識，脫離了工人農民的斗爭實踐，導致他不能正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分析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制定出符合中國革命的正確戰略策略，以致在大革命時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二）探索者的感悟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那時起，就聚集了一批真正的求真務實的馬克思主義者。積極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思考、實踐著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在黨成立的初期,在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探索者中，首先應該提到的是瞿秋白。

瞿秋白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一貫主張并積極倡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代表人物。瞿秋白1920～1923年間就赴蘇俄系統地了解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并善于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和俄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1925年4月他在《列寧主義概說》這篇文章中對于中國共產黨人正確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結合本國實踐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啟示。

在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以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艱難歷程中，思維最清晰、旗幟最鮮明的就是。

1925年，根據列寧關于民族殖民地的革命理論，科學地分析了當前的時代特征和中國的社會狀況，撰寫了《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在文中明確地指出，在當前的時代條件下，民族資產階級實現自己一個階級統治的國家的企圖，是完全行不通的。他在比較了過去的革命和當時革命的不同歷史背景后認為，兩種革命的性質完全不同”，現時的中國革命不同于以前的了，現在革命的前途是“建設一個革命民眾合作統治的國家”。也是在這個時候，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馬克思主義巨著。文中他依據唯物史觀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地位決定政治態度的基本原理，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及其對待革命的態度作了全面系統而又深人細致的科學分析。

在這篇文章中，自始至終貫穿著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從中國的社會實際出發，而不是從馬克思主義原有的結論出發。為了準確地描繪出這種局面，不僅對中國社會各階級乃至各個不同階級內部的不同階層作了階級分析，而且用運動的、發展變化的觀念分析了各階級對待革命的不同態度，從而，明確闡述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對象、領導者、同盟軍以及如何對待中產階級等一系列政策和策略，為中國新民主義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

關于農民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必須正視和解決的重大問題，這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所擔負的核心任務。為此，撰寫了《中國農民問題》和《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兩篇重要文章，答復了當時黨內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種種責難，他認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由中國的具體國情和農民的實際地位決定的。的結論是：“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

這些探索與研究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石。這一時期關于中國革命的思想既是新民主主義革亨理論發展的邏輯起點，也是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發展的邏輯觀點。

二、跨越教條主義

（一）教條主義的樊籬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進入到了最艱苦的年代，革命形勢轉入低潮，然而中國革命的客觀基礎依然是深厚的，中國仍然需要進行一場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中國革命進入到了中國共產黨獨自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八七”會議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南昌、秋收、廣州等起義，積極開展武裝斗爭。然而，這時以瞿秋白為主要負責人的中共中央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不顧主客觀條件，盲目地認為黨應當匯合各種暴動發展成為總暴動，出現了“左”傾盲動的情緒。

這些錯誤的判斷，不僅違背了中國的資產階級分類的實際，而且也違背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的歷史實際，均表明了瞿秋白在理論上并未搞清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至社會主義革命如何轉變的問題，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與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聯系與區別問題。正是這種指導思想上的錯誤，直接影響了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的戰略策略思想。瞿秋白作為繼陳獨秀之后的黨的主要領導人，雖然有較為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但由于缺乏用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的認識工具，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進行系統的觀察和研究，從而對中國革命的復雜性和特殊性認識不夠，以致犯了“左”傾盲動的錯誤。

（二）自由王國的跨越

為了解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這一從未觸及過的重大科學問題，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智慧沖破了教條主義的樊籬和障礙，向著自由王國的彼岸跨越。

秋收起義后，于1927年率領黨領導下的第一支工農武裝向井岡山進軍，不但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而且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時總結井岡山的經驗教訓，在理論上把這一實踐概括為“工農武裝割據"。并于1928年1O月發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論文。回答了當時革命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共產黨能不能在農村站住腳。文章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斗爭形勢及主客觀條件，指出小塊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文章從理論高度提出以農村為中心，要求黨把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從而標志著不同于“城市中心論”的新的戰略思想——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初步形成。

事實證明，提出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論，就是反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和蘇聯的經驗神圣化，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中國情況出發的勇于創新的產物。鮮明地提出“反對本本主義"和“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口號，表明以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自覺地思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體現著一種深邃的理論思維的覺醒。

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這一系列哲學思想的提出，不僅有力地抵制了流行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錯誤傾向，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煥發了人們理論思維方面的創造力，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更加明確地指出了前進的方向。

總之，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既是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深刻反思的必然結論，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本質屬性深刻認識的思想結晶。在他的理論思維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包含了兩個方面的科學含義：一個方面是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既要使馬克思主義“在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又要“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來實現。另一個方面是“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也就是“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論"。就是要把中國革命中的豐富的實際經驗升華為理論，充實、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形成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三、從理想的迷茫到回歸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黨的幼年時期，遭受到了教條主義的嚴重阻礙，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知達到成熟的根本標志。然而，實踐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認知的深化也是曲折的，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全面開始之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經過再次的迷茫后，才又走上了勝利的坦途。

