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四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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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此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作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陳獨秀也在這之后完成了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徹底轉變。他實現這種轉變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對民主共和的逐漸失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實用主義思潮的影響、對基督教以及西方文明的新認識等復雜的認知過程。

關鍵詞：陳獨秀；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轉變過程

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他曾作為的主將、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連任過五屆黨的總書記，為中國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他不僅具有豐富曲折的革命實踐經驗，還具有桀驁不馴、坦誠率真的鮮明個性，胸懷天下、憂國憂民的情懷，以及獨立求真、進取務實的學術精神，因而贏得了世人的尊敬。因此，研究他在前后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的心路歷程，對我們了解當時先進的中國人為何在后迅速接受馬克思主義具有重要的價值。對此，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豐碩，但宏觀分析居多。本文主要立足陳獨秀本人的文章，結合辛亥革命與前后的時代背景，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試圖深入到歷史的細節，還原陳獨秀這一轉變的具體的心路歷程。

一、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逐漸失望

陳獨秀從1901年11月到1915年6月先后五次東渡日本。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潮，但和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很模糊、誤解較深，因而在救亡圖存的迫切愿望的驅使下他順應潮流信仰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但是之后他又經歷了對社會主義關注的不斷加深和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不斷失望的過程。陳獨秀最初提到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是在1915年《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第一卷第一號上發表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文中，他把社會主義和人權說、生物進化論并列為近代文明的三大特征，認為社會主義是反對近世文明的私有財產制所造成的政治社會的不平等和壓迫、繼而進行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歐洲最近的文明。他還簡單介紹了空想社會主義三個代表人物的財產公有、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等的基本觀點，提到了拉薩爾和馬克思的資本與勞動力斗爭越激烈、進行社會革命的呼聲越高的學說對社會主義的新貢獻。然而在充分肯定了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后，陳獨秀卻評論道：“財產私有制雖不克因之遽廢”，歐洲社會若謀求資本與勞動力的調和，“貧民生計，或以昭蘇”［1］165。1917年1月，他又在《答褚葆衡》的信中明確回答了《新青年》宣傳社會主義不多的原因：“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亦甚雜。唯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于歐洲。因產業未興，兼并未盛行也。”［2］283顯然，這時的陳獨秀雖然對馬克思主義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他并不重視這種學說，認為歐洲的私有財產制不會馬上崩潰，仍幻想通過資本與勞動力調和、進行社會改良修復資本主義固有的缺陷。既然他認為歐洲不會馬上實現社會主義，那么對資本主義不發達的中國來說更是遙遠。所以，即使這時的陳獨秀已經通過觀察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辛亥革命認識到了辛亥革命后民國離真正的民主共和還相距甚遠，但他仍然信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期望通過喚醒民眾的政治的、倫理的覺悟來改造社會。十月革命爆發近兩年后的1919年3月，陳獨秀雖然認識到了社會主義可能是不久將來的世界趨勢，但他認為：“由無產階級選出眾議員，倒是緩和社會革命的一種法子。但是這種制度，歐美各國尚未能實行，中國人聽了更要害怕，所以現在也不必提起。”［1］34所以，陳獨秀此時重點關注的仍然是民主共和。然而，面對著辛亥革命后軍閥割據、政黨政治的亂象，憲法已成一紙空文的局面，以及他幾年來雖致力于思想啟蒙卻仍無法使國人信仰民主共和的人數增加的現實，陳獨秀對民國能否早日實現真正的立憲民主政體非常失望，認識到了國家組織的設計應當基于事實而不應偏于理想，中國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是掃除武人政治，維護國家統一，否則民主共和的建設根本無從談起。他沉痛地寫道：“不得不拋棄平昔之理想，以求夫最低限度之希望”，否則“一切理財、治軍、興學、殖產，均無從談起，一切國會、憲法、新政、法理、皆屬戲言”［1］354。雖然陳獨秀對民主共和能否在中國很快實行產生了懷疑，但此時國內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反民主共和的勢力非常強大，陳獨秀為了捍衛民主共和和康有為展開了論戰。他在1918年《駁康有為〈共和平議〉》中指出了辛亥革命混亂局面的原因，不是民主共和本身的問題，而是反動軍閥和學者阻礙了其施行的緣故，喪權辱國兵征民困的不良政治是帝制改為共和所必經的階段。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指出了資產階級代議制的不足之處，他說：“近世政制之患，首在立法行政之隔閡爾。”［1］38－403如果說巴黎和會前陳獨秀只是深刻認識到中國民主共和前途的艱難，并沒有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本身失去信仰，那么一戰后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徹底打碎了他的幻想。陳獨秀曾對一戰的前途抱有很大的期待，認為這次戰爭將決定世界大勢。大戰結束后還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文章期待國民順應世界大勢選擇“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1］447，甚至稱贊提出“十四條原則”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是“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1］453，一廂情愿地幻想通過巴黎和會能夠從根本上消除歐美各國對中國的不平等待遇。前幾個月，他還在《〈新青年〉罪案答辯書》中認定民主與科學可以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然而，殘酷的現實打碎了陳獨秀的幻想。面對著五大列強包辦巴黎和會以及犧牲弱小民族利益的行為，陳獨秀看到了列強在戰前所宣揚的“公理”的虛偽性，他失望且憤慨地發出了“公理何在”“不知理想高遠的法蘭西國民，都到那里去了”的感嘆［2］37。于是，陳獨秀一改過去完全否定過激派的態度而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產生了同情，他說：“過激派的行為，縱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協約國把他們破壞俄、德兩大專制的功勞，一筆抹殺，又試問公理何在？”［2］49這時的陳獨秀盡管還對朝鮮和平的獨立運動大加贊揚：“這回朝鮮的獨立運動，偉大，誠懇，悲壯，有了明確的觀念，用民意不用武力，開世界革命史的新紀元”［2］64；盡管他在苦悶之中對和平改造世界還心存一些期望，但隨著一戰后社會主義學說在歐洲的流行，陳獨秀的注意力已經開始轉向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從1919年4月20日《每周評論》上刊登的他高度贊揚俄羅斯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一樣“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2］80開始，陳獨秀的文章中對社會主義的關注明顯增多了。

