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及當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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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隨著全球工業化水平的快速提升，現代工業發展的負效應也開始進一步顯現，資源匱竭、環境惡化等生態失衡形勢日趨嚴峻，成為危及區域乃至世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在此情況下，西方社會掀起了一場旨在化解生態困境的綠色保護運動，越來越多的學者投入到生態學問題研究中。由此誕生了以生態保護為主要關切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Marxism），涌現出了大批見解獨到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作品。其中，奧康納所著的《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以下簡稱《自然的理由》）被視為代表當代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最高水平的著作之一。在《自然的理由》中，他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和生產條件矛盾進行了批判性揭示，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與生態危機新形態及其本質進行了全方位剖析。他對東西方生態危機的論述進一步激發了當代生態批判思潮的活力，從而使得“‘全球環境危機’的觀念深深地扎根在大多數文化人的心目中”[1](p214)。他的思想有助于我們把握資本主義變化的新特征及其本質，有助于我們認識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趨勢及其命運，同時也有助于我們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律性認識。對其觀點，我們要進行實事求是地辯證考量，做到所強調的，“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新成果，我們要密切關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鑒別，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態度，也不能搞全盤照搬。同時，我們要堅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

一、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精髓

作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奧康納在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深入理解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特色鮮明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概括而言，奧康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主要體現在其“理論空場”命題、歷史唯物主義生態學重構主張、資本主義雙重矛盾危機理論和生態學社會主義設想中。（一）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生態感受性”的缺失。提出“理論空場”命題在充分肯定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可信度”及其“理論和實踐上的洞察力”之前提下，奧康納提出，“馬克思的觀點中的確不包含把自然界不僅指認為生產力，而且指認為終極目的的所謂生態社會的思想”[1](p4)。在奧康納的眼里，盡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曾論證過自然過程對生產活動的影響，但是他們卻遺忘或疏略了本該高度重視的生態倫理和對人類活動影響巨大的自然界的“自主運作性”等問題。而且他認為，這種“豐富的生態感受性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缺失，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闡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歷史唯物主義事實上只給自然系統保留了極少的理論空間，而把主要的內容放在了人類系統上面”[1](p6-7)。因此，奧康納提出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著“理論空場”（Silenc⁃es）。奧康納主要從兩個方面論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空場”，即他所說的“歷史唯物主義在兩個重大方面是有缺陷的”[1](p436)。一方面，奧康納認為，受理性主義自然觀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中關于經濟系統的傳統觀念過多地重視其物質性和技術性，而忽略了隱藏于其社會性背后的特定的文化規范和價值觀。因為生產關系不僅受經濟規律等客觀性因素的影響，而且還受文化價值理念等主觀性因素的影響，生產關系在其社會本質上是具有文化內涵的，而馬克思恩格斯卻“沒有充分關注到這一點”。另一方面，奧康納提出，“傳統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力的傳統觀念還輕視或忽視了另一個事實，即這些生產力既具有社會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1](p436)。在奧康納看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焦點主要是社會化了的人類物質生活，它強調更多的是自然界的人化問題，而忽略了人類歷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發展等自然生態系統問題；強調的是人類活動對自然界的能動的改造性，即人化甚至是異化了的自然，而忽略了自然界對人類活動的客觀的制約性；強調的是“勞動力供應的條件，而不是一般性的、外在的自然生態的生產條件”[1](p235)，使得本該在歷史唯物主義中占據重要位置的自然生態生產條件的作用沒有得到應有的理論關切或被置于邊緣位置。因此，奧康納認為，盡管歷史唯物主義具備一些生態學理論的潛質，但其理論體系仍然存在著不容忽視的“生態學空場”。通過對“理論空場”進行分析論證，奧康納提出，“生態科學的出現以及各種各樣的生態性斗爭的事實，已經說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內涵的革新與發展是一個必然的趨勢”[1](p8)，奧康納由此提出，“對歷史唯物主義觀念進行修訂是很有必要的”，從而為其歷史唯物主義生態學重構主張奠定了一種認識論基礎。（二）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空場”命題提出。