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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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其研究基礎與研究方法都致力于意識形態問題這一上層建筑，通過揭示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遮蔽性，無論是探索與找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道路，亦或是僅僅尋求與企盼一種理論與學術的慰藉，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衍生出來的問題思路以及運演過程中對問題的實際論述包括物化意識形態、文化工業批判意識形態、科技意識形態、消費意識形態等是我們研究與建構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基礎。

關鍵詞：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概念；旨趣；演繹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對20世紀初以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現狀的認識與研究，包括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分析學派的馬克思主義等各個思潮和流派，構成了完整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進行的重新理解與闡釋，他們試圖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進行解構并對資本主義世界中現實社會人的價值觀進行重建。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樣的，社會政治結構是由社會經濟狀況決定的，而此時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停滯不前，政治變革根本無法實現，“根據以往的所有經驗來看，這是一個由被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結構決定的選擇”，［1］而擺在眼前的現實卻是經濟狀況已經與意識形態發生了斷裂。因此，需要深入挖掘這種斷裂的問題根源，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無論是在時間形式上或者是思維方式上都使之適應社會發展的基本要求，從而尋求人的生存、自由與解放的現實道路。

一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物化意識形態關懷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有著具體的時代背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紛紛走上了工業革命的道路，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逐步發展成為工業化國家與現代化國家，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致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固有矛盾和社會危機致使歐洲爆發了一次又一次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但彼得的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并未按馬克思最初所設想的在經濟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卻首先在經濟落后的俄國獲得成功，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無產階級革命在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潮流中紛紛展開，德國、匈牙利、奧地利等地的無產階級效法十月革命進行起義卻屢遭失敗。歐洲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歷史事實證明了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武裝起義與暴力革命已經不能作為在歐洲奪取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途徑，在這樣的實踐背景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條件雖然已經成熟但是實際上卻事與愿違，那么無產階級革命應該尋求怎樣的出路、走什么樣的道路成為了一個現實難題擺在馬克思主義革命者與理論家的面前，這也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馬克思主義者直接面對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當時的無產階級聯盟第二國際中流行的思潮是所謂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以伯恩斯坦為代表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宣揚用新康德主義的修正主義道路使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第二國際的庸俗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機械化、實證化、庸俗化，并且崇尚用科學方法，即典型的實證主義方法分析社會問題，闡釋無產階級革命理論。這就是他們物化思想根源，以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為代表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在總結革命失敗原因與經驗的基礎上，認為歐洲各國與俄國國情是具有本質差別的，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歸根結底是由于所謂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地接受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而忽略具體的歷史現實的結果。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可以歸結為實踐與理論兩方面的因素。實踐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無產階級革命屢遭失敗，理論原因是第二國際走上錯誤的庸俗馬克思主義道路。這兩大原因直接促使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等人反思和總結社會實踐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原因，并進一步促使他們重新去思考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要求。盧卡奇認為想要獲得革命的勝利就要建立無產階級階級意識，擺脫資本主義社會普遍的物化命運；而葛蘭西認為想要獲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就是要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也即文化領導權。當時的第二國際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已經進入了資產階級物化的困境中，并為資產階級社會進行辯護。韋伯的合理化思想與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為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物化理論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基礎。1．