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會通的領域和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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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會通是新時展之大勢所趨，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實現兩者的會通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持續發展和傳統儒學現代轉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會通主要體現為“一個領域，兩個層次”。“一個領域”，即社會道德領域；“兩個層次”，即黨員干部的“舍生取義”，普通群眾的“忠恕之道”。在“舍生取義”指引下，黨員干部應做到：“為政以德”“勤政為民”；“廉潔自律”“克己奉公”；“仁者愛人”“兼善天下”；“慎獨”“修己以安百姓”。在“忠恕之道”指引下，普通群眾應做到：公共道德“愛國守法”“推己及物”；職業道德“愛崗敬業”“誠實守信”；家庭道德“愛家孝親”“親仁善鄰”；個人品德“潔身守道”“明禮知恥”。這些要求與黨和政府制定的相關文件相契合，能夠起到促進社會道德文明進步的作用。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儒學；會通

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1]2014年9月24日，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式上強調：“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歷史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可以說，在當前實現馬克思主義的與時俱進與繼承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實現馬克思主義與傳統儒學的會通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持續發展和傳統儒學現代轉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一、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會通于“社會道德領域”

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會通的實踐貫徹可以簡要地歸結為“一個領域，兩個層次”。所謂“一個領域”是指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會通的現實領域，是社會道德領域；“兩個層次”是指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會通后發揮的作用主要針對兩類人群，即黨員干部和普通群眾，對黨員干部的要求（“舍生取義”）高于對普通群眾的要求（“忠恕之道”）。為什么我們將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會通的現實領域限定于、或者說主要集中于社會道德領域？原因有三：第一，儒學作為道德學說，完全和政治脫離，從而避免“儒學政治化”可能帶來的任何不良影響。馬克思主義是我國的政治指導思想，但儒學與馬克思主義會通后絕不意味著儒學也要成為政治上的指導思想，恰恰相反，為了避免“儒學政治化”可能帶來的任何不良影響，我們必須將（會通后的）儒學嚴格限定在社會道德領域，并完全與政治脫離，從而徹底消除（會通后的）儒學（可能的）消極社會影響，充分發揮儒學在社會道德領域的積極作用。將“儒學政治化”不僅無助于儒學的現代轉型和復興，也無助于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一些所謂“大陸新儒家”學者主張將儒學作為主流意識形態，這種將儒學政治化的主張實際上是對儒學的扼殺，是不合時宜的錯誤言論。因此，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會通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并將其會通領域限定于社會道德領域。第二，將會通后的現實領域限定在社會道德方面，有利于脫離傳統僵化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對于二元對立的僵化模式不再堅持，而以更加開放客觀的態度代之。但是由于歷史的影響，長期以來思想家對于儒學的評價往往局限于、糾葛于僵化的二元對立的方式，正是因為儒學既有唯物的內容，也有唯心的內容，而且產生于封建農耕時代，所以對其評價往往難以做到客觀，而與馬克思主義的會通也很難實現。因此，要么以唯物觀點痛批儒學，將儒學貶斥得一文不值；要么堅持保守主義，認為儒學什么都好，不存在所謂糟粕（某些保守主義觀點便是如此）。現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對儒學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二者會通發揮作用的領域集中于社會道德方面，關注現實倫理道德問題的解決，擯棄本體論上的理論糾葛，就能夠克服僵化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能夠促進二者在實踐上的真正會通。第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社會道德問題日益突出，將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會通于道德領域，有利于更好地服務現實。當下的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而不是革命時期，因此大肆宣揚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階級斗爭等理論不合時宜（這在1978年以來黨中央制定的諸多政策文件中早已明示）。在市場經濟（激發人們逐利動機）以及西方思潮（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的影響下，整個社會的道德有日益滑坡的傾向，社會倫理道德問題日益突出，在此情況下就更應該多提倡倫理道德等相關內容。而儒學有充分的倫理道德理論資源，因此將二者會通后的領域主要集中于社會道德方面，適合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有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和持續發展。

二、黨員干部的道德要求：“舍生取義”及其主要內容