（一）理想的迷茫

隨著中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國共產黨面臨著一個嶄新的歷史課題，那就是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確實是一個嶄新的歷史課題。在當時看來，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向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學習。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顯著特征是：單一的公有制形式，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蘇聯的這種社會主義模式，有利于集中和調動全國的經濟政治力量，特別適應蘇聯當時在迅速發展重工業的需要，為反法西斯戰爭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正是在這種體制下，蘇聯用短短十多年時間走完了資本主義國家用了50年甚至上百年時間才走完的路程。正因為此，提出“以俄為師”。

根據的提議，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其理論和實踐應該說是充滿了正確與錯誤的矛盾。這種嚴重失誤表現在發動“”運動和大辦上面。

“”運動正是貫徹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精神的產物。力主的“"，其初衷是想以超常規的方法發展經濟實力，用各種戰爭經驗處理建設中出現的新問題。如在經濟建設中忽視甚至排斥經濟規律，過分相信人的因素，過分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經濟建設時期忽視法律手段，熱衷于依靠群眾去運動，用發動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種經驗主義的最終結果必然導致不顧客觀條件的主觀主義。

而力主的“化”，則是要用超常規的方式對生產關系進行變革，想通過人為地提高所有制公有化的程度，使中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正是這種理想主義的迷茫導致實際生活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的錯誤嚴重泛濫，國民經濟遭受嚴重的破壞。這種脫離國情、超越階段、盲目的體制變動，大大妨礙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禁錮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活力。

綜觀晚年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陷入困境，從認識論的角度看，歸根結底是他在理論上存在著兩個誤區：一是把歷史唯物主義等同于階級斗爭。歷史唯物主義認為，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的歷史階段相聯系。而在社會主義時期擴大對階級斗爭的錯誤估量，最終釀成了“”十年動亂的災難。

二是在某些方面把空想社會主義當做科學社會主義。試圖尋找一條更快的發展道路，卻每每陷入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空想之中；他試圖馬上消滅貧富差別，卻不得不擱淺在“共同貧窮”的大漠之中；他試圖通過一次次的政治運動來推動社會的大進步，結果卻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念之中。反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風雨歷程，我們可以真切地看到，的探索，不論其成功，還是失誤，都代表著一個時代中華民族的思想水平，都是那個時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歷史命運的真實寫照。它留下的是一份值得我們繼續探索和思考的從中可以吸取深刻經驗和借鑒的思想財富。

（二）理性的回歸

是最早在黨內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而恰恰又是他本人在晚年探索中的失誤，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帶來了又一次危機，使全黨全國全社會深深陷于一種新的教條主義的樊籬之中，思想僵化，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猖獗，從而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了絕境。正是在這種危難時刻，中國政治舞臺上出現了一個偉大的身影，那就是鄧小平。是他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重新拉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而且在新的歷史時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的歷史性飛躍。

在鄧小平看來，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方向，首先就要實事求是，反對本本主義。為了沖破“兩個凡是”這種新教條主義的束縛，為思想正本清源，為全國人民沖破迷信、擺脫僵化、解放思想掃清障礙，為中國社會找出光明的出路，鄧小平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大無畏精神，率先向“兩個凡是”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旗幟鮮明地支持和指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重新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知發生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邏輯起點。在此次會議主報告中，鄧小平闡發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理論觀點，那就是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堅持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才能發展。為此，他極力呼吁全黨來一次思想大解放，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繼續推向前進開辟了更加廣闊的道路，奠定了更加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個偉大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的形成、豐富和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動力。

在世紀之交的重要時期，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高舉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征途中，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知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不但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而且突出地提到要同時代的特征相結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說：“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他在解釋鄧小平理論之所以能夠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時說：“鄧小平理論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光觀察世界，對當今時代特征和總體國際形勢，對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敗，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得失，發達國家發展的趨勢和矛盾，進行正確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學判斷。"

進人21世紀，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動，要求中國共產黨能夠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保障國家的安全和穩定；要求中國共產黨融會一切文化的優秀成果，發展馬克思主義，創造嶄新的文明。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中國共產黨人面對2l世紀的變遷和挑戰，把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認知達到一個新高度的重要標志。2003年7月1日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創造性地運用它們分析當今世界和中國的實際，為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認識和把握社會發展規律，更好地推進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新的理論概括。”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繼承和發展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發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礎上，在借鑒國外發展經驗與適應新時展要求的基礎上，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戰略思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對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發展的重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同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

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新一代領導人用發展的眼光看待馬克思主義，善于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點緊密地結合起來。也只有這樣，才能開辟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天地，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認知上的重大突破。我們堅信，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知上已經有了八十多年的思想積淀，在今后的認知征途上，必將不斷實現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