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進入一個商品形式普遍存在的世界，盧卡奇從商品結構的本質出發去分析物化現象，商品形式規定著當下資本主義社會最根本的質的規定性也就是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并且成為現實中決定性的形式主導著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而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必然帶來物化，物化的實質是人與人的關系變成物與物的關系，獲得物的性質失去了人的本質所具有的社會含義。2．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商品由客體轉變為主體，而作為主體的人反而成為客體的物而存在導致人與人關系的物化，這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與現資本主義社會之間最為本質性的差別。“商品結構的本質已被多次強調指出過。它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獲得物的性質，并從而獲得一種‘幽靈般的對象性’，這種對象性以其嚴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蓋著它的基本本質、即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所有痕跡。”［2］商品形式的普遍性是主導現在社會整體的商品的結構形式，而多種多樣的商品或者說產品再或者說勞動產品在本質上根本的不同被磨滅而被歸結為具有形式相同性的商品必然會帶來物化現象，盧卡奇鮮明的指出商品形式的普遍性使得人作為物的命運在當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事實看起來是自律的、合理的，并且自覺地成為一種與人相對立的客觀存在控制著人的命運。盧卡奇論物化現象的另一個層次就是他非常具體深入地探討抽象勞動范疇，抽象勞動何以成為關于當下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定性范疇，資本主義社會工業文明的發展導致勞動分工越來越明確，勞動過程在機器主導下機械化，勞動對象的專門化，導致勞動過程本身越發機械化和定額化。根據韋伯的合理化思想，盧卡奇提出勞動根據這樣的原則來起作用：“根據計算、即可計算性來加以調節的合理化原則。”［2］勞動在此時已經變為根據可計算、可量化的過程，安排在生產過程中所展開的人與人的關系在勞動對象的層次上不能夠被計算的要被剔除掉，在勞動過程中將每一部分精確地分解并計算，最后達到無差別的各個局部組成的整體。勞動喪失有機性和自主性，并不是人作為勞動主體去支配和控制勞動對象、勞動過程，而是勞動對象的相同性與勞動過程的相同性使人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失去主體地位淪為只有抽象的、形式的規定性的物，服從客觀的自律的規律成為勞動過程中一般的存在因素，落實在工人的實際的生活當中意味著工人在這個過程中聽從物的內在的安排。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這樣描述勞動異化理論，隨著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合理化與社會必要勞動過程的機械化，工人在社會勞動中越來越失去主體性，轉化為一種被機械與理性操控的人，失去了自我的意志。那么從抽象勞動范疇進入到現代社會生活與政治領域，物化不僅僅是工人的命運，更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普遍的命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實際生存處境就是完全的自我規定著的理性的商品過程、自動的合規律的過程導致了意識的物化。盧卡奇認為想要拯救現代政治危機就要擺脫普遍的物化命運。盧卡奇在他的物化理論中生發出他對于物化現象中物化意識這個關鍵性要素與環節。雖然物化意識來源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品形式的規定性，具有物的性質的人與人的關系被看作是自律的合理的，但是這樣具有直接規定性特征的物化意識參與并塑造著整個物化現象，只有作為對物化意識自覺的主體的無產階級認清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虛偽與蒙蔽，才能真正的脫離被物化的現狀。如何恢復真正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從而從物化意識的牢籠束縛中擺脫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的物化命運，就要牢牢把握住馬克思主義哲學以總體性范疇為核心的辯證法。盧卡奇認為德國古典哲學是一種停留在直觀水平的物化意識，僅僅是對生活表象的一種解釋，而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古典哲學的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在于馬克思的辯證法既是承接于黑格爾的又是不同于黑格爾的，黑格爾要解決的是單純哲學領域之內的問題，而馬克思將哲學轉移到生活中，辯證法是要認識現實并解決生活當中的問題，解決客觀現實的問題，具有歷史性與現實性。在《什么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當中，盧卡奇強調的是一種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方法論，盧卡奇認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總體性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而這個實踐就是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只有揭露資產階級階級意識的虛偽性，揭露資本主義沿著合理化道路走下去的總體必然會導致非理性的災難，無產階級才能在斗爭中超越資產階級意識控制的物化樊籬取得革命的勝利。盧卡奇明確指出無產階級作為歷史的自覺地主體，必須形成無產階級階級意識才能真正成為創造歷史的主體，而整個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就是經由中介從直接現實性上升為客觀現實性的過程。“總體的范疇決不是把它的各個環節歸結為無差別的統一性、同一性。”［2］放在工人勞動與生產的命運上就是蘊含在工人的勞動時間及勞動過程的量的規定性的質變的實現，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是被物化的量，組織起來的工人變成有著對量的規定性的限制和制約，就是勞動對象商品結構本身的改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原有的直接現實的哲學方法論不可能解決當下社會中存在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核心就是要實現從個體意識向階級意識的轉變和跨越，階級意識是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總體的自我認識，工人的革命意識被物化，只有重新通過恢復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方法使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具有了總體性轉變成一種自我意識，通過總體來認識自我才能突破物化意識的影響，改變對象與我們、客體與主體相分離的社會現實，只有在歷史的總體中把握人在社會歷史過程中主體與客體的辯證統一在無產階級階級意識中實現主體與客體的真正統一才能改變人的物化的命運、才能恢復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并得到徹底的解放。兩次世界大戰之后，盧卡奇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期待的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愿景已經在歐洲徹底消失了，對歐洲未來走向與命運的探討轉向學術領域，法蘭克福學派的領導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下定決心要挖掘更深層次的原因來破除盧卡奇所構造的資本主義物化牢籠。