二、經受了的洗禮

1919年，陳獨秀積極參與并領導了，并且在這場運動中受到了洗禮。前后，陳獨秀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國民要有“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以及“不能讓少數人壟斷政權的覺悟”［2］106，號召全體國民起來團結一致發揮民族自衛的精神。這些文章一改過去反對激進革命的態度，具有把愛國運動導向社會革命的政治動員性。他在《貧民的哭聲》一文中警告那些壓榨人民的官僚政客，連歐美日都在研究如何預防社會革命。在6月8日的《每周評論》的隨感錄中寫道：“立憲政治和政黨，馬上都要成為過去的名詞了，我們從此不要迷信他罷。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飯要緊。”［2］111這表明陳獨秀開始轉向下層勞苦民眾的民生問題，因為陳獨秀在這場運動中看到了一直以來所期望的國民運動的希望，并且受的俄國革命是“面包革命”的影響，認為需要用政治手段解決下層民眾的生活問題。不過，后陳獨秀雖然把目光投向了勞苦大眾，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他仍然在社會改良和社會革命之間搖擺。1919年12月1日發表的《〈新青年〉宣言》就是篇融合了社會主義、實用主義等各種思潮的文章。雖然在中陳獨秀看到了工人階級的力量，認識到沒有工人階級的支援而只有學生運動難以達到改造中國的目的，但他還是不能肯定布爾什維克的過激主義“是不是擾亂世界”，而且不認為中國具備了發生大規模勞動運動的經濟條件，不妄想也不希望中國發生革命暴動造成重大的犧牲，所以仍然傾向于漸進改良，只希望勞動者有改造自己境況的覺悟，號召青年從自己做起，使社會公正廉潔漸漸增長，他認為：“照這樣的辦法，雖說過于遲緩，就怕比用特別大氣力、求急速改造社會的效果還大，還要實在。”［2］1831920年4月，陳獨秀在總結反思的精神時，才徹底拋棄了以前漸進改良的幻想。他認為：“中國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犧牲，得很大的效果。這病不改，中國永遠沒有希望。”［2］222促使他認同革命暴力手段的原因在于，后陳獨秀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在觀察中國的現實和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狀況時，認清了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虛偽性。他感嘆道：“保守主義的英、法政府，仍舊在那里夢想侵略主義的、保守主義的虛榮，而傾向社會主義的勞動家、學者，卻都宣揚侵略主義不和人道。”［2］157對陳獨秀最終完成向馬克思主義者轉向的作用，也體現在科學與民主作為衡量一切價值唯一標準的五四精神的影響下，他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研究方法的信服上。早在1915年陳獨秀就認為：“以科學說明真理，事實求諸證實，較之想象武斷之所為，其步度誠緩；然其步步皆踏實地，不弱幻想突飛者之終無寸進也。”［1］163他還認為，科學不僅指自然科學，而且還包括社會科學，應當拿自然科學的方法應用于社會科學，而不能拿自然科學直接說明社會科學。1920年在《大公報》上發表的《告新文化運動的諸同志》一文中，陳獨秀直接引用了馬克思《資本論》的例子來說明辦報不僅要有深厚的感情，還要注重精密研究的觀點，他說：“持論既不謬，又加上精密的學歷研究才好。像克羅馬底資本論，克波客拉底互助論，真是我們持論底榜樣。”［2］1731922年《廣東群報》發表《馬克思兩大精神》一文，陳獨秀更是明確說明了他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原因。他說：“歐洲近代以自然科學證實歸納法，馬克思就以自然科學的歸納法應用于社會科學。馬克思搜集了許多社會上的事實，一一證明其原理和學說。所以現代的人都稱馬克思的學說為科學的社會學，因為他應用自然科學歸納法研究社會科學。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學或社會學，都是以這種科學歸納法作根據，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據的。現代人說馬克思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和空想的社會主義不同，便是在此。”［2］453