歷史唯物主義生態學重構主張奧康納認為，“雖然當今世界經濟正凸顯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闡述的那種模式”[1](p1)，但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中關于生態經濟學問題的“樸素遺產”已不再適應社會轉型時期資本和生態沖突日趨嚴重的新局勢。因此，要想提升歷史唯物主義對當下生態問題的理論闡釋力，就必須要對歷史唯物主義中的某些觀念進行“修訂”，將自然和文化范疇更全面地納入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視域中去以賦予歷史唯物主義以其應有的生態和文化維度，進而實現他所設想的那種“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具體來說，一是在考察生產實踐活動時，不能僅關注其經濟價值實現程度，還要關注其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影響和破壞程度，即是說要將其置于自然生態系統的大背景下加以認識分析；二是在考察人類社會勞動時，不能僅關注其技術能動性，還要關注其文化價值性，即是說要將其置于歷史文化系統的大背景下加以認識分析。奧康納還強調，在將自然和文化范疇引入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社會勞動對自然和文化的影響和作用。在奧康納的理論體系中，自然、文化和社會勞動三者之間內含著對立統一的邏輯關系。其一，自然和社會勞動是對立統一的。自然是社會勞動的基礎和對象，勞動是自然和人類社會的紐帶，勞動價值的實現要以遵循自然界的客觀規律為前提，自然界反過來也會受到社會勞動的影響，隨著勞動工具的改進、勞動范圍的擴大和勞動者技能的提升等，自然界的面貌和形式會被不斷改造。其二，文化和社會勞動是對立統一的。社會勞動既是改造外在世界的物質生產實踐，又是受制于價值規范的社會文化實踐。因此它不僅要遵循價值規律等客觀經濟規律，還要遵循一定的社會文化和價值規范；反之，勞動的形式對文化規范的形式和文化實踐的內容也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其三，自然和文化是對立統一的。自人類出現以來，自然的發展就從未擺脫過人類文明的影響，反之，每一時代人類文化的發展也都帶有同時代自然環境的印記，兩者借由社會勞動這一中介而產生源源不斷的聯系。在奧康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視域中，正是因為自然、文化和社會勞動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交互作用，歷史才得以不斷變遷和發展。沿著這樣的分析路徑，奧康納提出了一種不同于以往理論家們提出的方法論范式，也成為他全部理論體系的批判根基，即以社會勞動為核心，同時突出社會勞動的自然性和文化性，以此建構起自然、文化、社會勞動三位一體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逐步達到重構歷史唯物主義的目的?；谶@一全新的方法論范式，奧康納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批判，并在批判中逐步澄明了自己的生態學社會主義價值理想。（三）基于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變化和生態危機的加重提出雙重矛盾危機理論。奧康納認為，“馬克思始終沒有發展出如下的觀念：資本主義的矛盾有可能會導致一種在危機及社會轉型問題上的‘生態學’理論”[1](p275)。同樣，馬克思本人及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者也“沒有發展出一種解釋由危機所導致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方面的變化”的理論，這一理論維度的缺失使得傳統馬克思主義無法充分解釋此后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及其導致的劃時代生態危機。為此，奧康納著重以生產條件（ProductionConditions）為核心范疇，以三者之間的矛盾關系為理論出發點，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矛盾與危機理論進行“時代化”發展，從而得出“有兩種而不是一種類型的矛盾和危機內在于資本主義之中”[1](p275)。奧康納理論中的資本主義的第一重矛盾就是馬克思曾著重論述過的內在于資本主義體制的價值與剩余價值的生產與實現之間的矛盾。奧康納認為，資本的擴張必然會導致生產的擴大和更多勞動價值的產出，然而在社會需求疲軟甚至是減少的情況下，資本真正獲得的利潤會隨之下降，其預期的剩余價值自然也就無法實現，價值和剩余價值在實現程度上的不平衡、不對稱終會導致“資本總體的再生產與積累的中斷和停止”[1](p285)，即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經濟蕭條和滯漲危機。在奧康納看來，第一重矛盾的根本問題是出在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實現環節而不是生產環節，因此奧康納將第一重矛盾引發的危機定義為一種“實現性危機”。奧康納理論中的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也就是他本人著重論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在奧康納看來，第二重矛盾的根本問題是出在價值和剩余價值的生產而非實現環節，因此奧康納將第二重矛盾引發的危機定義為一種“流動性危機”。奧康納認為，“出現第二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從經濟的維度對勞動力、城市的基礎設施和空間，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環境的自我摧殘性的利用和使用”[1](p284)。其一，資本的逐利本性使得資本必然地呈現出無限的擴張性，然而生產條件（水、能源、土壤等維持生產所必需的自然資源）卻是有限的，它無法隨資本的擴張而擴張相反會一直不斷減少。資本無限擴張邏輯下不斷擴大的社會生產對自然生產條件的“再生產能力”①具有巨大的損害性，就像奧康納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以非常復雜的自然或生態系統為基礎，對整個生態系統都會產生破壞性的作用”[1](p196)。其二，隨著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發達國家和地區與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在“新全球經濟”這一統一體中被結合起來，發達國家和地區在資本的驅使下往往會將生態破壞性強和生產條件需求高的產業轉移至欠發達國家和地區，隨之也會將生態問題一并轉移過去。奧康納將其概括為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積累中不平衡和聯合的發展所導致的生態危機的區域化甚至全球化。生態危機的最終結果不僅會導致以增加利潤為目的的對生產條件的重組，而且還會引發生產條件的再生產等社會關系方面的變化。因此奧康納說，“生態危機和經濟危機不僅是資本主義的一個調整時期，它潛在地也是社會轉型的一個契機”[1](p331)?？偠灾?，奧康納認為，資本的擴張勢必會伴隨著對自然生產條件的破壞，這是由資本主義的體制性特色決定的。經濟問題與生態問題通常都不是單獨出現的，它們互為因果又相伴相生。經濟危機必定會直接或間接地導致某種類型的生態問題，而由生態危機所引發的環境、勞工運動等社會運動又會使經濟問題進一步惡化。