二法蘭克福學派指向文化工業意識形態理論

20世紀30年代時期，1929－1933年經濟危機的爆發，致使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為代表人物的法蘭克福學派開始思考無產階級革命該何去何從，無產階級階級實力的消退、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喪失、無產階級處于資本主義文化工業意識形態控制下無法脫身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輔助工具就是以文化工業為外衣的科學技術、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對于人的社會心理的控制和欺騙，認為資本主義統治形式從外在的政治統治轉向內在的文化心理統治的轉變是由意識形態的控制實施手段而實現的，科學技術和大眾文化成為一種維護不合理和非理性社會統治的意識形態工具。在意識形態的、文化的、技術的資本主義共同作用下，人們在進行文化產品的大眾化過程中喪失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性、斗爭性與反抗性。法蘭克福學派有著復雜多樣的理論來源，當時西方政治哲學的繁榮為其帶來了豐富的思想資源，但它的社會批判理論是直接傳承和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法蘭克福學派與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本人的早期哲學維度具有一定的內在關聯性。法蘭克福學派繼承了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革命的思想，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基于社會現實的理論因此應該稱為一種政治哲學，他們試圖對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維度進行重建，以文化工業批判為中心建立其多維度的意識形態研究。法蘭克福學派在啟蒙精神與工具理性的基礎上直接揭示了文化工業意識形態的實質，工具理性是他們社會批判理論中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論斷，更是他們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維度的關鍵步驟。他們認為一切意識形態的普遍特質是虛偽性與欺騙性，是為維護統治階級利益而虛構的，試圖揭示出發達工業社會的統治實質，認為資本主義的統治已經從傳統的政治經濟統治轉變為文化心理統治，意識形態成為發達工業社會普遍異化的文化因素，通過各種文化形式的潛移默化成為維護統治的主要力量。在《啟蒙辯證法》當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把啟蒙看作是人類自我毀滅的過程，“人們從自然中想學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統治自然和他者。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啟蒙根本就不顧及自身，他抹除了其自我意識的一切痕跡。這種唯一能夠打破神話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給摧毀了。”［3］在啟蒙運動中作為社會主體的人不斷地追求進步、追求超越，開始利用自然和統治自然從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啟蒙的目的就是使人們擺脫恐懼與未知并開始認知和改造世界，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人又要從中自我控制、壓制本性，將客觀世界完全的理性化、同一化。但是這種理性的同一最終變成了主體與客體的同一、自然與社會的同一，世間萬物全部變成了抽象的同一性，世界的外在表現似乎是具有規范性與合理性但卻深深陷入了到一種失去自我，失去主體性的身不由己的可怕的物化之中。“面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普遍的物化困境，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是矛盾的，他們的社會批判理論自身的特點決定了他們在物化問題上的決不妥協的態度；拯救人類的烏托邦情懷又使他們努力尋求物化的出路。”［4］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意識形態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形成的，一方面他們否定了盧卡奇的物化理論與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已經不適應社會歷史潮流，另一方面他們把盧卡奇的物化理論運用到人類思想領域和文化工業領域，又重新結合韋伯的合理化思想形成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盧卡奇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論是客觀還是主觀上都存在著物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將這種物化轉換成為人類社會主觀與客觀的同一性從而形成工具理性機制，根據工具理性理論，人類為了壓迫和統治自然和他人必須先要學會壓迫自己，在歷史現實的階級社會中，人的自我的同一性是建立在對他人的統治的基礎上的，物化的根源在于人根深蒂固的對人和對物的控制，工具理性使得“對內部和外部的控制成為聲明的終極目標。”［5］工業革命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而工具理性利用科技與文化控制人類，這樣的工具理性迫使自然為人類服務，科技的作用愈發的明顯最終演變成為科技控制人、控制生產、控制時間、控制國家組織機構，科技變成意識形態統治人們的社會實踐與生活世界。哈貝馬斯之前的法蘭克福學派例如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大多數都將自己的社會批判理論建立在文化工業的基礎上，從哈貝馬斯開始，法蘭克福學派從以文化工業視角入手轉為了以科學技術視角入手的意識形態社會批判理論。早期法蘭克福學派分散的、并不系統的科技意識形態的觀點上哈貝馬斯系統地去闡發了科技意識形態。哈貝馬斯明確指出在發達工業社會，科學技術已經上升成了第一位的生產力，科技的另一個屬性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為統治提供合法性的異化力量：“因為現在，第一位的生產力———國家掌管著的科技進步本身———已經成了統治的合法性的基礎。”［6］哈貝馬斯認為他所在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新的時代條件下產生了新變化的這個社會，科學技術已經深入的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并引發了社會結構、社會功能以及大眾心理等諸多方面的變化，科技的進步使科技已經在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為一種隱形意識形態而并非是政治意識形態存在并作用著，科技也為當下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礎。20世紀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家加強了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系日益密切，這種時代背景下原有的政治統治基礎已經被破壞，科技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合法性基礎或者說非強制性的政治統治形式即社會歷史的總體性原則，這種總體性原則使人們按照原則所規定的規則即所謂的合理性行為規范調節著自我以達到控制社會的目的，科技意識形態的欺騙性、隱蔽性和滲透性隱藏在現在資本主義合理性背后。