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會通指向兩個層次，即黨員干部和普通群眾。這種劃分并不意味著黨員干部高于普通群眾，而是黨員干部應當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正如鄧小平所說要甘當人民的“兒子”，因此對黨員干部的道德要求比普通群眾要高。從另一個層面來說，黨員干部往往掌握著更多公共權力，因此對他們的要求自然也要比沒有任何公共權力的普通群眾要求要高。為什么對黨員干部的道德要求集中體現為“舍生取義”？2017年10月24日在黨的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章第二條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從中我們看到，“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就意味著舍棄任何私利和特權，甚至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舍生”，其目的是“取義”，“義”之指向是人民利益至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舍生取義”來源于《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當貴重之生命與大義相沖突的時候，孟子主張舍生取義，這是儒者的氣節。黨員干部是人民群眾中的先進分子、積極分子，掌握著一定公共權力，因此對黨員干部的道德要求應更高。當黨員干部遇到生命與“大義”發生不可調和的嚴重沖突時，應當做到“舍生取義”。什么是“大義”？大義就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舍生取義”可以簡單表述為：黨員干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不怕流血犧牲，始終做到無私奉獻，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有四個目標：建國前，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黨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國百年時，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也是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顯然，對于一名共產黨員來說，做到“舍生取義”是道德上的應然要求。同樣，作為干部，也就是傳統社會所說的官員來說，官德的要求比民德更高，因為官員的一言一行對人民群眾會造成很大影響，所以必須有更高的道德。官德影響著民德，影響著社會風氣，官德正則民風淳，官德隆則國家興，官德毀則國家衰。可以說，官德高度決定了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官德水平決定著一個政權的興衰成敗。為官者的道德水平如何，一定程度上反映著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可以說，黨員干部的道德水平是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風向標和晴雨表。因此，黨員干部應該以“舍生取義”為道德準則，一切以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大義”為重，當生命與“大義”發生劇烈沖突時，黨員干部要有舍生取義的擔當。“舍生取義”既是儒學的價值觀，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念。《論語•衛靈公》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子主張，志士仁人決不為了自己活命而做出損害仁義的事情，而是寧可犧牲自己也要恪守仁義的原則。《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馬克思主義宣揚積極的革命精神，號召為了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拿起武器進行暴力革命，不怕流血犧牲，以最激烈、最徹底的方式推翻反動政府，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顯然，馬克思主義號召的這種不怕流血犧牲、勇于革命的精神和“舍生取義”是有內在契合性的。“舍生取義”也與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傳統相契合，為了建立新中國，為了建設新中國，無數共產黨員舍家紓難、流血犧牲、無私奉獻，體現出“舍生取義”的真諦。在“舍生取義”根本道德觀的引領下，黨員干部應做到以下四個方面的道德觀：一是“為政以德”“勤政為民”。“為政以德”“勤政為民”是傳統儒家道德學說（官德）的重要內容，與當前中國共產黨的相關要求存在一致性。《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規定：“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顯然，將儒學“為政以德”“勤政為民”作為黨員干部道德修養的重要內容是合適的。“為政以德”是黨員干部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論語•為政》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德是修身之本。人無德不立，官無德無為。古人又講“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把德的修養好壞放在建功立業、著書立說之前，可見對德的重視。德乃為政之要。孔子曾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所以古人反復強調，為官者身要正，社會才公正，民眾才信服。德乃立國之基。從周公開始我國就已經提出了“敬德保民，民德勝法”的思想，這是儒家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的核心。德是國家的根基，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在當今價值多元化的社會，面對道德滑坡、誠信缺失的現實挑戰，如何構筑我們共同的精神家園，是擺在國人尤其是黨員干部面前的現實問題。黨員干部要自我凈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才能最終構建起中華民族的精神道德高地。黨員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必須以德為先，勤政為民。從掌握公共權力的官員作決策的角度來說，決策為公、全心為民是應然的要求和必備的素質。既然天下為公，為官執政者決策時自然就必須以公心民本為重，這正如唐代陸贄所說：“以公共為心者，人心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心沸而叛之。”《尚書》中也有這樣的訓誡：“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越是位高權重者作決策，尤其是重大決策時必須小心謹慎，必須時刻保持為民造福的公心，對于那些所謂的“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貪腐之舉必須堅決杜絕。