三、受實用主義思潮的影響

實用主義是20世紀美國居于主導地位的哲學流派，它強調以人的價值為中心，以實用、效果為真理標準，以實踐、行為為本位走向，倡導教育與社會聯系等，反映了美國社會求實進取，崇尚科學與民主的精神，成為美國文化的核心。實用主義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受杜威來華講學的影響在五四時期達到高潮。這樣一位西方的思想大師，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親自來到中國講學，其停留時間之長，所到地域之廣，宣揚自身學說之豐富，產生影響之廣泛，是其他任何一位外國思想家、學者都無法與其相比的［3］。處于思想轉型期的陳獨秀，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潮對他的思想轉變也有很大的影響。陳獨秀在《國民》雜志成立周年大會上致辭時，就引用了杜威的“從前的社會組織有病，非把他改良不可”［2］117觀點來論證他的促使人民由外交到內政再到社會組織的社會改造思想。在《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中，陳獨秀盡管透露出對現實政治的不滿，既“不情愿階級爭斗的發生”，也不同意杜威的只靠憲法和代議制表現民意的思想，而傾向于“人民自身同時是治者又是被治者”的積極的實行自動的人民自治，但還是參考了英美的民治主義實踐，亦探討了在中國如何通過改良主義方式實現政治的民治主義和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的問題。從此文的論述方式來看，陳獨秀在文中多次提到“直接的實際精神”“多干事實，少出風頭”“注重團體自身生活的實際需要”［2］118－126，這顯然是受了實用主義的影響。此外，陳獨秀在1919年12月1日發表的《〈新青年〉宣言》也明顯包含實用主義思想，他聲稱“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圣賢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這種政治，卻是造成新時代一種必經的過程，發展新社會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要實驗我們的主張”［2］130－131。這些被陳獨秀有意無意吸收的實用主義思想，不僅促使陳獨秀在后從致力于思想啟蒙轉到了參與實際的政治運動中去，而且在對各種思潮選擇的標準上，則以“需要”為標準，他說：“我們士大夫階級斷然是沒有革新希望的，生產勞動者又受了世界上務必的壓迫，所以有輸入馬格斯社會主義底需要。”［2］274可見，陳獨秀最終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原因，正如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所認為的，是“當時中國現實斗爭的需要，而不是在書齋中透徹分析研究了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學術所得的結果”［4］28。

四、對基督教以及西方文明的新認識

時期，極力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宗教與迷信的陳獨秀，對基督教的態度發生了一定的轉變，而這種轉變也是促使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因素。1917年5月1日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的《道德之概念及其學說之派別》一文中，陳獨秀就將社會主義歸類于基督教文明，他說：“社會主義，乃耶穌教文明。”［1］337在1919年朝鮮爆發的三一運動中，陳獨秀看到了廣大基督徒在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感觸頗深，并高度贊揚道：“這回朝鮮的獨立運動，偉大、誠懇、悲壯……我們對之有贊美、哀傷、興奮、希望、慚愧，種種感想”，我們“從此不敢輕視基督教”［2］64－65。爆發后，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被捕入獄，在獄中他進一步反思基督教與西方文明，并在出獄后發表了《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認為支配西洋人心底的最高文化是希臘以來美的情感與基督教信與愛的情感，而中國文化正因為缺少這些，社會變得麻木不仁。1921年在回友人的一封信中，陳獨秀甚至寫道：“不但革命事業非以生命來換不可，在這種邪惡的社會里，要想處處事事拿出良心來說實話辦實事，也都非有以生命來換的精神不可。吳稚暉先生也說過，羅素謂此時俄人列寧等行事有些宗教性，此話誠然不差；但無論什么事若不帶點宗教性，恐怕都不能成功。”［2］391可見，前后的陳獨秀，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意識到了在歐洲和俄國社會主義運動中所展示出來的崇高、平等、博愛、犧牲精神的重大作用，并將之與基督教精神聯系在一起，并希望運用基督教精神來改造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這體現了陳獨秀此時對社會主義認識的局限性和不徹底性，但這種認識對他向馬克思列寧主義轉變顯然起到了重要作用。這里應該指明的是，陳獨秀雖然基于五四時期文化重建與社會改造的需要對基督教表現出一定的欣賞態度，但他對宗教總體上的批判態度是一貫的，特別是在大革命期間，他對宗教又經歷了全面否定的過程。綜上所述，陳獨秀在后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一個曲折復雜的理性思考過程，他是在對辛亥革命后中國社會現實以及對民主共和本身的反思中，在經受民主科學精神的洗禮和勞苦大眾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在杜威實用主義思想的影響下，以及在對基督教以及西方文明中犧牲精神的重新認識等四重因素的作用下，最終在后徹底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而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便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和戰友們一起創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

參考文獻：

［1］任建樹．陳獨秀著作選編：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任建樹．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元青．杜威的中國之行及其影響［J］．近代史研究，2001（2）：130－169．

［4］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作者:令狐喬麗 單位:中共中央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