三阿爾都塞關于哲學與科學的辯論

20世紀50－60年代，戰后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做出了科學主義的解讀。阿爾都塞在反對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解釋的基礎上運用了結構主義方法對馬克思主義做出一種科學的解釋。事實上，阿爾都塞本人希望將自己的意識形態理論與結構主義意識形態區別開來，“雖然如此，我們使用的術語同‘結構主義’的術語在許多方面仍然十分相近，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含混不清的情況”［7］。但他的意識形態理論具有明確的結構主義方法論的色彩，因此人們普遍地將其看作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解釋。阿爾都塞在1967年《為科學家家的哲學課》中提出了下面的論斷。1．我們要來澄清一下哲學與科學的基本概念，哲學陳述的是一些說教的和獨斷的命題，說教的命題證明教學性的闡述、獨斷的命題則是以論點形式出現的，因此哲學命題本身是個論點。科學是指能夠接受科學意義上的證明或驗證、具有能夠在實驗科學中被證明或驗證的對象的命題。所以哲學不同于科學，哲學命題特有的、獨特的形態使之與科學命題區別開來。2．哲學并沒有一個實在研究對象，哲學僅僅陳述論點，但哲學為科學提供解決難題的正確立場與哲學方法；而科學是有明確的研究對象的。3．“哲學的首要功能是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意識形態的東西和科學方面的科學的東西這兩者之間劃清界限。”［8］在這里，哲學的雙重關系體現在與科學的關系以及與實踐的意識形態的關系，劃清界限必須分清三個方面的關系，精確科學之間的關系、精確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關系、文科之間的關系。精確科學之間存在著應用與構成關系，這樣的關系并沒有受到來自外來哲學的干預，完全內在的順從科學的思考；而精確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關系雖然在形式上相似于應用與構成，但哲學成為人文科學外在的干預了它們的關系結構，而哲學的外在干預造成了科學意識形態與哲學意識形態的區別；而文科之間的關系形成一種此消彼長的態勢，文科提供了文化，而“文化是既定社會中的精英大眾意識形態，不是真正的群眾意識形態，而是統治階級直接或間接地通過教育或其它手段試圖向他們所統治的群眾反復灌輸的意識形態，并且這種灌輸是以歧視為基礎的。”［8］因此，文化作為意識形態通過對行為方式的規范所實施的“文化”意義在各種實踐中占有統治地位。“不存在什么純知識的講授，除非這種知識同時也是一種本領———即對于懂得如何在這種知識及其理論與社會功能的關系中去行動的定義”。［8］本領是由知識分子所掌握的，知識分子形成關于實踐的自發的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是來源于現實社會生活中站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體系，反之，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體系操控著文化意識形態、實踐意識形態以及政治意識形態。4．哲學分辨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劃清界限行為歸根到底是要生產出新的哲學問題，目的是陳述一種正確的論點，作為結果的論點又一次開始劃清界限，再這樣的循環反復中，哲學在不斷的前進。在理論上，這條界線明確揭示了什么是哲學問題，在時間上，最終把科學的東西與意識形態的東西劃分開來。阿爾都塞通過哲學與科學的辯論，明確地斷言科學不是意識形態，從概念、對象、功能以及結果上看意識形態與科學是根本對立的，“意識形態這種實踐的要求會壓倒人們對自己的實踐進行合理的理性分析的科學要求，從而使自身在本質上不同于科學”［6］。意識形態的實踐功能就是指意識形態始終對人的實踐與人的生存具有支配作用，與人類的價值指向與利益訴求密切相關，也因此反駁了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潮中將科學等同于意識形態的科技意識形態觀點。