《管子》云：“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意。”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傳統中國的為官者尚且能夠認識到這一點，當代中國黨員干部更應當做到。漢朝賈誼曾強調“民者，萬世之本也”。《三國志》中陸凱也說：“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即使是“道法自然”的老子也說“圣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可見，黨員干部手握人民賦予的權力，在做出決策時應時刻牢記民心向背的道理，以公心出發而不以私心出發才能做到為民服務，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二是“廉潔自律”“克己奉公”。《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章第三條規定：“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貢獻。”《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指出：“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規定了黨員的廉潔自律規范：“堅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堅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凈做事；堅持尚儉戒奢，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獻。”顯然，“廉潔自律”“克己奉公”與黨的要求是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廉潔自律”“克己奉公”是指黨員干部必須加強自我修養，嚴于律己，克制自己的私心貪欲，一切以公心、公益為重。《左傳》曾記載：“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后使復其所。”廉潔自律不僅包括不貪財物，還包括不貪美色。“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對于美色的貪求有時候更甚于對財物的貪婪，所以宋儒有“存理滅欲”之說。明朝焦竑《玉堂叢語》記載：“曹鼎為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動。輒以片紙書‘曹鼎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這個故事提醒我們，黨員干部在面臨美惑時，必須時刻警醒自己，否則就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如近些年來在反腐中落馬的諸多官員中，大多都有“生活作風問題”，甚至將其表述為“道德敗壞”“與他人通奸”等。《孔子家語•好生第十》記載：“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2018年10月1日實施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系，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利用職權、教養關系、從屬關系或者其他相類似關系與他人發生性關系的，從重處分。”這充分顯示了在當前西方“性自由思想”嚴重影響國內道德風尚的情況下，黨中央所作出的重要舉措，而這與傳統儒家文化提倡廉潔自律、克己滅欲的思想是有共通之處的。如何做到廉潔自律、克己奉公呢？正如朱熹所說，“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十三）。王陽明也說，“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明•王陽明《傳習錄》）。在這里，如果將“天理”轉化為“為人民謀幸福，以人民根本利益為重”的價值旨歸，那么朱熹和王陽明之說就更符合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這也正如劉少奇所說的那樣，“一個人只有黨的共產主義的利益和目的，真正的大公無私，沒有離開黨而獨立的個人目的和私人打算”，只有這樣，才能養成“建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上”的共產主義新道德[3]。三是“仁者愛人”“兼善天下”。《中國共產黨章程》（2017年）總綱指出：“黨風問題、黨同人民群眾聯系問題是關系黨生死存亡的問題。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一切為了群眾，這和儒家要求君子“愛人”“兼善”有共通之處，兩者都是將百姓的利益置于自己的私利之上，都要求對他人的奉獻。《孟子•離婁下》云：“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仁德的人博愛于人，講禮儀的人尊重于人。所謂“仁”，“二人成仁”，意味著“仁”是處理人際關系的道德準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中孔子所說的也是這個意思，即要愛人如己，要愛敬人民。黨員干部愛敬人民，自然就能得到人民的擁護，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就能“如魚得水”。“兼善天下”與“仁者愛人”一脈相承。“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窮，不是說貧窮，是指在仕途上不得志；達，是指在朝廷上位居高位。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一個人若有幸參與朝政，就應以天下為己任，讓民眾受惠，這是積極的人生；如果不能實現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的話，那么就退而修身，潔身自好，也不失為一種積極的人生觀。儒家入世的主要方式是參政，以“學而優則仕”的方法去完成“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可是這樣并不順利，就連學富五車的孔子、孟子，從政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風順。孔子周游列國，碰壁無數；孟子更是以布衣終老。豐富的人生閱歷讓他們對人生有了更透徹的了解，所以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泰伯》），又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意指國家政治清明的話，就表現出自己的才能，從而做出貢獻，相反如果國家政治腐敗，就隱藏自己的才能，不出來做官。后來孟子提出的“獨善其身”“兼善天下”，就是對孔子這種人生哲學的概括和補充。