奧康納將其稱為一種“在生產、市場關系、社會運動及政治的維度上——存在于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的趨勢和傾向性之間的相互決定的關系”[1](p294)。此外，奧康納還提出，“有許多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生態危機’既是一種科學的闡釋，在更大的程度上又是一個政治的和意識形態性的范疇”[1](p218)。因此，生態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出現往往又會引起民眾政治上的反抗，由此引發政治方面的危機。危機背后或明或暗的利益沖突、經濟與政治的斗爭沖突又會成為下一輪連鎖危機的助推器，如此循環往復，使得資本主義在結構性危機的深淵中越陷越深且無法自拔。圖1：奧康納雙重危機結構圖（四）基于“生產性正義”的理想訴求提出生態學社會主義設想。奧康納認為，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它生產的非正義性和對生態的破壞性，這就注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從源頭上解決其內生的雙重矛盾，而雙重危機的交叉顯現又會進一步加深資本主義內部盤根錯節的矛盾，最終引發更多的連鎖危機問題，因此奧康納提出“資本主義在生態上是不可持續的”[1](p378)。同樣，奧康納在考察過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后也提出，雖然傳統社會主義不具有資本主義那樣嚴重的生態危害性，但由于其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全面的工業化發展路徑，加上“他們早已把自己融入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市場中去了”[1](p409)，因此，他們的生產同樣具有非正義性。在對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的非正義性生產進行思考后，奧康納提出了他理想中的正義社會訴求——“正義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產性正義；而生產性正義的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生態學社會主義”[1](p538)。因此，要建立以生產性正義為旨歸、以對生產條件的強調和重建為核心內容的生態學社會主義，從而使其與自然的可持續性相適應。在奧康納看來，社會主義和生態學是互相需要的。一方面，社會主義需要生態學在場，因為生態學能“使社會生產力變得清晰起來，并終止對地球的毀壞和解構”[3]；另一方面，生態學也需要社會主義制度在場，因為社會主義能“使生產的社會關系變得清晰起來，終結市場的統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結束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1](p439)，而如果“僅憑他們本身是不可能同時有效應對全球資本主義在經濟和生態維度上的破壞性特征的”[1](p434-435)。因此，生態學社會主義要揚棄社會主義和生態學之間的矛盾，進而實現一種社會主義和生態學聯姻條件下的生態學社會主義。關于生態學社會主義的建構途徑，奧康納提出了以下主張：其一，經濟方面，構建能夠使消極外化物最少化、積極外化物最大化、需求最小化、內外貿易民主化的生產性正義，摒棄“在高度社會化生產的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實現”[1](p538)的分配性正義。要突出勞動和貨幣自身的使用價值而非交換價值，要按照人類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為生產導向而不是僅僅追求利潤最大化，還要對生產條件進行理性保護，對資源消耗進行合理控制。最重要的是確立“保護第一”（PreservationFirst）的生態理念，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生產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其二，政治方面，對非正義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權力關系進行批判變革，克服地方主義和中心論，“將民主的內涵置于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國家的民主形式或程序之中去”[1](p491)，將國家置于社會的民主化組織之下進而實現更高程度的民主化、大眾化和“國際主義”。在奧康納看來，“唯一也許可以很好地協調好生態問題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這兩個方面之間關系的政治形式，應是這樣一種民主國家：在這種國家中，社會勞動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組織起來的”[1](p439)。其三，突破綠色運動以往的地方性、宗派性和“路線主義”，發展一種國際性視角、批判性和革命性戰略戰術，將全世界的各種地方性團體和社會運動人士聯合并強化起來，建立起“第五國際”，最終組織起一種“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動”，進而實現“一種新的民主的、生態合理的、并且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公平的生活方式”[1](p476)。奧康納對生態學社會主義的愿景看似是美好的，而且他關于“生產性正義”的構想也并非全無可取性。但究其實質，他理論藍圖中的生態學社會主義并非是真正意義上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其根本目的也并非是要徹底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度，而是在保持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不變的前提下對這一制度下的某些明顯“不正義”的體制進行改良性革新。這樣充滿折中主義的革新舉措注定無法徹底改變資本主義勞資矛盾，注定無法徹底改變資本的無限擴張、生產的無限擴大和勞動人民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注定無法徹底改變個別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組織性之間的矛盾，更不會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其設想具有理論上的空想性、行動上的不徹底性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依附性?；隈R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歷史解釋觀可以判斷，奧康納所設想的生態學社會主義注定無法成為現實。

二、合理性與局限性：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雙重考量