四消費時代轉向消費意識形態問題的關注

20世紀70年代之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工業革命帶來的科技飛速發展、經濟穩步增長、物質資料極大豐富使人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結構隨之發生改變。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西方社會從傳統的以生產為主導的社會結構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社會結構。傳統意義上的消費是在經濟結構中與生產、分配、交換并列的環節，而消費的意義在此時已發生了改變，商品的豐富多彩使得消費開始主宰著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思想行為，“第一，消費成為人們廉潔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的連接點，也成為資本與日常生活實踐相結合的重要領域。第二，消費直接影響社會分層結構，人們通過不斷省級的商品消費，重新調整社會關系和進行社會關系的再生產。第三，新的消費模式引起社會精神氣質的轉變。對商品的無止境的追求，導致了消費主義倫理的盛行，它強調花銷和占有，不斷破壞著強調節約儉樸、自我約束的傳統價值體系。”［9］鮑德里亞稱之為“消費時代”的到來，這便是消費意識形態的現實根源。鮑德里亞早期的消費意識形態思想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生產理論與意識形態理論，又吸收了結構主義符號學理論，從新的政治經濟學角度出發闡述了他的消費理論與符號政治經濟學理論。鮑德里亞繼承與發展了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與異化思想以及盧卡奇的物化理論等，形成了自己對現代社會的意識形態在消費社會中具有怎樣的表現和變成怎樣的結果的全面系統的關于消費意識形態的一套消費社會理論體系。而弗洛姆也關注到現代社會越來越嚴重的消費異化現象，他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的性格結構論，從心理機制和性格研究的角度入手深入分析了發達工業社會中處于心理異化和消費異化結構中人的行為、心理和存在方式，他認為異化主要存在于人的精神和心理領域，已經深入和內化到人的個體意識和社會性格中，不僅如此，在這種消費階段人與人的關系也由于消費中同質性的商品交換變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獨有的利益交換失去了人本身的價值，不再是單獨的個體，而跟商品一樣人也變為同質性的，人與人的交往是空洞的、無意義的。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研究進入消費意識形態的研究。消費意識形態深化與拓展了消費理論，繼承與發展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理論與異化理論、盧卡奇的物化理論，也進一步推動與繁榮了符號學理論。鮑德里亞關注到了當代西方社會結構發生的新變化，對當代消費社會中的消費意識形態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開創了消費意識形態研究的新視角。他關注到當今時代的西方社會結構與基本運轉機制已經不同于馬克思所屬的時代，這個階段已經從生產社會轉變為消費社會，從生產決定消費轉變為消費決定生產的階段，消費關系代替生產關系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首先，消費失去了傳統意義，消費淪為符號象征的文化現象即意識形態現象，在消費文化中，商品被消費、文化產品被消費、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被消費；其次，消費整體包括消費主體、消費需求、消費對象形成符號系統，符號王國對消費的支配和控制使人的需要和欲望只是一種偽造的他人的欲望并被塑造成是自身的本真欲望。鮑德里亞認為，消費已經在現代社會中變為一種意識形態并以符號編碼的形式深入到人們的思維與觀念中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最有效的有段，符號實現了對消費社會的控制、實現了對消費社會中主體或無意識主體的控制。消費意識形態已經深入到人們的潛意識或無意識當中，這種意識形態是一種更隱蔽的意識形態的運作方式，滲入到人們的內在使人們沉浸在自以為是的滿足與享受中而不自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進入了更深層次的操控。鮑德里亞運用符號邏輯學對消費意識形態與消費社會進行了解碼，表現出在現代社會中意識形態研究的新視角，但是他無法跳脫符號危機，他的消費理論與符號理論由于忽視與歷史實踐相結合的現實原因，理論本身也變成一種符號的形式控制著它自身，因此最終沒能走出符號的困境。弗洛姆認為根據弗洛伊德的性格學說，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個人性格和社會性格，“一個社會中絕大多數成員多具有的基本性格結構，它不同于一個社會中不同成員所具有的個體性格。”［10］弗洛姆認為一個人的個人性格和社會性格具有著較大差異，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文化造成了一個人的社會性格，在消費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以消費商品和占有商品來展示自我，處于這樣的社會人的需求被社會性格所影響，在消費過程中人的審美、感覺、情感、判斷等都要參與到消費這個行為和活動中來，但是這種需求不是人們真正的物質需求，這是一種意識形態控制下的虛假需求，不斷去消費和占有的意識被標準化，實質上是物占有人代替人占有物的消費變成了唯一的生活方式，沒有了個人的意愿和欲望。弗洛姆從性格異化入手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現象與行為進行了理解與分析，他認為正常的消費應該是理性的、有意義的，是為了真正的幸福去消費，而現在的消費已經完全異化，所謂的幸福只是被意識形態控制下虛假的幸福，弗洛姆提出要建立一個“健全的社會”要在性格和心理層面去找尋異化的根源。因此，弗洛姆最終也困在消費異化的囹圄之中，拋棄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忽略了社會現實中的政治與經濟因素，最終他的健全的社會只能是幻想中的烏托邦。