孟子提倡“獨善其身”“兼善天下”是強調君子要適應環境的變化而做到進退有據，但是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在這政治清明的社會中，黨員干部很明顯是要以“兼善天下”為己任。“兼善天下”的一層意思是讓老百姓都能夠過上好日子，另一層意思是讓老百姓都有道德，從而實現良善的社會風氣。過上好日子屬于物質文明建設，有道德良心屬于精神文明建設，這兩者都是黨員干部需要努力做到的，也是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努力發展生產力，并實現“德法兼治”的要求。四是“慎獨”“修己以安百姓”。《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章第三條規定：“切實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勇于揭露和糾正違的原則的言行和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堅決同消極腐敗現象作斗爭。”這和傳統儒家所講的“慎獨”“一日三省吾身”是相似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六章第三十六條規定：“堅持黨的群眾路線，自覺地接受黨和群眾的批評和監督，加強道德修養，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反對任何濫用職權、謀求私利的行為。”這和傳統儒家主張的“公正無私”“修己以安百姓”是有一致性的。“慎獨”是傳統儒學強調修身的主要途徑之一。《大學》有云：“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獨也。”《中庸》也談慎獨：“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道是不可須臾分離的，所以君子在別人看不見、聽不到的時候也要謹慎自己的言行。簡而言之，“慎獨”指的是人們在獨自居處的時候，也能自覺地嚴于律己，謹慎地對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違道德的欲念和行為發生，從而使道義時時刻刻伴隨自身。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一些以“慎獨”出名的人物，其中名聲最大的是東漢安帝時的荊州刺史楊震。這位以“性公廉，不受私謁”著稱，留下了個“清廉誡四知”的典故。《后漢書•楊震傳》記載：“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在夜深人靜之時，在沒有第三者知道的情況下，楊震作為王密的上司，同時又是他的恩師，堅決拒收重金，并且錚錚鐵言，這是天理不容，法理不容，人理不容，情理不容的事，其“慎獨”的精神可嘉，堪稱歷代師表。相反，那些做不到“慎獨”而貪贓枉法的人往往都會受到法律的嚴懲。唐朝卒徒出身的宿州太守陳璠，因貪贓被處死時，曾寫《臨刑詩》：“積金堆金官又崇，禍來倏忽變成空。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言簡意賅，發人深省。晚清重臣曾國藩非常重視慎獨，他總結自己一生的處世經驗，寫了著名的“日課四條”，即慎獨、主敬、求仁、習勞。這四條，慎獨是根本，是“體”；其他三條是枝葉，是“用”。對于“慎獨”來說，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說，對于共產黨員而言，“在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有做各種壞事的可能的時候，他能夠‘慎獨’，不做任何壞事”[3]。可以說，能否做到“慎獨”，以及堅持“慎獨”所能達到的程度，是衡量人們是否堅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取得成績大小的重要標尺。“慎獨”的目的不僅僅是自我修養，而是要做到“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中記載：“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這就是修己的三個層次：“修養自己，保持嚴肅恭敬的態度”“修養自己，使周圍的人們安樂”以及“修養自己，使所有百姓都安樂”。掌權執政的黨員干部當然要以“修己以安百姓”來要求自己。在當代社會主義建設中，就是要時刻關心群眾，切實解決人民群眾關注的問題，在人民群眾遇到困難或危險時必須勇往直前，盡心竭力為人民群眾解決困難，維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一十六條規定：“對涉及群眾生產、生活等切身利益的問題依照政策或者有關規定能解決而不及時解決，庸懶無為、效率低下，造成不良影響的”，將給予嚴厲懲罰。第一百一十七條規定：“盲目舉債、鋪攤子、上項目，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致使國家、集體或者群眾財產和利益遭受較大損失的，對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者，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第一百一十八條規定：“遇到國家財產和群眾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時，能救而不救，情節較重的，給予警告、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這些條例對黨員（干部）的職責和義務做了具體規定，有助于黨員（干部）提升自身修養，將“舍生取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貫徹到底。

三、普通群眾的道德要求：“忠恕之道”及其主要內容

相對于黨員干部的“舍生取義”而言，普通群眾的“忠恕之道”確實要求低一些。不過，“忠恕之道”對于普通群眾形成良好的道德素養、維護社會和諧已經足夠。雖然看起來“忠恕之道”比“舍生取義”低，但實際上要想達到忠恕之道，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孔子學說的核心可以簡單歸結為“忠恕之道”，這是所有人都可以達到的道德境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以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這是孔子所說流傳千古的“忠恕之道”，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人際交往“黃金律”被廣為宣揚。對普通群眾的要求就是要遵紀守法，具有堅定的道德底線，激勵他們達到較高的道德水平。其中“具有堅定的道德底線”是必需的，這便是孔子“忠恕之道”的現實化。既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尊重他人、誠實守信等就是必備的美德，如果人人都能夠遵從，那么社會的和諧就會實現，盡管這種實現相對消極。如果人人都能夠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就是一種積極的建構和諧人際關系的努力，盡管這種努力的出發點是為了自己的“立”和“達”，但也是值得贊美的，這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增廣賢文》）、“君子喻于義”（《論語•里仁》）的意思。