奧康納在資本主義生態危機向全球蔓延的時代背景下，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生態理論的闡釋力、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危機以及未來社會的發展趨勢都進行了深入思考，對資本主義社會乃至全球熱點生態問題的產生和應對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我們對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評價，應該沿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向，堅持“一分為二”的辯證分析方法，既要承認其思想的合理性，又要充分認識到其思想的局限性。（一）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合理性。首先，奧康納在其著作中充分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可信度”及其“理論和實踐上的洞察力”，其歷史唯物主義重構設想也并非是站在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下提出的。相反，他在著作中多次對那些攻擊馬克思恩格斯的批評家們的欠公平的指控予以拒斥，這一點應給予充分肯定。奧康納在尊重歷史唯物主義經典語境的前提下，結合當今資本主義世界新的發展形勢，將文化維度、自然維度引入到社會勞動維度中，提出了一種新的生態價值觀和生態倫理思想，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在生態領域的研究空間，順應了時展對自然、文化和社會勞動三者的和諧要求。他所提出的自然、文化、社會勞動三位一體的全新方法論范式從一定程度上豐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內涵。其次，奧康納在馬克思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思想的基礎上提出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所處的年代不曾分析過的生產力、生產關系之外的第二重矛盾及由此引發的生態危機，豐富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語境中關于矛盾和危機的理論，拓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矛盾和經濟危機的思想。同時，他繼承并發揚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精神，并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從政治經濟領域延伸至生態文化領域，他以雙重矛盾思想為理論武器，基于雙重矛盾所形成的雙重危機尤其是生態危機的危害性對資本主義展開了全方位的理論批判。就今天的全球化發展形勢來看，他提出的雙重矛盾危機理論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和理論前瞻性，他所探討的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生態失衡給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帶來的問題及其對策思考，為我們更好把握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和社會主義的新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視域。最后，奧康納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審視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新變化和新問題，他基于唯物主義歷史觀與自然觀的雙重維度，提出實現社會主義和生態學的結盟，構建一個以生產性正義為導向的生態學社會主義以降低對生態的破壞性，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他的設想開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新社會主義模式的探索，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生態建設的思想。他所設想的生態社會主義發展方式為人們從社會制度層面探究生態危機的解決辦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啟示，他提出的“保護第一”的生態理念有助于引導人們思考如何推動社會生產條件與社會形式的重組重構，他提出的生產性正義概念有助于引導人們思考如何克服資本的無限擴張及由此帶來的生態破壞，他提出的“既全球性又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動”有助于引導人們思考如何進一步加強區域性和國際性生態保護合作，從而更好地應對解決當前越來越全球化的生態問題。（二）奧康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局限性。奧康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確實有其閃光點，但同時也有其自身無法克服的局限性，具體體現在：其一，奧康納提出的歷史唯物主義生態學“理論空場”及以此為出發點的歷史唯物主義生態學重構設想具有形而上學的非歷史性和非客觀性。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雖然對生產條件、生態文明和生態危機等概念沒有較多的理論說明，但他們對自然生態問題一直都有符合他們自身時代背景的理論關切，對資本的逐利本性可能引發的生態破壞性也有過相關思考和展望，歷史唯物主義并不存在科學意義上的“理論空場”；另一方面，每一時代都有各自時代不同的焦點問題和理論任務，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那個時代尚未面臨當今時代這種類型和程度的生態危機問題。因此當今時代的理論家們絕不應該把當前社會新發展變化導致的新危機歸咎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某些方面的理論缺失或闡釋力不足。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為我們提供的是一種立場、觀點、方法及建構于之上的解決問題的思路，而非面面俱到的教義、教條。正如恩格斯曾強調的，我們的理論“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4](p284)。無論時代怎樣發展，無論社會怎樣變化，馬克思主義所闡述的一般原理及其立場、觀點與方法是完全正確且永遠不會過時，更不會失效的。其二，奧康納對雙重危機理論的論述具有避重就輕的不徹底性。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危機相較其經濟危機具有更嚴重的破壞性，因而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嚴重的矛盾，這一判斷回避了資本主義社會最核心的問題所在，顛倒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放大了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過分凸顯了生產條件在社會關系變革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隈R克思主義的理論語境可以發現，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危機更多的是經濟危機在新形勢下的一種新的或附加的表現形式，資本主義社會核心的體制性問題和矛盾依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奧康納將其理論重心和批判矛頭主要對準資本主義生產條件及生態問題，因而也就無法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矛盾危機進行有效的批判，其結果甚至會轉移無產階級的斗爭視線，不利于核心問題的根本性改善。