五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展示出的人文關懷

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概念演繹與與發展的過程經歷了從物化意識形態到工業文化意識形態到20世紀70年代后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對信息現代化與消費主義的盲目崇拜中消費意識形態和符號意識形態研究的發展。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工業文明的發展，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強調的意識形態的無產階級革命并未實現，法蘭克福學派在繼承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物化意識形態的基礎上自然的轉向發展成為一種對工業意識形態和文化意識形態的社會批判理論，并以對文化與科技的批判作為自己的中心議題。法蘭克福學派后期，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轉向對意識形態的合理性與合法化問題的研究，科技成為意識形態的一種形式在社會生活領域的突出表現就是技術理性開始全面地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中，除非形成普遍的主體間的交往理性才能逐步解決技術理性帶來的現代性社會文化困境。至此，傳統意義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形態的認識與研究的論述已經完結，20世紀70年代之后鮑德里亞深化和發展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意識形態與科技意識形態和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引申為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消費現象以及符號語言控制的揭示與闡述。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消費理論演進過程中，從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開始，通過盧卡奇、霍克海默、馬爾庫塞、弗洛姆、列斐伏爾的理論發展，最后到鮑德里亞，已經形成了一個對現代社會中物、商品、消費的全面系統的消費社會理論與符號政治經濟學理論。鮑德里亞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已然進入了消費社會階段，已經脫離了馬克思意義上的生產社會變為消費關系在經濟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消費主體淪為消費這一行為的一個符號象征。從某種程度上講，消費社會是一個完全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系統，是建立在新的符號與象征交換的基礎上，深刻地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所產生的新的物化和異化。

作者:常晨晨 單位: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