畢竟，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能夠實現“忠恕之道”對于普通群眾來說已經很好了。在“忠恕之道”道德觀的引領下，普通群眾應當遵循以下四個方面的道德觀：一是公共道德方面：“愛國守法”“推己及物”。在公共道德方面，普通群眾的要求是“愛國守法”，這是每個公民都應當遵循的基本道德準則，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那么，什么是“推己及物”？程顥、程頤認為：“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北宋•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十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推己及物”就是孔子所說的“恕道”；針對《論語•衛靈公》提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集注曰“推己及物”。“推己及物”要求人們做到像尊重自己一樣尊重他人，像對待自己一樣對待他人以及自然環境（包括生活其中的動植物）。這是公共道德里面非常重要的內容，也是我國目前建設生態文明的必然要求。譬如2013年“非典疫情”以及2020年全球性“肺炎疫情”的暴發，根源都是人們不尊重自然規律引起的。因此，在生態文明建設的當下，強調“推己及物”有著重要的時代價值。二是職業道德方面：“愛崗敬業”“誠實守信”。在職業道德方面，顯然“愛崗敬業”是必需的基本道德準則，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愛崗敬業指的是忠于職守的事業精神，這是一切職業道德的基礎。愛崗就是熱愛自己的工作崗位，熱愛本職工作，敬業就是要用一種恭敬嚴肅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工作。愛崗敬業是平凡的奉獻精神，因為它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而且應該具備的；愛崗敬業又是偉大的奉獻精神，因為偉大出自平凡，沒有平凡的愛崗敬業，就沒有偉大的奉獻。誠實守信是我國的核心價值觀之一，孔子曾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在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經濟的逐利特性極大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但與此同時也有其負面影響。為了一己私利而言而無信，甚至惡意欺騙的事件有日益增多的趨勢，長此以往，如果沒能得到及時糾正和引導，這種不良風氣將會滲透到社會各領域中，最終阻礙社會的發展。因此，一個人應當保持誠實善良的品性，在經濟活動和社會交往中講究誠信，這樣才能營造合作共贏的經濟環境。三是家庭道德方面：“愛家孝親”“親仁善鄰”。在家庭道德方面，傳統儒學強調的“孝”應該繼承到孔子那里，而不是回到董仲舒之后的那種帶有政治色彩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迷信中。作為一種天然的親近情感，“愛家孝親”是應然的美德。“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孔子家語•弟子行》）孝敬父母是道德的開始，一個人如果連父母都不孝順，德行上一定是有缺陷的。“孝”與“愛”連接在一起，意味著情感上的親近和諧，孔子也強調了這一點：“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由對家庭的愛和對父母的孝，自然而然地推廣開去，就是對鄰居的友善，就是對他人的仁愛，這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提倡的“友善”相通。“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左傳•隱公六年》）。當今市場經濟社會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傳統的家族、宗族式的“熟人社會”已經瓦解（即便是最封閉落后的農村，這種宗族式的鄉村熟人模式也已不復存在），如何搞好鄰里關系是關系社區建設的大事。因此，提倡每個人都應做到“愛家孝親”“親仁善鄰”，這是建設道德型社區的必然要求，也是黨和政府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四是個人品德方面：“潔身守道”“明禮知恥”。《晏子春秋•內篇問上》云：“潔身守道；不同世人陷乎邪。”周敦頤《愛蓮說》云：“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所謂“潔身守道”就是指一個人在污濁的世間獨立不移，永遠保持高潔的操守和正直的品德。當今時代，全球倫理道德水平都有滑坡之勢，經濟社會中逐利動機的空前強化，使得各種不講道德甚至違反法律的事件屢禁不止，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普通群眾不必像黨員干部那樣做到“舍生取義”，但至少應當做到“潔身守道”。如《孟子•萬章上》所說：“圣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論語•泰伯》有云：“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既然要“守死善道”，那么民眾就應當做到“明禮知恥”。講究禮儀，以禮修身，有恥且格，弘揚正氣。“禮義廉恥”被稱之為“國之四維”，《管子•牧民•國頌》指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指上下有節，有禮就不會超越節度；“義”指合宜恰當的行事標準，有義就不會偏險悖亂；“廉”指廉潔方正，有廉就不會營私舞弊；“恥”指知恥之心，有恥就不會同流合污。這與黨和政府要求的遵紀守法是一致的。如果真正做到了這些，自然就可以使得民風良善、正氣充盈、邪事不生、國泰民安。從實踐貫徹方面來說，要想實現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會通的“一個領域，兩個層次”要求，還需要做到以下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教育。通過學校系統內教育、系統外社會（公共）教育兩個主要途徑，以及家庭教育這一重要途徑，將道德要求的理念、范疇、領域等內容宣貫到每個家庭乃至每個人之中，引導、激勵、規范人們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另一個方面是懲戒。在法治建設過程中，對倫理道德的最大支撐還是來自于法律，這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題中之義。要綜合各種手段，通過法律法規、黨紀黨規、新聞輿論、社區氛圍、鄉風民俗等各種途徑懲惡揚善，起到引導人們養成良好道德品質的目的。

[參考文獻]

[1].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徐瑾 屈文文 單位:湖北大學哲學學院