其三，奧康納雖然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對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進行了批判，并寄希望于建構一個生態學社會主義進而從根本上克服當前的生態危機，但是他的思想具有烏托邦式的空想性。他的理論一方面更多的是停留在思維層面，缺乏轉向現實行動的具體方案，因而可操作性不強。另一方面，他提出以“生產性正義”取代“分配性正義”的設想，但他的理論并未充分論述如何徹底改變當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實現這一正義視域的轉變，在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得不到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其生態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并不會真正變為現實。此外，他后期在分析生態危機的解決路徑時，多次提出要通過國際性的激進綠色運動，推動實現一種政治上民主、生態上合理、經濟和社會上公平的生產生活方式[1](p476)。這說明他開始轉向于推動社會組織發展并力圖通過綠色環保等社會運動的方式推動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的解決。奧康納過高地估計了社會組織在解決經濟與生態危機中的作用，這種寄希望于通過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內部的社會活動來根本性改善全球生態問題的設想注定是行不通的。

三、《自然的理由》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對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幾點啟示

進入新時代以來，在生態文明思想的根本指導下，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發生了歷史性、全局性、轉折性的變化，生態環境整體上也呈現出穩中向好的趨勢，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的總體成效依然不夠穩固，建設美麗中國面臨的挑戰、壓力和矛盾也是前所未有。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好生態環境問題，就要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根本遵循，不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高度重視綠色發展，同時也要學習借鑒國外生態文明建設的有益做法并將其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作為當今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領軍人物，奧康納雖然著重論述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問題及其應對策略，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借鑒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第一，雖然奧康納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存在生態學上的“理論空場”需要重構，但他并非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科學性是予以肯定的。在《自然的理由》中，他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可信度應該被建立起來”[1](p1)。他對綠色激進主義者批評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不當做法始終是予以駁斥的，他認為批評家們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猛烈攻擊是欠公平的，這一點值得學習肯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國內質疑、貶抑甚至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仍然大有人在，這是錯誤的。不可否認，當前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仍存在各種各樣消極的現象和問題，但無論怎樣、無論是誰都不應該將這些問題的出現歸結為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理論指導力的不足。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根本指導思想，為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是開放性的行動指南，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必須要隨著時代條件和實踐的變化對其進行發展。就生態建設而言，我們要堅持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當前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用生態文明建設新的實踐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斷拓展馬克思主義關于生態環境的理論內涵。應該說，生態文明思想就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是解決當代中國生態環境問題的銳利思想武器，也為解決世界范圍生態環境問題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第二，在談及資本主義社會如何保護生產條件、改善自然環境以應對生態危機時，奧康納提出了他的生產性正義概念。雖然他未曾充分論述生產性正義的具體內涵和實現路徑，但他提出資本不能僅僅追逐利潤而進行無限擴大的破壞性生產，要樹立“保護第一”的生產理念，在商品生產環節加強對生產條件的保護以減少生產環節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損害，并由此實現生產的正義性并降低對自然的破壞性，這是值得借鑒的。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雖然起步較晚，但總體增長速度是十分驚人的。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1978—2017年，中國國內GDP年均增長9.5%，與此同時世界平均水平年均為2.9%，美國為2.6%[6](p6)。然而不能否認的是，曾讓我們快速發展起來的那種“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傳統粗放生產模式也確實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生態環境代價。國家環保部門的綠色GDP核算結果表明，僅2004年到2009年的5年間，我國付出的直接環境污染代價就已從5118億元提升到了9701億元，由此引發的間接不良后果更是不計其數。我們要吸取過去的教訓，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生態環保理念，始終堅持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綠色化“五化協同”的發展方向，杜絕走“先污染后治理”和“邊污染邊治理”的老路，堅持走“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綠色發展新路。一方面，從生產源頭加強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擯棄“唯GDP論英雄”的政績觀，樹立綠色發展、生態優先的價值觀念，實現經濟社會考核評價體系的深刻轉變，在全社會樹立起綠色節約低碳的生產生活理念，并真正貫徹到具體行動中去；另一方面，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產業能源結構調整，改造并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產業，大力發展環境友好型產業和新型循環經濟，從生產源頭上盡可能減少甚至是杜絕破壞生態環境問題的出現。第三，奧康納認為，資本的趨利性決定了其生產的無限擴大性和生態破壞性，因此它需要一種制度上的約束和控制，以避免由于資本的趨利性而導致的生產的無計劃性及由此引發的生態環境破壞，這一觀點也是很有道理的。近些年來，中國不斷加大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在中央頂層設計上做出了極大努力。也多次強調，“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7]。為此我們更要把制度建設作為新時代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堅決貫徹貫徹黨的報告提出的“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的要求。此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還應該與政治、文化等體制改革緊密聯系起來，以最大化發揮全面深化改革的效果。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指引生態制度構建，通過制度規范引導生態保護行動，通過文化教育培養正確的生態價值觀念，通過制度和法治建設規范整個社會的生態行為。同時要充分發揮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合力作用，既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過程進行嚴格控制，又對破壞生態資源環境并由此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追究責任，確立“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的比較完備的制度體系，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強大可靠的制度保障。第四，奧康納憧憬的生態學社會主義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但他提出生態學社會主義思想的宗旨之一是希望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夠聯合起來共同抗爭、共同奮斗，進而共同享受生態環境改善為人類帶來的福祉，這種美好愿望是值得肯定的，反映了好的生態環境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重要需求。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人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多次強調：生態環境問題是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因此我們在推動生態文明建設進程中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生態建設為了人民、生態建設依靠人民、生態建設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方面，要明確生態文明建設歸根結底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態環境需要而推進的民生建設。因此，其出發點與落腳點應始終堅持以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和長遠利益為根本原則，各項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要充分體現出人民群眾的意愿和訴求，從而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態環境的需要。另一方面，生態文明建設不是政府單方面的事業，而是與全社會、與每個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的福祉事業。也不是一國的事業，而是與整個人類命運都息息相關的事業。因此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既要加強本國本地區內部之間的協作，又要加強與其他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之間的生態環境保護交流與合作。做到提倡的，與世界各國攜手“同筑生態文明之基，同走綠色發展之路，共建美麗地球家園”[8]，為全球范圍內的生態環境保護貢獻中國力量，使中國的新型綠色發展理念逐漸傳導至世界的每個角落。站在歷史的長河中回首觀望，如今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早已超越了奧康納所憧憬的那種生態學社會主義，他的諸多架構和設想也早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中變為了現實，這是毋庸置疑的。40余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早已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此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自信。40余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也已為我們進行生態環境保護提供了強大的物質保障和條件，因此我們要堅信中國有條件有能力搞好生態文明建設，有能力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但同時我們也要增強問題意識和危機意識，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生態文明建設存在的諸多問題和不足，持之以恒、永不松懈地抓緊抓好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

作者:崔 潔 張博穎 單位:天津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